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家族聚族而居，在皖南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和宗法礼教的严格治理下，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朱子家训》为基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治家规范，即徽州家风。
徽州家风的形成，除了宗族教化外，家族灵魂人物的个人修养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王茂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历代徽州官吏中，王茂荫官不算高，著不算丰，但其格物致知、廉静寡营、忠孝至爱，蕴含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品质，并在其“家训”中得到了系统诠释。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生于安徽歙县杞梓里村。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工、吏部右(左)侍郎等职，因其货币思想问鼎我国近代货币思想史最高成就，而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
王茂荫家训散见于其遗嘱、书信、日记中，其中《遗言和家训》，先后十年，数次立言，近两千字，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其修身齐家理念。
格物致知，饱读诗书识义理
读书以穷理。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人认为，读书是天下一等好事，也是认知万事万物之本。王茂荫六岁丧母，其父在外经商，祖母方氏将其抚养成人。王茂荫传承了其祖母“识义理”的读书理念，要求“日后子孙非有安邦定国之才，只可读书应试，博取小功名而已”，不必求高官厚禄。这在当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背景下，能够以这样的平和心态去读书，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也体现王茂荫因材施教、区别对待的人本精神，他不强求子孙在博取功名这座独木桥上冲锋陷阵，这或许是他当年屡试不第以及在户部近十五年“办事员”角色的深刻感悟吧。
格物以致知。王茂荫自幼好学，“髫龄入塾，晨入暮归，或起稍迟，同学有先入塾者，府君必哭泣自责，塾师已是深器重之”。然王茂荫自认为“自幼多病失学，舞勺后又自不好学，喜看杂书，致荒正业。弱冠后，即日从事制议，于学问二字毫无根底，动笔辄自惭。 ”实际上，王茂荫通读古今，博览中外，善于钻研，学以致用，从而形成其丰富的人才、经济、军事、吏治思想。其主张发行纸钞而被咸丰帝重用，又因其反对铸“大钱”、坚持“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钞票”，被皇帝认为“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而受到“严行申饬”，因此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其人才观在等级森严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的晚清时期，可谓一股清流，他提出“治平之道，在用人、理财二端”、“天生才以供世用，不在上而在下……唯贤知贤，唯才知才”、“简用才能，不拘资格”等用人思想，反对捐纳举人和入赀拜官制度。
传家以诗书。王茂荫的主要思想体现在他的一百多份奏折中，这些不仅是治国理政的策略，更是认知事物、修身齐家的感悟。咸丰八年(1858)七月至同治元年(1862)四月，王茂荫因病“开缺”期间，他移居至北京东城玉清观，除受聘主讲潞河书院外，潜心整理誊抄其部分奏稿(原稿存歙县档案馆)，并作《家训和遗言》道：“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 ”王茂荫认为“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万”，何况这些凝聚他一生心血、汇集他为人处世道理的奏稿，这是他给予后代的“传家宝”。王茂荫还想告诉子孙，他所获得的“恩宠”不是靠阿谀奉承得来的，希望他们将来要靠真才实学获得认同。
诚意正心，名利财色身外物
坚守清心寡欲。王茂荫将人品好坏归结在“名、利、财、色”四字上，他认为“万恶淫为首”，告诫子孙“戒色是等一义，汝辈似乎未犯，然当谨终身，且当垂示子孙”。他京官三十余年，夫人仅一次“探亲到京，居不数月，便回故里”，其余时间均独居歙县会馆，一卷在手，别无嗜好，更别说纳妾或寻花问柳之事。“万恶淫为首”，不仅是古代，在当今也是金玉良言，看看近年来被打的“老虎苍蝇”们，九成以上因“色”毁前程，悔及终身。王茂荫继承了祖母、父亲遗风，一生粗衣粝食。在其咸丰八年(1858)，续作的《家训和遗言》中写道：“方书五亲家处存有纹铌乙千余两，本意坐为退归养老之资，身过则以此项作为四房子孙读书膏火之费。 ”王茂荫京官三十载，官至二品，但仅有“纹铌乙千余两”积蓄，在清末官场上，可谓凤毛麟角。他不仅在京无深宅大院，就连家乡杞梓里祖居遭兵燹后，也仅在歙县雄村义成购得三间民房终其一生。
懂得取舍义利。王茂荫有着浓厚的德本财末思想，重人品轻财利，他认为：“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富与贵，是人之所欲章，所以从此说也。此处得失厉害关头，人心安得无动？惟当审之以义，安之以命。我命中有时即不取非义亦有，命中无时即取尽非义，终归于无。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之横祸，则此心自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时作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 ”王茂荫认为获取不义之财如同饮鸩止渴，还可能遭遇飞来横祸。此说虽有迷信之嫌，但截获不义之财者，惶惶不可终日倒是切实存在的。据说，王茂荫曾举荐过盱眙人吴棠，使之从一个七品知县一路晋升至四川总督，成为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齐名的晚清名臣。王茂荫与吴棠素昧平生，只闻其名，从未谋面。 1864年，王茂荫自京城回乡葬母，途径淮阴，吴棠送来五百两银子，以谢当年举荐之恩。他未予接受，坦然地说：“保举，公也；涉于私，则不足道也”。他还意识到，衣食无忧时，不难做到坚持操守、淡薄名利、不取不义之财。但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时，做到“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却很难，所以他告诫子孙，将来“家产薄、家口多，衣食难度”时，谨防“见利忘义”。
不求传世虚名。王茂荫一生淡泊名利，认为“我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自己不要什么，两袖清风足矣”。他在咸丰元年(1851)首作《家训和遗言》时，就有“既不想京察，亦不愿截取，并无贪恋名位之心”，只想辞呈回乡作一介平民。他极力反对著书立传，明确表示“刻书是我所恶，无论何人总想要著书传世，将来必有祖龙再出，一举而焚之也”。可见，他反对刻书立传，除不愿附庸风雅外，可能对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将整理完成的四卷奏稿交于子孙时，要求“惟止可传家，不可传世。断断不宜刊刻，切切是嘱”。甚至认为，自己所存诗文、试帖“日后有将此等诗文混行刊刻者，以不孝论”。王茂荫对自己的人品“自问止算中等人”，他“存心不敢做坏事，而未免存惧天谴、畏人言之心。立意要想做好事，而实徒抱智术疏、才力薄之恨。非独经济不足言，即在宗族乡党间亦未有甚裨益”。他认为自己“圣贤门前固未望见，即理学诸先儒所言无所为而为善，无所畏而自不为恶，与夫敬事、慎言、明礼、达用都无一毫功夫”。他担心“倘他日有议，从祀朱夫子及从祀乡贤者”，“若入其中，必至愧死”，所以要求子孙“必力行阻止，告以我有遗言，断断不敢从命”，“儿辈若违此言，以大不孝论”。王茂荫认为自己功德平平，担心逝后入祖庙被后人供奉，自愧难当，故要求子孙须极力阻止。他还要求子孙，他死后“行状不必做”。他说“我之行事，尔辈不得知，亦做不来，且天下自有公论，国史亦必有传，无庸作此无物也，谨记”。由此可见，王茂荫不愿铸碑立传，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拳拳之心得到“国史”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