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评价嵇康或描写他弹奏广陵散，或评价阮籍的诗句或古文
《中国名胜词典》载：“嵇康墓在安徽省涡阳县城东北30公里的嵇山南麓。
嵇康（774--763），字叔夜，三国曹魏时人。
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官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
其与当世名士阮咸、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为友，常驻聚会于竹林之下，时称“竹林七贤”。
因政治上拥护曹魏，反对司马氏集团篡权，为司马昭所杀。
临刑前，他拒绝了二千太学生的营救，索赔琴弹了一曲已成绝响的《广陵散》。
后葬于此。
嵇康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称嵇中散墓，位于涡阳县石弓镇嵇山南麓（原属濉溪之临涣）。
涡阳建县前属宿州。
清嘉庆10年（1805），宿州知州李清玉《重修嵇康墓》碑文中说：“宿州西百二十里有中散大夫嵇叔夜（字康）墓载在州乘”。
其墓依山凿石而建，巨石封门，上覆山土，墓在山腹中，外表与山一体。
现墓洞已被发现，但墓内被盗一空，只有空墓尚存。
从嵇康性格看待嵇康之死嵇康是一个很具有性格的人，从他的诗歌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嵇康的形象。
嵇康作为一个个人，但是他始终都不曾稍稍改变一下的性格，我认真地看了一下嵇康的作品，从他的言语中我看到他不羁的性格。
我认为嵇康的死正是因为他的性格所至的。
嵇康的死直接原因是他的性格。
嵇康诗的风格，《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
”而《明诗》又说：“叔夜峻侠，故兴高而采烈。
”我们注意到尽管这两者评价不尽相同，但是又应该发现惊人的相似：就是嵇康有一个的诗在《文心雕龙》和《明诗》的作者的眼中都有一个“峻”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到嵇康性格中不能容人而又不能容于人的一面。
在《后汉书·朱浮传》中有这么一句话“以峻文诋之。
”这句话中的“峻”是“严酷,严厉”的意思，文如其人，由此我们可以揣度出嵇康的性格中一定有很难被人接受的地方，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揣测罢了。
但是我认为这种揣测幷不是没道理的。
在嵇康的《与山巨源头绝交书》中表达出他自己有九不堪的地方，其中有“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和“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可见嵇康性格中有一种不为世所累的性格，在嵇康的眼中尘世中有太多琐事的烦扰了，而嵇康的本性中是不能忍受这样的烦扰的。
而他向往的生活是忘掉世间的烦忧。
嵇康《养生论》云：“萱草忘忧”。
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忧草。
吴中书生谓之疗愁。
可见嵇康性情中是无法接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他渴望的是超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正如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达出来的那样“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其实他表达的意思是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时代，因为在人间就有送来迎往的忧扰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嵇康喜欢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他要过的生活是“游山泽，观鱼鸟”，幷且“心甚乐之。
”他要过的这种生活完全是秉其本性行事的，不愿意稍稍地改变一下。
因为是人就有生老病死的事情，在当时社会人们把送葬看成一件大事，但是嵇康却不愿意顺从世俗，可见其倔强不羁的一面了。
既然不能顺从世俗，当然嵇康就希望能超脱他的那个世界——那个不能被他性情接受的世界。
他渴望超脱他的那个世界，因此他“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
在嵇康的眼中他是对的，他的追求秉其本性而行的信仰也是对的，即使和他的那个时代的人完全不相同，但是他只是“循性而动，不为物移”。
我不由想到嵇康的观念其实和屈原是很相似的，屈原的观念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
但是嵇康还是比屈原锋芒收敛许多的，《晋书·列传第十九》中有这样的描写“（康）性慎言行”。
或许是他不屑和世俗交往吧。
嵇康的行为在外人看来，真的是有点怪诞的，也是不能想象的，据晋书列传第十九中记载“（康）性绝巧而好锻。
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击水围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
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这种性情也就接受了，但是对于不了解他的人会是怎么看待他呢
其实嵇康还是很有才气的一个人，所以山涛就推荐他出来做官，但是按照嵇康的性情他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按照嵇康他自己的说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就因为山涛推荐他出来做官嵇康就要和山涛绝交，其实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嵇康的性格是很矛盾的，因为嵇康当初说“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
自己认为最好的朋友，就因为这样就结束了来往，也可以看到嵇康是把他自己的本性看得极其重要的，不容人去干涉他追求自然，即使是自己认为最亲密的朋友。
从其一生来看嵇康也算得上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说过“君子之行贤，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不论于是而后为也。
”嵇康的行为不是因为按照什么现成的规矩去行事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本性。
所有的这些都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体现。
正因为崇尚自然本性，所以他不愿意为世俗忧扰，而只愿意平平静静“无馨无臭。
采薇山阿。
散发岩岫。
永啸长吟。
颐性养寿。
”也正是因为这样嵇康不愿意出来做官。
嵇康不愿意出来做官是他本性的一面，其实嵇康”性慎言行”，但是他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性情去行事的，只是他不愿意接触当时的统治者罢了，但是对于他身边的人，他从来就是一个性情。
其实嵇康是间接死在钟会的手上的，对于嵇康的死《晋书·列传第十九》有这样的记载，：（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
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虎耳。
’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豁时乱教，故圣贤去之。
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
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
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由此无疑钟会和嵇康的死有极大关系的，甚至可以说应该对嵇康的死直接负责。
当然不愿意统治者服务的而又有才能的人，在当时的社会当然会引起统治者的恐慌的。
一方面统治者害怕他聚众造反；另一方面这些有能力的人对于统治者的礼乐教化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是这样描述他自己的“非汤、武而薄周、孔……”。
在当时儒学是作为正统的思想的，公开表达自己“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是发表反动言论，当时的统治者怎么能容忍违背自己推行的正统思想的人呢
因为嵇康的死也是必然的，即使没钟会的出现。
但是钟会还是看到了嵇康致命的缺点，“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
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
”其实钟会和嵇康也不见得有深仇大恨的，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隔阂的。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九十七杂录五中有这样的描写“从前主父偃一家被孙弘杀掉，嵇康被钟会诬陷致死，因此曹操劝他的儿子说：‘我对小过失也非常愤怒，你们千万不要学这一点。
