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正方：教育应注重人格培训多于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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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提供一些材料
人生感到绝望而走上自杀之路。
至于不尊重长辈、缺少自尊自重、学习成绩降低、厌学辍学等等问题，更是屡见不鲜。
20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家庭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日趋下降已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密西根大学不久前做的一项社会调查中可以看到：从1950年至1990年，美国年轻人对于影响自己人生的最大因素的排列，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50年代，对年轻人的人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他们的父母和家庭生活，然后依次是学校、教会、友辈及电视；到了90年代，友辈和电视成了对年轻人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然后才是家庭、学校和教会。
正是在1960至1990年期间，美国政府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青少年问题的经费支出增加了5倍，高达数百亿美元，但效果却微乎其微。
在此期间，暴力犯罪增加了5倍，非婚生育增加了4倍，离婚率上升了4倍，单亲家庭增加了3倍，青少年自杀人数增加了3倍。
事实证明，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帮助人们解决人际以及自身的问题，若使用不当，反而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综上所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
这类问题属于人的内在问题，也就是人类心情上和认知上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人类问题的中心在于人心”。
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就必须从改变人的心灵入手。
个人组成家庭，家庭组成社会，社会组成国家，国家组成了世界。
因此，只有当人的心灵转向善良并充满关爱时，家庭才有和睦，社会才有安宁，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有两个社会机构强有力地影响着个人的人格成长。
第一个是家庭，建立美好的家庭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第二个是学校，这是学生的第二个家。
学校和家庭对孩子的教导在价值取向上应该是一致的。
在家庭中，父母应当言传身教；到了学校，教师必须强化孩子在家庭中已经开始接受的那些教导，使孩子的人格得以不断成长直到成熟。
美国当代杰出的教育家托马斯·利科纳(thomas lickona)博士在所著《人格教育》一书中指出：“有史以来，教育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双重的，一是帮助青年人开启智慧，二是帮助他们发展良好的品性。
”然而遗憾的是，帮助青年人发展良好品性的教育目标，在许多现代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已经被忽视了。
这里，我们首先以美国为例考察一下现代教育是如何放弃道德价值这一重大教育目标的；其次，我们要探讨如何安排教育目标的先后次序；最后我们要谈一谈如何实施平衡的教育，以及学校和家庭如何共同努力相互配合把孩子培养成品学兼优的人，使他们日后能够明智地利用自己所学得的知识造福人类。
一、 教育面临的危机美国的教育机构最初是由那些致力于教导年轻人道德价值观的宗教界热心人士创立的。
在美国，最初的教育思想就是要把道德教育融入学校课程之中。
那时，在讲授说、写、算三个基本学习方式的教材里充满了道德内涵。
举例来说，在19世纪时，学生们通过抄写哲言警句来学习写字，诸如“勤劳者无暇作恶”，“勤奋赢得赞美”，“公正乃人人之权利”等等。
学生在抄写时就默记了内容，于是这些道德格言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他们的思想之中。
当时的人们都懂得知识和道德对社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学校的使命就在于培养既有知识又有道德的人。
美国那些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大学，如哈佛、耶鲁和乔治城等大学的教育宗旨都一致强调善良的人格品性是良好个人和良好社会的基础。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教育的使命和道德价值渐趋脱节，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明显削弱。
60年代的青年反叛运动高举社会和文化革命的旗帜，影响十分深远。
当年轻一代的“亚文化”受到抬举时，主流文化中的道德权威就被贬低了，长辈的思想观念不再被尊重。
一时间，自私的个人主义盛行起来，人们把追求个人满足、自我实现置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之上；各种怪异荒诞的行为都在“自由”的旗帜下得到容忍、保护甚至是鼓励和表彰。
于是为此进行理论辩护的道德相对主义也得以蔓延开来。
论文人格教育刻不容缓来自 自那时起，各种破坏行为在年轻人中间日趋增多。
比较一下当前学校里的问题和学生的行为与40年前的情况有何不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革命”的后果。
40年代，美国校园里的主要问题是：发言不遵守秩序、上课嚼口香糖、课堂不安静、在教室内追逐奔跑、争先恐后不排队、衣着不当、随地抛垃圾等。
然而到了90年代，校园里的问题却令人惊诧地表现为：抽烟、酗酒、滥用毒品、性乱、女学生怀孕、性病、强奸、抢劫、暴力伤害、自杀等等。
由此可见，学校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可想而知，这种腐败的道德状况必然导致学业水平的下降。
实际上从1965年到1990年，美国高中毕业生的会考(sat)即学业水平的鉴定性测试，总平均成绩从980分下降至900分以下。
如果美国教育界能够恪守其宗旨，在教育理论的根本问题上不动摇，那么年轻人发起的社会文化变革，也不至于对整个教育体制造成如此强烈的破坏。
然而在60年代，美国教育界的改革者们为了找出进步的、有效的教育方法，也为了标新立异，开始实施“无导向教育”教学法。
灾难的序幕从此拉开。
这种无导向教育的意图源于心理学派的新思潮，主张把心理治疗室里有一定疗效的方法搬到学校教室里加以应用。
心理治疗专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把“无导向”或称“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心理治疗概念引进咨询实践，带来了心理咨询辅导的大革新。
治疗师采用这种无导向疗法治病时，只对患者的思想、感觉作出尽量客观的反映，而不以任何方式去对患者进行指导或教导，其目的在于让患者认清自己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欲望和目标，通过自我觉悟找到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种引导患者去发现自我的方法，在当时对于启发成年的心理疾病患者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确实有效果。
于是一些人开始提议把这种心理治疗技巧应用到学校的课堂上去教导学生。
罗杰斯先生在其《自由学习》一书及其他著述中，大力倡导在教育体制中实施无导向教育。
这种为帮助成年心理疾病患者认清自己而运用的治疗技巧，果真适用于课堂里的学童吗? 须知，这些孩子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还只是在形成的过程中。
无导向教育的特点是要用自我发现的过程来取代在指导下进行学习的传统方法。
这样一来，教学内容就得服从于一种以学生感觉为转移的教育方法。
而且，无导向教育主张自我决定标准和自我抉择。
这无异于告诉学生，他们自己是道德价值观的唯一决定者，而社会认可的对错标准只具有参考价值。
这样一来，昔日作为道德权威的教育者的地位就被贬低了，教师的角色只是协助者。
这样，无导向教育把学生的自主权提高到可以任意选择自己价值观的地步。
与此同时，传统的道德智慧和经验一概被拒之门外。
无论教师们多么富有人生经验，多么心灵成熟，统统禁止对学生进行道德指导。
千百年来被证明的人类文明精华的那些道德遗产统统被抛弃和遗忘了，甚至父母在教育中的作用也遭到否定。
学生在学校里被告知说，父母的教导是从外部强加的，并不是学生自己心中需要的，因此那种价值观只是父母的，不一定适用孩子，孩子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观。
传统的教育是导向型的教育。
教师是长者、智者，有责任向学生传播知识。
将传统的导向教育与这种新式的无导向教育加以比较，可以清楚地知道两者的差别。
导向教育是以客观标准和普遍原则来指导学生，无导向教育是让学生专注于自己的价值观和欲求；导向教育强调学习的内容，无导向教育则注重学习的过程；导向教育注重社会性内容，总是帮助学生领悟自己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或是社会成员应当承担的责任，无导向教育只教导学生要忠于自己，很少提及家庭和社会。
无导向教育之所以对教育者产生诱惑力，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种教育受到青春期学生的欢迎。
年轻人已经从社会文化思潮中汲取了民主和平等的精神，但对民主和平等的曲解和滥用就导致他们怀疑权威、崇尚极端个人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等等。
学生们一般都对这种教育方法及其附带的一些活动感兴趣，因为这些作法符合学生青春期的特点，如自我发现、叛逆传统以及表达自己意见等想要独立自主的欲望得到鼓励和满足。
其次，这种教育方法使教师们觉得工作比较轻松，因为它对学习成绩的要求通常不高，教师也不必煞费苦心地去纠正学生的价值观和态度。
顺理成章的结果便是，教师不再被要求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道德榜样和人生导师。
如此一来，教师本身的人格水平和行为举止就无关紧要了。
无导向教育受青睐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它不排斥任何价值观，因而体现了兼容并蓄和共存的精神，这在美国社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环境里是十分需要的。
无导向教育以各种不同面目在教育界登场。
它最初被应用于学校教学时，称为价值观澄清(价值观分离)教育(values clarification)，其后出现的有自尊训练教育(self-esteem training)、结果取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等。
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这种无导向教育法对美国的教育体系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损害。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无导向教育的观念和方法正在被其他一些国家仿效，招致与美国相似的严重后果。
价值观澄清教育以及以其他各种面貌出现的的无导向教育方法均有明显的缺陷。
首先，价值观澄清教育不教导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求对学生现有的价值观加以说明。
