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讲讲孔孟的中庸之道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呀
为什么鲁迅要批判它，说它使国民固步自封、奴性十足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在近代中国快速变迁的情境中，传统文化模式不再配合，古老的法则不再适用，鲁迅不得不开始“走异路、逃异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向传统文化模式告别的姿态和宣言。
就鲁迅而言，尽管他（包括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总结，如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国哲学史大纲》），认识到在实践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其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存在着“延续”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在思维方式上，在总的价值体系方面，他对传统持否定性的整体观。
其原因就是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个整体的现实功能相对于西方社会文化体系而言是否定性的，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不仅如此，鲁迅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同样也认识到自身的历史性，他在反传统的过程中同时洞察了自身的历史性，即自己是站在传统之中“反传统”，因此，对传统的否定的价值判断导致了对自我的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这也是鲁迅反传统的基本前提。
这表明了鲁迅把反传统的社会活动纳入了自身的精神历程，并使之具有了“赎罪”的意义：传统的罪恶也是我的罪恶，对传统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对“我”的批判和否定。
鲁迅负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太多的积淀.鲁迅生活在封建文化之中,对封建文化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决定了鲁迅无法摆脱传统的影响,也决定了其一生所批判的目标.同时,对封建文化的亲和力是其痛苦的源泉.鲁迅的留洋经历助长了其责任意识.生活在中国之时,鲁迅对封建文化的态度是爱也是你 --- 因为你滋养了我,恨也是你 ---- 因为你毁灭了我,此时的鲁迅还局限于小我.而留洋之后,鲁迅经历了本雅明式的 震惊:封建文化虽然滋养了我,但害了中国.此时的鲁迅有小我走向大我,责任意识呈现.挣扎中的绝望.越是挣扎,就越能看清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而越是看清这种本质,就越是挣扎.如此以来,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一种精神上的绝望,而这种绝望就是我们所谓的其批判的深度.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鲁迅这样深刻而又具体，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鲁迅这样执著而又犀利。
鲁迅一针见血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
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
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努力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特征的同时，鲁迅在许多文章中还十分具体深刻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鲁迅以偏执的发展观孜孜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揭示和批判，“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致尤炳圻》），因而鲁迅在他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中也努力解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对国民性的卑怯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针砭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国民性的卑怯，他说：“……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
”（《北京通信》）鲁迅的乡土小说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卑怯者的世界。
李长之在《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中就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上，写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就是写农民的愚和奴性”。
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将儿子的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的懦弱的华老栓（《药》），一心想跻身于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忧愁的七斤（《风波》），在多子、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的闰土（《故乡》），都是乡土社会中的卑怯者，他们对于身受的压迫忍辱受屈逆来顺受。
《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在酒楼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无聊地生活着的吕纬甫，《孤独者》中亲手选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的魏连殳，《离婚》中慑于七大人威光的爱姑，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卑怯者，虽然他们面对坎坷的命运和人生也有过不平和抗争，但最终都屈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
鲁迅将国民的卑怯视为国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以决绝的姿态予以抨击。
鲁迅极力反对卑怯者半死半生的苟活，他深切地期望人们能挣脱文化传统的禁锢，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忽然想到•五》）鲁迅先生对于卑怯者的恃强凌弱更为痛恨，他曾愤愤地指出：“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
这些孱头们!”（《杂感》）鲁迅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一再针砭揭示卑怯者的凌弱。
