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现代诗词
1.《落叶的爱》
作者：张爱玲
大的黄叶子朝下掉;
慢慢的，它经过风，
经过淡青的天，
经过天的刀光，
黄灰楼房的晨梦.
下来到半路上，
看得出它是要
去吻它的影子.
地上它的影子，
迎上来迎上来，
又像上往斜里飘.
叶子尽量慢着，
装出中年的漠然，
但是，一到地，
金焦的手掌
小心覆着个小黑影，
如同捉蟋蟀--
"唔，在这儿了!"
秋阳里的
水门汀地上，
静静睡在一起，
它和它的爱.
2.《晚秋的乡愁》
作者：张爱玲
紫色雏菊簌力在更深色的.瓶内，
在镂刻着福与寿字的古老花瓮，
在异乡的风里凄愁。
而虚静落下，
在昔日家屋，
在远处山冈，
云淡淡曳过，
风轻轻扬过山头。
水悠悠溜走，
有琵琶声的哀怨滴落在水上，
看青青的潭水有多冷。
十月的寒意有多深，
以及，
幽壑奔冽的光，
有一种可触及的悲凉。
啊!谁说秋天月圆，
佳节中尽是残缺，
每回西风走过，
总踩痛我思乡的弦!
3.《霜降》
作者：张爱玲
霜寒露重，
秋更萧索了，
对于，
不惯于虚饰繁华的人。
最宜于此时，
返璞归真，
秋原是隐逸者的国土。
而从古铜色秋的明镜里，
是这样的反映出灵魂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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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
导语：存在主义主张“自我”通过自由选择和创造性的努力来赋予存在以意义。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存于这个世界上是痛苦的。存在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是“失去自我”、“寻找自我”和“发现自我”。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下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深受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鲁迅从存在主义文学中汲取了“自我”意识，认为中国国民的生存“失去自我”，暴露了国民深刻的劣根性。30年代的现代小说，如“现代派小说”的写作，他们明显地开始疏离于主流文学，不摄取现实中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不反映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而是远离意识形态，从个体生存状态着手。张爱玲更深一步地借鉴并深化了西方现代主义中存在主义在小说中的运用。张爱玲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使我们从她的小说中“发现自我”，看到了“失去自我”的那些人。她熟悉日益金钱化的都市旧式大家庭的丑陋，如她那惊人的语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用华美绚丽的文辞来表达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这是她的主要文学切入点。她从中看到了中国都市人生中新1日交错的一面，即都市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现代的改变，但人们的习惯、观念仍然是传统的。她所提供的，正是处于现代环境下依然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可以说，张爱玲小说的女性解剖和都市发现，都相当的具有现代性。
这种现代性首先表现为她小说主题关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及从中挖掘人性中真实的东西;其次便是她以世俗化的空间场景来编排故事，便消解了“传奇”的经典语义，使“传奇”变成平常琐事，平常琐事便成为“传奇”，使作品具有了审美化的意趣。
(一)从主题中窥探现代性
“人性中的确有许多未被认知的东西，它们有时来得好像不经意却令人惊讶与困惑，但其实随时都会发生，只是没有特定的环境与诱因罢了。”而人性中这些令人惊讶与困惑的真实东西就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琐碎事件而发生在人面前，张爱玲抓住了日常琐事这一诱因。奋力地勘探着人性，在乱世的背景下不曾被人认识的人性中卑微、自私的一面。尽管张爱玲的作品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命运，但她却关注了每个人在社会上的最关键问题，即关于每个人生存状况的问题的思索，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回避的大问题。于是，张爱玲所提供的文学想像和情感体验，又都与当下普通的生存状态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契合。张爱玲专注于平淡生活中平民的人生，她的关怀遍及日常生活的每个人，于是便迎合了大多数的读者心理。从此意义上讲，张爱玲的作品更具有现实意义，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张爱玲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中国社会遗忘，因为与主流文学中那些宏大叙事相比，张爱玲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实在是琐碎、务实、平淡，只注重个人生存，这些都是对人类崇高人文精神(高尚理想、激昂斗志、大公无私等)的一种消解.是受着时代主潮鄙视的。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年代里，人人都为生计奔波忧虑时，日常生活中人的生存状况又成为平常人关注的热点，张爱玲的作品又重新被认识，被接受，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就是因为她表现了永恒的生存主题。
存在主义有这样的观点，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生存于世上，处于被抛的状态，人便是孤立无助的个体。张爱玲以中国式或本土化的存在主义着力于人物内在的冲突，描写了自私、愚蠢、庸俗、势利、空虚等一些杂乱无章的堆砌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更是他的选择的总合。我们必须学会真实的生活，否则就根本没有生活;我们必须选择心中的善，否则就会被周围的邪恶吞噬。”孟子主张人性本善，然而这一人性的预设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中的“恶”的构成通常是一种内心冲突形成，而且这种恶的因素，有时仅仅是软弱，无力主宰非理性欲望而不由自主地抛弃了身边的善，使邪恶吞噬了自我。张爱玲关注的就是这些世俗社会中的“软弱人儿”，着力于人物心理的内在冲突，暴露他们的软弱、自私、与卑劣人性的阴暗面。她的写作，或许不能给我们疾病丛生的生存提供拯救的力量，但他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存在的疾病本身，看到了现代人的伤口，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学力量?