这样一来，它就纵容了那些既无经验又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在不提供必要的道德指导的情况下自行选择价值观，使学生无法获得赖以作出明智判断和抉择的必要根据。
其次，无导向教育不知不觉中鼓励学生安于平庸、不求完美。
由于主张每个人的想法都应当受到同等尊重，因此不支持人们憎恶好善的本性和力求人格完美的意志努力。
总之，价值观澄清教育法不能帮助学生建立良好品格，因为它的基本主张是：道德教育的功能只是帮助学生认清自己的价值观。
对于个性已经成型的成年人来说，这种方法或许有助于激发他们较大的生活动力；但对于尚在成长阶段的孩子来说，这种方法就不具有任何建设性。
各方面都处在学习阶段的孩子所需要的是教育者明确的言传身教，以帮助他们形成有益于身心发展的价值观，并培养出自律、负责的意志力和习惯，这样才能为将来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自尊训练”是无导向教育的另一种形式。
由于无导向教育一般都很看重个人感觉，自尊训练式教育相信自尊对个人、社会都有好处，认为具有高度自尊感的人会更好地自我调适，成为表现优秀的公民。
因此，这种形式特别强调年轻人需要保持良好的自尊心。
关于自尊的种种神话已在当代美国教育中深深地扎了根。
第一个神话是：自尊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因而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都有义务去保护和激励人们的自尊感。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倾向，即任何可能危及某人自尊感的意见或评价都必须加以抑制。
然而事实上，自尊并非一个人自然而然拥有的权利，而是通过努力获得成就后赢得的一种感受。
教育者不应为了维护孩子的自尊而降低各种要求和期望的标准。
相反，应该以真爱之心严格要求，借着关怀之心树立高标准,推动学生尽心尽力地学习，并获得为日后的人生成就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这才能帮助学生获得真正的自尊。
第二个神话是：高度的自尊可以预防道德和社会问题的产生。
这种神话试图让人相信，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自尊时，就会具备抵制毒品、性乱以及其他各种不良行为的能力。
当教育者鼓励学生拥有与善恶无关的自尊时，实际上反而降低了学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动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犯罪者之所以能面不改色地作恶，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他们先找到了自以为是的理由，把自私自利的行为合理化，借着说服自己来麻木良知，心安理得地做坏事。
第三个神话是：负疚感会毁坏自尊，自尊受损会使人难以自我调适而产生适应不良的问题，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保护人的自尊免受负疚感的侵害。
实际上，正常的负疚感和羞耻心恰恰是一种制约和修正行为的巨大力量，它能唤醒良知，使人远离恶行。
因此负疚、羞耻等负面情绪正是辅助各种正面情绪，引导人向善的必要感觉。
那种试图帮助青年人发掘自身潜力并使其对自己感到满意的无导向教育，虽然用心良苦，但却由于未能使学生得到足够的训练而致使青年人缺少自律。
施行无导向教育多年后，我们看到学生的道德水准和学业水平普遍下降，也因此影响了社会秩序。
无导向教育法最初的倡导者们，包括罗杰斯(carl rogers)、考尔森(william coulson)、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内，在对无导向教育方法的实践效果进行多年的观察之后，不得不宣告：这种方法不适合课堂里的学生。
60年代末，马斯洛就已否定了自己先前的观点。
他声明：年轻人不能借此方法开发自身的潜能……他们尚未学会如何忍耐，也尚不能分辨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善与恶……又无足够的知识和素养作出明智的行动，一般也缺乏不随波逐流、力排众议、择善固执的道德意志和勇气。
罗杰斯最先尝到的实验苦果是：洛杉矶地区一个规模庞大的天主教学校在采用了他的无导向教育法之后，情形变得一团糟。
罗杰斯在晚年痛心疾首地作出结论说：“应用这种心理治疗的方法在课堂里教育学生，从来就不适合。
”至于考尔森，这位罗杰斯昔日的同事，今天也正在后悔不已地积极反对任何学校采用无导向教育法。
无导向教育的滥用在教育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作为对这一局面的修正，美国的另一位教育专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了关于“开发道德理性”的主张，一时间成为热点。
科尔伯格认为，把学生置于“道德两难问题”之中，可以激发他们确立较高的道德标准。
所谓道德两难问题，是指一种假定的道德方面较为复杂的情形，即在伦理道德层面上不容易就能作出判断和抉择的情况，学生必须通过理性思维说明（为什么在作了全面的考虑之后）会作出某种抉择的理由和依据。
学生通过这种训练可以学习如何权衡比较道德的各个层次，从而获得最佳的判断能力。
这种培养道德理性教育法的一个优点是，它承认道德动机和行为有层次上的差异，例如守法的公民比不守法的公民道德水平高。
但它也允许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的道德抉择，例如当某种法律的条规违背社会正义时，则选择不服从此条规比选择服从更合乎道德理性。
道德理性教育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承认人的道德能力是可以培育和开发的，并且提供了一种实际的方法来衡量道德能力的发展水平。
然而，这种教育法也有缺点，例如它所假设的道德难题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学生们可能一生中都不会面临那样的境况。
这种教育法认为，道德是复杂的，要有相当发达的智力水平才能分辨善恶；然而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遵循良知而选择合乎道德的行为，无论其智力水平如何。
这种教育法更为根本的错误是，它只看到知性与道德的关系，而忽视了人类心灵的另外两个功能——情和意对道德的作用。
它似乎认为，当人们从理性上知晓什么是对或错，或者能够应付某种假象的道德两难问题时内容详见因为字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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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教育比爱的教育更有效的格言
一个怯弱的教师决不能教出一个英勇的学生来。
——（印度）甘地没有经过驯养的马是倔强的，一个不受拘束的儿子是不可忖度的。
——犹太教育格言犯了过错的人应当受到惩罚。
但是他们之所以应受惩罚，并非因为他们犯了错……而是为的要使日后不去再犯。
——（捷克）夸美纽斯《大教学论》溺爱的双亲应该记住：每样事都替孩子做，不希望孩子做什么事，这是对他有害的，孩子通常不需要娇养，他们要能尽职负责，过度的溺爱与娇养其结果是侮辱。
——（英）利斯
体罚比爱的教育更有效 （例子、格言）
我们的观点是：体罚比更有效。
因为只能让受教育的人感到一时的温暖，但其起不了治根治本的作用，“”，还不如不治。
太过柔情，不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容易忘却，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再犯错。
而体罚则不同了，体罚可以让受教育的人留下痛至皮肉的教育，也许体罚有些不对，但体罚就如同家长打孩子一样，是为了让受教育的人记住这一次，从而改正错误，而不是用温暖去包容，这样不适合那些需要体罚的人。
那么，假如爱的教有比体罚更有效，那为什么劳改局、拘留所为什么不用爱的教育去对付那些坏人呢
每个人本身都有惰性，都有不好的习惯。
此时，单单用爱去唤醒是没有用的，有句话说“惩罚你的肉体就是为了拯救你的灵魂”。
（注意不要否定“爱是有效的”，你要证明的是个“更”字）当面临一件具体的事的时候，是没有时间让你用“爱”这种慢功夫去应对的。
先用“体罚”让这个犯错误的人知道该怎么做，再用“爱”来教育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总之一定不要否认爱的教育也是有效的，不然，让对方抓住把柄就没有希望了）体罚是指适度的体罚，并不是一味的体罚。
爱的教育如果更多，便会变成溺爱，这样当然是弊大于利。
再说了，“打在身上，疼在心里”，“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疼，骂是爱” ，“名师出高徒，严父出孝子”……这些不都是说出了适当体罚的好处了么
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当然只能采取适当的体罚来惩罚他。
在一定的情况下，适度的体罚是非常有效的。
身体的疼痛，能让人记忆更深刻。
但，我们认为体罚应该与爱的教育相结合。
体罚一个人时，一定要让他懂得你的目的是教育他，出发点是爱，否则，只会让他产生逆反心理。
而且体罚中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他的自尊心，身体的疼痛，会让他对错误有更深的印象，说不定，以后他会感激对他施以体罚的人。
而如果伤到了自尊心，很可能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施行体罚时，一定不要在公众场合。
体罚有必要，而且是有效的，但体罚后应施以温情感化，以达到教育的目的。
此外，比起长时间的折磨式体罚，狠狠的几下会更有效果。
而且，折磨式体罚似乎更容易引起人的逆反心理。
根据被罚人的性格和年龄来掌握体罚的度和时间，最好不要让他因疼痛而哭泣，而是应该让他因感动而哭泣。
人的智商和领悟能力是不一样的，应该因材施教。
对于领悟能力高的人，爱的教育可能有效；但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大部分人还是没有拥有较高的领悟能力，所以，对于孩子可以采取适度的体罚，这是会比爱的教育更有效的方式。
首先，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什么是“体罚”。
教育到底还需不需要体罚
体罚在教育的过程中是不是一点作用和好处也没有
我们是不是绝对的反对体罚
诚然，在教育过程中体罚学生是我们所不提倡的，因为体罚学生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伤害学生的身体健康。
说得严重点那是违反。
但是，这是不是就要求我们绝对的抛弃体罚呢
体罚真的一无是处吗
我们应该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
人们在认识到体罚的危害的同时，对它的积极作用也不可视而不见。
记得有一位教育学专家说过，“惩戒也是一种教育手段”。
很显然，体罚也是教育的一种手段。
实际上，教育单凭一张嘴是不行的，在有些时候嘴的作用是渺小的。
举一个例子，假如某一个同学上课纪律很差、大声讲话，在老师口头教育多次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如果不采取包括体罚在内的惩罚措施，那么老师的教学进程、同学们的学习进度势必受到影响
这个时候，体罚是必须的。
另外，据考查，人类守法意识的早期形成，就源于对惩戒的畏惧，现在的学生被娇惯坏了，判断能力差，是非对错观念不是十分明确，一味的好言相劝效果并不佳，而采用一定的教育惩戒手段对学生进行管理，可使其“未明事理”却“预知对错”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制力和修养。
其次,我们主张适当的体罚，而不是对学生权利的侵犯。
素质教育强调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教育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辅助，还有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人格、不侮辱学生等。
