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为什么称首相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
日本第一兵家石原莞尔因东条英机才智有限不懂军事,直呼其为上等兵东条。
“满蒙生命线”理论最初的提出者及发展过程
日本的“满蒙生命线”，缘自1929年曝光的，据称源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题目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主要内容包括：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
原文如下：“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欧洲大战后，我大日本帝国之政治、经济均感到莫大不安，其原因在于我国未能发展在满蒙之特权及既得利益，以致上渎圣虑，无所逃罪。
况且当臣等拜受大命之际，奉到上谕：特别对于中国及满蒙之行动，必须确保我国利权，以研究进展之机会。
圣旨所示，臣等不胜感泣之至。
当臣在野时，即主张对满蒙采取积极政策，并希望从速实现，兹为开辟东方之新局面 ，形成我国之新大陆，发扬昭和新政，已于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凡十一日，招集与满蒙有关之文武百官举行东方会议，就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作出决议。
”日本军国主义政治体制的源头，可以说是直接来源于山县有朋。
1889年，山县有朋以现役军官的身份组阁，所以山县内阁的军事色彩超过其前任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内阁。
主要表现为：第一，首相为现役将官。
第二，强调内阁阁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行动一如军队。
第三，以首相的身份举行第一次陆海军联合大演习。
在对外关系方面，山县有朋留下“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名言。
所谓主权线即指日本必须守卫的国境线，同时也是日本的生命线。
利益线与主权线有很大关联，如果利益线受到外国侵犯，则主权线也面临危险。
当时的朝鲜被认为就是这种利益线。
日本通过战争进行领土扩张，主权线和利益线都大大地向外延伸了。
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
满蒙生命线”到底是谁先说出来的?现在能查到的资料上，好像首先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出来的：“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
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
”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以“满蒙生命线论”的标题连发三十几篇社论。
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的说法是甚嚣尘上。
实这个“满蒙生命线”的提法是石原莞尔发明的。
现在能看到的《最终战争论》只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讲演的纪录稿，而完整地表现了石原思想的《战争史大观》，最早是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纲领，后来经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
“最终战争论”是个什么玩意儿?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
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
1925年松冈洋右最终确立了“满蒙生命线”理论，作为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的延续和具体化，曾经在“九一八”前多次担任中国领事的松冈洋右大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日本侵华造舆论。
1925年，“满铁”理事松冈洋右，就郭松龄倒戈反奉一事给外相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要把“满蒙”与中国其他领土区别开来。
1929年12月，松冈在广岛市召开的太平洋调查会议上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
这笔费用在10年内，本利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
”1930年，松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在议会内外开始散布“满蒙生命线”说，并以此攻击“币原外交”。
1931年春，松冈在名为《动荡之满蒙》小册子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
……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日本军部于是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记者、讲演者都必须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囊括满洲”;凡是违反这一方针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严厉取缔和制裁。
从此“满蒙生命线”论迅速风靡日本。
二战中有名的将领?谁最有名
隆美尔，外号沙漠之狐孙立人，国军将领，坑杀日本人，歼灭南京大屠杀的一支部队麦克阿瑟，美国五星上将丘吉尔，英国首相，让英国得以在伦敦轰炸中存活斯大林，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粉碎德军闪电战对国人来说，还是毛泽东比较有名，对朝鲜人来说，金日成比较有名，对世界人民来说，山本五十六，东条英机，希特勒，比较有名
甲午战争时期清朝装备并不输日本，为什么清政府却惨败
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弄不明白为什么，经济上就算是个大国了，在世界民族之林照样戳不起来。
我觉得刘亚洲将军这篇文章分析得全面、深刻，告诉了我们甲午之败到底为了什么。
中国90后的男孩子们如果有一半人喜欢读这种类型的文章，年轻的中国人的梦就会不仅仅是挣钱、娶媳妇过日子，除了浪漫之外还会增加了阳刚之气，中国就有希望
来源：参考消息口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空军上将刘亚洲刘亚洲：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
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
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
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
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
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
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问：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
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
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
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
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
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
清朝怎么能赢
问：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
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
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
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
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
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
”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
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
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
问：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
”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
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
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
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
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
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
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
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
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二、战略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