’你们修业进德，以中和为上。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眼中的嵇康一定不是一个中和的人。
其实从嵇康的言行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了，《晋书·列传第十九》有这样的记载：“初，康居贫，学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瞻给。
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
康不为之礼，而锻不掇。
良久会去，康谓日：‘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
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会以此憾之。
”常人眼中这样的话有很大的挑衅性，更何况这样的话对着钟会这样的富家弟子说呢
钟会这样的富家弟子一定是心气很高的，又怎么能忍受嵇康这样的漠视的言语呢
我想也因为嵇康待人接物的这种态度埋下了了祸根。
应该来说，钟会还是对嵇康很崇拜的，钟会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不如嵇康名气大，便将自己的一篇文章写好送去，到了嵇康的家门口却不敢进去，只好把文章一卷，扔进去就跑。
可是这一丢进去便没有了音信。
心气太高的钟会一定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因此钟会也一定不能容下嵇康的。
嵇康的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一方面嵇康不能容于人，另一方面嵇康不能容人。
并不是说嵇康心胸很狭窄，总的来说，是嵇康对天性自然的执著。
对天性自然执著的嵇康必定不会很顺服地去接受儒教的教化的，对于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那个时代，必定使得统治者有消灭异己的想法。
而嵇康在待人接物方面的随意的性格是促成嵇康死因的直接原因。
是嵇康的性格导致嵇康的死的。
阮籍诗歌风格
阮籍(210～263) 三国魏诗人。
字嗣宗。
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
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的儿子。
生平 阮籍 4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当时明帝曹□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
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
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
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
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
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
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
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
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
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
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
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
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赋、文创作 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
他的赋都是短篇小赋,或咏物，或述志，内容不一。
《清思赋》中说清虚廖廓,则神物来集;飘□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则泰志适情，写出了超凡绝尘的清思境界。
《首阳山赋》颂赞了伯夷、叔齐重视名节、清虚自守的精神，赋末说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显示了作者与古人冥合的意思。
《鸩赋》以鸩被犬所害为题材，寄寓了作者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惧祸心情。
《猕猴赋》则以猕猴作为鹄的,批判了社会上的势利小人,此赋明显带有讽刺礼法之士的意味。
以上两篇咏物赋，篇帙短小，语言简洁明练，而且全篇用托喻写法,意象生动,现实针对性又强，是阮籍赋中的佳作。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
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
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
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
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今存最长的作品，4000余字。
据《晋书·阮籍传》载，这篇作品作于阮籍游苏门山见仙人孙登之后。
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意。
文体与他的论说文近似，也采取辩难的方式展开，不过主人公已不是阮先生，而是改为与自然齐光、变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
文章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讥讽，特别是在第一段与君子的对话中，其思想锋芒之锐利，是阮籍著作中仅见的。
从艺术上看，此文也是阮籍散文中最出色的。
特别是虱处□中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理深刻,显然是受了《庄子》文风的影响。
在这段故事之末，作者写道：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之中乎!强烈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
在语言运用上,此文音节整齐,而且基本都用韵，时见对偶文句，有的地方铺排较多，接近于赋的风格。
咏怀诗 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
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
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
这些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及背景已难确考，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总题为咏怀。
《咏怀诗》全都是抒情述怀作品。
由于阮籍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加上他独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的诗歌面貌很有个人特色。
《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指出了它在内容上以感叹身世为主，也包含着讥刺时事的成分，在表现方式上则曲折隐晦。
《咏怀诗》中的身世之感，可分两个方面。
一是自述生平经历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现惧祸忧生心情。
这两方面有时分写,有时合说,并无定规。
主要写生平经历志向的,如第 5首叙述平生少年时放志游乐情形,以及事后自悔岁月蹉跎的苦恼。
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曾以颜回、闵子骞自期,但后来则又自己觉得荣名皆空、万念俱灰。
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状，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学击剑等事，都可归入此类。
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写诗人求仙及隐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诗或招隐诗，反映了阮籍要坚持志节、不想同流合污的内心愿望，表现了他对解脱矛盾苦闷途径的寻求，基本上也可算在这一类里。
主要写惧祸忧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诗人彻夜不寐,对着清风、明月起坐弹琴，耳中传来孤鸿悲鸣,不禁使他忧思独伤心。