这固然不假，但是教师尊重学生和体罚学生并不一定矛盾。
当学生在中不能很好得配合老师、甚至主观上阻止和妨碍教学活动时候，就必须给予适当的惩罚，这其中包括体罚。
否则那将是对老师和其它同学的权利的侵犯，甚至是对老师人格和尊严的侵犯。
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学生在上课时间大声说话、并且侮辱老师呢，难道老师对他不可以采取一点处罚措施
如果是这样的话，教学活动就要受到影响，全部同学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老师的尊严就受到了践踏
我们绝对不可以在保护未成年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伤害其它人的利益，绝对不可以以损害老师和其它同学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所谓某几个学生的合法权益
退一步，假如我们不体罚学生呢
看看有什么样子的情况出现呢
学生不怕老师，老师一点尊严也没有，老师的任何语言包括他所传授的知识在学生的眼里都不重要的，老师是学生可以任意玩弄的，实际上，在某些学校，存在许多学生打着维护未成年的权益的旗号而为所欲为的事情。
老师也自然感到心寒、无心教学。
学校也无校纪、班级也无班规而言，整个教育一片狼籍
实际上，在很多家长批评老师体罚学生不对的同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已经或者正在体罚自己的孩子。
扪(mén)心自问，我们的家长当中从来没有体罚过自己孩子的到底有几个
作为一个普通人，谁没有被逼急的时候
谁不会在很激动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地体罚过自己的孩子
那么，那是不是也在侵犯孩子的权利
很多家长一定会说，那是在情急的情况下，被迫无奈才这样做的。
当时是有一种“恨铁不成纲”的心情。
既然你知道你体罚自己孩子当时的心情，那么为什么不将心比心、理解老师体罚孩子的时候的心情
其实，体罚学生绝多数是在其它教育方式无法凑效的情况下发生的，老师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进行的。
老师的本意是好的，这也是他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不要以为老师喜欢体罚学生、更不要以为老师把学生当作出气筒，虽然我们不排除有这样低素质的老师存在，但是我们应该肯定这样的老师是少而又少的。
老师一般不会恶意体罚学生的、不会把体罚学生作为自己的一种情绪的宣泄、更不会无缘无故地体罚学生。
如果老师不负责任，完全可以视而不见，结果受害的到底是谁呢
我们不提倡体罚，但是，“不提倡”并不是绝对地反对体罚。
作为一种教育方式，适当的体罚有时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老师的人格受到侮辱、当老师和其它同学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有学生胡作非为时，我们可以用、也必须用体罚来保护教学的顺利实施。
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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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赛三辩陈词
盘问谢谢主席，有请对方辩友。
首先想请问对方一辩，你在上大学之前去过ktv吗那在你（后来）去ktv之时有无接受过身份证的核查呢
请问对方二辩，你是否了解我国法律对ktv这样的娱乐场所有着明文规定，不许接纳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呢
（出处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请问四辩，那您又是否承认，在我国的网吧，ktv这些法律明文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公众场所里，未成年人的身影事实上也并不少见呢
(事实数据)所以说嘛，对方辩友今天的逻辑就显得更加奇怪了，您方口口声声说让成人网站合法化一方面是为了能够更好的采取措施进一步净化与管制其内容等等，但连现实中都难以对法律明文规定的内容加以很好地落实，您方到底是凭借什么在这里保证，一旦让成人网站这样备受争议的偏虚拟化的网络事物合法化之后，就真的能用有效的措施使其控制在您方所谓的监管体制之下呢
再想请教对方一辩，如果你生活在古代，家又住在一条清澈的江边，水质好且打水便捷，你若需水会不会去江中打水呢
（当然，到底去不去打江水是个人自由，但这江水毕竟是个好的水源咯）那如果我今天在江边卖水，但我的水水质并不能得到保证甚至还需要进一步过滤等等，你会不会选择不要那清澈江水而宁愿来向我花钱买水呢
（我们现在并不讨论打水的体力成本等其他方面）请二辩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
（对方辩友）相比之下若已有江中之水供我所需，如果选择再花钱买水自然是显得有些多此一举了；所以承不承认成人网站的合法性也同理。
我方
重视教育的名言警句
孩子需要家其父必有其子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可怜天下父母心 爱是包容同宽恕 母亲的爱是无价的 三岁定终身 和睦的家庭有助于孩子形成开朗的性格有家的孩子像个宝
辩论：教育应该注重人格培养多于知识培养
典型例子： （我想这个话题展开就可以说很多了）名言：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这样说：“教育一个人的知性而不培养其德性，就是为社会增添了一份危险。
”叔本华说：“我们生命快乐的最重要和基本因素是我们的人格，如果没有其它的原因的话，人格是在任何环境中活动的一个不变因素。
” 余秋雨介绍，在香港有一种说法是“全人教育”，即指健全人格教育，它是大学的必修课。
“我们现在讲素质教育，素质最后要整合成人格。
因此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明白，人格遗传比知识传授更重要。
”此外，一些资料：91．7％的受访中小学生父母希望孩子获得大专以上学历，其中54．9％的受访父母希望孩子能读到博士学位；65％的受访父母给孩子布置过学校以外的作业；76．4％的小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试成绩要在90分以上，其中，34．9％的要求95分以上，9．3％的要求门门都是满分……在全国进行的系列调查结果屡屡证明，虽然素质教育推行多年，但在父母望子成龙心态的影响下，孩子们童年的学习负担一点也没有减轻。
在许多人看来，今天的中国人对的重视程度似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但事实上值得社会各界高度警惕的却是，真正的教育被荒废了，因为教育的核心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的人格。
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已经制造了太多的童年恐慌——儿童因不能够理解和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产生较为强烈和持久的焦虑。
在的高压之下，不少地方的教育也出现了高度扭曲。
日本政府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对教育进行反思之后，提出了“教育荒废”的观点，认为由于激烈的考试竞争，用人单位偏重学历，整个教育陷入了的怪圈，出现了所谓问题教师和。
“教育荒废”导致包括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整个教育界极度的不信任。
日本有关方面认为两个原因导致了“教育荒废”现象的产生：第一，为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质的积累上，而忽视了对精神的关注。
第二，僵化、封闭、激烈的升学竞争、极端的管理措施，加重了儿童心理上的压抑感，妨碍了健康人格的形成。
由于升学至上的考试，对教育逐步背离了原有目标，脱离了社会，忽视了教育对象，甚至忽视了儿童本身。
日本对教育的反思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应避免重蹈覆辙。
另一个~人格教育重于知识教育不注意人格的培养，很可能有一天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大学生或硕士生、博士生竟然是人格不健全的人，而人格不健全的人是什么可怕的事都能干出来的。
人格是人的基本，没有了人格，再多的教育也白费，拥有再多的知识又有何用；没有了人格，我们将是不完全的。
人格教育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人格教育可纠正我们不良的心理；可纠正我们想步入犯罪的良药。
不至于导致最后人格丧失。
人格是人的本钱，特别是在青少年期间，人格教育极为重要，绝对不可忽视人格教育，就算知识可让我们在社会上立足，但社会更注重的是人格。
因为犯罪的人一般人格都有人格偏差。
“我心目中的教育，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格教育。
”在余秋雨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最后是人格的比较，而不是专业知识的比较。
因为随着知识的丰富，一个人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可能很快被淘汰。
既然这样，还要去学校干什么
“因为那里留下的是人格。
所以，学校的一个重要身份就是人格的熔炉。
”余秋雨介绍，在香港有一种说法是“全人教育”，即指健全人格教育，它是大学的必修课。
“我们现在讲素质教育，素质最后要整合成人格。
因此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明白，人格遗传比知识传授更重要。
”人格教育的成果,直接决定了人们是用知识创造美还是制造恶,人格的完善与否,影响了个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是走向文明还是走向毁灭.蔡元培先生也曾说教育乃养成国民人格之事业,一个国家拥有健全人格的国民,是什么风雨也吹不垮的,甚至还能为全人类谋幸福.相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品质恶劣就会给周边的人和民族带去灾难,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知识对于人格健全的人,就犹如锦上添花,美不胜收;知识对于人格不健全的人,犹如强盗手持火把,徒增危害而已! 健全的人格有利于知识的吸收和积累,促进人格和知识的良性循环.一个心地纯真,用心一致的人,学习起来就自然事半功倍.试想,一个心思混乱,思想恶劣的人又怎么会有学习的心境和动力呢?健全人格一旦形成,人们就会养成主动学习,热爱学习的习惯.这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人格健全热爱学习的人,就会被知识领着走,而人格不健全的人,就要被知识拖着走了. 最后,教育注重人格培训多于知识培训更符合社会的择才标准和国家的育人方针.我国教育向来主张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人才,可见,教育把德放在了首位.不可否认,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如饥如渴,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没知识而有道德的人至多成为社会的废品,一个没道德有知识的人却可能成为社会的危险品. 对学生和家长来说，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永远是重要的。
但是，无论知识和技能多么重要，它从来就不是学生学习的全部内容。
教师的使命，除了传递知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让学生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
