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明星
1993 年国健美界仍然为施瓦辛格是美运动员举行了庆祝活动。
也就这一年，他获得了本最佳健美运动员称号。
举行庆祝活动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好莱坞俱乐部”的成立。
在该俱乐部里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电影，俱乐部的装饰也大都是著名影片中出现的人工制品（主要是三位董事长施瓦辛格、史泰龙、布鲁斯·威利斯出演的影片） 1993 年，上述三人在成功地建起美国好莱坞俱乐部之后又一路风尘地来到了英国，到达英国后，他们又建立了伦敦好莱坞俱乐部。
施瓦辛格还不失时机地宣传他新开辟的这项事业。
精明的施瓦辛格在舆论宣传方面很内行。
回头看一看，这些年来，他主演的每一部影片在上演前几乎都是由他打头阵进行宣传活动的。
他比别的演员们更知道宣传的重要性，他也比别的人从宣传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
因此，这一次的英国之行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宣传时机。
他不顾多日劳累和疲乏，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活动：让大众接受他和他所关心的事。
伊文·雷特蒙可能这样说过施瓦辛格，他说： “施瓦辛格倒退到40 年代的古典影星当中去了，如果你愿意返祖，为什么不一直退回去呢
”到1993 年，曾经到处沾花惹草的他还享受到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不说别的，单这一点，好莱坞的许多影星就望尘莫及，因为家庭生活不够美满幸福几乎成了演艺界的通病。
因此，好莱坞的很多人都极想知道施瓦辛格家庭幸福的秘密所在。
那时候人们经常能看到施瓦辛格和妻子玛丽娅、两个女儿：3 岁的凯瑟琳·尤妮斯和1 岁半的克里斯蒂娜·奥雷莉亚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情景，这至少说明了施瓦辛格夫妻关系是融洽的，而且，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这位巨星给他的孩子们创造的童年生活要比他的父亲盖斯塔夫给他创造的童年生活要幸福得多。
1993 年对施瓦辛格来说，还有一个大事件，那就是《最后动作英雄》的上映。
这件事后来被许多人称为施瓦辛格事件。
《最后动作英雄》这个片名本身就给影评家和明星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
对于这一切，不知道别人是否早以看到了，但是却在施瓦辛格本人的预料之中的。
早在1992 年春，施瓦辛格就看到了这一切，因为那时候他就曾说过： “这一连串的成功终有一天会结束，当然人们不禁要问：结束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不是那种对此过多考虑的人，现在我对家庭、工作、生活都感到万分地满意，还求些什么呢
” 有些喜欢散布谣言的专栏作家曾在文章中暗示说： “还有最后一样东西是施瓦辛格梦寐以求的，那就是从政。
对施瓦辛格来说这只能意味着一样：总统的职位。
” 施瓦辛格听到此类捕风捉影的说法后，很快就否定了他有这样的愿望。
给大家的印象是，他似乎只满足于巩固他在电影界的最高地位。
在与玛丽娅结婚之前往政治方面发展就已经在他的心目中不占主要地位了。
他们俩的结合不曾引起过任何谣言（史泰龙几次失败的婚姻家喻户晓，与他相比，施瓦辛格在这方面又占了优势），那位总统的后裔也没有将施瓦辛格引向仕途。
施瓦辛格与妻子玛丽娅的政治观点至今仍然相当对立，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与妻子及肯迪尼家族的关系。
肯尼迪一家从来不是把他看成外人，正如一位熟悉内情的旁观者所言：“他的婚姻证明了‘粗俗的人在大雅之堂也可以装得温文尔雅 同年，史泰龙准备开一个男士俱乐部，想让施瓦辛格签名支持。
但是，施瓦辛格没有同意。
史泰龙的这位同行和对手向他提醒说： “最近妇女问题是个高度敏感的问题。
开设一片纯男士的天地，你就不怕冒犯了全国上下每一位聪明的女性吗
” 由此可见，施瓦辛格对事物的敏感程度远远地超过了另一个影坛上的天皇巨星史泰龙。
施瓦辛格对事物的敏感程度在其他事情上也多次得到过验证。
施瓦辛格有许多的崇拜者，有时候他到了某个地方，欢迎他的人群海啸般此起彼伏的场面有过，但是，也有人不欢迎他甚至骂他。
