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是颜回的后裔吗
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琅琊颜氏，起源于曹魏时期，士族相承，家学渊厚。
和颜回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颜真卿（709-785年），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伟大的爱国主义家。
汉族，字清臣，琅琊孝悌里（今临沂市费县诸满村）人。
其曾祖、祖父、父亲都工篆隶，母亲殷氏亦长于书法。
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
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六世祖颜之推是北齐著名学者，著有《颜氏家训》。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
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
桓温和桓范是什么关系
桓温是桓范后裔 桓玄之族出自谯郡龙亢，祖桓彝南渡，与东晋先后执政诸士族相比，门户地位不高。
史籍均谓桓彝为东汉大儒桓荣之后，是可信的。
但各书所记桓氏世系却有差异。
《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条注引《桓彝别传》，谓桓彝为桓荣十世孙，这是一说。
《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及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以下简称《世说人名谱》）之《龙亢桓氏谱》谓为九世孙，这是二说。
《元和姓纂》卷四谓为八世孙①，这是三说。
桓彝之于桓荣，时代杳远，序次不清。
魏晋以后，龙亢桓氏似已沉沦不预时望。
桓彝之父，《晋书》及《世说人名谱》均作桓颢②，为官止于公府掾及郎中③，其人即桓玄曾祖。
《桓玄传》所云“曾祖以上名位不显”者，当是就桓颢及其以上几代而言。
在十分注重士族谱系的东晋时代，桓彝为东晋功臣，桓温居人臣极位，桓玄且曾称帝立国，他们都不去查访本来是可以查访清楚的桓氏近世谱系，以致留下疑窦，造成后代史籍中桓氏世系的紊乱，这确实令人费解。
比较上述著录桓氏先世诸书，我认为比较翔实可信的是《世说人名谱》①。
《世说人名谱》自桓荣以下第二、三、四、五世，序次清晰，每一世代的兄弟行辈的名讳仕履及所从出，也很清晰，而且与《后汉书》卷六七《桓荣传》及诸附传所记完全相符。
其所著录第八世颢、第九世彝，与其它著录桓氏先世诸书相较，序次虽有一代之差而名讳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第六世和第七世。
《世说人名谱》留有第六世的世系位置而缺第六世的名讳仕履。
其第七世作“楷，字正则，济北相”，也未著楷父即第六世的名讳。
楷父究竟是第五世桓典、桓晔②、桓彬兄弟辈中哪一个人之子，在这里也看不出来。
但，第六世名讳缺如，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可供我们探寻考证。
兹参考《世说人名谱》，并据下文考证，试作《龙亢桓氏世系表》如下③：据《世说人名谱》资料，我们可以确认以下几点： 一 桓彝应是桓荣第九世孙，作十世孙者没有《世说人名谱》这样可信的根据。
作八世孙者则涉及计算方法问题，难以确言，姑置不论。
二 桓氏谱系紊乱，问题主要出在缺名的第六世，如果确有隐情存在，以存在于第六世的可能性最大。
三 第五世桓氏兄弟均死于汉末灵、献之时（说详下），所以第六世的年代应当在曹魏的初期至中期。
为什么五世儒宗、迭为帝师的谯郡龙亢桓氏，其世系到曹魏初期中期时忽然失载了呢
是什么缘故使桓氏子孙不得不从自己的谱系中略去第六世的名讳仕履
我推测，曹魏嘉平元年（249年）预于曹爽之狱而被诛夷的桓范，就是谯郡龙亢桓氏第六世的主要人物，是桓彝的曾祖或曾祖的兄弟。
我还推测，桓范很可能是桓氏第五世桓典之子。
龙亢桓氏谱系失载第六世的名讳仕履，就由于桓范被诛，桓氏成为刑家，因而在逃子孙力图隐蔽桓氏家世的缘故。
以下，我将逐次论证这一假设的合理性。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桓范，字元则，世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
”《太平御览》卷二二四引《桓氏家传》：“延康元年（220年）初置散骑之官，皆选亲旧文武之才，以为宾宴之属。
迁桓范为散骑侍郎。
”同书同卷引《魏略》，谓“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曹爽传》裴注又谓桓范“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
”由此可见，桓范既是英儒高才，又有文学，很有资格入为散骑。
这反映了桓氏家族的冠族地位以及其家世学问传袭的事实。
桓范于正始时官大司农。
“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
”嘉平之变，司马懿闭洛阳城门拒纳曹爽。
桓范不应懿命，矫诏奔爽，为爽策画，当由于是曹操旧属，与曹氏同乡里，又受曹爽敬重之故。
桓范为帝室乡里之亲，与上引桓范以亲旧入选为散骑侍郎，亦可呼应。
桓范建安末入丞相府，至嘉平初已历三十年之久，自然是“老宿”无疑，按年龄，与正始时新进少年名士不属一辈。
从意识形态看来，桓范所著《世要论》①，其内容与名士谈玄者大相迳庭。
《世要论》主张“度世授才”。
