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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80后干部的回乡随笔【第一篇】：牌桌上的村庄
初三早上，村南头老远的就传来打架的吵闹。一打听，原来两夫妻在浙江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公甚至还差点被机器吃掉了一根手指，好不容易攒下四万块钱回家过年。结果回到村里后两个人第一天晚上就在隔壁邻居家打牌输掉了4000块。输钱后两夫妻都很沮丧，但第二天上午，却又继续双双上了牌桌，想想打工挣钱的辛苦，两个人都卯足了劲要将头天输掉的钱赢回来。就这样，八天之后，四万块钱竟然输掉了三万！看着仅剩的一万块血汗钱，两夫妻你责怪我不该下那么大的注，我责怪你一开始就不该与人赌博，就这么着在大年初三的早上吵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但是吵又有什么用呢？输掉的血汗钱终归已经输掉了，旁观的村民们仅仅叹息两声运气不好罢了，似乎也并不会从他们身上得出什么教育子女的经验来。
现在村子里已经与过去不同了。
很长一个时期，新春里连续十天半月拜年、串门、互吃“春饭”，是乡村里普遍的风景，它甚至承载了或淡或浓的乡情味和礼仪。但现在，从大年初一的中午开始，村子里就基本不见拜年的人走动了。这与我记忆里小时候挨家挨户串门拜年的热闹完全不同。取而代之的热闹场面，出现在了村头村尾几个小店里。那里聚集了成堆的青年人中年人，他们吵吵嚷嚷，挤在三四张简陋的牌桌前，下注，掀牌，并不掩上门，也不回避别人，似乎聚集一起赌博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百无顾忌。路过的村民或者熟视无睹，或者也挤进去挂个角下几注凑个热闹。
这样的情景肯定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有个缓慢蚕食村庄里家家户户教育子弟“不许沾染哪怕最微小的赌博”家训的过程。但是究竟从哪一年开始，又从哪一年变得如此肆虐夸张的程度，我却似乎想不起来。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赌博的习气在这个赣西的小山村已经肆虐很多年，也并不仅仅是逢年过节如此，一年四季村子里都会有好几个地方聚集着一批打牌的人。村民们见面问候早就不说“吃饭了吗”，而是改成“少了角（打牌凑足一桌的人数），吃完饭你赶紧来啊”了，大家聚在一起唯一的活动就是打牌搓麻将。牌桌上的赌注当然大多数都是小金额，一圈麻将下来输赢五块十块，但也有大数额的。
至于赌博的花样，也层出不穷，麻将算是最文明的玩法了，“滚筒”、“煎鸡蛋”、“斗牛”……等等只要是外面流行了的赤裸裸的赌博方式，很快就能在这个山村里的牌桌上看见。村子里有那么六七户人家，专门提供赌博的场地和工具，主家每天每桌抽取几块钱“桌子钱”。而赌客们都是天天见面的邻居，并不完全固定，但有那么几个人肯定是天天会出现的。叔父告诉我，多年来，附近几乎每个村庄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平时不工作，主要靠打打牌混日子，好像倒也能勉强养活自己。
一个80后干部的回乡随笔【第二篇】：一夜回到解放前
除了打牌之类的赌博，更大的赌博心理如瘟疫一样蔓延着整个的村庄。那就是地下六合彩，我们这里的人称呼为“买码”。
这种号称来自香港的六合彩好多年前曾经疯狂过，后来被打击了一段时间，似乎已经被压下了。但最近有一次回乡多住了几天，才知道在我出生的山村以及附近大多数村子里，买码依旧非常猖獗。
似乎每一个参与者都乐此不疲，他们近乎疯狂地关注着快乐大本营，看里面的主持人说了什么话语走了几步台阶出现了什么动物；他们近乎痴迷地相信码报，破译着里面暗示的点点蛛丝马迹。谈论码报里那些谜语般的口诀甚至都已经成了买码者的一种日常行为。很多家庭主妇，从上午开始就琢磨着当天晚上会出什么“特码”。有几次回家，我都被邻居拉着帮他们猜码报上的谜语。码报上似乎在故意泄露天机，将类似五言诗一样的点拨说得似是而非。我分析过几次，几乎十二生肖都能在这短短的几十个字中找到影子，当天出了任何生肖的特码它都能搭得上边。这让我对那些编写者的语言能力无比佩服。
有买的，自然就有写单的。我一个本家老头就在村子里做写单的生意，后来有一天被派出所抓了，拷在那里要罚款。他哆哆嗦嗦从裤袋里摸出一本卷了边的作业本，对民警说：你先放了我，我去收了帐就来交罚款，这本子上都是平时在我这里写码欠了钱的，有八九十个人，等我一个个去收一下账……
后来民警看他毕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折腾到晚上七点多，终于将他给放了。办完手续解开手铐签了字之后，老人家拉住民警的手：我告诉你一个特码，今天晚上一定会出“牛”，今天你一定要买牛啊，保证能赚钱。记得到我这里来买，可以赊欠记账的。你相信我！
类似的故事当然有不少。输惨了的人编了句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是这样的教训并不为其他人所关心，他们总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成为那个一夜暴富买中特码赚钱的幸运者。