第3首嘉树下成蹊就比较明白地说出了在秋冬万物凋零时节中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沉重心情。
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长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荣丘墓等，都有较明显的忧生情绪。
在诗歌中嗟叹人生不永,《古诗》和建安诗歌中就有不少。
谢灵运就曾说曹植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阮籍父亲阮□也好作这一类诗。
不过到阮籍的时代，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结合着自己的身世，不论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上又都有所发展。
讥刺时事，是阮籍诗中相当隐避因而颇难坐实的内容。
前人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说纷纭而大部分还难作定论。
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者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
如第31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梁惠王耽乐而军败身亡事的,陈沆以为此借古以寓今也。
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岂非百世殷鉴哉
（《诗比兴笺》）其说近是。
不过诗篇所暴露的，恐不止是明帝末年，还应包括整个魏末时期。
又如第67首洪生资制度，是写洪生即鸿儒的，诗中说他们凭借着礼乐制度和次序纪纲，摆出道貌岸然姿态，但他们的言论行为，都是虚伪的，末二句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表示了诗人对这些礼法之士的批判态度。
《咏怀诗》在艺术上具有很大魅力。
它的风格浑朴、洒脱、含蓄。
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诗人在写作时不去刻意雕琢煅炼，而是凭着自己的感情所至，来驱遣才力，自然成文。
这就是刘勰所说的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
另外，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描写上的不拘执实事、多用比兴也有关系。
阮籍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几乎无篇不比兴。
比兴的素材很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典籍载记、神话传说,直到眼前景物,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如第2首二妃游江滨,通篇以郑交甫遇二妃的传说作譬，抒发诗人与某友人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的感慨。
第 6首昔闻东陵瓜，又以汉代召平行迹为喻，烘托出诗人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的胸臆。
第21首于心怀寸阴，又写冲天的玄鹤不与鹌鹑游于中庭，来表示诗人不屑与礼法之士为伍的决心。
诸如此类的比兴，使诗篇呈现出一种才藻艳逸的风貌。
又由于阮诗的比兴在意念上往往不是很切近的，而是比较悠远、旷放，给读者以较为宽广的联想余地,这就增强了诗篇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的含蓄效果。
影响及作品流传 阮籍这样的文人，在封建时代里有一定代表性。
他的《咏怀诗》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在五言诗的领域里作了新的开拓，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广泛重视。
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都仿效作《咏怀诗》。
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优秀诗人，都从阮籍的诗歌作品中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他们的诗歌风格
阮籍诗歌的代表作是什么
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
这些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
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
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
”（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 （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
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其十二）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
”（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
”（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
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
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
《咏怀诗》其一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
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
”（《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
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
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
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
《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
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
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
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
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
《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
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
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
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
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
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
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
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
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
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
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
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
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
比较嵇康与阮籍的不同
嵇康、阮籍作为魏晋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把魏晋玄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名誉古今.然而,由于家世出身、个人性情、人生阅历的差异,也导致了二人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人生结局的不同.
