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第8章好句摘抄
1.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2.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一个铜板都没摸出。
红星照耀中国摘抄和感悟
关于奉献的名言1、自己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
——雷锋2、只别人而活的生命才是值得的。
——爱因斯坦3、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鲁迅4、在政治中我们需要能有所奉献的人，而不是想有所收获的人。
——（美国）巴鲁克5、在人生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去饲别人。
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鲁迅6、一生奉献于两个神明，即荣誉与英勇。
——蒙森7、一个只顾自己的人不足以成大器。
——罗斯金8、死者的光荣不在于受世人之赞美，而在于为后人所效法。
——孟德斯鸠9、我的母亲是出色的奉献者。
如果她发现我们中有人对某件事感兴趣，只要有可能，就要鼓励这种兴趣，她回家时就会带着一包有关著名明星的书。
尽管有九个孩子，她对待我们每个人都像对待独生子女一样。
我们中谁都没有忘记她是怎样的一个辛勤的操持者和出色的奉献者。
——迈克尔·杰克逊10、我好象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
——鲁迅11、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才能获得生命。
——泰戈尔12、我们应当在不同的岗位上，随时奉献自己。
——海塞13、如果我们想法交朋友，就要先为别人做些事——那些需要花时间、体力、体贴、奉献才能做到的事。
——卡耐基14、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对我们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我就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果戈理15、上天赋予的生命，就是要为人类的繁荣和平和幸福而奉献。
——松下幸之助16、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才能获得生命。
——泰戈尔17、生使一切的人站在一条水平线上，死使卓越的人露出头角来。
——萧伯纳18、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李四光19、人生价值的大小是按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来衡量的。
——向警予20、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爱因斯坦21、如果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一生中留给人们的都是些美好的东西——鲜花、思想以及对你的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你的生活将会轻松而愉快。
那时你就会感到所有的人都需要你，这种感觉使你成为一个心灵丰富的人。
你要知道，给永远比拿愉快。
——高尔基22、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汗水与眼泪。
——丘吉尔23、人家自然会拿东西来交换，彼此得益。
一定要板着面孔等别人来真心奉献，——亦舒24、人来说，最大的欢乐，最大的幸福是把自己的精神力量奉献给他人。
——苏霍姆林斯基25、我应当生活得仿佛我的生命完全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存在似的。
——塞涅卡26、无用的生命只是早的死亡。
——歌德27、希望你们年轻的一代，也能像蜡烛为人照明那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忠诚而为人类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法拉第28、幸福在于为别人而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29、要重返生活就须有所奉献。
——高尔基30、一个丰富的天性，如果不拿自己来喂养饥肠辘辘的别人，自己也就要枯萎了。
——罗曼·罗兰31、奉献无止境。
——钟南山32、给予比接受更快乐。
——《圣经》33、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焦裕禄34、即使自己变成了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往真理的大道上，让自己的伙伴们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
——吴运铎35、没有奉献精神，创业很难实现。
——柳传志36、男人敞开心扉就像女人羞答答地奉献出她们那防范森严的肉体一样。
——安德烈火莫洛亚37、奉献乃是生活的真实意义。
假如我们在今日检视我们从祖先手里接下来的遗物，我们将会看到什么
他们留下来的东西，都有是他们对人类生活的贡献。
——阿德勒38、你要记得，永远要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
——高尔基39、牛吃草，马吃料，牛的享受最少，出力最大，所以还是当一头黄牛最好。
我甘愿为党、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王进喜40、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41、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
——杨万里42、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见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
——鲁迅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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