关于科学方面的随笔【第一篇】：科学教育随笔
小学科学与初中科学的最大区别就是小学重点在培养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而不是知识的积累。刚开始担任科学老师的时候，我把实验和知识的学习一并放在首位。但经历那么多的听课活动、教案的研究以及自己上课的实践经验，让我茅塞顿开，颇有顿悟的感觉，在此浅谈一下自己的小小心得体会。
科学课程的目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引起他们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更为以后深入的科学学习和科学探索打好基础。
小学科学不注重知识积累的多少，而是在于学生对于学习科学的兴趣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现在小学科学课采用探究式的教学方式，就是以探究过程为核心，在活动中学习科学，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素养。但这个“活动”也不是学生按部就班跟着老师的指令做。教师的角色引导者和活动的合作者，而不是指挥家。科学课上学生会有很多的想法，老师更多的是参与他们的想象和实践。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能随便的否定学生的每一个想法，或许我们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它的不存在，但是对于未有涉及理论知识的小学生，我们的鼓励是对他们养成动脑和探究习惯的支持。我们可以借其他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往正确的方向走。
我觉得，科学课上氛围很重要。如果每个学生都安安分分坐着听，老师说一才做一，那跟按部就班的学习没两样；如果学生过于活跃，那整节课带来的只有混乱的感觉，最后只能一无所获。学习气氛也是需要老师的引导的，我们应用的探究式的学习方式，就能很好的来协调这一点。探究式学习过程有提出问题——做出假设——设计实验——动手实验，验证假设——得出结论。在第一步创设情境、提出问题中就能引起学生的求知欲，然后通过自己的动手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设，能给予学生释然的感觉，更具有成就感。通过自己的探索从未知变知之，也不难理解有些学生会开心得说上科学课比较有意思。
关于科学方面的随笔【第二篇】：科学随笔 逆风飞扬
进入90年代，随笔悄然兴起并迅速走红。近两三年来，这股“随笔风”刮进了科学领域，科学文化内容的随笔不时见诸包括本报在内的一些报纸和杂志。去年底以及今年7、8月间，一批收集此类文章的图书相继上市，仅记者在书店中看到就有6、7种，其中包括收入三联书店“读书文丛”的吴国盛著《现代化之忧思》，收入青岛出版社“野菊文丛”的江晓原著《东边日出西边雨》、刘兵著《驻守边缘》，收入福建教育出版社“木犁书系／我思文丛”的刘华杰著《以科学的名义》、刘兵著《触摸科学》，还有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方舟子著《方舟在线》，等等。
带有科学文化随笔性质的图书以前并非全然空白，一些科学家写作的反映其人文思想的文集就出版了不少，例如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大科学家文丛”，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金鼎随笔丛书·自然科学家辑”。不过它们并不具备文体上的自觉，所收文章较为庞杂，相当一部分是科普小品、论文、书信和回忆文章。而新出的这一批图书中的文章在文体上纯粹得多，大部分可归入学术随笔的类别。它们选择的话题虽然不一定是“大众”感兴趣的，但至少是“小众”或“中众”关心的。它们都具有随笔的特点和优势：轻松，活泼，没有艰深的论述，可读性强，对读者有一种亲和力，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它们最关注的并不在科学的内部，而是在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与社会等方面，亦科亦文，可以说是科学与人文“杂交”的产品。这些构成了科学文化随笔的主要特点。
这些随笔集视野开阔，见解也有一种综合的色彩。例如江晓原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里面的文章涉及性学史、天文学史、科学史、IT文化、科学文化、伪科学等领域，还有少部分文章与科学并不沾边。使这本书整体上透出一种通家气象，透出了作者不凡的才、情、趣。此外如吴国盛关于自然观、生命观，刘兵关于科学史、生态问题，刘华杰关于科学哲学、伪科学问题，方舟子关于伪科学问题、进化论、文学等方面的文章，均体现出超越专业的文化视野，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科学文化随笔的兴起，对于当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以克隆技术和人类基因组研究为代表的生物科技突飞猛进，纳米技术等新事物层出不穷……这种时代背景下，科学文化随笔在实用性的技术内容之外，向我们展示了科学技术背后的文化，以及科学技术带来的伦理、道德、法律问题。