关于阮籍的典故是什么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
这些诗非一时一地而作，是总计平生所作诗，总题为“咏怀”。
是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
主要作品有《咏怀诗》82首，抒写内心的苦闷，揭露现实的黑暗，充满愤世疾俗之情，限于政治环境，《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借古喻今的手法，诗旨遥深，隐晦曲折。
阮籍继承了《诗经》、《楚辞》及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贡献。
他的散文《大人先生传》，讽刺世俗庸人的虚伪和贪婪，文笔辛辣至极。
辑有集13卷，已散佚。
明人辑有《阮步兵集》，近人有黄节著《阮步兵咏怀诗注》。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
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
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
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
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
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反映陶渊明的人格、气节的诗句
一 言陶渊明是东晋最伟大的隐的田园诗人国古家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个性的，屈原以后便算是陶潜。
梁、昭明太子特别欣赏他的作品，曾经替他作传记，序说：「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
」我一向欣赏渊明的安道苦节、辞采精拔，因此喜欢研究他的作品和风格，尤其他的诗，连苏轼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臞而实腴。
自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诸人，皆莫及也。
」论诗的家数该从「建安七子」，但读了他们的诗，只能看出「七子的诗风」，很难看出那一位的诗格。
我觉得唐以前的诗人，真能从作品中发现作者个性的恐怕只有阮籍和陶渊明两人，而陶诗尤为甘脆鲜明、笃意真古，因此在昭明文选中作者一百三十家当中，我特选陶渊明一人来加以探讨。
二、生平事略陶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浔阳紫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西元三六五—四二七年）世称靖节先生。
他是东晋名将陶侃的曾孙。
陶侃做过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卒后追赠大司马。
祖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做过姿城太守，也都是淡漠名利，洁身自好的人。
他的母亲是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孟嘉先生的第四女儿。
嘉是当时名儒，文章超卓、胸襟广阔。
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陶潜一生可说影响极大。
渊明一生可分少年、游宦、和归隐三个时期，兹分述如下：少年时期：自晋简文帝 咸安二年壬申，至晋孝武帝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自出生至二十五岁止），萧统渊明传称他「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更可从他诗中窥见他的遭遇和性格。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辞）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梁启超说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
杂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2〉 游宦时期：自晋太元二十一年丙申，至东晋义熙元年乙巳（自二十五岁至三十四岁为止）他的杂诗里说：「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
」在这十年期间，渊明曾出任四次，前三次任幕僚，最后一次是当县丞。
江州祭酒期：昭明太子渊明传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不久去职，幽居达四、五年之久，州府曾请他当主簿，他不就任，宁愿在家乡，躬耕自资。
镇军参军期：隆安四年庚子，渊明作镇军参军，时二十九。
饮酒诗：「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建威参军期：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彭泽令期：义熙元年乙已，渊明年三十四，是年八月就任，十一月即自免归。