施瓦辛格承认，曾经有个小孩子迎上前来对他这样骂道： “蠢驴
” 他当时感到非常难堪，感到焦躁不安。
我们从上述这件事上可以推测出，这个骂他的小孩子至少看见过他演的《全面回忆》。
因为那部电影的台词中有这句骂人的话。
如果施瓦辛格想验证一下他演的电影在人们心目中产生的影响，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例证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施瓦辛格非常精明。
他开诚布公地承认当众受到小孩子的侮骂时，恰逢好莱坞电影界正在认真反思电影的未来前景。
当时电影界的目光并没有太落在它对近年来充斥电影市场十分红火的性、暴力暴露都很明显的影片的追踪记录上。
当时电影界更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趋势：即，也许可以从那些反映“家庭观念”的影片中赚取更多的钱。
据说这类影片重视轮廊分明、风格朴实、毫不做作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这些电影在民意调查中可以得到PG－13 的评价（PG 指的是适合一般观众观看，但建议父母对儿童观众加以指导性的影片），从而打开评论家庭的闸门。
那时候，好莱坞的每个电影制片厂都祈祷沃尔特·迪斯尼的灵魂降临到自己身上，从而激发起他们的制作灵感，因为这种道德观念方面的趋势是任何人都无力扭转的。
而布什和丹·奎尔引起的政局不稳更对这一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一坚守正派、正义的新潮流下，施瓦辛格当然处于一个极为有利的地位。
对像他这样仅在80 年代所拍电影收入（毛收入）合计就超过10 亿美元的影星来说，无疑有能力迅速迎接这个挑战。
据说当时施瓦辛格正忙着拍摄一部中标的名叫《朱恩与弗洛伊德》的喜剧片，他扮演朱恩·达斯汀，霍夫曼扮演弗洛伊德。
当有人来请他担任另一部以喜剧人物德得法官为题材的影片的主角时，施瓦辛格在给制片商的信中这样写道： “请我当主角，影片绝对成功，否则只会失败。
” 我们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施瓦辛格那时是多么的自信。
当时已讲定拨给影片5000 多万美元的预算，但几个导演你推我搡迟迟不能投拍，施瓦辛格最终只好把它撂到了一边而去忙别的事了。
“《基督山伯爵》如果重拍，定是部出色的家庭娱乐片，可惜没能拍成。
施瓦辛格曾经万分遗憾地这样说过。
施瓦辛格把其原因归结为口音上的过错。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部影片中从来没有妨碍巨星施瓦辛格从事他以前非常渴望想做的工作。
施瓦辛格曾有希望在一部名为《甜牙》的影片中扮演其中的牙齿天使。
如果这样，该片也许就开拓了一个新领域，甚至有望获奖。
当时，罗恩·安德伍德已签约担任了导演，但因大家怀疑剧本本身有缺点，就把拍摄工作又耽搁了下来。
就这样七差八错的，好几部邀请施瓦辛格参演的有望投拍的影片都未能真正投入拍摄。
不久施瓦辛格就接下了影片《最后动作英雄》。
《最后动作英雄》这部影片的起点很低。
两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赞克·佩恩和亚当·莱福学施瓦辛格的样子写了一部成功的剧本，名为《野蛮之至》。
剧中的主人公有一句口头禅是“天大的错误”，这个剧本在最后一次的改编中仍然保留了这句话。
佩恩和莱福把剧本拿去拍卖时，许多人认为很有希望，请来施瓦辛格拍摄该剧。
但按照好莱坞的传统，剧本还需进一步改进。
沙恩·布莱克曾担任过剧本《致命武器》、《最后一名童子军》（布鲁斯·威利斯的作品，大众对该剧本的评价可能太低）的改写工作，他这次被召来改写佩恩和莱福的作品时，他决定与同事大卫·阿诺托合作。
当时，阿诺托唯一出名的作品是《福特·费尔莱恩历险记》。
这两人被哥伦比亚公司花100 万美金雇用。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100 万美金没有白花。
沙恩·布莱克和大卫·阿诺托最后写出的稿子比较令人信服。
但是，施瓦辛格却认为该稿仍需加工。
他说： “还需要继续加工，只有精品的剧本才有可能拍出精品的影片。
” 在施瓦辛格的强烈要求下，哥伦比亚公司又花厂100 万美金请来了久经考验的电影剧本修改人威廉·戈尔德蒙。