从学者的角度来说，随笔这一形式也有助于他们的学术成果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江晓原谈到自己开始随笔写作的原因时说到：“有一位教授曾对我说，他在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全世界若有50名读者，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了。而据我自己多年的感觉，50这个数字恐怕还太乐观了一点。学术论文的命运既是如此，写‘舞文弄墨’文章的冲动自然也就难以泯灭。”江晓原大学的专业是天体物理，但他自幼就对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充满兴趣，因此，随笔写作在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数量上来看，目前在报刊上发表的科学文化随笔性质的文章数量还很小，随笔图书也极其寥寥。以“木犁书系”来说，30多种随笔集中，有关科学的其实只有我们上面提到的两种。“野菊文丛”也是到第三集才有了两种与科学有关的。可见科学文化随笔整体上还不成气候，还未能在社会上和读者中形成声势。一个问题是，科学文化随笔的生存空间并不理想，江晓原认为目前写作随笔在体制内并不受到鼓励，甚至有时还被视为不务正业。刘兵则认为“像这样的文字，通常是很难作为什么‘研究成果’的，自然也难以得到‘中心’的认可”，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野菊文丛”的策划人王一方指出，科学文化随笔的不昌盛，实际上反映了当前专业过于细化、技术至上主义盛行对人们的异化和戕害。他认为，要繁荣科学文化随笔的创作，首先要跨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促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涌现。
《方舟在线》、《触摸科学》等书问世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切关注，包括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在内的多家媒体纷纷予以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期望科学文化随笔图书越出越多，越出越好，带领我们走近科学，触摸科学。进入90年代，随笔悄然兴起并迅速走红。近两三年来，这股“随笔风”刮进了科学领域，科学文化内容的随笔不时见诸包括本报在内的一些报纸和杂志。去年底以及今年7、8月间，一批收集此类文章的图书相继上市，仅记者在书店中看到就有6、7种，其中包括收入三联书店“读书文丛”的吴国盛著《现代化之忧思》，收入青岛出版社“野菊文丛”的江晓原著《东边日出西边雨》、刘兵著《驻守边缘》，收入福建教育出版社“木犁书系／我思文丛”的刘华杰著《以科学的名义》、刘兵著《触摸科学》，还有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方舟子著《方舟在线》，等等。
带有科学文化随笔性质的图书以前并非全然空白，一些科学家写作的反映其人文思想的文集就出版了不少，例如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大科学家文丛”，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金鼎随笔丛书·自然科学家辑”。不过它们并不具备文体上的自觉，所收文章较为庞杂，相当一部分是科普小品、论文、书信和回忆文章。而新出的这一批图书中的文章在文体上纯粹得多，大部分可归入学术随笔的类别。它们选择的话题虽然不一定是“大众”感兴趣的，但至少是“小众”或“中众”关心的。它们都具有随笔的特点和优势：轻松，活泼，没有艰深的论述，可读性强，对读者有一种亲和力，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它们最关注的并不在科学的内部，而是在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与社会等方面，亦科亦文，可以说是科学与人文“杂交”的产品。这些构成了科学文化随笔的主要特点。