有一次回乡时我找到了那个被派出所关了一天的本家，问他：写码还真有赊账的啊？他说：有啊，怎么没有，反正你说个金额选个特码我就给你写下单通过电话报过去了。没买中没关系，下次继续，等你中奖了我就给你扣除前面赊欠的钱。
那要是总买不中的话这账越欠越多怎么办？过年的时候收账结清啊！怎么，你要不要买几组特码？……
我落荒而逃。但本家所说的赊欠情况倒确实是这样。都是熟门熟脸的同村人，平时欠账没关系，乡村里做工的工钱、买卖东西的货款，也经常是要赊欠的。但到了春节前半个月，大家都会奔忙着将该进账的钱催收回来。而要付的，除非实在挤不出钱来，最迟三十日晚上是一定要付到位的。即使钱不到，话也一定得到，上门验一下账（村民们坚持说不是验账而是“念”一下账），欠下多少钱当面过一下口，说几句抱歉话：今年实在是不好意思，日子没过好，欠下你的钱，要欠过年了。除非特别的情况，大家抽根烟烤个火，双方一句话也就这么揭过去了。收账的没有穷追不舍，欠账的也并没有特别地不安。但我想恐怕买码欠下太多账的人在收账者面前，感觉可能就未必如此了吧。
一个80后干部的回乡随笔【第三篇】：打山火的年轻人
冬至前后是农村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果然，冬至日下午，村后的荒山就着火了。但村民们并不着急，远远地观望着，嘻嘻哈哈看热闹，似乎倒是在庆幸什么，也并没有人出去打火。甚至还有一户人坐家门口看着火势蔓延，镇里的打火队从他家门口走过时，他悠闲地叼着烟，说：你们快先去打灭一下我家后山的火啊，再有百多米马上就要烧到我家的后墙了。他说得那么若无其事，好像火要烧到自家后墙与自己毫无关系，都是政府的事，让人哭笑不得。
这与过去村子里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无论是看到村子里哪座山头冒烟了，家家户户总是第一时间丢下农活、饭碗，扯把柳枝飞跑去打火。村里当然也会召唤和组织，但总是以自发自觉的居多。那个时候，村里的山林并没有明确是哪家哪户的，但不知为何，别说是起火，即使是有人偷盗了两棵树木也总有人去制止。最近几年山林是明确分到户头了、封山育林了，但即使是林权证上注明的主人，也对山林缺乏感情。
村民们不打自家山林的山火，政府却不能不管。打火队的成员都是镇里的年轻人，并得不到什么报酬，但一旦卫星发现了“热点”，上面的板子却会打在乡镇头上，他们自然首当其冲。有一次回乡时正值山火易发的季节，我看到一队临时的打火队员转战不同村庄的好几个山头，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有回家，每天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下山在办公室草草休息一下。我确知，他们也是人，他们甚至就是这个村里某户村民的儿子，他们也有自己的老婆孩子在家等待。但是仅仅是因为他们在镇里上班，就必须承担这没有报酬的艰辛（且不说危险）。
在所谓仇视官员的大环境下，没有谁理解乡镇干部的辛苦，尤其是那些跟农村工作有关的小股长们，顶着山大的压力，打火靠他们，征地靠他们，发放粮农补贴靠他们，修建水渠道路靠他们。邻居们到镇里办个事找他们，如果限于规定没办好，各种难听的话语就都来了；如果想办法给他通融办好了呢？过几天回家肯定能听到“那个谁家的崽在镇里，抽了谁半包烟，才给他将事情办了，都是些吃冤枉的”之类的传言。
但是，他们的工资其实很少，他们找谁诉说？没有谁相信他们的苦，甚至没有谁相信他们一年的实际收入，一说到这个问题，别人总是说“你们有其他收入啊”。而真实的情况，即使在自己的同学、邻居面前说起，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想象与传说。
一个80后干部的回乡随笔【第四篇】：乡村总是活在传言里
村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想象与传说。乡村里并不理性地思考着，乡村总是活在传言里。
有一年村子里搞新农村建设，给每家每户补贴外墙装饰的瓷砖、水泥、沙子等等。有几户“聪明”者提出要求：哼哼，村里还应该出工钱给我请来泥水匠将外墙砖贴好，否则我就坚持不搞外装修。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和传言里，新农村建设上面肯定给了一百万两百万，仅仅给农户补贴建筑材料是不够的。再说了，如果整个村子里都贴好了瓷砖就自己这几户没贴，“领导”们万一来看就会不高兴，村上为了面子肯定最后会妥协出钱请人给自己家里来贴好。可惜他们的小聪明很快被村干部们更厉害的小聪明破解了：村里很快有了传言，一个星期内不请人动工建设，所补贴的瓷砖水泥河沙就全部收回。三天后这几户聪明人便无一例外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外墙装饰施工。
而这两年村里的传言已经不再那么关注“上面给了村里多少钱又被村干部吃掉了多少”之类了，流传更多的是关于反腐、关于那些只在电视上见过的领导们的想象加工。
乡村的传言大多是这样：某某书记将钱藏了两棺材埋在地里啊，某某市长被纪委带走后马上跳楼了啊。
我在小城里曾见证过某些传言的变异：某领导被叫走后，他曾经无比信任并从他那里获益颇多的一个中层干部马上传言他被五花大绑塞进了车里……又有某个副科长信誓旦旦说他从省纪委大领导那里得到信息——已经掌握了两名市级领导的确凿证据，只等找时间抓人……