明帝时桓范荐徐宣为仆射之言，也反映了“度世授才”思想。
他说：“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定分之后以忠义为首”②。
这些说法部与建安时曹操标榜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一致。
正始名士处于“定分”之后的“治平”之世，却以浮华进趋于时，与桓范尚忠义之说很不一样。
桓范尚忠义，不悖沛国桓氏家世儒宗的门风，与其时司马懿标榜以孝治天下，颇为接近①，这或许是曹爽对桓范敬重之而不甚亲的缘故。
司马懿处置曹爽一党，手段极其残忍。
《晋书》卷一《宣帝纪》曰：“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数十年后，当晋明帝问及晋朝先人所以得天下之由，王导“乃陈帝（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未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所谓“创业之始”，说的就是嘉平狱后逐步发生的事。
由此可见，司马懿及其子孙，是非常避忌诛曹爽一案的，魏晋载籍当然也不敢尽其词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洞悉嘉平之狱实情的人越来越少，桓范事迹也越来越湮没无闻于世。
另一方面，桓范预此“大逆”，宗族连及诛夷，侥幸漏过法网的子弟皆以全身为幸，当然更不敢显露与桓范的亲属关系，以招祸灾。
因此撰桓氏家传之人，对于桓氏先人只追溯至桓彝之父桓颖为止，如果再向上追溯，势必触及桓范预“逆”问题，因而触犯晋室朝廷及桓氏家族双方的忌讳。
只是由于《世说人名谱》中的《桓氏谱》揭出桓颖之父桓楷之名，并空悬无名讳仕履的桓楷之父一代于桓氏谱系之中，才使我们得以探微索隐，窥测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以及庙祭不及其祖的真实意义。
桓玄高祖桓楷，官济北相，桓玄曾祖桓颖，居公府掾及郎中。
以桓楷、桓颢父子的官位相比，国相显于公府掾及郎中，也就是说桓玄高祖显于曾祖，因而不能得出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的结论。
颇疑桓楷仕魏为国相时值嘉平狱起，坐父桓范罪当诛。
桓楷是伏法，是逃亡，无迹可寻，而其后人以及史臣则以“名位不显”掩而蔽之。
而桓楷之子桓颢出仕，当在入晋以后，网禁已疏之时。
我们知道，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被司马氏所杀，入晋后稽康子嵇绍咨出处于山涛，山涛答曰：“为君思之久矣。
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①”嵇绍遂得起家为秘书丞。
桓颢亦以司马氏刑家之后出仕晋廷，情况正与嵇绍相类。
只不过嵇康之诛，并没有株连亲族，与桓范颇有不同。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谓桓范字元则，而《世说新语·贤媛》“许允妇是阮卫尉女”条注引《魏略》则谓桓范字允明。
两处同引《魏略》而文字互异，必有一误。
张鹏一《魏略辑本》②卷一○，于此亦未作解释。
案《文选》卷三五《七命》注引《应瑗与桓范书》，称桓范字为元则；《真诰》卷一六《阐幽微》注：“桓范字元则，沛国人，有才学筹策，仕魏位至大司农，党曹爽被诛也。
”《史通》卷八《人物》亦称桓范为元则。
据此，《世说》注引《魏略》桓范字允明者当为误写。
但是《世说人名谱》谓桓楷字正则，如果不误，依史讳之例，桓范字元则与桓楷字正则者同一“则”字，似有扞格之处。
或者如《颜氏家训·风操》所云：“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①”，所以桓楷不讳桓范之字欤
检陈垣先生《史讳举例·南北朝不嫌父子同名例》，举有前秦苻坚字永固，其太子宏字永道，父子字同“永”字（案苻坚之长庶子苻丕字永叔，亦同“永”字。
永叔，《御览》卷一二二引《前秦录》及《魏书》卷九五《苻丕传》均作永叙。
又，慕容垂字道明，垂子宝字道佑，垂子熙字道文，宝子盛字道运，祖孙三代四人，均带道字）；又举有南齐萧承之字嗣伯，其子道成（齐高帝）字绍伯，父子字同“伯”字。
江南之俗不讳字，此点颜之推已论及，而十六国亦有不讳字之例。
上溯三国，蜀、吴帝室有讳字之例，《史讳举例·三国讳例》已举出；魏则讳字与否或讳字严格与否，尚未见史料可证。
再向上溯，则东汉亦有父子不讳字之例。
《风俗通·十反》载大尉沛国刘矩字叔方，而其父字叔辽，同一“叔”字。
或者桓范字元则，其子桓楷字正则，两者名与字皆不误，而此正可作为魏时不讳字的一个例证。
不过，孤证不立，关于桓氏家讳中的这一问题，终于难得确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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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和先祖的区别是什么
祖先即始祖。
也指始祖以下的历代先人。
：“今真奴婢祖先有罪，虽历百世，犹有黥面供官，一以宽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
”卷下：“子继父业，孙踵祖先。
”书〉①祖先。
：“乃命尔先祖 革 夏 ，俊民甸四方。
”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
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 ：“ 田单 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