这些随笔集视野开阔，见解也有一种综合的色彩。例如江晓原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里面的文章涉及性学史、天文学史、科学史、IT文化、科学文化、伪科学等领域，还有少部分文章与科学并不沾边。使这本书整体上透出一种通家气象，透出了作者不凡的才、情、趣。此外如吴国盛关于自然观、生命观，刘兵关于科学史、生态问题，刘华杰关于科学哲学、伪科学问题，方舟子关于伪科学问题、进化论、文学等方面的文章，均体现出超越专业的文化视野，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科学文化随笔的兴起，对于当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以克隆技术和人类基因组研究为代表的生物科技突飞猛进，纳米技术等新事物层出不穷……这种时代背景下，科学文化随笔在实用性的技术内容之外，向我们展示了科学技术背后的文化，以及科学技术带来的伦理、道德、法律问题。从学者的角度来说，随笔这一形式也有助于他们的学术成果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江晓原谈到自己开始随笔写作的原因时说到：“有一位教授曾对我说，他在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全世界若有50名读者，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了。而据我自己多年的感觉，50这个数字恐怕还太乐观了一点。学术论文的命运既是如此，写‘舞文弄墨’文章的冲动自然也就难以泯灭。”江晓原大学的专业是天体物理，但他自幼就对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充满兴趣，因此，随笔写作在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数量上来看，目前在报刊上发表的科学文化随笔性质的文章数量还很小，随笔图书也极其寥寥。以“木犁书系”来说，30多种随笔集中，有关科学的其实只有我们上面提到的两种。“野菊文丛”也是到第三集才有了两种与科学有关的。可见科学文化随笔整体上还不成气候，还未能在社会上和读者中形成声势。一个问题是，科学文化随笔的生存空间并不理想，江晓原认为目前写作随笔在体制内并不受到鼓励，甚至有时还被视为不务正业。刘兵则认为“像这样的文字，通常是很难作为什么‘研究成果’的，自然也难以得到‘中心’的认可”，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野菊文丛”的策划人王一方指出，科学文化随笔的不昌盛，实际上反映了当前专业过于细化、技术至上主义盛行对人们的异化和戕害。他认为，要繁荣科学文化随笔的创作，首先要跨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促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涌现。
《方舟在线》、《触摸科学》等书问世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切关注，包括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在内的多家媒体纷纷予以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期望科学文化随笔图书越出越多，越出越好，带领我们走近科学，触摸科学。
关于科学方面的随笔【第三篇】：许伯威教授随笔几则（见《现代物理知识》2009年21卷1期第69至71页）
一项没有发表的工作
1970年我国首次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当时正在甘肃农村劳动，消息传来，甚感振奋。我想检验一下报刊公布的卫星轨道参数。在通常情况下十分简单，代入教科书中的开普勒公式即可知晓。但在农村这样条件下没有任何资料，我只好从头开始，从牛顿方程出发，利用农闲时间断断续续推出了开普勒定律。但要和实验数据比较，除了引力加速度常数外，还需要知道地球半径，后者记得不确切，甚憾。不久一天，去生产大队开会，见墙上一张地图，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我从地图上的比例尺，测量经纬度的长度，得到地球半径，代入开普勒公式，发现和公布的数据完全一致，当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牛顿在17世纪完成的工作，20世纪在中国农村我只是重复了这一工作，当然不会去发表，完全是自找乐趣。但至今我仍把它看成是研究工作，并是我研究工作中一项满意的工作，留下深刻印象。
这件事对我影响较大，我们是按“备战、备荒”的指令去农村的，备到何时不得而知，但大家的精神状态都是奋发向上，毫无萎靡不振之貌。当时都年轻、身强力壮，在农村劳动都干重体力活，是强劳动力，所以觉得即使今后靠劳动工分，大概也可养活自己，劳动之余做些喜欢的事，日子并不难过。我很幸运，选择物理学作为职业，在学校经过严格、扎实的正轨基础训练（感谢我的老师和同学），使我在各种条件下能从事物理研究，搞清楚自己想要清楚的问题，从中得到乐趣，感到生活很充实。我的很多同行都是这样做、这样过来的，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