(二)“传奇”的现代性
张爱玲笔下所谓的'传奇，原来就是发生在你自己的身边。它不是一个遥远的、浪漫的时空演绎的浪漫的故事，它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碰到的、贴身的、世俗世界的故事，是普通人的故事，也是静静地在普通人中间演绎了多少年的故事。因此，张爱玲消解了“传奇”的经典语义，或者说，她赋予了这一传统文学以新的期待视野，使传奇在现代文学中具有了更多、更复杂的可能性，便使这种文学的想像力“打开了一个左翼文学实践和一般‘大都市风’作家都不曾深入的写作领域即一个没有完成的‘现代’给中国日常生活带来的种种参差的形态，以及在这个时代中延续的中国普通社会”。
现在让我们审视一下张爱玲编排传奇故事的典型空间场景，我们会发现在“公寓”和“街道”这种普普通通的日常空间中，浓缩着直觉的、体验的、审美的、社会的、文化的诸种形态的内涵，从中可以透视张爱玲对现代经验特有的感受和把握方式。
张爱玲正是从街道、小菜场这样的世俗化的寻常图景中，发现和感悟到传奇的审美化的意趣。这是一种关注世俗的入世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她写出了她独具特色的传奇小说。张爱玲这样形容她的“新传奇”的事业：“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张爱玲把流苏及流苏的家视为“古中国的碎片”。这种古中国的“碎片”并不是以古董和文物的形态存留在现代大都市的社会生活中，而是作为现代文明的结构性因素，参与到现代历史进程。“多少年来井边打水的女人，打水兼照镜子情调”就是这样参与了现代性的美感生成之中。张爱玲看到了传统观念和习惯与现代文明在日常生活中互相交错的一面，于是，便有了现代性的传奇。自然而然，传奇的典型场景里就涉入了日常生活的影子，传奇中的故事便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让人读起来自然亲切且意味浓厚。
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主要是归于她小说描写了日常凡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真实这一关注个体本身的主题。张爱玲是把自己的作品呈现给大多数普通人看的，她说过，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 ――作者要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用不着扭捏地说：“恐怕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那不过是推诿。任何一个时代读者地大多数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张爱玲便关注了这些普通人，她站在普通人行列，把传奇描写成身边普通人的日常琐事.在这些琐事中挖掘人性深处固有的东西。她以她独具的文学想像和艺术天分，给她的小说增添了无限浓厚的现代性品格。
张爱玲小说苍凉的现代意识
导语：张爱玲以一个旁观者的创作姿态，观察着平常的人生以及日常背后的深刻，表达着自己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构成了其作品苍凉的现代意识。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张爱玲小说苍凉的现代意识，欢迎大家阅读!