我们觉得知识、能力、人格要三位一体协调发展，这样比重的设计使学生需要有文化知识，更需要有能力，有健全的人格。
而健全的人格很关键，就是学会做人，然后再学会学习，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关心社会。
这个宗旨是非常好的。
我们现在常说的应该说最后素质教育都是要围绕着一个人字来做，就是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学生最终要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去做，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这非常重要。
素质教育方面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是在学校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还有中都应该很好地设计，很好地去落实贯彻，全体师生都应该践行在行动中。
学生也是，自己要时刻地鞭策自己，要成为比较优秀的社会有用人才。
作为教师，每个人要有教育思想，在教学、教育活动中应该思考怎么样能够把学生装在心里，思考着学生的需要，为学生指导，为学习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说的解惑。
作为学校也是这样的，应该要注重学生发展的需要，以为学生成人成才成功的理念去做服务。
一个学校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以及人才培养应该是配套的，而且应该是贯彻到行动中，践行在每个学习和教学的环节中首先,大学教育对人格培训的成果,直接决定了人们是用知识创造美还是制造恶,人格的完善与否,影响了个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是走向文明还是走向毁灭.蔡元培先生也曾说教育乃养成国民人格之事业,一个国家拥有健全人格的国民,是什么风雨也吹不垮的,甚至还能为全人类谋幸福.相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品质恶劣就会给周边的人和民族带去灾难,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知识对于人格健全的人,就犹如锦上添花,美不胜收;知识对于人格不健全的人,犹如强盗手持火把,徒增危害而已! 论语中讲到，先做人后做事，做人做好了就可以学习知识了，这讲的就是人格教育要比知识教育重要。
所以，作为教师，在讲授知识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对学生的人格教育。
最后一个~人格教育刻不容缓 论文在当今的时代，实施人格教育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
只要观察一下眼前的社会状况并反省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就可以充分理解这一点。
在20世纪里，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达，使人们的相互交往比以往容易得多了；医学和卫生领域的成就，使许多曾经肆虐人类的疾病得到控制或得以消除。
这些非凡的科技成就的确是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业绩。
然而遗憾的是，在这百年中人类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却没有与科技发展同步。
因此，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勾画出20世纪阴暗的一面。
在这充满腥风血雨的世纪里，人类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比过去所有世纪死于战乱者的总和还多。
在这个世纪里，人类曾经做过多种努力，试图以和平手段来解决冲突，最为显著的成就便是1945年联合国的诞生。
成立联合国的宗旨就是要向提供一个能够和平解决争端和冲突的场所。
可是，尽管联合国竭尽努力，仍未能制止冲突、平息战乱。
仇恨和流血仍在继续：发生在冷战期间的大小冲突；中东地区、南非和等地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以及非洲、中欧等地的种族灭绝等等。
事实上，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各地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不仅如此，人类在20世纪还受到了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威胁，目前这种威胁正在向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发出挑战，这就是家庭危机。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大量家庭陷入了危机状态：虐待、遗弃、背叛、离异、暴力等等问题层出不穷。
从某些西方国家的情形来看，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家庭危机。
在美国、瑞典、法国和日本等经济大国里，离婚率从1960年到1990年呈现出大幅度上升的情景。
家庭崩溃带来了一连串严重的社会后果。
如果孩子失去了健康温暖的家庭环境，就极有可能受到酗酒、吸毒、暴力、性乱及其他犯罪问题的困扰。
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机构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换句话说，如果家庭不能健全地履行其职责，社会和学校无论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也无法补救下一代遭受的危害。
只有稳定的家庭才能为子女提供首要的成长环境。
由于家庭解体造成的社会混乱，使年轻人的问题越来越多。
许多青少年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失去了必需的良好家庭教化，加之生活的富裕和行为的自由，于是抽烟、酗酒、吸毒、性乱等等成了青少年轻而易举的选择，结果是众多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更有许多青年陷入犯罪的深渊。
过去30年里，美国年轻人的犯罪和暴力行为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加着。
在过去10至15年里，性病艾滋病在年轻人中间大肆传播，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陷入孤独和抑郁的苦境，甚至因对人生感到绝望而走上自杀之路。
至于不尊重长辈、缺少自尊自重、学习成绩降低、厌学辍学等等问题，更是屡见不鲜。
20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家庭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日趋下降已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不久前做的一项社会调查中可以看到：从1950年至1990年，美国年轻人对于影响自己人生的最大因素的排列，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50年代，对年轻人的人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他们的父母和家庭生活，然后依次是学校、教会、友辈及电视；到了90年代，友辈和电视成了对年轻人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然后才是家庭、学校和教会。
正是在1960至1990年期间，美国政府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青少年问题的经费支出增加了5倍，高达数百亿美元，但效果却微乎其微。
在此期间，暴力犯罪增加了5倍，非婚生育增加了4倍，离婚率上升了4倍，单亲家庭增加了3倍，青少年自杀人数增加了3倍。
事实证明，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帮助人们解决人际以及自身的问题，若使用不当，反而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综上所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
这类问题属于人的内在问题，也就是人类心情上和认知上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人类问题的中心在于人心”。
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就必须从改变人的心灵入手。
个人组成家庭，家庭组成社会，社会组成国家，国家组成了世界。
因此，只有当人的心灵转向善良并充满关爱时，家庭才有和睦，社会才有安宁，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有两个社会机构强有力地影响着个人的人格成长。
第一个是家庭，建立美好的家庭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第二个是学校，这是学生的第二个家。
学校和家庭对孩子的教导在价值取向上应该是一致的。
在家庭中，父母应当言传身教；到了学校，教师必须强化孩子在家庭中已经开始接受的那些教导，使孩子的人格得以不断成长直到成熟。
美国当代杰出的教育家·利科纳(thomas lickona)博士在所著《人格教育》一书中指出：“有史以来，教育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双重的，一是帮助青年人开启智慧，二是帮助他们发展良好的品性。
”然而遗憾的是，帮助青年人发展良好品性的教育目标，在许多现代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已经被忽视了。
这里，我们首先以美国为例考察一下现代教育是如何放弃道德价值这一重大教育目标的；其次，我们要探讨如何安排教育目标的先后次序；最后我们要谈一谈如何实施平衡的教育，以及学校和家庭如何共同努力相互配合把孩子培养成品学兼优的人，使他们日后能够明智地利用自己所学得的知识造福人类。
一、 教育面临的危机美国的教育机构最初是由那些致力于教导年轻人道德价值观的宗教界热心人士创立的。
在美国，最初的教育思想就是要把道德教育融入学校课程之中。
那时，在讲授说、写、算三个基本学习方式的教材里充满了道德内涵。
举例来说，在19世纪时，学生们通过抄写哲言警句来学习写字，诸如“勤劳者无暇作恶”，“勤奋赢得赞美”，“公正乃人人之权利”等等。
学生在抄写时就默记了内容，于是这些道德格言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他们的思想之中。
当时的人们都懂得知识和道德对社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学校的使命就在于培养既有知识又有道德的人。
美国那些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大学，如哈佛、耶鲁和乔治城等大学的教育宗旨都一致强调善良的人格品性是良好个人和良好社会的基础。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教育的使命和道德价值渐趋脱节，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明显削弱。
60年代的青年反叛运动高举社会和文化革命的旗帜，影响十分深远。
当年轻一代的“亚文化”受到抬举时，主流文化中的道德权威就被贬低了，长辈的思想观念不再被尊重。
一时间，自私的个人主义盛行起来，人们把追求个人满足、自我实现置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之上；各种怪异荒诞的行为都在“自由”的旗帜下得到容忍、保护甚至是鼓励和表彰。