” 北齐 ：“先祖 靖侯 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
’” 集解引 曰：“ 之推 九世祖名 含 。
” 宋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冬至》：“备办饮食，享祀先祖。
” ②称已故的祖父。
宋 曾巩 《寄欧阳舍人书》：“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
”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小弟因先君见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於举业。
”从以上解释来看，先祖的含义要比祖先广泛。
并且还有对已逝的先人的尊称。
孔子后代家谱
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吸取前人书法精华，独创一家，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字端秀清新，“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综合历代书评，王羲之的书体得之神功、千变万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极的，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
楷、行、草三体，自汉魏以来，在逐步演变。
演变的方向，是删繁就简，趋于快速实用。
演变的途径是民间匠人、官方书佐和达官显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响，经由高门大族杰出书家的锤炼升华，汇成主流。
王羲之便是这些杰出书家的典型代表。
楷书 楷书体或称正书体、真书体，是在隶书体嬗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
在汉简中，已见雏形。
在隶书盛行的东汉，楷书只在民间流行。
到了东汉末、三国、西晋，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炼，形成了不同于隶书的体势，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种趋时的书体。
王羲之的楷书‘俱变古形’，对今体楷书的定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东晋时期，王羲之异军突起，书写的小楷书，已受时人珍视。
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洛神赋》、《劝进表》等。
唐朝初年，唐太宗在收罗王书时，将《乐毅》、《黄庭》、《画赞》、《兰亭》等帖收入内府。
王羲之的楷书，直接由卫夫人和叔父王传授，属于三国时魏国钟繇系 统。
他在楷书方面的‘俱变古形’，应该是相对于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的。
钟繇的楷书真迹，当时王羲之能见到的很多，确有记载的有《尚书宣示表》。
那是他的从伯父王导从琅邪带到建邺(今南京)后，又送给他的。
后来，王羲之又将这本真迹借给了小他三十岁的王修。
王修死时，其母将《宣示表》陪葬。
所以，传世的《宣示表》，实际上是王羲之的临本。
而这个临写的《宣示表》，与传世的钟繇的《荐季直表》，都是按官样书式所写的奏表，可以代表钟繇的楷书风采。
钟繇的楷书还具有浓厚的隶书 笔意，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隶书中那种着意翻挑、飞扬的笔势，在他的楷书里十分明显。
但是，这种翻挑与飞扬的笔势，在王羲之的楷书里不见了，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
作为初具规模的楷书，钟繇楷书的笔画形态，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一字之内，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规范不全，结合松散，竖短横长，状似扁隶，有横张之势。
这类态势，在王羲之楷书中已大为改观。
王书将纵向笔画向下 伸引，使其挺直，用笔内NE361，其他点画对称呼应，所以有纵展之势。
王羲之的用笔，一改钟书的隶笔起止，在起笔处有挫衄的按笔动作，多以方笔入 纸；而收笔处不着意折笔重按，而是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 态上求其匀整遒紧，势如列阵。
经过这样的改造，楷书字体在王羲之手里，笔画之间 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经过这一鼎革，王羲之将楷书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 阶段。
而这个变化的最后完成，是在法度森严的唐朝。
行书 与楷书一样，两汉时期，行书已在民间流行。
从汉简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书。
这种早期的行书也是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发育而成的一种新兴的书体。
它简洁，开 张，结体松动，隶味很浓。
到了东汉，行书走入上流社会，得到不断的整理和规范。
