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赞美海南的诗词有哪些
《山供》载，六朝的，清贫寡欲，终年常蔬食。
太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答曰：“春初早韭 秋末晚菘。
”这可说是对于韭菜最有理解也最有风趣的评价。
古人对于春韭久已尊重。
《诗经·豳风》：四之日献羔祭韭。
《礼记》也说，庶人春荐韭，配以“卵”，大有用鸡蛋炒韭黄祭祖宗之意。
韭菜一名懒人菜，因为只要种一次，就可以割了又长，长了又割。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洞庭一角的句子赏析（至少3句）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苏轼到达惠州后，更觉得惠州风物，确实名不虚传：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惠州一绝》)他每到一地，都会对那里产生深厚的感情。
苏轼在惠州先后住过三个地方：合江楼、嘉皊寺、白鹤峰。
他在《迁居》诗序中说：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
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皊寺。
2年3月19日，复迁于合江楼。
3年4月20日得归于嘉皊寺。
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迁居》诗写道：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
去年家水西，湿面青雨细。
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
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
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
苏轼初到惠州住在合江楼，即惠州东门楼。
楼位于东江、西江汇合处，海山葱胧，江流环抱，秋风初凉，百鸟合鸣，有如仙境。
他在《寓居合江楼》诗中说：海山葱胧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苏轼在这里住了不久，就迁居嘉皊寺松风亭。
苏轼以前赴黄州贬所，经过湖北麻城的春风岭，遇上梅花盛开。
这次贬官惠州，住在嘉皊寺松风亭又遇上梅花盛开。
苏轼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中写道：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
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谯雨愁黄昏。
苏轼贬官惠州，一住又是几年，他深感“中原北望无归日”，就开始作长远打算。
他在白鹤峰买了几亩地，筑屋二十来间，凿井四十来尺深，并栽上各种果木。
他对果木树秧的要求是不大不小，太大不易栽活，太小又怕等不到果木成林，自己就死了。
苏轼在惠州期间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安闲自在的。
“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
……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
”(《再韵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这是在赏梅：“烂煮葵羹斟桂醑(美酒)，风流可惜在蛮村。
”(《新酿桂酒》)——这是在酿酒；“初日下照，潜鳞俯见。
意钓忘鱼，乐此竿线。
”(《江郊》)——这是在垂钓。
苏轼偶尔也曾访僧会友，惠州太守詹范对苏轼很好，曾携酒拜访苏轼，可能还在经济上帮助过他：“酒材已遣门生致，菜把尚叨地主恩。
”(《新酿桂酒》)又说：“欲求公瑾一穂米，试满庄生五石樽。
”(《惠守詹君见和，复次韵》)循州(今广东龙川)太守周彦质也曾在经济上帮助过苏轼：“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叼送米续晨炊。
知君清俸难多辍，且觅黄精与疗饥。
”(《答周循州》)苏轼在惠州期间，他的表兄程正辅为广州提刑，曾到惠州看望他：“我兄清庙器，持节瘴海头。
……人言得汉吏，天遣活楚囚。
惠然再过我，乐哉十日留。
”(《闻正辅兄将至，以诗迎之》)在程正辅到达惠州后，他们曾一起游白云山、香积寺等名胜。
总的来说，苏轼在惠州还过得不错：“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
”(《答陈季常》)
《初到黄州》读后感。
苏轼
延伸阅读：浅析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被贬的惩罚,而这群被皇帝老儿随意拆卸的玩具中,常常有许多饱读诗书之人.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所以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便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这其中当属“贬官文化”最为奇特最为有趣!一、何谓“贬官文化” 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总有些消极的思想.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1）文人的自作聪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原因就在这.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四、归纳总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二）“贬官文化”的特点.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