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明劫》观后感
鄙人昨日和＠Yat－shine逸炫同志心血来潮，跑去UA花城汇影院看了电影《大明劫》。在此，应当为UA花城汇影院的环境点个赞，靠在皮质的座椅上可谓是一种享受，洗手间也很干净。我们选择了一个不错的时间，整个影厅里貌似只有五个人，有种VIP待遇的感觉。
好吧，打完广告，应该进入本文的正题了。该片的导演王竞算是小有名气，作品从《无形杀》、《我是植物人》到《万箭穿心》，都是小成本的现实题材，口碑一向不错，票房则不大理想。到了这部《大明劫》，则冠上了“末日题材”、“明朝非典”之类的头衔，宣传上似乎是豁出去了。鄙人看完之后，认为该片也并非“挂羊头卖狗肉”之流：片中感染了瘟疫的人个个眼里流出黑血，死状极其可怖，视觉上还是很有震撼效果的。
该片的剧情大致说来是这样：1642年，李自成的闯军猛攻开封，崇祯被迫起用关在牢里的孙传庭，命其率五千精锐至潼关整顿各路官军，准备出关解围。不料，孙到了潼关后，发现粮草不继，装备亦残破不堪，更要命的是军中还爆发瘟疫，被药局提领赵川当作普通伤寒来治疗，致疫情愈演愈烈。军医死的死、逃的逃，孙只得任用游医吴又可，以多年行医经验所发明的异于传统医家的新法治疗，情况方稍有好转。但孙在出关前将不能随军的病患集中烧死，此举令吴带着失望回到了故乡苏州，并于同年撰成了传世着作《瘟疫论》，孙则于次年战死，明王朝随之灭亡。
本片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显得极为特别。须知即便是在《大秦帝国》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历史正剧”中，也充斥着各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狗血情节。而本片叙事的全程都保持着近乎令人发指的冷静与克制，这一点在两个主要的女性角色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孙传庭的夫人冯氏和年幼的儿子相依为命，等着夫君出狱，夫君回来后又为他的安危担心——这样的人设放在其他任何作品中，恐怕都是怨妇的形象，而片中的冯氏却从头至尾保持着传统女性的矜持。她唯一的一次失控，是在孙杀死一个逃兵的时候，孙每刺一刀，冯氏便大叫一声“大人”。但这种失控只是一闪而过，冯氏固然不赞成滥杀“无辜”，却从未在言行中流露出对夫君的不满。直至孙出关，冯氏备酒送行，言语表情满含关切而毫无悲戚，不得不令人感佩。
至于赵川的女儿云舒，丈夫和父亲相继去世，命运悲苦，生活拮据，倒也不失自持，她和吴之间的“暧昧”几乎是从出场延续到结束，却属于典型的“发乎情，止乎礼”。吴在军营中把整理成文字的病例交给她，让她带离潼关，以期传之后世，即便到了这时，二人也无任何“越轨之举”。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所谓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由是观之，本片无疑是一部悲剧，而孙传庭无疑就是这个悲剧的头号主角，冯氏和吴又可则更像是在冷眼旁观。《明史》有云：“传庭死，则明亡矣。”事实上在崇祯看来，孙就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人选。可惜的是，孙在牢里蹲了几年，将李自成杀得只剩一十八骑的“光辉岁月”已不可重来。官军精锐大批调往东北应付清军，闯军趁势壮大，加之西北连年干旱，赋税不减反增，局势更是不可收拾。
反观孙的手下，粮草军械难以为继，朝廷不肯拨款，地方豪强更不可能毁家纾难。孙意欲收回后者侵占的良田用于军屯，亦难于上青天。于是，片中的孙动辄大开杀戒，其暴戾恣睢和儒将的形象相去甚远。在这些刀下之鬼中，有的罪有应得，有的可能罪不至死，有的则完全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孙自称并非“嗜杀”之人，只是非常时期应分得出轻重，这样的话放在今天当然是绝对的“反人类言论”，但站在孙的立场上，却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也正是吴并未激烈地指摘孙的原因——他深知二人地位不同，观念亦不同，谁也不可能说服谁。也正因为如此，孙要带着吴出关，却没有派兵监视，以致吴能够和云舒母女全身而退，而孙则独自走向了宿命的结局——身中数箭，倒在战场上。宿命，这是吴在片中几次提到的一个词，按照孙的说法则叫做气数。
对吴来说，朝代更替是人力不可逆转的规律，他虽然没能救下更多的人命，但至少可以将医术流传后世；而对孙来说，我运即国运，当他看着劣绅送给督师的礼品和捐给大明朝的银票时，也就看到了大明朝不可改变的结局，绝望之后，却还要继续燃起希望，否则真只有一死了之。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孙和吴曾在帐外的夜幕之下有一段对话，孙对吴说“用兵就像用药，当断则断”时，竟生出惺惺相惜之意，却仍只是一瞬间，最后孙丢下一句“有我信任你，可有谁信任我”，转身回营，只留下一个背影。此处的镜头语言同样极力克制，营造的情感氛围却是无尽的悲凉。
据说本片要参加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竞选，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目前国产电影能拿出的最高水准了，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么一部作品，也算是“相识即是缘分”。当然，市场会不会慢待这部电影，则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