〈3〉 归隐时期：自东晋义熙元年乙巳，至宋元嘉四年丁卯（自三十四岁至五十六岁止），渊明自四十六岁以后，他家曾遭遇过火灾、风灾、水灾、虫灾。
他身体也是逐渐衰弱，尤其元嘉二年后的两三年中，可说是他一生中最困苦的一段日子。
贫困使他自然的质性，磨砺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使他对於死神的迫近，毫不惧怕，处之泰然。
他深知不久於人世，於是写了三首挽歌诗，及一篇自祭文，作为辞别人间的最后剖白。
陶渊明的处世态度，是恬淡、安闲、无争、任真、表面上看，他的感情似乎淡淡的、平静的，其实他是一个具有浓烈感情的典型人物，梁启超就说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他的嗜好是：爱萄、嗜酒、喜弄无弦琴、乐於耕稼，由於他是一个高雅旷达、任性自适的人，感情浓烈而笃於交谊，因此他的快乐，不是安逸中得来，完全从勤劳中得来。
三、时代背景晋朝正是佛教盛行的时候，文人由厌世思想进而为超脱，故陶潜有释家思想。
他的性格，在儒、道、释三家中，经过了自己的溶解，运用当时的法语，於是造成他独特的思想，便是极现世主义的达观，不讲求将来，在他作品中流露得最微底的是连雨独饮：「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渊明本身的思想，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社会影响，使他养成自然、现世与孤独的个性。
因为两晋社会是贵族社会，政治也是贵族政治，只有贵族才有做大官的机会，否则就永远做小官。
他时辍时续地做了十年幕僚，幸亏他的叔父陶夔在政治上略有地位，才援引他当了一名小邑，但当时兵乱频频，他本来就不愿做官，加上时局的动荡，不想离乡太远，就决定做彭泽令，但个性耿介的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宋书隐逸传）」（诚按：萧统陶渊明传、乡里小人作乡里小儿），只做了八十天就挂印辞职了。
朱子语录说：「晋宋人物，虽日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
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
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於晋宋人物。
」在他青年时期正是东晋偏安江南，胡人盘据中原；这时他热血满腔，胸怀猛志，崇拜的是田畴、荆轲之类的英雄。
在他中年和晚年的作品（如杂诗、拟古诗）中，还常常流露出他这种少壮时代的奇情壮思。
陶潜虽抱经济之器，想振复国家。
可是晋自太元八年（三八二）淝水之役，战败苻坚后，不久谢安、谢玄相继去世，孝武帝沈溺酒色，京师人士、庄园主人也多酖於苟安的生活，不打算恢复中原。
孝武帝又被张贵妃所弑。
安帝即位后，大臣会稽王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元显当国，招权纳贿，政治黑暗，时局就更加不安定。
自孝武帝太元中至安帝义熙初二十余间，战争党祸，盗贼饥荒，濒临人间，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他在三十四岁前，为了母老家贫，还屡次为禄而仕。
晋孝帝太元十八年（三九三）到江州为祭酒。
以不堪吏职，自动辞归。
又召为州主簿，不就，晋安帝隆安三年（三九九），做前将军刘牢之参军。
四年五月，他回乡省亲。
十一月，刘牢之迁为镇北将军，他仍在军幕。
五年七月，他奉命往江陵，这一年冬天，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在家。
安帝元兴二年（四○○年）十二月，桓玄篡位。
三年，刘裕起义讨兵。
他又出任建威将军江州剌史刘敬宣的参军。
不久，刘敬宣解职，他也就跟著罢官。
陶潜为何不爱做官
除了上面所说的时代动乱，政治黑暗，以及本性使然，同时还是由於他自己有一套理想的社会组织。
由他的桃花源记我们可以了解陶潜理想的安乐社会，是跟现实的动乱社会冲突的，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他为什麼要辞官归隐了。
从晋安帝义熙元年（四○五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四二七）共有二十三年，他一直在浔阳隐居，不再做官了。
义熙十四年（四一八），他四十七岁，刘裕弑安帝立琅邪王德文为晋恭帝。
元熙二年（四二○）年，刘裕又逼恭帝禅位，自立为宋武帝，晋祚於是灭亡。
晋亡后八年，宋文帝元嘉四年（四二七）徵为著作郎，不就，不久陶潜也就去世了。
四、思想体系〈1〉 儒家思想奠其基陶渊明出自显宦之家，书香门弟，虽然家道中衰，但家中藏书丰富，又受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此养成陶渊明爱好读书的习惯。
对於儒家诗书，六经之类的书籍，自少年时代起就有所偏好。
如「温柔敦厚」的诗教，给予他人格、性情的影响很深。
他的诗句引用论语的地方颇多，古直、陶靖节诗笺注，曾统计过渊明用论语典故的地方，共有三十七次之多。
由於他先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与奠基，虽处於乱世，始终固守峻洁傲霜的气节，未曾随波逐流，难怪梁启超说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
〈2〉 道家思想启其知朱熹说：「渊明之辞甚高，其旨出於老庄。