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
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
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
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
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
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
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问：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
这一点，我们要向日本学习。
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
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
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韩；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
而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
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
南京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
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其次是战略眼光。
要看得深、看得远。
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
1853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
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
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
10年后，双方爆发了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催生了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问：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
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
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
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
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
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
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
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
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
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
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
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
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
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
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
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
问：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
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
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
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
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
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
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
海陆军
人力合，我力分。
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
”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
三、信仰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精神的核心是信仰。
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
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
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
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
”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问：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
”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
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
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
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
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
”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
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
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
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
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
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
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问：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
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
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创造力，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
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
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
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
孝子太多，忠臣太少。
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
200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
”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问：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
然而，日本人有信仰。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
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
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
日本神道最强调“忠”。
“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
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
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
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
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
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
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
问：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
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
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
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问：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
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
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
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
他们怎么会这样
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四、国运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
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
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
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
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
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
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
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
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
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
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
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
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
这似乎是一个宿命。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
问：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
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
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
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
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
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
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
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
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
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
美国为什么在二战结束后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纵容政策。
在美苏冷战开始以后，美国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包围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调整对日政策，将削弱日本转为扶植和利用日本，为此姑息养奸放出大批在押的日本战犯，不仅不追究他们的罪责，而且还让他们重返政坛，成为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日本的战后处理被提上了日程。
战后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惟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美国以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在战后处理日本问题时，表现出了强烈的控制欲望，企图垄断对日占领。
1945年10月，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设立于东京。
1945年12月，美、英、苏在莫斯科召开外长会议，商议建立对日处理机构问题。
会议决定设立由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委员会，由远东委员会决定对日政策。
对日处理机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参加远东委员会11个国家的地位是不同的。
在这11个国家中，只有美国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向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发出必要的指示，而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是美国的麦克阿瑟。
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还决定成立由美、英、苏、中四国参加的对日理事会，但是，对日理事会只不过是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咨询机构，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因此，对日占领实际是由美国实行单独占领。
美国的占领政策，直接关系到对军国主义的清算是否彻底，关系到战后日本国家的政治走向。
美国的对日占领是通过日本政府来实行的，因此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被称为“间接占领”。
1945年10月15日，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宣布解散日本本土日军完成” 。
在实行对日占领之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麦克阿瑟下令解散日本的右翼团体和财阀，开除20余万人的公职，释放政治犯，并将28名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甲级战犯交给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
然而，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铲除得并不彻底。
例如：远东军事法庭所列的70名甲级战犯中，仅有28人受审，其余全部释放。
即使受到审判的甲级战犯多数不久就获得释放，被处以极刑的仅7人。
大量的乙级、丙级战犯被免于起诉。
甚至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充当证人的就有策划和参与侵略战争的骨干分子，策划“九一八事变”并炮制东亚联盟侵略理论的法西斯分子石原莞尔就坐在了证人席上。
他在军事法庭上竟狂妄地说：“我是战争罪犯，请军事法庭把我当作战犯对待。
” 公然藐视法庭，这是对远东审判的莫大讽刺。
日本在侵略战争中负有重要责任的战争罪犯，并不像德国那样全部受到惩罚，有的还在政府中任职。
有人认为“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缺乏国际法的依据” ，但比较而言，东京审判更没有权威性，然而即是如此本来就不彻底的东京审判，日本右翼分子还要翻案。
对军国主义铲除不彻底的最显著的一点是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未形成强大力量的形势下发生的。
为了实现社会变革，资产阶级不得不联合下层武士，打出“尊王”的旗号，借助封建君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就导致了日本资本主义改革不彻底，封建意识形态存留于近代日本社会之中。
189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虽然名义上实行“君主立宪”，但是，它同时肯定“万世一系”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与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有相当大的区别。
日本天皇近代一直是陆海军统帅，天皇对侵略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战争结束后，反法西斯国家中的苏联、荷兰等国，认为：“天皇很令人担心，战争结束时国民全部服从天皇的命令，如果以后仍服从天皇的命令，可能会发生不测事件，因此，强烈主张废除天皇制，认为天皇是战犯。
” 而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却认为：“没发一枪，没流一滴血，就占领了日本，这证明了日本天皇的力量非常强大。
对日本来说，天皇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要协助日本维护天皇制。
” 美国认为利用天皇和天皇制，可以实现在远东的战略目的。
麦克阿瑟有一句名言：“天皇至少有100万军队的价值。
” 迫于国际上要求废除天皇制的强烈呼声，美国要求日本早日发表放弃战争声明，制定新宪法。
1946年2月4日，麦克阿瑟提出了改正新宪法三原则，即人民主权、放弃战争、废除封建制度。
关于天皇，提出“天皇是国家元首，皇位世袭，天皇依据宪法行使职务及权能，根据宪法反映国民的意志” 。
1947年在美国的指导下，日本制定了新宪法。
新宪法明确规定保留天皇制，天皇依然是日本的国家元首，内阁总理大臣需由天皇任命。
新宪法规定日本天皇不再是神，没有统帅军队、最终决定国家政策的大权，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战后日本的天皇已经不能与近代天皇同日而语了，但是，由于新宪法中仍然保留着天皇制，这就不利于日本反省战争，清除军国主义和皇国主义的影响。