于是为此进行理论辩护的道德相对主义也得以蔓延开来。
论文人格教育刻不容缓来自 自那时起，各种破坏行为在年轻人中间日趋增多。
比较一下当前学校里的问题和学生的行为与40年前的情况有何不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革命”的后果。
40年代，美国校园里的主要问题是：发言不遵守秩序、上课嚼口香糖、课堂不安静、在教室内追逐奔跑、争先恐后不排队、衣着不当、随地抛垃圾等。
然而到了90年代，校园里的问题却令人惊诧地表现为：抽烟、酗酒、滥用毒品、性乱、女学生怀孕、性病、强奸、抢劫、暴力伤害、自杀等等。
由此可见，学校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可想而知，这种腐败的道德状况必然导致学业水平的下降。
实际上从1965年到1990年，美国高中毕业生的会考(sat)即学业水平的鉴定性测试，总平均成绩从980分下降至900分以下。
如果美国教育界能够恪守其宗旨，在教育理论的根本问题上不动摇，那么年轻人发起的社会文化变革，也不至于对整个教育体制造成如此强烈的破坏。
然而在60年代，美国教育界的改革者们为了找出进步的、有效的教育方法，也为了标新立异，开始实施“无导向教育”教学法。
灾难的序幕从此拉开。
这种无导向教育的意图源于心理学派的新思潮，主张把心理治疗室里有一定疗效的方法搬到学校教室里加以应用。
心理治疗专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把“无导向”或称“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心理治疗概念引进咨询实践，带来了心理咨询辅导的大革新。
治疗师采用这种无导向疗法治病时，只对患者的思想、感觉作出尽量客观的反映，而不以任何方式去对患者进行指导或教导，其目的在于让患者认清自己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欲望和目标，通过自我觉悟找到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种引导患者去发现自我的方法，在当时对于启发成年的心理疾病患者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确实有效果。
于是一些人开始提议把这种心理治疗技巧应用到学校的课堂上去教导学生。
罗杰斯先生在其《自由学习》一书及其他著述中，大力倡导在教育体制中实施无导向教育。
这种为帮助成年心理疾病患者认清自己而运用的治疗技巧，果真适用于课堂里的学童吗? 须知，这些孩子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还只是在形成的过程中。
无导向教育的特点是要用自我发现的过程来取代在指导下进行学习的传统方法。
这样一来，教学内容就得服从于一种以学生感觉为转移的教育方法。
而且，无导向教育主张自我决定标准和自我抉择。
这无异于告诉学生，他们自己是道德价值观的唯一决定者，而社会认可的对错标准只具有参考价值。
这样一来，昔日作为道德权威的教育者的地位就被贬低了，教师的角色只是协助者。
这样，无导向教育把学生的自主权提高到可以任意选择自己价值观的地步。
与此同时，传统的道德智慧和经验一概被拒之门外。
无论教师们多么富有人生经验，多么心灵成熟，统统禁止对学生进行道德指导。
千百年来被证明的人类文明精华的那些道德遗产统统被抛弃和遗忘了，甚至父母在教育中的作用也遭到否定。
学生在学校里被告知说，父母的教导是从外部强加的，并不是学生自己心中需要的，因此那种价值观只是父母的，不一定适用孩子，孩子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观。
传统的教育是导向型的教育。
教师是长者、智者，有责任向学生传播知识。
将传统的导向教育与这种新式的无导向教育加以比较，可以清楚地知道两者的差别。
导向教育是以客观标准和普遍原则来指导学生，无导向教育是让学生专注于自己的价值观和欲求；导向教育强调学习的内容，无导向教育则注重学习的过程；导向教育注重社会性内容，总是帮助学生领悟自己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或是社会成员应当承担的责任，无导向教育只教导学生要忠于自己，很少提及家庭和社会。
无导向教育之所以对教育者产生诱惑力，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种教育受到青春期学生的欢迎。
年轻人已经从社会文化思潮中汲取了民主和平等的精神，但对民主和平等的曲解和滥用就导致他们怀疑权威、崇尚极端个人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等等。
学生们一般都对这种教育方法及其附带的一些活动感兴趣，因为这些作法符合学生青春期的特点，如自我发现、叛逆传统以及表达自己意见等想要独立自主的欲望得到鼓励和满足。
其次，这种教育方法使教师们觉得工作比较轻松，因为它对学习成绩的要求通常不高，教师也不必煞费苦心地去纠正学生的价值观和态度。
顺理成章的结果便是，教师不再被要求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道德榜样和人生导师。
如此一来，教师本身的人格水平和行为举止就无关紧要了。
无导向教育受青睐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它不排斥任何价值观，因而体现了兼容并蓄和共存的精神，这在美国社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环境里是十分需要的。
无导向教育以各种不同面目在教育界登场。
它最初被应用于学校教学时，称为价值观澄清(价值观分离)教育(values clarification)，其后出现的有自尊训练教育(self-esteem training)、结果取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等。
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这种无导向教育法对美国的教育体系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损害。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无导向教育的观念和方法正在被其他一些国家仿效，招致与美国相似的严重后果。
价值观澄清教育以及以其他各种面貌出现的的无导向教育方法均有明显的缺陷。
首先，价值观澄清教育不教导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求对学生现有的价值观加以说明。
这样一来，它就纵容了那些既无经验又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在不提供必要的道德指导的情况下自行选择价值观，使学生无法获得赖以作出明智判断和抉择的必要根据。
其次，无导向教育不知不觉中鼓励学生安于平庸、不求完美。
由于主张每个人的想法都应当受到同等尊重，因此不支持人们憎恶好善的本性和力求人格完美的意志努力。
总之，价值观澄清教育法不能帮助学生建立良好品格，因为它的基本主张是：道德教育的功能只是帮助学生认清自己的价值观。
对于个性已经成型的成年人来说，这种方法或许有助于激发他们较大的生活动力；但对于尚在成长阶段的孩子来说，这种方法就不具有任何建设性。
各方面都处在学习阶段的孩子所需要的是教育者明确的言传身教，以帮助他们形成有益于身心发展的价值观，并培养出自律、负责的意志力和习惯，这样才能为将来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自尊训练”是无导向教育的另一种形式。
由于无导向教育一般都很看重个人感觉，自尊训练式教育相信自尊对个人、社会都有好处，认为具有高度自尊感的人会更好地自我调适，成为表现优秀的公民。
因此，这种形式特别强调年轻人需要保持良好的自尊心。
关于自尊的种种神话已在当代美国教育中深深地扎了根。
第一个神话是：自尊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因而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都有义务去保护和激励人们的自尊感。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倾向，即任何可能危及某人自尊感的意见或评价都必须加以抑制。
然而事实上，自尊并非一个人自然而然拥有的权利，而是通过努力获得成就后赢得的一种感受。
教育者不应为了维护孩子的自尊而降低各种要求和期望的标准。
相反，应该以真爱之心严格要求，借着关怀之心树立高标准,推动学生尽心尽力地学习，并获得为日后的人生成就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这才能帮助学生获得真正的自尊。
第二个神话是：高度的自尊可以预防道德和社会问题的产生。
这种神话试图让人相信，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自尊时，就会具备抵制毒品、性乱以及其他各种不良行为的能力。
当教育者鼓励学生拥有与善恶无关的自尊时，实际上反而降低了学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动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犯罪者之所以能面不改色地作恶，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他们先找到了自以为是的理由，把自私自利的行为合理化，借着说服自己来麻木良知，心安理得地做坏事。
第三个神话是：负疚感会毁坏自尊，自尊受损会使人难以自我调适而产生适应不良的问题，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保护人的自尊免受负疚感的侵害。
实际上，正常的负疚感和羞耻心恰恰是一种制约和修正行为的巨大力量，它能唤醒良知，使人远离恶行。
因此负疚、羞耻等负面情绪正是辅助各种正面情绪，引导人向善的必要感觉。
那种试图帮助青年人发掘自身潜力并使其对自己感到满意的无导向教育，虽然用心良苦，但却由于未能使学生得到足够的训练而致使青年人缺少自律。
施行无导向教育多年后，我们看到学生的道德水准和学业水平普遍下降，也因此影响了社会秩序。
无导向教育法最初的倡导者们，包括罗杰斯(carl rogers)、考尔森(william coulson)、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内，在对无导向教育方法的实践效果进行多年的观察之后，不得不宣告：这种方法不适合课堂里的学生。
60年代末，马斯洛就已否定了自己先前的观点。
他声明：年轻人不能借此方法开发自身的潜能……他们尚未学会如何忍耐，也尚不能分辨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善与恶……又无足够的知识和素养作出明智的行动，一般也缺乏不随波逐流、力排众议、择善固执的道德意志和勇气。
罗杰斯最先尝到的实验苦果是：洛杉矶地区一个规模庞大的天主教学校在采用了他的无导向教育法之后，情形变得一团糟。
罗杰斯在晚年痛心疾首地作出结论说：“应用这种心理治疗的方法在课堂里教育学生，从来就不适合。
”至于考尔森，这位罗杰斯昔日的同事，今天也正在后悔不已地积极反对任何学校采用无导向教育法。
无导向教育的滥用在教育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作为对这一局面的修正，美国的另一位教育专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了关于“开发道德理性”的主张，一时间成为热点。
科尔伯格认为，把学生置于“道德两难问题”之中，可以激发他们确立较高的道德标准。
所谓道德两难问题，是指一种假定的道德方面较为复杂的情形，即在伦理道德层面上不容易就能作出判断和抉择的情况，学生必须通过理性思维说明（为什么在作了全面的考虑之后）会作出某种抉择的理由和依据。
学生通过这种训练可以学习如何权衡比较道德的各个层次，从而获得最佳的判断能力。
这种培养道德理性教育法的一个优点是，它承认道德动机和行为有层次上的差异，例如守法的公民比不守法的公民道德水平高。
但它也允许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的道德抉择，例如当某种法律的条规违背社会正义时，则选择不服从此条规比选择服从更合乎道德理性。
道德理性教育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承认人的道德能力是可以培育和开发的，并且提供了一种实际的方法来衡量道德能力的发展水平。
