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读后感
文/赵孟坤
《狂人刘文典》，改革开放之年生人章玉正所作。此人致力于探寻新闻与历史的真相复归，并重点关注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与心灵史。此书聚焦刘文典生平，又辐射到同时代的学、政两界名人，使你我读懂刘文典，也更接近那个已远去的时代。
刘文典师从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轻视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他曾为学人气节坚守，也曾因时代弄人妥协。在他坚守与妥协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于整个社会命运的思考与悲鸣。
本书用类似纪传体的写法展开，分别描写刘与其友、其师、其“敌”等的事，当你看完所有篇目，你便能看见一个活脱脱的“狂人”。刘文典的狂，分为学术之狂与做人之狂。
学术上刘确实造诣很高，谁也没得说。《庄子补正》《淮南鸿烈集解》，这都可谓是千古一书。他曾说道：“天下懂庄子只有两个半，庄子算一个，其他所有中外研究庄子的算半个。”他也很看不起搞新文学的人。在西南联大期间有时要跑警报，他曾在奔跑中仍不忘“羞辱”新文学代表沈从文：“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什么用都没有，跟着跑什么跑啊！”
所以我并不欣赏他这种狂到因学术意见不同而直接进行人身攻击的狂，这多少有点老顽固的感觉。
做人之狂，最有力的例子就是痛斥蒋介石了。起因是安徽大学爆发了学潮，身为校长的刘自然要被问话。可他是这么说的：“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两人见面以后发生了什么，更是多达七八个版本，大体都是吵得很厉害，最凶残的一个双方已然动了拳脚。再有就是面对日寇的所作所为。日本人知道刘曾到日留学多年精通日语，又是中华国学大家，就想聘请刘出任教授，刘拒不答应。日本人到他家抄家，刘与夫人端坐堂上，日寇问话也不回答，声称：“我以说夷语为耻！”
对于他痛斥老蒋，我持保留意见，虽然学生自发学潮是心系天下之为，可蒋毕竟为一国之长，他不仅是他本人，还代表着国家的一个机构，是一种象征。意见不合，可以通过正当手段申诉，但不应直接“开战”，造成不好的影响。就像当年的贝多芬与培根，看见国王后一个甩手而去，一个行礼，自然如贝多芬自己所说：“国王千千万，贝多芬却只有我一个！”可这不免不符合基本的礼节。培根的水平自然也是很高的，不能不说也只有一个培根，但他的做法就是合理合法的。当然，蒋的做法也是过于专断才使得刘对其嗤之以鼻。对于蔑视日寇，这是必然选择，这关系到的是不仅是个人尊严，更是民族气节，这种狂，可以称之为“狂骨”。
说完了“狂”，再说说“人”，说说他身为人的最基本的表现。
学术上再巨人，也得像正常人一样吃饭。所以我就不太赞同眼下所谓的文化行业的人们应该把利益看淡一些，多多考虑社会价值。更恶心那种毫不尊重他人还拿“你可以陶冶情操”这种屁话来搪塞他人的没有良知的东西。当然，我本身也是文科生，也认为绝不能把挣好多钱作为目标，可也不能说就不允许挣钱了吧，这是毁灭生存加泯灭人性。
自古便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刘文典家揭不开锅的时候，他也会“低三下四、低声下气”地求人赏口饭吃，到原来根本不想去、没想过要去的地方、岗位去。我认为这并不是没有气节，却是他肯低下头去“曲线成功”、卧薪尝胆的表现，也体现了他对家人的爱与责任。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去安徽大学的原因：一是有像样的中学可供孩子上，而是能发下工资得以运转。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证这些文人、这些国粹、这些民族灵魂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
他对日寇态度如斯强硬，也是夹杂了最基本的人性——父爱在里面。其子刘成章因政府消极抗日，参加了卧轨请愿的活动，却因体质虚弱感染风寒不幸逝世。刘文典收到的打击很大，从此更加宣传抗日，并号召同学们去研究日本，研究这个民族，找到彻底打垮他们的方法。
说完了刘文典的狂，刘文典的人，我想再说说刘文典的那个时代。
刘在痛斥老蒋之后，老蒋气急败坏地叫随从直接将其抓走而非通过正当司法程序，而救刘出来也是刘的各路朋友多方求情将其救出而非通过诉讼，可见当时的社会，仍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当时的公民，法律意识也是极其薄弱，当时的衙门，也是首脑的保安部，不是法律的执行者。这也是当时社会黑暗的最大的原因。可就是这样，刘文典依然敢与老蒋针锋相对，我们也都知道民国的那群人，没几个不是刺儿头的，这又是为何？我想这也算是一种对文化的尊重，对文人的“特权保护”吧。
刘还爱说的一句话是：大学不是衙门。大学就应该保持它圣洁的学术氛围，既不能把那套行政管理方法放到这里来，也不能让行政力量插手大学事务，这既不利于大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文明的发展的。大学的任何行为，都应该，也只能体现一种对于先进思想、文明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也会在过程中有些偏差，但依然不应该如老蒋那般直接对着学校喝五喝六，甚至使用手中的暴力权力。
那么最后我还在想，刘文典这样的“狂人”，现在我们还需不需要？我们是否应该向他学习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是用到了辩证法的。狂骨是要学的，狂怪是要弃的；狂热地追求自由的思想是要学的，狂固地反对一种不同观点的态度是要弃的。当然，只是由我们来学，是无法达成所想的效果的，还要有这个社会对于“狂”的包容，有不至于把人逼狂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