买打火机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一家小百货店见到一个打火机，我并不抽烟，但打火机上制作精美的爱因斯坦头像吸引了我，我想收藏留作记念。一打听要六十多元，是我当时一个月三份之一的工资，只好作罢。我的行动引起旁边二位年轻人的注意，他们大概在想，在这琳琅满目的打火机款式中，我怎么单挑选这看上去不显眼的老头像，想必是有些来历。他们仔细观看那打火机，并试拼读头像下的英文拼音。于是引起以下一场老售货员和年轻人谈话。“这张脸一看就知道是爱因斯坦，用不着拼读。”“爱因斯坦，谁？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得到过诺贝尔奖。”“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是杨振宁、李政道。”“杨振宁、李政道是中国血统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犹太血统物理学家，都得过诺贝尔奖，爱因斯坦资格老得多。”
原委是一桩不成交的买卖，却引起一场学术性的谈话，内容是我熟悉领域的人和事，我感到很大兴趣，对那位老售货员更是钦佩，因为他谈得十分准确。年轻人走后我开口了：“老师傅真行啊，知道那么多”，他说：“不是我行，而是现在一些年轻人太不行（他说的上海话“勿来赛”），我们读中、小学时就知道爱迪生、爱因斯坦，现在一些年轻人连这些常识都不知道。”言下之意不胜感慨。
他的感慨引起我一些感想。我觉得二位年轻人还是“来赛”的，虽不知道爱因斯坦，但毕竟知道李、杨二位先生，也没把杨先生当成歌星（我是在报刊上看到的，我想一些年轻人大概认为有些名气的一定是歌星）。再说有了这次经历，今后知道还有一位资格老得多的爱因斯坦。另外我觉得杨先生、李先生在国内的名声似乎大于爱因斯坦，如要办些事多半会通行无阻（我只是猜想，例如外出便饭，老板可能会免费招待），而爱因斯坦恐怕做不到。
狄拉克
我接触狄拉克的著作是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南开大学当研究生的那段时间。当时高校组织师生批判学术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我被分在量子力学批判小组，给我的任务就是批判狄拉克的那本量子力学著作。为什么让我批判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比较难懂，全书没有一张图，读起来很费功夫。而我又是组内唯一的研究生，其余都是本科生，大家觉得我理应担当此任。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布洛欣采夫写的教材，那本教材写得不好，翻译本也很糟糕，总之我当时对量子力学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现既然给我批判任务，最起码我先要读懂，这倒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可以名正言顺的看书，没有任何干扰和压力（这一点现在年轻同行很难理解）。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开始很难懂，我的英文也並不好，每天几乎花十几个小时埋头在资料室。看了一段时间，总算有了头绪，並渐入佳境，感到妙不可言。有两个例子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狄拉克在讲述状态叠加原理时，举例单个光子通过偏振片的量子行为，简明扼要，分析得清清楚楚，不像有些书，长篇大论，但仍不知所云。当时似有一种倾向，很忌讳谈论单个粒子的运动。另一例是谐振子的代数求解，不仅得出能谱，而且把全部本征函数都得到了，令人佩服之至。我在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灵敏度都不高，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值得批判的。我只好如实把我的理解和体会向小组汇报，在汇报和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都感到狄拉克说得很清楚，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就这样不了了之。从此我和量子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以后又调整至其他几所高等院校，也教过各种理论物理课，但量子力学始终安排我教。教材用的是国内版的，切合实际多了，但表象理论我始终用狄拉克符号来讲解，多花些时间可把问题讲得更清楚，学生实际上是很有收益的。同行都知道这是标准的理论，谁讲都一样（除非是讲错了）。但我每次讲时並没有感到乏味，而总是有一种新鲜感，因为这是经典之作。我们大学同学有时经常回忆起教我们数学的徐献瑜老师，在讲到精彩之处，几乎全神投入，至今还记得他介绍欧拉引入虚数ⅰ的讲话神态，边介绍边欣赏，赞不绝口，“居然引入这么小小的ⅰ，真正是杰作啊！”这不仅是在传授知识，而且是在告诉学生一种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品味。这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会影响学生一辈子。