威廉·戈尔德蒙答应再花一个月的时间修改布莱克和阿诺托改写的剧本。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不相信影片的剧本还需要经过这么多人的反复修改，可是，事情的确如此，剧作家的原稿由打字机上打出来直接送到摄影棚的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好，这下应该是可以开拍了。
” 这是施瓦辛格看了戈尔德蒙修改后的剧本的评价。
很显然，他对这一次的修改很满意。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一稿中把前几稿里有些含糊不清的幽默给删掉了，此外戈尔德蒙还把两个主人公之间那种不可缺少的、会使彼此经济上受益的亲密感表现了出来。
”施瓦辛格说。
对哥伦比亚公司来说，只要施瓦辛格对剧本满意了，就意味着他会出演这部电影。
施瓦辛格能出演这部电影就等于得到了电影界的最高奖赏。
“只要有这位大明星出演主角，一切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 许多演艺界的人士当时都是持这样的态度。
1991 年下半年刚刚走马上任的影片厂主管马克·坎顿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士之一。
他上任伊始就把赌注压在了施瓦辛格的身上。
他说： “从上任开始我就认识到制片厂的未来寄托在施瓦辛格这位被公认为最成功的影星身上。
” 拍摄《最后动作英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力量的较量。
拍摄工作的安排给了施瓦辛格很大的支配权。
这是他以往拍影片时从未有过的。
难怪施瓦辛格说，这是他第一次在拍片时感到如此彻底地轻松。
合约上明确规定了他对影片可以行使的权力，这份权力的报酬可不低：1500 万美金外加100 ％的利润。
“制片厂对我还算公平，他们也许觉得领衔主角对影片的各个方面都过问，给他这样的报酬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对影片的负责自然而然地包括考虑剧本、选派演员、影片宣传、生产影片中受人欢迎的小物品、电影的发行计划等。
”施瓦辛格说。
施瓦辛格有个大胆的、已经证实的信条，那就是要想取得进步就需从开始就摆开大阵势，不断扩大发展，绝不回头（这一信条在施瓦辛格的健美运动、拍电影、家庭生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1 年，《最后动作英雄》就是在他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开拍了。
哥伦比亚公司信心十足。
这部新影片是90 年代中叶推出的，具有丰富的社会色彩。
确定影片这一宗旨，施瓦辛格和制片厂其他工作人员具有同样的功劳。
他们还明确规定，影片即使不避免暴力，也应当用恰当的方式把它表现成一种无用、荒唐、邪恶的东西。
剧组人员确定这一宗旨并不是因为道德感的一时驱使，而是因为金钱，有钱能使鬼推磨。
制片厂发现PG 级的电影的票房收入可达1 亿美元，比R 级电影（17 岁以下青少年除有家长陪同不得观看的电影）的收入要高三倍，坎顿让大家放心，他说： “没有暴力镜头的家庭娱乐片有自己的优势，好的动作片也未必就非得有枪杀的场面不可。
” 其实在几代人之前的有些杰出的影片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坎顿是不是从这些影片中顿悟的呢
几乎可以肯定，坎顿一直在注意斯蒂芬·斯匹尔伯格拍摄的《侏罗纪公园》。
《侏罗纪公园》将与施瓦辛格主演的《最后动作英雄》一片同时与观众见面，而且肯定会让大批的观众全家出动观看。
对斯匹尔伯格来说，也许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让施瓦辛格签约演《侏罗纪公园》，但这点做不到，因为在斯匹尔伯格导演的所有电影里，角色和演员都不是特别有趣，施瓦辛格在这种总体安排中不可能有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史泰龙正在三星公司演《绝顶雄风》（这部影片的名字与史泰龙当时的处境很巧合，他自己的影星声誉正岌岌可危。
）。
强弓之末的史泰龙想借此再次挽回自己正在下滑的声誉，因此，当时的史泰龙无疑是十分的焦虑和担心，因为连他自己也拿不准《绝顶雄风》会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施瓦辛格演技的高超之处在于他总是让自己的性格溶入所拍的影片中。
还有，他总是找最好的作家、最好的剧本。
但是，史泰龙一般不这么做，史泰龙有些屡犯的过失是那些对电影各方面的了解更透彻的人无论如何不会犯的。