然而，这种教育法也有缺点，例如它所假设的道德难题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学生们可能一生中都不会面临那样的境况。
这种教育法认为，道德是复杂的，要有相当发达的智力水平才能分辨善恶；然而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遵循良知而选择合乎道德的行为，无论其智力水平如何。
这种教育法更为根本的错误是，它只看到知性与道德的关系，而忽视了人类心灵的另外两个功能——情和意对道德的作用。
它似乎认为，当人们从理性上知晓什么是对或错，或者能够应付某种假象的道德两难问题时内容详见，因为字数限制。
希望能帮到你哦
高一辩论赛?
1.以足球为例足协主席说起。
中国足协一般是四个副主席，全是副的，其实没有正的，只有一个“首席”副主席，其实就是一把手，龙头儿。
问题出在，其他三个副主席，如南勇，郎效农，都是干了很多年，很务实。
但是那个“一把手”，却由体育总局指派，而且我国的官员你也知道，是经常轮换的制度，以免你在一个地方称王。
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外行管内行，总局指派的都是不懂足球的。
其次，功利足球，既然呆不长，在这首要干的，就是出个短期的政绩，这样转到别的地方，也好有政绩呀
最后，受损的是联赛和少年培养，而且受损很深。
关于政绩足球，2002世界杯，前主席“阎王”赌赢了。
如今龙头儿，赌奥运，甚至还想把世界杯也搞了，“鱼和熊掌”都想要
这烂摊子，还想双管齐下，一片混乱能不出错吗
2.体育与政治的一些联系内容不是很合题，但是可以作为一些参考。
。
体育与政治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怎样看待这种联系,体育与政治关系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体育学、政治学必须研究与回答的重要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的体育社会学、体育理论和其他领域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本文就体育与政治关系作一简要评述,以期对进一步研究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有所帮助。
1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及其表现 1·1 体育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20世纪50~70年代,对于体育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与政治密切相关。
1954年前苏联专家凯里舍夫[1]在我国提出了“体育的阶级性、历史性”、“体育的发展是和社会的发展并进的,并且在阶级社会里永远有阶级性”的观点。
6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体育是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和各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部分。
”[2]“体育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
”[3]70年代前苏联学者进一步明确指出:“体育包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
它不可能独立于政治范畴之外。
”[4]另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与政治无关。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一些体育社会学者、政治家坚持体育与政治无关,提出“体育超政治”“体育的非政治性”[5]“当你跨过体育的门槛时,就把政治弃在门外。
”[2]“运动是目的本身。
”[4]体育是“自由的”“自我的”的活动,否认体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体育社会学者面临体育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种种现实,开始出现放弃体育与政治无关观念的趋势,有学者明确提出“体育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体育政治则是体育的组成部分。
”[5]他们试图用体育来论证“成就社会”理论的正确性,即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1980年美国《体育教师》载文指出:“奥林匹克运动会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向是为了政治的,而政治与国际体育彼此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4]为此,有些学者提出探讨政治与体育问题是体育社会学的中心任务。
1·2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互动关系。
如美国体育社会学家洛伊和凯尼思[6]认为,“体育运动与政治的关系是系统互动关系,即体育运动与政治这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我国学者周西宽等[7]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
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一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
” 1·3 政治对体育的制约与影响 我国学者认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表现在两个方面———掌握体育的领导权和制约体育的性质。
滕子敬等[8]指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与影响主要表现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哪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掌握了政权,同时,也就必然的要求掌握体育的领导权,并按照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要求,来制定体育的方针、政策、制度,确定体育的目的和任务,相应地建立起体育的组织领导机构,使体育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曹守讠禾[9]认为,政治“影响着体育运动的性质及发展方向,这主要反映在社会的政治制度、国家的政策法令、统治阶级的习惯爱好等对体育的影响。
”周西宽等[7]认为“政治的需要可制约着体育的目的性质。
政治制度制约体育的发展。
”国外有学者认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干预,将体育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恢复和断绝国际交往的手段;提高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精神的手段。
二是间接干预,将体育作为社会化的手段;社会安全阀的手段;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社会运动的手段。
”[10] 1·4 体育对政治的反作用 体育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受到政治的制约,同时它作为相对独立的,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对政治也具重要的反作用。
周西宽等[7]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体育对政治的作用包括“改善和促进国家间的关系,增进友谊;提高国家地位,显示国家制度优越性;提高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国家需要人才,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与上层建筑的诸意识形态交互影响。
”唐宏贵[11]从微观与宏观两层次分析了体育对政治的作用,“从微观上说,人们追求增强体质,休闲娱乐,精神欢悦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对身心发展的憧憬,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求,对人生目标的奋斗,一句话即谋求个体的社会化。
从宏观方面来说,政治通过自身的作用‘场’,运用体育活动这一特殊的手段,调节着人们的社会道德和行为,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观念,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安定和谐地向前发展。
”潘绍伟等[12]从政治学角度提出体育对政治一体化的作用,“通过体育促进个体社会化,实现政治社会化,灌输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培养与现存政治制度相一致的观念和规范;通过共同参加体育活动,增加不同阶层人群的交流和沟通,为领导人寻找塑造良好形象的机会,促进垂直的政治一体化;通过体育提供合理、有节制的排除社会挫折的渠道,发挥社会安全阀门的作用;通过体育运动中的运动员形象的确立与现代政治一致的思想模式;以体育竞赛为交流的最佳媒体,促进民族和解、统一、团结的进程的水平政治一体化;通过体育象征性地体现国家形象,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共存感,促进国内政治一体化。
”国际体育史委员会秘书长拉·英·斯卓姆[13]指出:“体育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意义,已经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内,而且也表现在国家间相互交往上。
体育可以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用来实现政治的社会化,就像在国际舞台上所起的作用一样。
”美国学者贝内特等[14]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后指出:“虽然,运动在自身的表达方式上是政治上的中立,没有明显可见的政治外表。
然而,竞技的结果和成就却能被政治来解释和涂上政治色彩;运动在许多方面使自己在这复杂的社会中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体育是政治社会化手段;体育运动可以促进政治一体化;体育运动是向青年和人们灌输政治哲学的工具;体育运动可以用来反映民族形象、增加民族的活力;运动员能充当国际友善的外交政治家。
”美国有体育社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体育对政治的作用“体育运动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为观众和参加者服务,它可以按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消除多余的能量、紧张和敌对情绪;体育可以作为一种角色样板,通过各个社会成员的竞争,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智力品质;体育是一种世俗性的类宗教机构,它使用礼仪和庆典去增强社会的价值,并由此将人们的行为规范到习惯所要求的方向。
