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居民牟成建家门上，有一块长约1.5米、宽1米的木匾，上书“纯孝性生”4个镀金大字。从匾上落款“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可以得知，“光绪二十六年”为1900年，此匾已有117年历史。
“纯孝性生”，意思是说，纯朴的孝心是天性使然，这是对孝行的嘉奖之辞。能够担当这个荣誉的人，必然是天性纯朴者。没错，这块木匾嘉奖的，的确是孝子，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两兄弟：牟永富和牟永贵。牟永富和牟永贵的孝行，集中在救父上，一个割臂，一个割肝。割臂、割肝救亲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可谓比比皆是。在人们看来，那都是传说中的故事，似信非信。
这块木匾，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事情：割臂、割肝救亲的确存在，而且就发生在118年前。木匾是证据之一，割臂、割肝者的后人也是见证者。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元代郭居敬辑录的《二十四孝子故事集》，在民间的影响至今仍在。但书中所记的孝子故事，因年代久远无法考证，有的甚至有不实之嫌。然而1900年发生在简州土地上的一则割肝、割股救父的孝子故事，却有凭有据，不仅地方志有记载，还有皇帝颁发的《旌表恩照》等文物遗存。故事中的割肝割股行为，在今天看来，确属愚昧之举，但其中蕴含的孝道精神，在尊老传统正在淡化的今天，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笔者到平窝乡采访了简州双孝子的后人和简阳志办的相关人士，特将这一故事记录下来，供今人了解。
一九○○年四月(农历)的一天，天气正热。家住简州平窝乡保全村的牟启荣，因心口剧烈疼痛，不得已再次躺倒在床上。这病已前后拖了好几年，早将牟启荣折磨得脱了人形。儿女们知道，父亲这病完全是因劳累所致。牟家只有几亩薄地，无法养活全家。牟启荣只得带着两个大儿子外出打短工，以补家用。牟启荣患病后无力到州城求医，只在平窝、石钟等地找乡间医生处方抓药。他有七子三女，最大的儿子才二十岁，最小的儿子才几岁。全家老少十二口，全靠牟启荣独力支撑。劳累过度的牟启荣，心口痛不断加剧，再也无力外出打工和下地劳动，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床上躺着，人越来越瘦，眼看就要不行了。
母亲哭着对儿女们说：“你爹这辈子命真苦，为了你们累成这样，眼看就要死了，却连肉都没有吃上一顿。”全家人都清楚，父亲的病一半是病，一半是因为营养严重不良。为给父亲治病，家里欠了不少债，又连续两年遭遇旱灾，庄稼收成很少，十二张嘴都在为活命而挣扎，哪还有能力买营养品呢?因此全家人只得眼睁睁看着家里的主心骨，一天天走向死亡。
进入四月后牟启荣，病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这年，大的两个儿子到石桥一家酒厂学徒。牟启荣作这样的安排，无非是为家里减少两张吃饭的嘴。姐姐自幼身体虚弱，只能帮母亲做些家务。四儿子牟永富(这年十五岁)、五儿子牟永贵(这年十四岁)，那晚听了母亲的话，深受刺激。母亲既要照顾父亲，又要操持家务，十分辛苦。兄弟商量，除了忙地里的农活外，还要把为父亲熬药的活揽下。
轮到牟永贵为父亲熬药时，他想起那晚母亲说过的话。难道爹真的连肉都吃不上一点就要死去吗?不久前，他听附近的老人说，如果父母病了无法医治，吃了儿女身上的肝就会好起来。于是他想如果爹吃了自己身上的肝会不会能好呢?这念头固执地在一个少年脑海里盘旋。药熬好了。牟永贵先箅出一碗，又将药倒入另一只空碗——这样来回数次翻倒。等药汤凉了，他才小心翼翼地捧着药碗来到父亲床前。牟启荣摸着儿子的头说：“你快点长吧，过两年你也出去学徒，好给家里减轻些负担。”牟永贵点了点头。想到自己为家里分不了忧，挣不到钱让爹吃上顿肉，牟永贵心里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流淌。就在这一刻，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竟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不可思议的，甚至日后震惊了朝廷的决定：他要割自己的肝，让父亲真正的吃上一顿“肉”!
可是这肝怎么割呢?割了之后会不会死?后一个问题牟永贵没有多想。自己死了没有关系，家里还有哥哥弟弟，他们可以照顾双老。但爹不能死，爹死了这一家人就完了。牟永贵想得更多的是前一个问题。
牟永贵借为父亲拣药的机会去了平窝场。当郎中照着药单为他拣好药后，牟永贵问：“老师，我割草时经常不小心伤了自己，有啥简单的方法可以止血?”看着面前这个雅气未脱的小男孩，郎中笑道：“采点寸金草，捣烂后与香灰和一起敷上就行。”牟永贵又问：“万一血止不住呢?”郎中笑道：“你这孩子咋了?想啥不好，咋尽想这些不吉利的事。”牟永贵见郎中没给他答案，追着又道：“我们那里有个人不小心割伤自己，就是因为止不住血死了。”这回郎中没有笑他：“血流凶了，赶紧用帕子扎紧伤口。”
牟永贵讨到了主意，拎着草药高兴地回到家里。当他路过一处理发摊时，他摸了摸长而又乱的头发。他将手伸进篼里，紧紧地攥住几块拣药后剩下的铜钱准备理发。但最后他放弃了。不过，剃头匠手中的那把刀子吸引住了他。对，就用剃头刀，这东西锋利小巧，操起来好使，邻村王大爷就是剃头匠，到时向他借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