张爱玲是独特的。她没有被裹挟进时代宏大的叙事潮流中，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创作姿态，通过对人的世俗生存的日常叙事，透露出对浮世苍生的悲悯。苍凉的现代意识是张爱玲小说一贯的美学风格，也是她深刻思考后对现代文明做出的独特诠释。
一 “真”、“假”世界的迷惘
在《封锁》中，有一段关于翠远的家里人的叙述：
“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
在对翠远家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翠远一家约略属于中产阶级。从翠远家人对生活习惯的取舍来看，他们都在积极努力地使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潮流保持一致。虽然有时由于自身的局限与潮流不合拍(如听不懂交响乐)，但他们还是努力地与潮流亲和，他们的行为准则一切依照社会潮流的价值判断。在对女儿的婚事上，他们认为找一个有钱的女婿远比读书重要，这种看法是十分吻合社会潮流的。叙述者对翠远家人的评价是“她家里都是好人”，可见叙述者批评的眼光也是站在世俗的一方的。然而叙述者又说“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依照正常逻辑，“好”―“真”是不构成对立的，叙述者此时强调“真”，显示他的看法是迥异于世俗立场的，因此，我们听到两个叙述者的声音，隐含作者无疑是站在非世俗立场的，这里出现了“不可靠”的叙述，也就是说，在世俗立场上的叙述者评断的所谓“好人”，其实是和“真人”对立的“虚伪的人”的代名词，这就形成了叙事反讽。
这篇小说写了封锁前(常态)――封锁(非常态)――封锁解除(常态)三个时间段。其实，在每个时间段里，都充斥着“真”―“假”的二元对立。在封锁前、封锁解除的常态时间段里，也就是现实生活世界里，“假”被誉为 “好”，得到社会的肯定，人人都争做“好人”。在封锁期间，也就是脱离开现实世界时，“真”浮出水面，占据上峰，人们的行为与内心开始一致。非封锁期的 “好”转变为“坏”，是人们舍弃的，宗桢开始对他的现实中的妻子不满，甚至要决定与她离婚，可是封锁是短暂的，宗桢、翠远又回到了生活的常态――现实世界，关于“真”―“假”的判断又颠倒过来。宗桢又成了一个“好人”，他逃离了翠远。这篇小说的隐含作者是站在世俗立场的对立面，给予现实中人无情的嘲讽。
“真”、“假”在两个世界互相颠倒，这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常面临的困境。在《金锁记》里，粗俗的曹七巧都在迷惘、凄楚地问自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倾城之恋》中，一个有月亮的晚上，白流苏在电话里听到柳原对她爱的表白，第二天，柳原对她的态度又回到原来，流苏恍若做了一个梦，她分辨不清究竟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故事的最后，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苏，可是她也感到困惑、迷茫，“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对“真”、“假”的质疑，无疑给文本增添了更深的内涵，它已不是单纯在讲故事，故事的背后有隐含作者更深的哲学意味的思索。
二 “无爱”的悲凉
张爱玲是悲观的，甚至是虚无的，她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死的世界，是一个无爱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的孤独，成为她的小说立意构思都离不开的基点。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无爱”便成为张爱玲小说的基本句法和深层结构。“人与人”是个变数，“无爱”是个常数:《沉香屑・第一炉香》叙述了姑侄、夫妻间的无爱;《茉莉香片》讲述的是父子间的无爱;《倾城之恋》叙述了母女、手足间的无爱;《红玫瑰与白玫瑰》则叙述了异性间的无爱。
张爱玲的小说是环绕“无爱”中心的理性体系，从中可以感到隐含作者的悲凉。在《金锁记》中有这样两句：“一级一级，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这两句前后出现两次，文字稍有变化，含义也不相同。前者是指封建社会及其家长曹七巧制造的黑暗牢狱，曹七巧的存在方式是以毁掉自己的生命及儿女的幸福为代价，她亲手制造了黑暗的牢狱;后者是指长安被母亲强行拖入了那个黑暗的牢狱，断送了她的幸福。这两句是作品的文眼和中心意象，是对这个悲剧的形象概括，广而言之，它又是那个社会和历史的象征。长安耳边萦绕的那首古老的西方民歌《long long ago》弥漫着一种无奈、晦涩、沮丧、凄楚的氛围。“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隐含作者对这无奈生活的绝望弥漫在故事的方方面面。
这种悲凉的色彩表现在文本形式上，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文本，表现为首尾回环，是圆形的，故事结束以后重新回到开始时的状态。如《倾城之恋》结尾与开头相回应：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金锁记》的结束语更加明确地说：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这样的结尾表现着隐含作者的观点，即历史就如同那把咿咿哑哑的胡琴，拉过来拉过去都是同一“调子”，人间的悲剧还在重复。
其实，张爱玲小说中所弥漫的苍凉意味是一种彻骨的悲剧感，是融合了形式和内容的人生荒凉之感。作家之所以喜用“苍凉”、“寂寞”、“荒凉”之类的字眼来形容人生，同身处沦陷区的现实和历史转型期的现实协调，更与自身的悲凉处境一致。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宦，祖母则是晚清汉人官吏中官职最显赫而且权重朝野的中堂大人李鸿章的千金小姐。如此盛极一时的光荣只属于先人。到了她这一代，由于父母关系的恶化以至于最终走向离异，使本来就缺少温暖的家庭更加接近黄昏落日，它们造成了张爱玲心灵上沉重的衰落感。
三 现代的失落