”[15]美国洛伊和凯尼思[6]认为:“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竞赛中赢得奖牌或冠军可以象征地体现国力的水平,从而增强国际声望和威信;体育运动的胜利可以提高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加强国家的一体化,巩固现政权的统治;利用体育运动促进军事训练;为政府任公职者或寻求执政的人提供露面的机会,以便提高其威望和宣传其政治观点,塑造国家精诚团结的形象,或宣扬一种政治意识等。
”由此,他们得出的国家政府在体育运动中获得的政治利益,常常超过在其它领域所获得的政治利益的结论还是很值得探讨的。
2 当代体育与政治密切联系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体育与政治两种社会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作用更加显明。
2·1 体育本身的发展 张岩[16]认为:“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的趋势;是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巨大作用增加的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体育逐渐成为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系统,体育运动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空前增加。
竞技运动竞争的激烈化、国际化、高水平化,国家间竞技运动的激烈对抗使体育运动的政治功能增强了,使得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重视体育运动,把它作为维护国家声望,增强民族凝聚力,达到各种政治目的的手段。
” 2·2 军事与体育的联系 李晓军[17]指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强化了体育促进身体素质的功能,这是强调军事准备和战争的结果。
此外,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巨大改进,国家间的竞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体育与政治结合的程度与日俱进。
在所谓‘冷战’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讲,运动成了没有军事装备的战争,出现了体育运动与政治一体化的现象。
” 2·3 体育运动发展的主客观影响 唐宏贵[11]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其原因,“体育与政治一体化,是体育运动内在规律的表现,体育与政治的融合,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①体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 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客观必然性。
用社会基本矛盾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观点来观察体育,在体育领域,确有一部分内容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
比如体育的理论观点、政治观念、目的任务、方针政策等。
②人们对体育认识的深化,决定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实际可能性。
用当代生物心理社会体育观观察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矛盾运动,就会发现,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干预体育,体育也决不脱离为政治服务的轨迹。
” 2·4 体育政治化 王沪宁[18]以政治学者特有的眼光指出时代的政治化是主要原因,“人们把体育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可能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
国与国之间一直存在政治竞争,美苏之间就是例证,政治竞争导致了体育场成为美苏两国争夺的对象。
这说明政治竞争同样不肯放过体育这块显示力量的领域。
因为当今时代是政治化的时代,运动竞争很好地体现了政治竞争的风格,当然还有经济、军事等。
所以体育领域被政治化,是和我们这一时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精神一致的”。
另一位学者吴亮[19]则观点与此接近:“体育的政治化与本身机构的政治化有关系,不能完全要求体委不受政治的影响,它的从属性是很清楚的。
体育在社会环境中存在,不能不带有政治色彩。
” 2·5 国际政治斗争 国外一些学者从国际政治中寻找答案:“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与资本主义思想意识间的激烈竞争。
这种竞争自然而然地也带到体育运动之中,人们企图通过体育竞赛的运动员的表现,达到证明某种思想意识形态更先进的目的;由于国家政府不断地干预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因而体育运动的决策过程日益政治化,由于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的成功,象征性地代表着国家的力量和实力,因此政府不得不利用体育运动谋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6] 2·6 体育与道德相联系 英国学者阿斯平[20]从分析大量的体育与道德标准联系的现象中找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政治信仰与体育认识之间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断言不存在这联系主张的人确实已经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了。
某种体育运动具有的重要性与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对该运动所花费的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格言的真实性:我们对体育的探讨乃是我们对优先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看法的反映。
”“事实证明了冯·克劳斯威茨的名言,体育是另一种方式表现的政治实践。
” 3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的利与弊 3·1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是一把双刃利剑 李晓军[19]认为:“当代世界,国家利用体育的某种特性达到其政治的目的;体育则借助政治达到其自身发展的目的,两者因果循环,其效应遂从‘复利法则’不断累聚。
”“体育与政治一体化是一柄双刃利剑,它一方面积极地开拓着体育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又阻碍着体育自身的发展。
”“体育与 政治一体化对体育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促使各国政府增加对体育的投资,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国际化,激励了国民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
”其不利影响是“淡化了体育的固有特征。
以改善人类自身的机能和形态为目的,这是体育的第一性特征。
而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特征是派生的,第二性的。
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激烈演进,淡化了体育的固有特征,是造成人们偏执体育观的根源,形成了偏执的体育观,即以片面强调竞技运动的特征的小体育观和片面夸大体育在显示国家民族和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的作用,把体育同‘国力’‘国运’混合在一起的狭隘民族主义体育观,引起国际体坛丑闻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造成运动员的片面发展,普遍效尤体育超经济发展的模式。
” 3·2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利大于弊 毕世明[21]认为:“100年来,体育与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一社会现象,基本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是前进而不是后退。
”主要理由是“第一,体育与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100年正是全世界体育大发展的100年……近百年来世界体育在发展的原因较多,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人民群众的各种有关组织,不仅从发展身体方面来理解体育的重要性,而且也认识到发展体育可以给自己带来政治上的利益,从而更加重视体育,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体育的发展。
第二,近百年来体育与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对体育与政治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的结果,现今全世界大多数人们都接受了‘体育为政治服务’这一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这样的社会现象当然是前进而不是后退,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
”当然,两者紧密结合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第一,新兴的、进步的政治努力能够利用体育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没落的、倒退的政治势力也这样做,这就产生了消极作用。
第二,新兴的、进步的政治势力使体育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也有犯‘过头’错误的时候,‘过头’了也会产生消极作用。
所以说“既有利又有弊,但利大于弊。
” 3·3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的利与弊要作具体分析 张岩[16]指出:“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和这一现象的具体后果是不同的。
从总体看,体育与政治联系的密切化是社会整体性增强的表现,是体育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结果,但是各国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则应作具体的分析”。
即具体分析“政治的性质,即这一国家的政治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如果其政治是进步的,那么体育为之服务所起的作用也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果政治是反动的,则体育为之服务带来的政治后果也是消极的;政治目的确定,即使一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进步的,但一定时期内确定的政治目标是错误的(即犯了错误),体育为错误的政治目标服务,其社会后果不但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对体育的发展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体育与政治联系为政治服务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体育为政治服务的方式和方法是正确的,那么其社会后果,无论对政治和体育都是积极的、有利的。