《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酒客们对孔乙己的奚落哄笑，《药》中老栓茶馆里茶客们对夏瑜的斥责讥嘲，《明天》中鲁镇上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对单四嫂子的欺凌，《阿Q正传》中遭假洋鬼子棒喝的阿Q对小尼姑的侮辱，《祝福》中鲁镇人对祥林嫂悲剧故事的学舌、对祥林嫂额头伤疤的嘲弄，《孤独者》中寒石山村人们对魏连殳关于其母丧葬仪式的胁迫，都可看出鲁迅对乡村社会中卑怯者的恃强凌弱的深恶痛绝。
鲁迅曾愤然地指出：“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
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之节烈观》）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鲁迅对封建节烈观念和等第思想十分憎恶，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将封建节烈观念视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
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
”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就描述了在封建节烈观念的影响摧残下，“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的乡村社会的人们。
《明天》中的寡妇单四嫂子执意守节，将儿子宝儿视作她人生的惟一寄托和希望，宝儿的不幸病逝，使她失落了明天。
《祝福》中的祥林嫂守寡后又被婆婆强行嫁到贺家墺，一心守节的祥林嫂全力反抗，竟一头撞在香案角上。
被称作善女人的柳妈竟认为当初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并劝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封建的节烈观念成为摧残乡村妇女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
因而精神上受尽折磨和摧残的祥林嫂在容不住她的社会里只有走向死路。
鲁迅认为应该追悼中国历史上为节烈观念迫害致死的人们，并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
要除去虚伪的脸谱。
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之节烈观》）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概括为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级制度上的。
鲁迅指出：这种吃人的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
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灯下漫记》）鲁迅对这种封建的等第思想是极为憎恶的。
他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
”（《论“他妈的!”》）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第严格的礼治秩序成为几千年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准则和处世方式，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对这种森严的等第思想作了生动的揭示。
《孔乙己》中去咸亨酒店喝酒的人们，长衫客和短衣帮泾渭分明，短衣帮们是靠柜外站着喝酒的，而长衫客则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慢慢地坐喝，而落魄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始终未能跻身于长衫客之列，最终脱下了长衫，穿件破夹袄，盘着两腿来喝酒。
《故乡》中回乡寻觅过去的记忆与情感的主人公“我”，在被岁月和生活压迫得麻木了的闰土一声“老爷”的称呼中，感到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童年时相处得无拘无束的小英雄闰土消失了，只有辛苦麻木得像木偶般的闰土了。
鲁迅十分深刻地将人之间的这种隔膜归为封建等第的缘由。
他说：“……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
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鲁迅针砭了中庸思想和瞒骗行径。
被称为儒家最高美德的中庸思想倡导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中和主义，这成为人们道德修养和处世行事的基本准则和方法。
鲁迅将中庸视作国民性卑怯的根由和阻碍中国人进行改革前行的巨大阻力。
鲁迅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
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无声的中国》）在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鲁迅就抨击了聪明人的中庸思想、推崇傻子的改革精神和批判了奴才的奴性性格。
在散文《立论》中针砭了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
鲁迅在乡土小说创作中，也生动地揭示了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明天》中的王九妈，面对单四嫂子询问宝儿的病情，她只是“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
这种不置可否不负责任的回答，与《立论》中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的回答如出一辙，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鄙弃的。
《祝福》中回归鲁镇的游子，在祥林嫂关于灵魂地狱有无的叩问中，只能以“也许有”，“也未必”和“说不清”搪塞，这种中庸之道的处世态度，鲁迅在小说中阐释道：“‘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
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
”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针砭的调和折衷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摆脱责任和道义的中和主义。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在社会和环境的压迫下，从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敢作敢为的青年，变为一个教教“子曰诗云”敷衍模糊无聊随便的弱者，他以中庸之道调和规范自我的人生。
这显然也是为鲁迅所不满的。
鲁迅憎恶中国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恶他们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
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论睁了眼看》）鲁迅憎恶他们能以瞒和骗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鲁迅的《阿Q正传》立意写出国人的魂灵，阿Q是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的典型人物，不管处于何等不利和不愉快的境地，阿Q都能从中摆脱出来，处于精神上胜利的不败之地。
《故乡》中麻木辛苦生活着的闰土，在香炉和烛台里寻觅人生的希望，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