很显然，这时候的施瓦辛格在电影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如果在1993 年与上述两部影片的龙虎斗中能够再次取胜的话，足以使他一跃而出，成为同辈人中最有影响的影星，他说： “美国正在向反暴力的方向发展，我想国家已清楚地看出暴力影片对城市的恶劣影响。
” 施瓦辛格参拍的影片充斥着暴力、大毁灭、枪杀。
他说出这样的话听上去似乎在讲大道理，但我们似乎找不出理由否定他讲出的话既像出自一位生意人之口又像出自一位才华横溢的做现代社会调查的人之口。
《最后动作英雄》反映出的社会问题非常微妙，他使人们不禁对它所反映的社会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了新的争论。
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随着立场的转换它推出暴力场面，只是为了使人们对暴力是否有必要产生疑问，从而嘲笑它。
使用景中景的手法可以使暴力行为着上去显得异常遥远。
银幕上出现的是另一个银幕里面的暴力行为，足可以让人拙劣地模仿，但其自身很明显可能引起误解。
施瓦辛格坚信像兰博那样实行歼灭的时代已经过去，时间会证明他的这一看法是否只是追赶社会一时的潮流，但施瓦辛格反对制片商的建议：洋娃娃杰克·斯莱特必须配备玩具机关枪、子弹。
这只是个开始，随着道德观念的改变，人们对暴力行为的看法也会改变，至于影片《最后动作英雄》，也许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施瓦辛格正在着手改变自己努力形成和奠定的风格。
约翰·迈克蒂尔南曾顺利、成功地编导了《食肉动物》，施瓦辛格对他的印象很好，这次他又出任导演，手头掌握着6000 万美元的影片预算（有人说实际预算达8000 万美元，比较可靠）。
当时，这位导演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八个星期供拍片前的预备工作，5 个月摄制，10 个星期做善后工作。
如此紧迫的时间，如果换了其他能力稍差的导演，显然是很难完成的。
与过分紧迫的时间相比，《食肉动物》剧本中大家公认的故事情节的死板就算不上是什么难题了。
施瓦辛格一直希望与迈克蒂尔南再度合作，后者也抱同样的想法。
迈克蒂尔南甚至津津有味地想象着新片在观众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他甚至像保 罗·弗霍伊文对《全面回忆》情节的错综复杂非常感兴趣时那样，翻来复去地想： “如果斯莱特不在银幕上出现，它与影片中其它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不存在的呢
还是仍然存在
有许许多多的机械上的问题你不想提起，因为那样会把这个童话故事彻底毁了，得想方设法找出条路子：既能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又不至于有半道上砸锅的可能。
” 《最后动作英雄》片始终笼罩在一种热闹的气氛之中。
例如，玛丽娅初次拍片，作为谢朗·斯通和罗伯特·帕特里克的佳宾（两人都答应了施瓦辛格的请求，帮助他开只有圈内人才懂的玩笑），健美冠军让·克劳德·戴蒙（表演的很成功，但不大可能真正危及施瓦辛格的地位），还有薛威·蔡斯，还有丹尼·大卫特为猫配音。
英国剧坛的名演员琼·普劳赖特难得被好莱坞请到与男主角搭档，她这次搭档的主角比她以前与之合作的任何一位男演员似乎都年轻许多。
然而，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最后动作英雄》一片上映后，非常令人失望，更别说与《侏罗纪公园》相抗衡了。
普劳赖特的演技一直为世人所敬仰，她在《最后动作英雄》中的表演几乎算不上最出色的一次；评论界认为施瓦辛格的黄金时代可能即将逝去，如果说他的表演还没有走下坡路的话，至少已经有了走下坡路这个苗头。
从《最后动作英雄》这部影片中，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影片给人的感觉是外表异常花哨，内里却无实际内容，机会主义者的故作姿态在影片中比比皆是。
这对施瓦辛格最忠实的崇拜者们无疑是一次耐心的考验。
多年来我们对施瓦辛格表演的很多不足之处已非常地宽容，我们反驳那些贬低他的人说： “他的表演比那些对其不甚了解的人的想象要好的多。