」渊明虽不像孔子那样，但他自己尽其在我，「抱扑含真」，确保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本色，这是我们首先探讨渊明的意识里，为何没有走上儒家路线的原因。
陶渊明后来转而接受他一意不变的接受全部儒家思想外，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风气与学术思潮，也是原因之一。
在如此大的动乱中，老庄哲学思想，便乘机而来，应运而兴。
研究老庄，既成一股风气，影响所及，陶渊明亦必有所涉猎，在儒家思想方面所无法解决的，所不能满意的，陶渊明必定想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决，求得满足。
他吸取老庄哲学中的精华，排斥其中的糟粕，这也是由於渊明的识见超拔不同凡俗，有以致之。
庄子养生重在去欲致静，养神所以致虚静，养形所以去物欲，都是合乎自然而泯於私智的良方。
而其处世态度，却是崇尚自由平等。
至於老庄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和「生死论」，对於渊明的影响，则是在他归隐以后，才有较明显的表现，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关键。
〈3〉 释家思想助其成南北朝时，中国思想界又有大变动。
盖於是时，佛教思想有系统的输入，而中国人对它亦能了解。
高僧传说：「慧远能引庄子义为连类，於是惑者晓然。
这种以庄学讲佛学，在当时谓之「格」。
慧远能与渊明成为素心之交，可能是因「疑义相与析」把他们连起来的缘故，由於彼此倾心，在不知不觉中，两人从互为讨论而互有影响，使渊明吸收一些释家教义，这也是极自然的事。
」对於一切众生，佛完全采取大慈大悲的爱他心，希望人人皆能同登涅盘，人人能成佛，因此表现在处世待人的修养上，必然是谦让、慈悲的。
在渊明的作品中，固然没有显明的佛家色彩，但他确实受了佛学的影响，以致佛学灌注渊明新人生观，启示他新意识，对渊明思想的垂鍊，是有莫大助益的
〈4〉 庄子思想终其身古直统计渊明诗用事以庄子为最多，共四十九次，可见他对庄子喜爱的程度，他在现实的世寰中找不到知音，於是只有求诸古人，结果他找到了庄子，看「拟古诗」的第八首：「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魏晋时代，老庄之学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还是与时代背景有关，钱穆、庄子纂笺序：「庄子，衰世之书也。
故治庄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也。
」陶渊明的根本思想，主要来自庄子，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他也曾吸收过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精华，经过提炼酿，而使其思想既能博大又能高远。
五、风格创作儒家的固贫，加上道家的自然，形成了陶渊明的思想既不同於儒家，也不同於道家，在两晋时道家的思想是想成仙的，然而他对鬼神、成仙、长生不死，都在怀疑，所以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 怨诗楚调）「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
」（连雨独饮）「诚愿游昆华，邈然此道绝
」（影答形）「彭相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神释）创作本是人类心灵至高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不仅需要艺术家丰富的感情作源泉，更重要的是能把情感适时地表现出来。
陶渊明创作的态度，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线索，如：「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移居）「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诗序）「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
」（饮酒诗序）他的人格高尚坚卓：有不屈不挠的积极精神，表现他的感士不遇赋说：「嗟乎
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
」他有安贫乐道的达观怀抱，表现在他的怀古田舍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有任真自适的自然质性，苏东坡说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
古今贤人，贵其真也。
」顾亭林也说：「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
」他有异於儒家的道德观，在作品中常提到古圣先王名字，却很少提及孔子儒家修齐治平或五伦之教。
六、作品分析〈1〉 诗文的源流：钟嵘诗品：「宋徵土陶潜诗其源出於应璩。
又协左思风力。
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
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
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诗源辨体：「太冲诗浑朴与渊明略相类。