张怀NF146《书断》 载：行书集大成者是东汉的刘德升，他被称为‘行书之祖’。
刘德升，‘字君嗣，颍 川人，桓、灵之时(一四六年-一八八年)，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 流婉约，独步当时’(同上书)。
行书体当然不是刘德升一人所‘造’，但刘德升有无 人可代的整理之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钟繇、胡ND5D1二人学书于刘德升，然风范各异，时称‘胡肥钟瘦’。
胡ND5D1，字孔明，颍川(今河南许昌)人。
志行高尚，不愿为官，躬耕乐道， 以经籍自娱，尤善隶行，与钟繇、邯郸淳等齐名。
特别是函牍书，为时人楷模。
但作 品无一留世。
钟繇，字元常，颍川人。
后汉献帝时，为尚书仆射，封武亭侯。
曹魏时任宰相， 封定陵侯。
善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三体。
因其官高位显，书 法风靡一时。
他的行押书体至王羲之时，尚在流行。
晋武帝司马炎建国之初，曾策订文字，将钟繇、胡昭二人的书法定为标准体。
王 羲之早年习字，自然不能逾越钟、胡两家范例。
王羲之比较了胡、钟二家的书法，遵 照卫氏家族和王氏家族的传统，选择了钟繇书风。
钟繇行书的特点，约与西晋时《李 柏文书》相仿佛，或者更为古朴。
撇、捺发育不全，隶书味重，纵画短促，横画粗长， 稍逞左倾的横张态势。
王羲之早期行书《姨母帖》，尚残留隶书那种横平竖直的书写习惯，用笔起伏、 顿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带。
书写速度较为平缓，近于匀速，风格古拙质朴，不脱钟 繇法度。
王羲之后期的行书作品，风格大变，面貌一新。
代表作品有：《兰亭序》、 《丧乱帖》、《孔侍中帖》、《游目帖》、《快雪时晴帖》、《寒切帖》、《远宦帖》、 《上虞帖》等。
这些作品，笔画体态都有生动的欹侧之势，‘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 一种风气’(梁袁昂《古今书评》)。
这种欹侧之势，在结构上遒媚紧敛，势巧形密， 蕴藏着一种行而突止、蓄而待发的‘势’和‘态’，即所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字与字之间有起承转合的映带，似断若连，如‘烟霏露结’。
这类风格的行书，在王 羲之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是他行书风格的主调。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一出，钟繇的行书就显得既古又旧了。
东晋人士崇尚华美，时 风趋新厌旧，王羲之的行书成了达官贵族、士大夫文人模仿的范本，从而结束了钟繇 行书统领书坛的时代。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中锋、侧锋互用，每字即见，运笔速度较为迅疾，有振迅遒劲 的风神。
由于笔势连贯，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更加紧密，点画的态势也随之发生相应 的变化，例如捺脚，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长点状的反捺。
王羲之将草书笔法引 入行书，从而使行书体势具备了欹侧遒媚的风格。
他的《兰亭帖》，笔法变化丰富， 笔力劲健，速度匀畅，形态纤适度、自然含蓄，结体冲和安祥，不激不厉。
《丧乱 帖》则笔速较快，跳跃捭阖，行中带草，单字相接，感情激荡，笔画劲落。
此二帖是 王羲之新体行书的代表作，成为行书的‘法典’，为后人所遵循。
草书 秦末汉初，已萌草书。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此期的草书墨迹。
草书一出现，就引起了汉代人的狂喜。
学习草书，可以废寝忘食，可以不分昼夜，可 以画地刿壁，直写得臂穿皮破，直写得指头折断，直写得口吐鲜血，十天写坏一支笔， 一月用了数丸墨。
草书成为最能体现书家艺术个性的书体，受到文人、书家的顶礼膜 拜，心慕手追。
汉魏草书，大多是较多地保留着隶书笔意的章草，少部分是比章草书写更为简便 的今草的雏型。
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字字独立，大小相等，笔势不连贯，波挑多； 后者字可与字相连，大小参差，随意自由，使转多。
汉末出现了一些草书大家，如崔瑗、杜度、罗晖、赵袭等，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是张芝。
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长草书，从杜度、崔瑗得法，而更加精巧， 独步无双，故有‘草圣’之称。
三国两晋时期的书家，若习草书，多以张芝为楷模。
张芝的草书，因时代所限，尚未脱离隶书法度，实为章草。
张怀NF146《书断》 说：‘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
’ 王羲之学习草书的蓝本，最可靠的是索靖的《七月廿六日帖》。
此帖由王羲之的 叔父王ND447所赠。
王羲之章草传世作品甚少，较为可靠的是《豹奴帖》。
他的 章草，写得非常精美，令人叹服。
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并不是旧体的章草，而是新兴的今草。
后人肯定的、 崇拜的，就是他增损古法、裁成一体、变古制今的今草。
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在扬弃张芝章草书的过程中生成的。
