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起源于古代巴渝间的民歌。《乐府诗集》：“《竹枝》本出于巴渝。”《太平寰宇记》、《夔州府志》对此也都有记载。竹枝词这种诗体从民间流传至文人笔下，一般归功于唐代诗人刘禹锡。“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刘禹锡的竹枝词无论在民间还是文坛都得到广泛流传，对后代影响颇大。他的竹枝词还基本确定了此后文人竹枝词创作的性质和功能：抒发情感、状写风物、记述时事、反映地方人民的日常生活。后人一切谱风土者，皆沿其体。保存至今的历代竹枝词，是以书写文本形式保留下来的口传文化的重要遗产，于当今时代而言，竹枝词兼有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和文学审美等多重价值。
一部“诗性”风土志
上海素有创作竹枝词的传统，自元代以降，积累了大量的竹枝词。无论是常年生活于上海本土者，还是客居他乡的游子，或是寓居于沪的文人游客，都创作了为数众多、有关上海的竹枝词。上海风俗史专家顾炳权编著的《上海历代竹枝词》与《上海洋场竹枝词》两部上海竹枝词集大成之作中就收录了8000余首，绝对蔚为大观。
上海竹枝词是一部“诗性”风土志。从题材内容看，上海竹枝词的描写对象可分为三类：一是上海的风土民俗；二是上海的历史掌故、社会变迁；三是山川形胜、时尚百业。这些竹枝词构成了上海地域文化传统与地方性知识的表述。上海洋场竹枝词的记述内容有了更多的扩展，戏园、游女、流民、青楼等无所不写，到了琐细诙谐皆可入的地步，上海竹枝词当之无愧是“诗性风土志”的代称。
上海竹枝词积极地建构了一种独特的“诗性”现代性的文化模式。竹枝词中关于劳动方式、消费方式、休闲方式和信仰方式为代表的行为观念的叙述，即是对其中体现的文化模式的微观维度的透视，透露出该地区人们特有的心理特点。
首先，近代市场意识。木棉之利与滨海沿江的地理之便造就了上海的商业优势，传统的本末观念得到改观，士农工商格局早被打破，商人地位大幅提高。上海地区商人阶层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一种市场意识，重利趋商，以务实为业。竹枝词中有大量相关的纪录，叙述对象的选择与描写，体现了上海文化模式中的现代性特征。
其次，社会平等观念。上海地区早在开埠之前就有浓厚的社会平等观念，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女子地位较其他地区偏高。从竹枝词很容易看出来，无论是开埠前还是之后，不论是劳动还是休闲，女子都已走上社会，历代竹枝词不乏女子在家庭收入创造中占重要地位的篇章；到了民初，知识者更加认同了西方的一些精神文化层面的“文明”，他们不仅对于下层人民给予了注目和同情，也有了初步的平等、民主、进步的观念，朱文炳有几首竹枝词：“榛苓学校共熏陶，伶界于今品亦高。”“新朝男女尽平权，教育谁云可涉偏。”“垂帘听政忆当时，国事全行付女儿。知否荷兰仍女主，要求参政复何疑。”他们既平等看待各种职业，也主张男女平等，包括在参政议政上。
第三，肯定人欲、追求自由的伦理观念。就消费伦理而言，虽然崇俭的消费伦理观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传统的崇俭消费的伦理观却在上海地区受到了严峻挑战，特别是开埠带来的西方化浪潮对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享受生活成为中国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消费伦理观念。享受生活的伦理观念是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应给予更多的正面的伦理评价。
就职业伦理而言，开埠之后上海人有了比较多元的职业，“工业化、商业化的社会，不太讲究个人出身、家庭背景，比较重视个人的能力、信誉，强调守法。这种历史，形成了上海市民重视法规、重视契约的传统。契约意识是近代市民素质中最重要的部分。”就社会伦理而言，追求自由的意识非常普遍。竹枝词中记载的晚清轰动一时的“杨月楼诱拐案”，就是追求自由婚姻的典型例子。
上海竹枝词体现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期知识阶层的进步观念。从上海地区竹枝词的写作特点来看，上海竹枝词与普通竹枝词最大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此：一般原生态的“竹枝”是民间的直抒胸臆，而上海的文人竹枝则已经在单纯的描述之余内涵了知识分子对风俗及政治的批评，蕴藏了现代性的建构。