”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无疑已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很早以前他为了能出演那些对表现他健壮的体格有用的影片，放弃了所有可能获奥斯卡奖的影片；我们也接受了他那种敏锐的才智，正是这种才智使影片中极为暴力的镜头不显得过于刺激；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为我们的电影界，为我们的文化界真正做出的独特的丰富的贡献。
不过要真正理解《最后动作英雄》还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这部影片确实把我们对施瓦辛格的好印象几乎都抹杀了。
这一次，我们是在看我们信任的魔术师在变戏法，我们不仅第一次看到魔术是怎么变出来的，而且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把戏失败了。
剧本《最后动作英雄》写得很有知识性，很成功，讲的是一个长着雀斑、名字叫丹尼的男孩的故事。
丹尼很聪明，常有些小烦恼，他的家庭属单亲家庭，在家里他一直想做个好孩子，他对执拗的老尼克以前开的那家电影院十分着迷，那座电影院现在早已破烂不堪，不对外放电影了。
尼克只给一位观众放电影，那位观众就是丹尼，放映的也只是杰尼·斯莱特的影片（施瓦辛格主演），丹尼绝对相信杰尼·斯莱特的能力。
尼克给丹尼一张具有魔力的票，这张票以前归哈里·霍迪尼所有。
借助这张票的神力，丹尼穿过银幕，和影片中的杰克斯莱特一起去冒险。
邀游在杰克主宰的神奇世界里，影片中的丹尼眼界开阔了。
当他和杰克一起从杰克的影片中跳出来时，已长大成人的丹尼才认识到银幕上的生活和现实生活大不相同。
他发现暴力在影片中很有意思，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是百害而无一利，只会是杀人，是伤害，只会让人非常不安，在生活中必须考虑到他人。
回到现实生活中后，杰克逐渐认识到现实比他在电影里的生活要好得多、要亲切的多，慢慢地他变成了一个好人。
影片试图通过施瓦辛格的表演，展现主人公这一神奇的魔力转变，不曾想到却是施瓦辛格自己成了观众谴责的对象。
即使是观察力不太敏锐的观众也可以看出这部影片实际上是制片人在竭力宣扬自己的观点，两者兼得。
制片人采用的方法很高明，可惜没有丝毫艺术性，他们把暴力镜头放在影片中。
通过这一处理，杀人、故意的损害既可以表现出来，又可以用荒诞的城中城的借口加以推脱（影片中的暴力镜头并不少，那个丑陋恐怖的凶手和那个讨厌的装怪脸的丹尼贯穿于整个影片）。
当施瓦辛格与那个毁灭一切的终结者类似的面目出现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是施瓦辛格，只是假装了杰克·斯莱特而已，他这样做只是让大家看到影片是在说自己的故事；他正准备去参加杰克新影片的拍摄工作，被玛丽娅·史利弗劝说放弃了，转而去张罗创办好莱坞俱乐部的事。
该影片中如果在剧本改写、选派演员、导演演技上事先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所采用的方法或许也能成功，很可惜影片想要表达的幽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施瓦辛格在影片中常说的那句“天大的错误”用在他所拍的影片上可谓恰当，仿佛这部影片的失败是他事先预料到的。
琼·普劳赖特在影片开始时对劳伦斯·奥利弗介绍《哈姆雷特》时的样子简直是硬充滑稽，令观众哭笑不得（对知道她是奥利弗的前妻的人来说，她的那种只有圈内人能懂的玩笑显得索然无味），那个会放屁的死尸虽然在影片中设计得最好的镜头中出现，但也没能起到娱乐的效果。
查尔斯·戴恩斯扮演的那个恶棍收集了一堆设计者的玻璃眼睛，但是他充其量只抵得上詹姆斯布恩德拍摄的铺张华丽的镜头中剪下的边角料，因为他那种可恶的形象观众见得大多，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
当我们看到《绿野仙踪》的格调与暴力充斥的电影相冲突时（在观众们熟悉施瓦辛格时，这类的影片就敲响了施瓦辛格影视生涯的丧钟），我们就不由地将该角色与他和杰克·斯莱特生活的电影世界里的角色联系在一起。
影片中红拖鞋这一安排，因为魔力失效也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当丹尼从现实世界进入神奇的电影世界时（这一进入竟改变了他的生活），观众看到银幕上只剩下一片空白，我们不能不再一次遗憾地说： “这是《最后动作英雄》一片的又一败笔。
” 电影的独特优势和特点就是它能满足人们的视觉要求，这一点，无论是在电影产生之前的小说作品，还是在电影产生之后的电视文学作品，或者其它别的文学样式都是不能与它相抗衡的。
