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同时，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这种话语对于人们政治、社会的实际影响作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徐贲《明亮的对话》●人有三种死法：第一种是自杀，第二种是战争，第三种是顺应。如果说自杀是逃避，那么战争便是对抗，而顺应则是不死不活地活着。 ----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雷锋日记》中的话是雷锋写给自己看的，是一种私域写作。雷锋说：“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当的驯服工具。”他省略的主语是“我”。无论雷锋对自己提什么要求，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与我”的话语是无须作公共说理的。但是，如果雷锋是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说“你”必须这么作，那就成为“我与你”的话语。这时候，他就必须给对方一些充分的理由。给予充分理由，那就是公共说理。
“学雷锋”是一种以非理性的话语机制为基础的行为模仿。它要求的是，雷锋怎么做，你也怎么做；雷锋怎么想，你也怎么像。除了“雷锋这么做”和“雷锋这么想”之外，你再不需要有其他理由，也再不能问“为什么”。 ----徐贲《明亮的对话》●“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是在说服别人时，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 ----徐贲《明亮的对话》
●“在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问“蛋人”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字词来指不同的东西。蛋人傲慢地说：“我使用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要它指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不多也不少。”２０１１ 年１０ 月杨振宁在与《中国新闻周刊》的访谈中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他扮演的就是蛋人的角色，他和蛋人一样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在公共说理中，任何人都不应该随意对字词作特别定义，更不应该随心所欲地使用字词，以致是非不辨。” ----徐贲《明亮的对话》
●说理与民主生活的关系对于美国学生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就应该如此。这是因为，用教育理论家古德拉德的话来说，他们是“在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降生到美国民主共和制度中来的”。这对这些学生学习公共说理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有利的是，用不着向他们强调民主环境对公共说理多么必要，因为那个环境已经在那里了；不利的是，由于现成的民主环境已经在那里，用不着他们自己去争取，他们对民主的认识有时会幼稚得令人吃惊。 ----徐贲《明亮的对话》
●以优胜为导向的择优制度容易诱发一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社会心理，也容易在多种人际关系中形成恶质竞争。这种竞争机制形成的人际关系会长远地影响一个社会文化的品质，使得人与人之间总是戒备、不信任，甚至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一个原本要用来择优，产生优秀者的制度，结果却产生了许多品质低下、并不优秀的“优胜者”，效果适得其反。这样的竞争制度，不是可以改一改了嘛？ ----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一般来说，真实和公正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 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徐贲《明亮的对话》
●这样一种与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的说理能力，它传承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价值，不是单纯技能的传授。在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阅读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就是为了熟悉并且受教、获益于这样一种文化的传承。除了英语系的专门课程，我在教授公共说理写作课程的这些年间，也同时教授像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思想这样的人文教育课程，这使得我有机会结合这二者的特点，为学生提供一种比较人文的而不是纯技巧的说理写作知识。 ----徐贲《明亮的对话》
●人文教育是文化的教育，人文教育的产品是有文化的人。人文教育让人变得更有自由意识、更能独立思想、更理性、更宽容、更有修养。这是一种做人的成就，它本身就是价值的实现，是一个自我完足的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功利目的的手段。 ----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注重优秀比优胜更需要设立统一的标准，而且需要避免把竞争当做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或“拼杀”。注重优秀必须是一种设有合理优秀标准的竞争机制，这就好比是体育中的达标制，一百个人达到体育健将的标准，一百个人都是体育健将。如果要限制人数，那就不妨把健将的标准再提高一些。注重优胜的机制就不同了，它可以完全没有合理的优秀标准，看起来像是一种竞争机制，但却未必与真正的优秀有关。它可以是一场花拳绣腿的锦标赛，参加者可能人人都很差，“优胜”不过是矮子当中选拔将军而已。 ----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理性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是一种关乎理性探索、求证、理解和判断能力的教育，贯穿于学生教育过程的始终，从小学高年级、中学到大学，在阅读、写作、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各个学科中都有全面的融入。