上海竹枝词创作繁荣于晚清民初，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启蒙的现代性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身上无法逃避的理论自觉，它使知识分子“仪式”一样的写作重回凡阈。与开埠之前的竹枝词相比，上海洋场竹枝词不再单纯地追索曾经诗意的江南水乡记忆，也没有一味哀惋西方文明对中国乡土传统的渗透侵蚀，而是通过一组组竹枝快评模拟着现场感，从而自我生成一种情感和精神，淋漓尽致地呈现出社会巨变，民众面临和承受的阵痛，展现出乡土从传统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体现出启蒙观念的演进路径，体现出知识者的人文关怀意识及对历史和社会高度的责任感。这些观照的基点是现代性的。知识者凭借中间阶层的社会身份，获得了向上看国家和向下看个人的双重视角。
日本研究者佐藤仁史就着眼于上海县陈行乡精英所留下的“歌谣”，将精英在竹枝词中吟咏的民俗内容和他们收集歌谣的意图，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
在西方文明决堤般涌入的时候，这种吟咏的启蒙方式达成了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彼此之间的一种显在的文化认同。
传统文艺样式遭遇现代化冲击
竹枝词承载上海地区民众的观念心理与审美情趣，纪录着他们的理想、情感，并长期扮演着沟通知识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传播地域文化信息，表达民众真实情感的重要角色，是农耕文明时期文化传播中最具生机的精神的媒介。与竹枝词相伴，也是上海知识者的审美化生存方式。然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生转型，随着商品经济汹涌袭来的大众流行文化，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文化。介于口传和书写之间的竹枝词也未能幸免于难，受到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样式的挑战甚至重创，失去了创作和传播的群体与渠道，流传了千年的记述工具已然处于濒危的境地。
最明显的就是竹枝词的创作者与受众队伍极度萎缩。虽然建国后上海竹枝词还不时露脸，在改革开放初期，民间也偶有吟咏申城新貌的竹枝词，但是越来越严重的事实是，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很多知识者都很少接触竹枝词，更不用谈创作了。与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不同，前者都有专门性的发表园地，竹枝词却没有专刊。即使有时混迹于一些报刊杂志一角，也因为篇幅、位置等多种因素制约，不被重视，影响甚微。通过对上个世纪40年代至今的《新民晚报》和上世纪30年代至今的《文汇报》的仔细搜索整理，共搜罗出零散发表、未集中整理的竹枝词200余首。其中，新世纪以来的竹枝词仅《新民晚报》刊发了约80首，仅陈诏一人就作了52首；《文汇报》自1960年以来，基本没有刊发过新创作的竹枝词。而且，竹枝词的传承后继乏人，精品难再，社会功能趋于退化。就文新两报上的两百多首竹枝词来看，有不少诗意缺乏，内涵浅薄，平淡无味。
传统文艺样式遭遇现代化冲击，甚至退出历史舞台本是自然规律，我们不可能逆规律而行，但是我们还必须正视两个问题：
首先，上海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大量优秀的有价值的竹枝词，还有不少藏在深闺，是急需保护发掘的。这些竹枝词该由谁来保护？
其次，诗的建构性是生命创造力的一种方式。上海竹枝词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文学传统中养成这个地区的“文化心灵”，今天，如果可以继续这场城市文化的诗性书写运动，挽救现代都市人日益荒芜干涸的灵魂，使得竹枝词这一延续了千年的“讽诵之声”能够继续在上海这个现代都市飘扬，善莫大焉！
民间文化,上海文化,上海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