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有时觉得有所发现感到很兴奋，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总觉得没什么，所以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很少报告第二次。我收到过在美国读研究生的一些学生来信，说自己很幸运在国内学了狄拉克理论，在他看来很简单解决的问题，很多老外学生认为incredible。他很感谢我，其实应感谢狄拉克，当然作为教师，收到这样的信，还是很高兴的。简单和incredible之间确实有界限，但只要花些功夫，把问题搞清楚，这条界限很容易跨越，自然消失，否则就成了鸿沟。狄拉克理论影响了几代人，就这样，我教量子力学一直到70岁退休。
狄拉克有他独特的性格，就像他做的独特的物理工作那样。流传较多的说他沉默寡言，一年没有说几句完整的话。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以下的记载。
狄拉克和海森堡得诺贝尔奖金后做了一次环球旅行。海森堡喜欢跳舞，在船上举行舞会他都参加，而狄拉克则静坐在一旁。狄拉克问海森堡为什么那么喜欢跳舞，海森堡回答说他喜欢和nice girl跳舞。待海森堡跳完舞后狄拉克又问在没跳舞以前怎么证明她是一位nice girl。
奥本海默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且兴趣广泛，对诗歌尤为爱好，这使狄拉克深感疑惑，他认为物理学把原来不清楚的东西说得让任何人都感到清清楚楚，但诗歌则完全相反，叙述的东西没有人能搞清楚。他觉得奇怪，奥本海默怎么把这两种不同的才干结合在一起。也许有人会不同意狄拉克的观点，但大概不会否认这是一种经过思考的独到见解。
1981年我当时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狄拉克来校作报告，谈的是关于天体方面的课题，我並不熟悉。他说话缓慢，表达清楚，似乎比我当时看他那本著作要好懂些。当时给我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么大的年纪思想还如此清晰，可见对量子力学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绝非偶然。会后有机会和他接触，我问他是否有那本量子力学的中文译本，他说他有日文译本，他问我中文是否和日文完全一样？我说不，完全不一样。我可以寄给他中文译本，请他留个地址。其实我当然知道他的地址，我主要是想要留下他的签名，於是他就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签名和在佛罗里达的地址。当时给我的印象狄拉克是一位很随和的长者，他晚年住在佛罗里达，据说是喜欢那里的气候。从国内买了精装本和简装本中文译本各一册，收到后我就通过系里转给了狄拉克。书上我没写任何文字（因为我不是本书的译者）。当时国内寄来的那个邮件上面有一张大面值的小型张邮票，我保存至今。这张邮票和狄拉克留在我笔记本上的签名和地址成了我和狄拉克交往的一段记忆。
关于科学方面的随笔【第四篇】：中医药在“科学”中的尴尬
一场笔墨官司，伴随人们跨年。
2014年12月下旬，“美国《科学》杂志专门为中医出专刊”的消息引发热议，专刊中刊发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的论文也引起关注。不少人认为这是国际顶尖学术界对中医的认可，但也有声音质疑，所谓专刊只是由赞助商花钱出版的广告宣传小册子而已，与专业的学术论文毫无关系。
随后，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和《科学》杂志国际协作、运营与出版副总监吴若蕾，通过北青报回应“花钱买版”的质疑。前者表示，自己的论文“是发表在《科学》杂志S13页的，与‘买广告’完全是两回事。广告页是没有页码的。”后者回应，中医药大学和浸会大学赞助的是这份专刊的出版和发行，不是为了发自己的文章而花钱买版面，目的是为了在国际上推广中医药。这份专刊里徐安龙校长的文章也只有一篇，他的文章能否发表与是否赞助没有关系。但确实是没有经过《科学》杂志的评议，所以作出了特别标注。
问题本身微妙，争论还有非常细节化的拉锯。但若仔细梳理两方观点，就会发现争议主要出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科学》杂志的专刊和正刊之间是什么关系？二是，没有经过《科学》编辑部评议的论文学术价值几何？
从旁观者角度看，专刊接受赞助，内容更偏向科普和推广。显然不能以广告论之，否则不必“组织专门的编辑团队历时三年而成”，也不必特意为徐安龙的文章委托中医专家进行同行评审。对于第二个问题，北青报记者已有调查结论：该篇文章确实未经杂志编委会评估，但经过“同行评审”。杂志编委会没有评估的原因，源自“《科学》杂志内部目前还没有中医领域专家”，且“西方国家也没有这个学科”。
这就像一个悖论。赞助这份专刊、发表这篇论文，是为了科普、推广至今为西方主流社会陌生的中医理论，但恰恰因为是“陌生理论”，才使文章陷入了无法进行国际评估、无法衡量价值的窘境。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是为了被认可而发文，但发文的前提却是先得到对方认可，而在《科学》所代表的国际学术的语境内，没有这种认可就等于在论文合法性上有了缺陷。这样看来，这篇论文非广告也非正刊的暧昧位置，恰恰折射了中医在“科学”中的处境。