这样的变异传言很多人都只是当成笑料和谈资而已。
但到了乡村就不这样了。乡村里的传言总是有鼻子有眼，五官端正四肢齐全，没有谁去辟谣也没有谁去稍微进行一下思考。他们的传言总是越来越多地添加上本来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怒气与怨恨。这种传言的流传与发酵似乎更多的带着一些幸灾乐祸的感觉。
但是传言也并不总是负面的。
父母最近两年就被另外一种传言给苦恼着：他们总是听到谁谁谁说“你家崽又提拔当更大的官了，真的，我某某亲戚朋友亲眼所见”。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总是很惶恐地又拿来转问我。乡村里的人当然不懂得所谓的组织程序和规定，他们总认为能写文章的人肯定能够在政府里面当上大官。
父母拿这些传言来转问我的原因是他们担心我真提拔了当官了却不告诉他们。他们总是反复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去当什么有权力的干部，在清水衙门待着，多好啊。到最后，他们干脆给我下了命令：总之，你最好待在人大政协这样的部门不要换岗位了，最好是级别也不要再提拔，就这么做个小公务员平淡工作着，多好啊。也别写太多文章，更别做其他编书啊帮人写书啊之类的工作，那样要死掉好多“脑筋”（他们将脑细胞称为脑筋）。现在这样拿着工资够基本的吃穿住，已经非常好了。
他们能够这样认为，其实我觉得特别高兴。这让我每次回乡时都能更加坦然，更加平静地迎接村人们对这个没有任何权力的无用干部的疑惑目光——他们甚至怀疑我，在城市、在政府机关里混了这么多年，连一丁点权力都没有，怎么还好意思如此频繁地回乡。
一个80后干部的回乡随笔【第五篇】：有用崇拜
你厌烦了自己工作的圈子。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面，你看到人们的眼睛里只有个人利益，只有为个人利益而努力结交的朋友、努力改善的关系、努力形成的格局、努力维持的友谊。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前因后果，没有任何顺从自然的感情与关系。你想要逃离。
但是，你很快发现，即使到了乡村，事情也并没有朝你想象的方向去发展。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在你工作的环境还是你逃离后抵达的环境，人，终究都已经沦落为了“势”的一个零部件。
这些年来，久不见面的同学或儿时玩伴见面了，问起来当年的同学同伴，讲得最多的，总是那些有用的，开了大公司的，在实权单位任职的，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大家的语气都带有一种不自觉的崇拜。
这种感觉，有一个词语似乎特别贴切：有用崇拜——谁有用就敬着谁，谁管着自己就向着谁。
这样的有用崇拜在村庄里显得更加突出。乡村的村民们，不管如何骂贪官骂政府，但最看得起的，还是那些有钱的搞工程做生意的人，还是那些有实际权力尤其是管着资金和工程的大小干部；却看不起那些有文化没资本的人，看不起那些尽管职务级别高但没什么实际权力的人。例如，一个省里的教育厅副厅长之类就完全比不过一个能给自己打架时内心助威的派出所副所长——除非自己家里有小孩子正好要读书又少了分数或够不上其他条件。
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村庄我的村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现实。他们更相信更敬重对自己有用的人。而一个人“有用”与否的口碑在一个村子里，并不由全体村民决定，主要由那些做工程者、有一定位置和话语权的村干部们、有头有脸的乡绅们掌握。如果一个从村子里走出去的人能够给他们工程、给他们现实利益、为他们办成根据规定办不成的事情，就是有用的。如果不能，就不是有用的人。这与职务高低无关，只与现实权力大小有关。
当然了，帮助别人办好过99件事情，但是有一件没办好，村里走出去的这个干部（或者是创业成功者）也是要受到严厉谴责的。他们的字典里面，权力和关系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如果一个在外面混得好当了官办了厂的人没有给自己办成某件事情，并不会有什么客观原因，而肯定是这个人不够用心，出的力不够。乡村的哲学很简单：他对我是不够感情的，想起来小时候、三十年前，我还曾经送过一个青皮橘子给他吃呢，现在却连帮我写张条子让我侄孙子进城里最好的小学都不给办。当然这种评价很有可能分为两半，得到过恩惠利益者坚定认为这是个念情的好人、没能得到利益者坚定认为这是个无义的坏人。
乡村里总是这么实际。所以乡村里对同一个在外谋生活的人，几乎都有几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看法。只有因为小偷小摸从市里某局副科长位子上被调整为管食堂的同村人刘国庆，在村子里几乎一边倒地被认为是个人物受到追捧。因为他可以决定采购他们局里食堂的菜蔬。村子里那些便宜的、即将腐烂的菜蔬就这样通过这种途径进入了市里局领导们的肚子里，想到这些，村民们和刘国庆就觉得非常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