《祝福》中受尽折磨的祥林嫂，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门槛赎罪，求得精神的平衡与解脱。
《孤独者》中作茧自缚的魏连殳，躬行其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其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在失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胜利。
鲁迅深深地憎恶国民的奴性性格，真诚地期盼能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真正争取到做人的资格和权益。
【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什么意思
黄金的含量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就像人没有十分完美的一样。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志之所向,无坚不入”是什么意思
时常听到有人讲：“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当作自己的人生格言。
我并不知道持有如此观点的朋友占多大比率，但这样的提法实在不无道理。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是一个亲情之邦。
儒家的中庸之道已经笼罩了这个国家几千年历史。
其他古代先贤也时常告诫我们：“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又告诉我们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个人若不能学会韬光隐晦实在难成大器。
但我却依旧冒天下之大不帏，坚持“高调做人，低调做事”的人生哲学。
“高调做人”，曾几何时，我便暗暗为自己树立一个处世规条，那便是“在任何场合，寻找任何机会，用尽任何办法，只是为叫更多人知道我，认识我并记住我。
”我也的确如此作了。
无论在网络社区这虚拟平台还是在酒会这现实世界，我一定会耐心得等候，并敏锐挖掘一切机会只是为了得到一个舞台释放自我，用文字、用言语、用行为阐述自我，叫更多人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并接受自己。
我的居心非常单纯，那便是树立个人品牌知名度、个人品牌美誉度、个人品牌忠诚度。
我时常在网络媒体及线下交流中宣讲个人品牌的重要性，然我的影响力实在有限，我的宣讲效果也是在微乎其微，并为有多人如何象我这般深刻体验到个人品牌在未来世界中的重要性，尽管可以客观得讲个人品牌实在是未来我们个人在竞争中制胜的法宝。
我实在期望透过个人努力，叫更多人珍惜自己的个人品牌，并努力建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只是从当前的反馈来讲，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寂寥中独行。
没有人不期望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没有不期望自己有更多朋友，没有人不期望自己成就更多事业，没有人不期望自己得到更多尊重。
但，若我既不被大家所认识，怎能被大家所了解；我既不被大家了解，怎能被大家所接受；我既不被大家所接受，怎能被大家所支持；我既不大家所支持，怎能得到大家的帮助；我既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怎能有机会去实现个人价值；我既不能得到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怎能得到更多人的尊重，怎能提高我的生活品质，怎能拓展我的人际网络。
你也许会以为“高调做人”容易让自己受到太多媒体的牵引，叫自己生活在强烈的聚光灯下，便窒息了自己的思维，让自己时常处于水深火热的大众焦点而不能自拔，以至多半陷于夸夸其谈、外秀内干、华而不实，深陷表面文章却无法做出实际业效，让自己处在强大的荣耀光环的巨大压力之下，从而丧失对生活的实际支配权；又或者时常陷于笔耕纸伐之中，叫自己半刻不得安宁，时常因为树敌太多便实在失却了生活的情调，这样实在得不偿失。
这样的顾虑诚然不无道理，但是若能够同时掌握“低调做事”的诀窍，这个忧虑就实在不值一晒。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只由一个人完成。
这完全违背了经济学中专业分工创造巨大规模效益的金科玉律。
一个组织，一个系统若不能做到用合适的人、担当合适的职位、做合适的事情，中就无法做大、做强，中就要被历史淘汰，至少在竞争中将持续处于下风，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小富既安。
如果眼睛以为耳朵实在不能看见美妙的景象，便轻视耳朵，那失却了听觉的眼睛必定丧失太多声音信息来源，也是却了深度挖掘美的能力；若是耳朵以为眼睛听不着美妙的音响，便轻视眼睛，那失却了视觉的耳朵必定丧失太多图像信息来源，对声音的感悟终究有限。
一个系统离必须有人观察，有人思考；有人计划，有人执行；有人监督，有人总结；有人生产，有人流通。
若是观察的憎恨思考的，以为思考乃是将自己的成就建立在自己的辛苦上，便提供错误的反馈，那么思考者所作决策必定出现偏差。
若执行的以为计划得乃是将个人意志强加给自己，便消极怠工，那么所有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
如果总结得对监督的纯有私心，必定对监督者的劳苦百般诋毁，叫监督者失却了本来应该承担的公义审判者之角色，那么必定无法在组织内营造一个协和的大家庭气氛，从而大大抑制组织成员的积极性。
如果生产者嫉妒流通者的高收益，在生产上对质量马马虎虎，必定叫流通者时常现在顾客的抱怨及刁难中，叫产品无法流通，叫组织的经济效益无法最终实现。
由此可见，一个互相信任的团队，一个互相扶持的团队，一个互相依赖的团队对于一件事情，对于一个项目实在存着何等生死存亡的干系。
保罗.盖蒂曾经说过：“我宁要一百个人的1%，不要自己的100%”正是这个精神的绝佳体现。
但是如何构建这个互相信任的团队，互相扶持的团队，互相依赖的团队实在是每一个经营者核心考虑的问题。
这个时候，如果经营者依旧居高临下，事事偏行己路，事事固执己见，事事好大喜功，叫别人失去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叫别人丧失了成长自我的空间，那么必定很难打造一个坚固的，向心力强的，价值观念统一的，步伐一致的高效益团队。
由此可见，在做事情方面，一个人若不懂的控制自己的欲望，不懂得顺服团队成员，不懂得虚己达人，成就大事业的几率实在微乎其微。
言必信行必果是谁的格言
言必信，行必果。
说出的事一定可信，说了就一定守信用，一定办到。
恪守信用。
出自
<格言联璧>出自哪里?是本什么样的书?
《格言联璧》[清]金兰生先生编述格言联璧作者：清·山阴金先生 山阴金先生，姓金，山阴人，清代学者，真实姓名和生平不详，其所编《格言联璧》一书，按儒家大学，中庸之道，以“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主要内容为框架，收集有关这些内容的至理格言，按当时人的阅读习惯分为八类，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国家，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作者的用意在于以金科玉律之言，作暮鼓晨钟之警，即用圣贤先哲的至理格言来鞭策启迪童蒙，从小懂得做人的道理、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努力进取、长大以后成为于国于家有用的人。
该书说理之切、其举事之赅、其择辞之精、其成篇之简，皆萃古今。
每一条事理内涵丰富，广博精微，言有尽而意无穷，先哲的聪明智慧和无限期望尽在这联珠妙语之中。
一册在手，揣摩研读，细心体会，必能驾驭人生的真谛，游刃于生活空间，既能修身齐家，又能报效社会，不失为难得的济世良药，人生指南，因而其成书问世后即为宫廷收藏，流传民间，远播海外，成为影响深远、读者众多，历久不衰的蒙学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