但是，《最后动作英雄》一片在这一点上显然未尽这种应尽的责任和优势。
不用说，本来就对该片十分不满的人们又突然看到了这么一处空白时，他们的心情可能会变的更糟。
也许就在他看到空白的这一刻，影片的真实性、影响力一下子又大大地削弱了。
这一败笔无疑进一步说明了拍这部电影的人对影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影片的不足之处还不仅仅就上面这些，大团圆的结局也很可笑，不能不令观众认真地去思考影片是否真的想要表达其反暴力的主题。
最后一点就是影片想在几个地方表现其高出其它影片的高明之处，可惜却都没能成功。
比如伊恩·麦克伦（在美丽的浮雕贝壳中）突破第七道封锁，警告人们死亡即将来临等。
影片企图通过自己的内容阐述一些大道理，这样做就把影片本身以及观众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看得过于简单了。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施瓦辛格走上影坛后，不遗余力地奠定自己赖以生计的表演风格和给自己争得一个好的名声。
然而，在《最后动作英雄》这部影片中他却轻率地贬低了自己，不知道这位从10 岁起就苦苦奋斗的奥地利人的后裔意识到这一点没有。
影片《最后动作英雄》映前的宣传也很失败，几乎一律都是沉闷无趣的介绍，不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关于这部影片的失败之处我们就不一一细讲了。
在这里我们应该引用一句中国话：没有不散的宴席。
每个人不可能永远都是成功者。
施瓦辛格在似乎永无止境的成功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了，关于这一点他本人在拍《最后动作英雄》之前几乎还不曾意识到。
可是不久，当他发现自己因为拍的片子如此失败，而同时上映的《侏罗纪公园》又是如此轰动时，毫无思想准备的他突然感到无地自容。
这位影坛霸主感到有失身份和面子，甚至有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
在面临着失去自己在电影界苦心经营的地位之时，昔日不可战胜的施瓦辛格、冠军施瓦辛格，就像一只恐龙，开始逐渐地从电影历史上消失。
与恐龙不同的是，他在消失之前似乎还要明确地告诉正直的美国公民：应该达到怎样的道德标准。
我们说这话不是随意臆造的，而是有确实根据的。
在《最后动作英雄》一片中，杰克预言说： “丹尼的生活中最大的希望可能就是和他的第一个妻子离婚。
这样的世界可能就是今天的美国人生活的世界。
施瓦辛格要他们在这样的生活中达到他为他们指出的道德标准。
杰克还对丹尼说过一句令人信服的话，他说： “世界是你自己创造的。
” 这句话中蕴含的道理也许并不深奥，也许会让观众们感到施瓦辛格把他们的智力估计得过低。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醒施瓦辛格一句： “在你想改变自己事业的方向时，应该信任自己的影迷们。
” 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那些影迷们造就了巨星施瓦辛格的。
成了巨星的施瓦辛格更应该通过克制的陈述、机智、真情实感发挥自己的技艺，而不应该采用虚伪的花哨的柔情，让观众去忍受。
尽管如此，在我们决定不再谈论该片时，我们心中不免还是疑惑：该片也许是施瓦辛格演得最好的一部电影，只是其价值没有被观众发现。
也许那个别的什么都不要，只要“领着一只猴子、拿根棍子走遍世界”的男孩，才是笑在最后、笑得最好的人，如果我们真的见到最后一个了不起的动作英雄，我们也许会发现还是施瓦辛格最好。
我们不能在施瓦辛格事业里程的某一点上过于强调，他在好莱坞电影界所处的格外引人注目的地位是因为他能够不断地学习和提高。
影片《最后动作英雄》事先就打算一定要让观众们看到一点现实世界的苦痛，也许它最终会巩固施瓦辛格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地位，也许施瓦辛格会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
不管怎样说，昔日的那个影坛巨星施瓦辛格改变了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动作英雄形象。
施瓦辛格现在似乎要下决心树立起自己新的形象，步入某个未知的领域。
这对于一个希望自己成为耶稣基督式人物的人来说，塑造一个全新形象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