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死亡诗社》观后感
所谓经典必是值得人们反复温习的。《死亡诗社》就是这样一部能引起育人者反复思虑的电影。看完《死亡诗社》以后，带给我很大的触动，也促使我深入地去思考一些问题。
自由与规则之间似乎总是一对矛盾。就如同电影中的校长，他所象征的就是一种规则。而深受学生喜爱的基廷老师则是自由精神的体现。从电影所要表达的主旨来看，似乎更加青睐与颂扬基廷老师的自由主义精神，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自由和规则是完全对立的。但其实规则与自由之间是应该能够找到一种平衡点，从而达到对立统一的状态。
社会需要规则，学校也同样需要规则。遵守规则既是一个社会、集体正常运行的保证，也是人的基本品质的反映。当然，乍看之下，基廷及其学生的所作所为相对传统来说是叛逆的，但这种叛逆行为本身并不是对所有规则的否定与反叛，而主要集中于对教育中僵化、禁锢人的思想部分的抗争。比如撕去教科书前言部分的那段场景，基廷所要学生们撕去的并不是文学艺术作品本身，而是要学生们撕去抑制学生想象力的封条。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曾经说过“规则给人自由”，就如过马路要严格遵守红绿灯指挥，否则就会人车混杂，谁都想先过，结果谁也过不了，这就是规则给人自由的真谛。作为校长如何在规则与自由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点，这是一门艺术。把握好规则的度，那么这些规则不仅不影响人们思想自由的发挥，而且更保证了每个人个性思想、创新精神的拓展。
我不惮以最美好的心态去欣赏这影片，不想它还是在我的神经深处使我感动，尽管这已不是第一次观看。我突然觉的，人的一生没有比遇见一个好的老师更重要的事，以至耶稣呼召彼得时，彼得就丢了自己的渔网跟随主了，他知晓这是一位好的拉比。我无意在老师身上堆砌更多的责任，以至先生们惟恐自己误人子弟。只是，人是如此的被动才能知晓某些东西，而那些出自我们体内的自身的想法原来是那么机械而懒惰。
阿多诺说：“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自然地，在天安门广场前写诗也是可耻的，以至，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内写诗也是可耻的，在应试考卷上写诗也是可耻的，在老师将学生的日记当成作业批改的本子上写诗也是可耻的。但诗歌仍然在继续，因为我们承认赋予诗歌以生命、爱、热情、美好、良善、真诚、浪漫的那一位是配得赞美的，为此有许多人用诗歌来诉说自己内心的真实，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无论是王还是平民。如果人生真的比喻为海中航行，那么，我们的确如惠特曼那样在内心呼喊着“哦，船长，我的船长！”
倘若人和外界的事物可以割开观察，那么，是什么使生活变得无趣和压抑，又是什么使我们的青春曾经充满激情。还记得高中时，因为政府贪污、学校乱收费，我们连夜买纸，写字，熬浆糊，一行五六人在凌晨三点的街上贴大字报表示反对——被老师和邻居们夸为“老实”的孩子们终究在自己的内心里隐藏着一种火山的力量——也是在夜间躲进山洞朗读诗歌的力量——这力量本不是叛逆，但在不谙世事的孩子们的行为中常常是叛逆或者被认为叛逆。尼尔的父亲对孩子热爱演戏同样不能接受，他将计划好的道路摆在尼尔的脚下，盼望他成为医生。只是当一个人自己的爱和梦想被他者所替代时，他所剩的便是一个肉身的虚壳，与其如此，便让灵魂得以自由，灵与肉的挣扎是一场荣誉的战争。我不知道那些在星期一割脉、星期二跳楼的人是否如此，但尼尔举枪自尽时，我潸然泪下。
有一次，英语老师叫我起来背课文，我没有准备就说不会背。她说书本里的东西是对的，考试要用怎么能不背。我以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回答她。以至后来，我的平时分总是很低。影片中，老师基廷在课堂上叫学生把教材撕掉。那种机械地去分析一首诗的教材仿佛当下网络上的写诗软件。我们所有的心志被一种人为的权威所引导，那是海盗，不是船长。 对于传统，人常常不是访问古道，而是顽固地死在“传统”这个字词上，这样的大门，自然不欢迎那些使学生变得不再呆若木鸡并且不再易于管理的人，为此，我们都曾经在身体刚开始发育的时候，就被编排加入政治团体，以便完成我们的思想和谐。除了被嫖还要交费后留在证书的印章，没有人站起来说这是强奸加打劫。当基廷走出教室，内心挣扎的陶德念着“Oh！Captain，My Captain！”站在桌子上，一个又一个站在桌子上。全然不顾校长的嘶声怒吼。那一刻，你们是站在桌子上凯旋的水手，我是在岸上观望的羞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