对日改革与旧金山和约美国对日占领初期，在日本曾实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政策，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
先后公布了《教育基本法》、《劳动基准法》、《独立禁止法》、《地方自治法》等法律，着手对日本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这些改革对日本走上和平、民主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战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东欧出现了八个社会主义国家，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在这种形势下，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西方国家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警惕与封锁。
1947年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问世，1948年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成名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同盟。
然而，即使在西方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之时，美国仍没有重新武装日本的打算。
1949年3月3日，麦克阿瑟在接受英国记者威尔普拉迪斯的采访时表示：“美国不准备重新武装日本，美国对日本的希望就是它保持中立。
”就在美国构筑其在亚洲乃至世界战略体系之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认为北朝鲜的目的在于席卷整个朝鲜半岛，在远东向美国挑战。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参战声明”，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直接介入朝鲜战争。
美国认为在太平洋构筑防止共产主义势力蔓延、并与之斗争的地区性共同安全保障框架非常重要，日本则是美国在远东封锁共产主义战略的防波堤。
于是，美国开始改变对日占领初期的“非军事化”政策，对日本从改革变为扶植。
朝鲜战争爆发后，尽快实现对日媾和，建立比较稳定的日美关系，就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方针。
1950年11月24日，美国政府制定了《对日讲和七原则》，提出对日媾和的国家是“与日本交战国家的全部或者一部，在同意提案的基础上，实行讲和” ，透露出对日媾和可能是对日作战的一部分国家，如果哪个国家对七原则表示疑义，就可能被排除在外。
苏联与美国在对日本的领土处理、媾和后的防卫和经济体制、中国参加媾和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在中国由谁来参加对日媾和问题上，美英的意见也不一致。
英国主张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媾和，美国则认为应让台湾参加。
由于在由哪一方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媾和问题上，美英意见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最后决定既不邀请北京，也不邀请台湾。
就这样，中国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和贡献巨大，却被排斥在对日媾和之外。
1951年9月，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召开，日本与参加会议的48个国家签订了《对日和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
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盟国对日战争处理问题的结束。
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1952年5月5日就美国宣布单独《对日和约》生效，提出了强烈抗议。
苏联虽然参加了旧金山媾和会议，但是没有在条约上签字。
苏联警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敌国结成军事同盟，不限制日本军备规模，是很危险的。
重新武装日本，右翼团体死灰复燃美国在积极推动对日媾和的同时，准备重新武装日本。
1950年6月，美国国务卿戴维斯访问日本，提出日本应重整军备，保卫自己的国家。
麦克阿瑟也开始暗示日本可以重整军备。
7月8日，麦克阿瑟致函日本首相吉田茂，要求日本建成75000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增加海上保安厅成员。
1950年12月29日，日本制定了《关于部队编成及组织规程》，详细规定了警察预备队组织机构、职责。
随后即在全国开始募集警察预备队队员，警察预备队实际是日本重整军备的预演。
1951年元旦，麦克阿瑟发表的“新年致辞”，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他一方面说日本的和平宪法表现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同时又说：“如果国际无法状态继续发展而威胁和平，支配人们的生活，当然理想就不得不让位于保存自己的法则，与尊重自由的人们携手，在联合国的原则范围内，拥有击退武力的力量，是诸君的义务。
” 日本舆论认为“麦克阿瑟元帅的新年致辞，表明新宪法中禁止的日本再军备，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可能” 。
从1951年2月起，日本开始特别募集预备队干部，重新使用245名业已被开除的陆军士官、海军兵学校的将校，并让过去军队中有训练和指挥经验的将校参加警察预备队，强化预备队组织。
对在美国支持下重整军备，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
日本共产党反对重整军备。
社会党主张如果是为了维护治安，就赞成建立；如果将警察预备队军队化、特高化则坚决反对。
一直站在反战立场上的日教组，1951年1月24日通过《不要将孩子再送上战场》的决议，重申“全面讲和、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的态度，并从这种态度出发，反对重整军备” 。
然而，日本社会中反对重整军备的势力并不占主流。
1951年3月《读卖新闻》作了一次抽样调查，回答者3070人，其中对日本是否再建立国防军问题，赞成者为47.3％，反对者为23.6％，不知道者为29.1％。
赞成者比1950年11月调查时增加了8.4％，反对者减少了9.1％。
在赞成者中，认为为了再军备应修改宪法的占68.4％，反对者为8.3％，不知道者为23.3％。
认为再军备仅有陆军就可以的占12.2％，也需要有海、空军的占60.5％，不知道的占27.3％ 。
吉田茂内阁在战后确定了“经济立国”的方针，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经济自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定民生。
现在对于基础脆弱的日本经济来说，如果加上重整武装的负担，日本经济不仅不能自立，而且会在其重压下崩溃，国民生活贫穷化，给共产阵营予制造社会不安的好机会”，但是，他又认为“须有国家自卫能力” 。
为了使国民接受重整军备，日本政府除让警察预备队参与治安值勤外，还让他们参加台风等自然灾害的救援活动。
1950年10月15日，根据《保安厅法》，过去在保安厅管辖下的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这是向重整军备迈出的第一步，同时成立了保安大学。
1954年7月，保安厅改为统帅陆、海、空三军的防卫厅，保安队改称自卫队，保安大学改称防卫大学。
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不仅表现在对日讲和、重整军备，还表现在对右翼集团的姑息上。
本来1946年1月4日联合国总司令部宣布解除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等右翼团体，将这些团体的骨干分子逮捕。
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右翼团体打出了民主主义招牌，奉行“亲美”路线。
这些新右翼团体支持美国将日本作为反苏据点、“远东反共基地”、“远东兵工厂”的战略，明确地打出了“反共”口号，其活动得到了美国的默认。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加强了对日本左翼力量的镇压。
1950年6月26日，麦克阿瑟致函吉田茂首相，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歪曲朝鲜战争事实，损害韩国人安全和福利为由，要求日本禁止《赤旗》的发行。
日本政府立即作出了禁止发行命令。
7月14日，日本法务省特审局以日本共产党干部德田球一、野坂参三、长谷川浩等9人违反团体规正令第10条为名，向最高检告发。
15日对以上9人发布了逮捕令。
这与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军国主义势力的存续，使得战后成立的日本遗族会经常以照顾遗族的感情为由，反对正视侵略战争。
由于“皇国史观”的继续存在，战后有人开始美化日本近代史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
总之，“二战”后美国出于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控制和垄断对日占领，并将占领政策从“改革”转变为“复兴”，在没有彻底清算日本侵略罪行的情况下，就开始扶植日本，使军国主义在战后继续存在，至今在日本社会及政治生活中有一定影响，甚至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东条英机和山本五十六谁的官大
东条英机的官更大，因为山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期就死了，不是太好比较，因为山本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官，海军大将，东条是陆军大将，就日本的传统来看陆军的地位一向比海军有地位，后来东条出任过陆军总参谋长，陆军大臣，内务大臣，以及日本首相，还是东条的官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