又太冲常用鱼虞二韵，靖节亦常用之。
其声气又相类。
应璩有百二首，亦用此韵。
中有云，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用，酌酒焚枯鱼。
又三叟诗简朴无文，中具问答，亦与靖节口语相近。
嵘得之於骊黄间耳。
要知靖节为诗，但欲写胸中之妙，何尝依仿前人哉。
山谷谓渊明为诗直寄焉耳，斯得之矣。
」叶少蕴曰：「晋宋间诗，以排偶雕刻为工，靖节则真率自然，倾倒所有，当时人初不知尚也。
颜延之作靖节诔云：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延之意或少之，不知正是靖节妙境。
」刘熙载曰：「屈灵均，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
屈子离骚，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
陶自言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其赋品之高，亦有以矣。
」〈2〉 作品的形态：钟嵘诗品以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可是萧统文选仍录古诗十九首於苏李之前，玉台新咏且注明其中八篇为枚乘之作。
刘勰文心雕龙亦谓：「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
」其后王世贞艺苑扈言却说：「意者中间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未可知。
」这些论据虽谓臆度，自有其理。
根据陶澍的注本，渊明诗计有：四言诗三十九首，五言诗一百十六首，辞赋文章近廿篇，以及一些无关宏旨的杂著。
作品虽不多，但在魏晋南北朝的诗家，他把流传的作品，应该算是很丰富的了。
四评诗到了陶渊明应该算是尾声，五言诗是他最重要也是分量较多的作品。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归田园居」、「饮酒」、「拟古」、「杂诗」和「咏贫士」而「咏荆轲」和「读海山经」里的几首则是流露其襟怀的名篇。
他也有许多篇赠答之作，由此可了解他的交游情形。
他的辞赋文章有几篇是千古争相传诵的：「归去来兮」、「桃花源记」和「五柳先生传」。
而他的「感士不遇赋」则是藉赋以抒发其深沈的感触。
孟嘉传是与他个人有关的好史料，祭从弟敬远文、祭程氏妹文两篇流露其真挚的感情，「自祭文」则是他的部分人生观。
甚至对一名仆从（做彭泽令时才有的），他也要自己的儿子「善遇之」，他说「此亦人子也」。
〈3〉 结构优劣：宋、严羽、沧浪诗话：「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诗，四变而为沈宋律」又说：「五言起於苏武李陵，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汉武柏梁。
」雪浪日记：「为诗欲词格美，当看鲍照、谢灵运，欲浑成而有正始以来风气，当看渊明。
」在崇尚艳丽雕琢的文风的晋南北朝，他旷达自然的作品，虽未被当时文学批评家另眼看待，像刘彦和文心雕龙才略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论叙晋代诗流名家，独遗陶潜；钟嵘仅将他列为中品，但这都不足以抑低他的作品真正价值，其实陶潜伟大的地方，是能将他的生活与作品融一片。
唐代大诗人王维、孟浩然、储光羲、柳宗元诸人都是学陶诗出名的；韦应物、白居易、薛能，更仿效其体作诗；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提高，如杜甫将他与谢灵运并举，白居易将他与韦应物等类，薛能将他与李白同列。
七、学术上的贡献及对后世之影响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给予中国文学的影响，归纳起来共有下列几点：第一、陶渊明喜欢酒，他的诗篇里，几乎没有一首没有「酒」字，於是酒在后代文人的心灵里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陶渊明曾为彭泽令，於是「陶彭泽」、「彭泽令」、「彭泽」、「陶令」都成了后代诗人抒情的对象。
第三、陶渊明曾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於是「五柳传」、「五柳」，也成了后人向往的所在。
第四、陶渊明写过一篇「桃花源记」，於是「桃花源」、「桃源」、「武陵人」、「武陵溪」、「武陵」，成了理想的国土与理想人物。
第五、陶渊明喜欢菊花，并有一句名诗「采菊东篱下」，於是「东篱」、「菊」也成了后代诗人歌咏的对象。
孟浩然、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第六、陶渊明曾用头上巾沿酒，於是「陶巾」也成后人歌咏的材料。
第七、陶渊明曾写过一篇「归去来兮辞」，於是「归去来」也成后世的典故。
第八、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说：「三径就荒，松竹犹存」，於是「元亮径」，「三径」也成了养性的所在。
第九、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说：「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於是『北窗』、『羲皇人』，也成了典故。