批判性思维不仅要求学生对别人观念背后的“认知原则”和“道德原则”有所察觉和辨识，而且要求他们有自我反思和反求诸己的自觉意识和意志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有决心地克服自己的认知偏见和心理障碍，遏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冲动——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别人的要求更难做到。互联网时代的许多认知和心理缺陷皆与批判性思维的缺失有关。 ----徐贲《互联网时代，有太多有知识但没理解力的傻瓜》●讨论公共问题会涉及三种基本的伦理概念。德性、责任和权利。德性是宗教或传统伦理普遍使用，它区分“德”和“恶”。因为抽象，所以久远。同时，也因为抽象，必须到具体的社会政治关係中进行诠释，比如君主制社会和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仁”“义”这相同的伦理概念会形成不同的伦理原则。
责任，尽责任就符合“德”的规范，对于宗教伦理或宗教化了的传统经典伦理而言，一个人的基本责任是由他在预先设定的秩序中的位置决定的。他的责任就是一些不容置疑的义务和承诺，例如对神的绝对服从和人们常说的“忠”“孝”。 ----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弥补家庭道德教育的不足。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接受不同的家庭道德影响，因此个人品格会有相当的差别。例如，有的比较诚实、宽容、尊重别人，有的爱说谎、霸道、歧视和欺凌别的孩子。学校必须有好的道德文化环境，学生的教育才能托付给学校。如果学校本身就是一个不讲道德的地方，教师受贿自肥、学生讨好老师、缺乏公正的规则、充斥虚伪和谎言，那么学生的教育便不能托付给学校。 ----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现代公共社会中，责任和权利是联繫在一起的。责任不是位卑者对位尊者无条件的风险和服从，而是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责任者的基本普遍权利为条件和基础。 ----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美国的学生一般十一岁进入初中一年级，初中三年的英文课本中都有公共说理的部分，程度和内容侧重虽有不同，但很连贯。这些内容反复出现，是因为公共说理不只是书本知识，而且更是一种有待在学生身上培养而成的公民习惯和品质。” ----徐贲《明亮的对话》
●社会非理性教育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每次发动政治运动，更是强化这种教育的时候，它的基本方式便士官方宣传，人人对这种宣传鹦鹉学舌，久而久之，便成为自然而然的思考和说话方式。社会非理性教育的可怕和灾难性后果在于，它不只是霸道、武断、强梁；而且是根本就对说理及其必要公共生活作用才去一种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 ----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池上新晴偶得过，芙蓉寂寞照寒波，
相看莫厌秋情薄，若在春风怨更多。 ----徐贲《雨后池上芙蓉慰》●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语言教育，不应该只是读写的技能，更应该是公共说理的理性思考习惯。只有说理的社会才是正派、宽容的社会，这就需要尊重与自己不同意见的说理对方。对对手要宽容、厚道，陈述对方的论辩时，应该尽量做到全面、准确、心平气和，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不开心”“我生气”。 ----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更重要的是，1933 年纳粹刚刚上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它们都被宣传成为人类世界的世俗福音，在当时也都有相当的说服力。那时候的人们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还几乎没有认识。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的不讲逻辑， 与后来被极权主义洗脑的那种不讲逻辑，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吕先生要用30年代的有效思维药方，来治疗80年代“文革”以后中国无效思维的毛病，他难道真的不知道，这可能不是他要寻找的有效治疗吗？1988年年底，他在翻译了三分之二的《有效思维》后， 停顿下来，离他1944 年得病还有将近6 年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终于没有完成那后面的三分之一呢？ ----徐贲《明亮的对话》
●神如果正义，算是人的运气; 神如果不正义，人只能自认倒霉。谁能生活在一个比较正义的制度中，往往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运气。事实上，民主制度在一个国家中形成，往往也是历史的幸运。 ----徐贲《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