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危机和焦虑的时代，古老的中国也不例外。张爱玲崛起于上海沦陷时期，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历史处于新旧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也处于大转型中，新旧文化交替过程中必然普遍存在的无限的失落感，笼罩着整个社会及个人。“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人们只是感到日常的一切有的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这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影子似的沉落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从30年代起，“国家”、“民族”大历史叙述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这种“潮流”一直延续到40年代甚至更远。张爱玲无疑是这股“潮流”之外的，正如柯灵所说：“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在沦陷区的上海，很多作家或者远走上海，或者闭门谢客做起了隐者，隐姓埋名不再发表文章。正是在这文坛低气压的时代，张爱玲却在文坛迅速窜红。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时代的漠视，对政治的疏离。如在《封锁》中：
“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
这个“兵”既非敌人，也非战士，没有感情色彩，没有主观倾向，上海沦陷的事实只是作为一个人生存、生活的大的时代背景，是模糊的。张爱玲曾说，“沦陷对于我只是物价的升动而已”。
张爱玲曾说自己是自私的，相对于“国家”、“民族”、“集体”这类观念在她是极其淡薄的，她关注的是自己、个体的存在，主张对个体的尊重。所以，三四十年代动荡的社会带给她的只是更深的悲剧意识。她谈到思想深处的隐秘的忧虑，说道：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种威胁究竟是什么，张爱玲没有明指，但是我们分明感受到她内心深处对“时代”、“文明”的困惑、迷茫。
《倾城之恋》是写香港之战中一对普通自私男女的恋爱，香港之战成全了他们的恋爱，因为战争让他们感到，“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张爱玲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并在《烬余录》中细致地写到战争给人带来的精神压抑和恐慌，许多人为此而匆匆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
香港之战是日伪侵华战争，张爱玲关注的着眼点却不在这儿，她感受强烈的是战争、动荡的时代对个体的人的生存的影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悲观、落寞、孤独和对文明的困惑。在《倾城之恋》中，有两处提到“文明”：一处是白流苏抵达香港后，柳原看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另一处是在香港之战发生后，“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 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地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劫余所得到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小说里两次出现的 “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而这两次出现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提示“文明的毁灭”这一主题。在这里，张爱玲第一次清晰地描写出她对文明毁灭的体验与想象。在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背景下，香港之战实在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可是这个小插曲，已经证明了文明的部分毁灭的过程。战争给予张爱玲更透彻的感受是：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
对张爱玲来说，香港之战过后，她突然体会到时间已然终止，文明的根基已然毁坏，未来是什么样，已经难以把握，此后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炮火的烬余。在这里有着宿命般的彻悟之感。张爱玲所谓的“苍凉”，是彻底的悲观主义，她不同于20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她不再具有像他们那样的对进步、文明、未来寄予希望。张爱玲的态度更加现代。
张爱玲的现实的悲观态度实际上有两点是应该被注意到的：其一，她观察的对象是整个“文明”，已不仅止于眼前的 “现实”，而是“历史”、“一切时代”;其二，在所谓悲观态度的另一面，是对于此岸的、现世的乃至世俗生活的深刻体察和热爱。正如她所说：“我的小说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有的只是些男女间的小事情。”她解释道：“我以为人在爱恋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里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也就是说，张爱玲放弃了“革命”、“战争”宏大的历史叙事，专注于“普通人”的“日常琐事”，并以此来映射透视时代的变幻及其对人生存的影响，而这成就了张爱玲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沉醉于个人的小圈子而却没有从中跳出来的欲望，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苍凉”也是有识度的，更多地是一种个人化的哀叹伤婉，从而使其作品表现出来的苍凉显得无助柔弱，抹上了一层颓废消极的色彩。我们必须看到，张爱玲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走上文坛的，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张爱玲的创作却没有传达出时代和历史进步的信息，这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