与张芝的章草相比，王 羲之的今草使转灵动，点画放纵，笔势流畅遒逸。
虽然王羲之笔势的连属飞移多体现 在一字之内，但其所呈现的，是神采上的贯通，而非形式上的连属，即是唐太宗所谓 的‘状若断而还连’。
这样，章草书体字字独立的形态与今草书体流畅纵逸的笔势， 这看似不协调的两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书中得到了融汇贯通，别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书，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
用笔以方折为主，斩 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
‘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 芒’(唐孙过庭《书谱》)。
点画的‘形’与‘势’，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长或短， 或方或圆，近乎绝技，自然天成。
《十七帖》是王羲之今草书的代表作品。
《十七帖》是称情疾书的尺牍。
尺牍既是一种文体，又是一种形式，是魏晋以来文人书法的主要载体。
北齐颜之推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
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
”’(《颜氏家训·杂艺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
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灿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观，而想见其为人也!’ (《集古录跋尾》)《十七帖》正是这样一种堪称法帖的尺牍。
通篇不假修饰，结构在疾书的情状下随势生发，随机变化。
技法与才情，理性与感性，自然地融为一体。
体系风采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是多方面的，可说是‘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
南朝梁王僧虔《论书》说：‘亡曾祖领军洽和右军俱变古形。
不尔，至今犹法钟、张。
’(注：‘洽’指王洽)。
唐张怀NF146《书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
’王羲之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老套，一变魏晋的质朴淳厚风格，创造了雄逸矫健、媚丽流美、中和典雅的书风，将中国书法推进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境界。
王羲之建树的不只是一种风格，一种境界，而是一个书法艺术的体系。
在这个博大的体系内，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立，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 也有自由。
于是，各种各样的书家--古典的、现代的，唯美的、伦理的，现实的、浪漫的，阳刚的、阴柔的……都能把它当作伟大的典范，从中汲取他们各自需要的营养。
王羲之的这个体系，又像一把审美的无形尺子，衡量着中国历代书法的优劣。
明代评论家项穆说：‘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
自是而下，优劣互差。
……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
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
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
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竦窘。
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
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
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
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
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NFDA2得其温雅之态。
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
苏轼独宗颜、复兼张。
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
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
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
’(《书法雅言·取舍》)项穆的评判有失于绝对，但可以说明王羲之书法体系对后世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