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会馆，是明清两代陕西商人在全国各地秦商（陕商）所到之处联合捐资建设的共同聚会、娱乐、议事的场所。
世人皆知“南有徽商，北有晋商”，可你知道历史上陕西商人也和徽商、晋商一样，也曾有过一代风流？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三百多年前那段历史，寻觅陕西商人在历史上留下的踪迹，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十字路口，陕西商人也和他们的先辈一样，有过可歌可泣的拼搏，并给后人留下了又一股三秦雄风，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公元1750年的康乾盛世，中国本土制造业能力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为这期间商品交易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陕西的山货土产东出中原，南下湖广；蜀盐入秦，南丝北输，庞大的商业活动为陕西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精英。陕商离开故土，千山万水跑，千方百计找，千难万险闯，东南望大海，西北穷大漠，为商品流通“货畅其流”竭力尽智，并留下了下了一串串忙碌的足印。
商人们涉远行贾，常常是久羁异地，远别家乡，客地淹留，寄人篱下。要在当时交通不便、运输落后、信息滞后且乡土保护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博取微利，常常受到本地商人的排挤竞争。常言说“外来燕子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为此商人们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以博得淹留地人们的心理认同和欢愉，才能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良好和宽松的商业氛围。于是商人们在异地他乡为了叙乡谊，听乡音，吃乡食，自助自律，与同行们交易货物，互通信息，遂自筹资金建立了大批会馆。
据有关文献记载，陕西商人在北京、南京及各省建立的会馆近四百余处。如两京29处，河南49处，四川169处，湖北53处，湖南5处，云南9处，贵州10处，东南苏、沪、宁、杭，南至广州、佛山，西南至昆明、元谋，西北至兰州、张掖、西宁，直至新疆库车，陕西商人在用秦砖汉瓦和隋唐文化为一部近代商业史留下缩影的同时，也为自己建立了一座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丰碑。
《成都掌故》载：“陕西街，为陕西会馆所在地。清代以来，四川的大商业，多由‘陕帮’垄断，财力雄厚，会馆宏大，街道也宽。今馆废。”据《中国会馆志》载，清朝初期，成都商业逐渐发展，陕西客商和大量陕西百姓因避清初战乱而流落成都，经过艰辛创业，在四川逐步形成了“陕西帮”。陕西帮为了祭祀先贤、议事营商、拜亲宴友、科举住宿的方便，打算在城内买块地皮兴建会馆。当时一些成都人排外欺生，不愿意卖地皮给老陕。陕西商人便通过在四川做官的老乡，多方说情打点，成都富商才把一个蓄满污水的烂泥塘连同周围堆满垃圾的荒地高价卖给他们。明知这是刁难，老陕还是咬着牙接受了。
要修会馆，得先用土石填平这发臭的烂泥塘。一些心胸狭隘的成都人又节外生枝，不许老陕在当地取土。倔强的老陕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由同乡会发起，凡从陕西到成都的陕人，每人都必须携带至少一麻袋本乡的泥土，到陕西同乡会基地将其倒入烂泥塘。在人们的惊异和怀疑目光中，奇迹发生了：两年以后，老陕居然以“精卫填海”的大无畏精神，用一袋袋三秦大地的故乡黄土把这近一亩的烂泥塘填平了，接着，他们又筹资建起一座气势雄伟的陕西会馆。
会馆建成后，四周零星的民房也日渐规整成街道，这就是今天四川省教育厅所在的陕西街。以当时的交通条件，“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陕人全靠步行或骑牲口，从陕西穿越崇山峻岭来到成都，运来一袋又一袋的黄土，该是多么艰辛和艰难，陕商作为一个群体，其行动又需要多么强大的凝聚力啊！会馆落成后，它便成为旅川陕西人聚会之所，陕西街因会馆而得名。1910年，清朝川督赵尔丰在督院街内开枪镇压请愿群众，部分群众逃至陕西街，陕西会馆洞开中门迎纳避难民众，使大量民众幸免于难。可惜的是经过数百年时空变幻和历史风雨，陕西商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会馆，现存的仅剩下不到三十余处。
可贵的是，历史上的陕西商人在商界普遍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明清时期陕商在道德上敬奉关老爷，崇尚以义制利、先义后利、舍利取义和仗义疏财的经营信条，这可能是他们以诚守信、名扬天下，事业有成的内在精神力量。“陕西药商素以经营药材精选地道而闻名商界。如祁州药市的陕西药商在经营上以货真价实，从无假冒，以次顶好的情弊，几百年来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作风(天津文史资料语)。”再如韩城的永兴合药铺长期在西安东关、河南禹州坐庄经商，选购药材，他们“只求药好，不怕价高，次货劣货坚决不进，还经常到药材产地选购地道药材，比如新疆鹿茸、西藏红花、东北人参，山西潞安府党参、海南沉香、宁夏枸杞、陕北甘草、青海麝香、西府山茱萸、商州丹参等，有力地保证了药力纯正(中华百年老药铺)。”这家药铺的经理常以一付对联告诫员工：“细辛更加细心，焉可指鹿为马；木药就说没药，岂能以羊易牛”。
陕西商人秉承周秦汉唐遗风，以特有的厚重质直的人格特性，在经营上表现为诚实经营、信义为本，以良好的信誉不断开辟事业发展的新道路。他们悉守条规，远线长鹤，遇事推理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加，以智求财。也就是说陕商在经营上注重摸索商品流通规律，掌握市场行情变化，同时善于谋划，多谋善断。如三原县张某“初尔翁之贾也，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值，以易而去，立追以还……张居士之名满邑及姑苏”。同邑人梁选橡、王绩在淮扬经营盐业不行贿，不受贿，依法行贾，远见卓识，不违法图近利，功在持久的稳健经营(自喻堂集卷二)。旅居淮扬的陕商师从政、孙豹人，三原梁竹亭、王绩、王一鹤，泾阳张高楼，高陵刘承渠等都是善于谋划、以智求财的佼佼者，不数年即各家聚万金。
陕西风刚土厚，川原辽阔，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周秦汉唐的余韵造就了陕西商人独有的性情豪放、耿直、磊落的个性，于是陕西商人也把这种风气带到了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他们不屑蝇头小利，除了做生意外，闲暇时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饱揽大江南北的壮丽景色，浪迹江湖，泛舟中流，酣酒长歌，结交武林英雄，豪施教育事业。如前述那位孙豹人，性情磊落不羁，三次千金散尽，发家后立志读书万卷，杜门谢客，闭户苦读，后以诗词激壮而扬名淮上。
鉴往可知来，明理可启智。正确的研究和探索陕西商人的历史发展规律，既有利于我们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了解区域经济发展历史，更有利于现实的创造和未来的开拓，对重振三秦经济，继承发扬陕西商人对外开拓进取的精神和诚信经营的优良传统，为今后区域经济建设及文化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历史范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