这种本就尴尬的角色，放在舆论场上的多重镜像下，又出现了各种变形。先是因为中国学术研究“荣登顶尖科学期刊”，而经历了一种国内常见的、浮夸的价值演绎；接着，又因为“花钱买版面”的质疑出现，而陷入了另一种常见的、关于学术论文的“刻板印象”。在这一起一落、一捧一踩的落差中，不知道中医研究者和从业者是否也在自我认知上，出现了瞬间的恍惚。
无论如何，“中医登上《科学》”这一事件都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关于科学方面的随笔【第五篇】：发掘老子哲学中的科学基因（学术随笔，张世英）
《论语》与《老子》分别为儒、道两家的经典，把二者拿来比较，对于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内蕴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个题目太大，本文仅就两者关于“为学”求知的不同含义和所运用的不同方法略抒己见。
从字面上看，《论语》比《老子》讲“为学”的地方更多，诸如“好学”、“好知”、“多闻”、“多见”、“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之类的言词在《论语》中散见各处，似乎真像有的学者所说，《论语》既重感性认识又重理性认识，俨然成了我国古代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根据。然而，《论语》中所谓“学”与“知”的含义真是指的科学认识和科学知识吗？“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所有这些，都明显的是把安贫乐道、谨言慎行、有过能改、言而有信之类的道德品行看成是“好学”。“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这里，“多闻”、“多见”不是为了积累知识，而是为了弃恶从善。综观《论语》全文，其主要内容讲的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为人处世之方，而非科学知识之追求。与此相联系，《论语》充满了直观式的断语和箴言，而缺乏理论上的说明和逻辑论证，更没有由普遍到特殊的演绎法。
与《论语》不同，《老子》五千言之主旨，在于把握客观事物变化之常则，从而顺其自然，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之境地。它为达此最高目标（“为道”）而讲“为学”求知，其所求之学与知，不是伦理道德之学与知，而是事物变化法则之学与知，是需要积累的科学知识（“为学日益”）。故此，《老子》充满了逻辑的论证和理论的说明，甚至包含着一些由普遍到特殊的演绎法。而这些都是《论语》所缺乏的。
《老子》81章，几乎每一章都是一篇小小的说理文。其中的许多章都有“故”或“是以”这样的文字把因与果、前提与结论的关系明白地表述出来，有的虽无这样的文字，实际上仍然是一种逻辑上的论证和说理。比如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里的“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大前提，是一个普遍命题（小前提“圣人是天地之一部分”隐含未说），由此普遍命题推演出“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结论。这比较明显的是一种演绎推理。还有不少章运用了类推、类比、归纳等方法。比如第二章由美与恶、善与不善之相互依存类推到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等等对立面相互依存之普遍性（“常”）。不管演绎也好，类推、类比、归纳也好，都是逻辑论证的思想方法，都是科学探索所必需的。《老子》在表述上和思想方法方面的这些特点，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科学，正如李约瑟所说，与道家的思想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老子》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老子》富有中国古代科学的基因（逻辑论证的思想方法不过是其中之一），虽然它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论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主要在伦理道德方面，兼及政治方面，《老子》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影响和作用则是《论语》所不能及的。在提倡科教兴国的今天，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重视对《老子》及其影响下的道家思想进行研究，发掘其中的科学基因，以获得思想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