第十、昭明太子在「陶渊明传」说：「岁终，会郡遗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兮」，於是「五斗米」、「折腰」，也成了典故。
第十一、陶渊明在「饮酒诗」说：「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於是「拂衣」也成了典故。
第十二、陶渊明在「读山海经」诗里说：「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於是「爱吾庐」、「吾庐」都成了歌咏的对象。
第十三、昭明太子在「陶渊明传」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意」，於是「无弦琴」成了后代诗人赞美的对象。
第十四、「陶渊明传」又说：「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率真如此」，於是「醉欲眠」，也成了典故。
第十五、「陶渊明传」又说：「渊明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於是翟氏也成了模范人物。
白居易、赠内：「陶潜不营生，翟氏自爨薪」。
第十六、「陶渊明传」说：「公田令吏种秫，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梗」，於是「元亮秫」、「种秫」也成了后代歌咏的材料。
第十七、「宋书、陶渊明传」说：「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自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
」於是「甲子题诗」或「诗题甲子」也成陶渊明的美德。
第十八、除陶渊明的一言一行，都为后代诗人的自喻、自慰与赞赏外，「陶诗」或「陶集」也成为后人歌咏的材料。
第十九、除「陶集」「陶诗」外，「陶渊明」「陶元亮」「陶潜」「渊明」「陶公」的整个人格，又为后世诗人的赞誉对象。
总之，陶渊明的一言一行，无不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举凡唐代各大诗人没有一个不受他的影响。
到了宋朝，他的影响更大，地位更高。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
」
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这两句诗的意思
咏怀八十二首（其七十九） 阮籍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
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
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
译文树林里有一只奇异的鸟，它自言是凤凰鸟。
凤凰清晨饮用甘甜的泉水，黄昏时栖息在高高的山冈 凤凰鸟高声鸣叫响彻九州，伸长头颈眺望八荒那僻远的地方 恰好遇到秋风吹起，它把自己的羽翼破坏藏拙起来 凤凰鸟一离开林中飞往昆仑山的西边，什么时候才能再飞翔回来啊。
只遗憾凤凰鸟处在不恰当的位置，这让我内心非常悲伤。
赏析曾国藩解曰：凤凰，本阮公自况。
沈德潜曰：凤凰本以鸣国家之盛，今九州八荒无可展翅，而远之昆仑之西，于洁身之道得矣，其如处非其位何。
所以怅然心伤也。
二人之解都可通。
但尚有他解。
这首诗很可能是为嵇康的悼诗或者悼其下狱。
首先，“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这与阮籍其他咏怀诗的起调大不一样。
所谓“感于哀情，缘事而发”，“师心以遣论”。
这诗的起因应该不是自伤身世，苦无洁身之道那般简单。
且阮籍在咏怀诗中最常用孤鸿，孤雁自喻，桃李尚惧成蹊，自己不会自言凤凰。
其次，嗣宗写诗语气。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
”显得既爱其才，又几分笑弄，更多无奈。
况除却阮嵇当时没人能当凤凰之喻。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短短二十字写的正是“性烈而才隽” “高情远志，率然玄远” 的嵇康。
阮籍卒于公元263年（景元四年）冬，与嵇康被刑在同一年。
嵇康的下狱应该对嗣宗触动很大。
当时阮籍为司马炎写了劝进表，他希望嵇康能了解他的酒狂之意。
诗歌鉴赏诗中“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四句体现了“凰”高洁（或“超然脱俗”、“清高傲世”)的品性。
这首诗整体上运用了托物言志（或“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以凤凰自喻，抒发了诗人孤独无奈的苦闷心情和壮志难酬（或“报国无门”）的悲伤情怀。
根据凤凰“饮醴泉”、“栖山冈”、“彻九州”、“望八荒”的举动，可以判断出凤凰志向远大、高洁。
显然作者以凤凰自比（自况），根据它的心情“催藏”、“恨”、“心伤”几个词及伤心的原因的描写“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和 “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
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可以推知，作者是孤独苦闷、壮志难酬。
附：飞鸟意象与阮籍的多重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