反之,如果二者联系的方式和服务的方式不当, 则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
” 4 如何正确处理体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政治学者王沪宁[18]提出处理体育与政治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人为地夸大体育的政治功能对体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另外,需要指出不能绝对地看问题,就是期望体育完全非政治化,这也不可能。
”“我们不能光谈体育非政治化,具体应看它对社会发展,对人类发展是否有利。
”相近的观点是“不是从体育中取消政治,也不是从政治方面‘净化’体育,而是应当把体育从反人民的,反动的政治方面解放出来,以有助于社会的进步。
”[4]对于两者关系处理有3种意见。
4·1 认清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与区别,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张岩[16]认为,正确处理体育与政治关系要注意4个方面:“第一,体育的发展是受政治制约的。
但是,也不能把体育与政治混合,不可把体育总是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要分清什么是政治问题,什么是体育问题。
政治问题要按政治规律办事,体育问题按体育规律办事。
第二,体育是具有多功能的复杂结构。
应当重视并注意发挥体育的政治功能,但不能片面地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忽视或贬低体育的其它功能,否则就会违背体育自身的规律而畸形发展。
第三,要寻求体育为政治的恰当方式的方法,使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从刚性联系转变为柔性联系。
第四,鉴于过去提‘体育为政治服务’所产生消极作用,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精神,今后不宜再提‘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 4·2 处理体育与政治关系要兴利除弊 李晓军[17]指出:“清醒地认识体育的本质,正确地理解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适当地发挥体育的政治功利;全面了解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利弊得失,在体育的政治使用时,将其阻碍体育的反向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
4·3 要淡化体育的政治倾向 金大陆认为:“体育政治化问题,长期以来体育归结为国家政治范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决定了的。
另外,政治家为了政治活动的需要,利用各种手段是不可避免的。
当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化,政治干预普遍存在,但从本质上讲,体育是最大的不政治,原因是体育的非意识形态化;体育有自身独特的‘法’,独特的规则;它的符号系统是世界共通的。
所以要淡化体育的国家政治倾向,强调非政治的一面,即强调它的文化、教育、娱乐、审美的一面。
” 5 体育与政治关系的发展前景 5·1 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会出现淡化的趋势 张岩[16]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已代替革命和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全人类有了共同的利益。
为了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通力合作。
‘全球一村’、‘一球两制’、‘竞争共处’、‘竞争合作’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政治经济存在多极的情况下,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而引起的纷争和冲突将逐渐得到控制。
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下,体育作为和平、友谊、交往的手段将会更加重要,体育与政治的联系将会出现新的形式和特点。
二者的联系会表现出淡化的趋势。
” 5·2 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会进一步加强 美国学者古德哈特和查特弗[14]指出:“对运动正在滋长的热情可以从现代社会所造成的不充实感和人的情感所受压抑的报道中看出,因为亿万人不是完全浸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团体里,他们是如此热心地把自己确定为一些运动方式的参加者。
因为工作的满足感减少了,在一个无定格的核心组织里,欺骗的情感仍旧被神父传播。
由于流行的兴趣继续提高,热心的运动观众领域必定扩大。
运动也将进一步与政治,与外交纠缠在一起,并且政府也将更加热心和熟练地掌握这个武器。
” 5·3 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会继续存在 王沪宁[18]指出:“体育政治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一个国家来说,这同种种矛盾、种种冲突有关,从国际舞台来看,这同各国间的政治较量有关。
如果说国际形势缓和了,各国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空前地发展起来,人们在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气氛中达到一种新境界,人们相互间的文化交融,也使大家觉得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共同的社会环境中是适宜的,到那时候,政治上的竞争可能要淡化,体育偏离奥林匹克精神的现象也可能消失。
至于现在,体育政治化是必然的,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观点。
”美国学者考德威尔·库克等[20]从人类学的观点指出:“竞技是一种严肃的事业。
因此,那些主张把体育与政治分离,并且认为必须分离的人正在严重的错觉指导下进行探索,而且正在制造根本性的概念错误。
他们所做的一切,充其量不过是其为一个理想的世界呐喊,表明期望和要求。
这只是他们所理想的世界。
从逻辑学的观点看,认为胜利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是无关紧要的,这只是追求一种幻想而已。
”加拿大训练协会主席杰弗里·高恩[11]在对2000年世界体育运动发展趋势的预测中明确反映出:“尽管有反对意见,政治和政府参与体育运动的现象将继续存在下去。
”在当代和不久的将来,脱离政治的所谓“纯体育”是不可能出现的。
6 结语 (1)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涉及到体育发展性质和方向,以及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亟待广大体育学者、政治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
为了理清两者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体育与政治相互联系的逻辑系统。
(2)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系统互动关系,有待进行揭示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原理的研究。
(3)为了进一步认清当代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系统互动关系,必须进一步探索两者关系密切化的深层政治、社会、体育原因。
(4)对于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尤其是体育的政治利用的利与弊,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应该是看两者的联系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正义伸张。
从这一意义讲,政治利益高于体育利益是历史的必然。
(下转第16页) (上接第13页)(5)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各国政治的多元化,人类社会的政治化,体育的大众化和国际化,体育与政治的系统互动现象必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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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带兵与以情带兵辩论赛
眼下，又一批新战友走进部队。
带好新兵，是每名带兵骨干的愿望。
如何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依法带兵、以情带兵、文明带兵、科学带兵，新兵班长听一听老班长介绍带好新兵的经验，既能从中学到好方法、好经验，又能将部队带兵的好传统、好作风传承下去。
黑龙江省佳木斯军分区新兵营近日组织去年带过新兵的一些班长座谈，讲新兵故事、谈带兵感受。
我们编发部分老班长的发言内容，相信广大读者能由此进一步了解“新生代”士兵，新兵班长们也会从中受益。
——编者发现新兵做了“坏事”怎么
■原新兵四连一班班长王守宪【新兵故事】我们去年的新兵营使用的是一个撤编部队的营房，新兵人多，室内洗手间不够用，就在楼外搭建了一个临时便厕。
一天早晨，我去上厕所，刚走到门外就听厕所内有人大呼小叫，并不时伴有木板断裂声。
进去一看，发现几名新兵为比谁的脚力大，正用力跺厕所木板，一条木板已被跺折了。
见我突然出现，几名新兵都大眼瞪小眼地等着挨训。
对此，我虽然很气愤，也批评了他们几句，但并没有对外声张，因为这几名新战士都不是我班的，担心张扬出去会影响班与班之间的团结，也怕这几名新兵受到批评后影响训练，于是我将这事向连里汇报，请人用摄像机把现场录下来，搬上课堂给全营的新兵播放，教育效果非常好。
虽然营里没有追究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但是事后那几个新兵主动找到我认错，说我“够意思”，他们自身也深受教育。
新训结束时，我了解到这几名战士成绩还都不错。
【班长心得】新兵初到军营，思想觉悟不是很高，荣辱观不是很强，处事易冲动、偏激，仅仅“堵”而不疏，未必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堵”出情绪来。
相反，如果我们能依托“载体”，讲点策略，用新思路、新方法、新钥匙去解读、引导、规范新兵，一些矛盾和问题就会在“润物细无声”中得到有效解决。
我要补充一句：如果新兵真是做了违法乱纪的事，当然要严肃处理；如果只是一些小过错，最好不要公开点名批评，应该给新兵留点“面子”。
新兵拿规定当“挡箭牌”怎么
■原新兵营四连三班班长李猛【新兵故事】为防止打骂体罚新兵和侵占士兵利益等现象发生，我们新兵营去年制定了《骨干爱兵若干规定》，并给每名新兵印发了带有举报电话号码的“规定监督卡”。
如果带兵骨干碰了“高压线”，新兵可以随时打电话向上级举报。
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个别新兵动不动就拿这些规定当“挡箭牌”。
有一次连里检查内务卫生，我们班扣分最多，新兵小赵一个人就被扣了10分。
本来我想批评他，可还没等我张嘴，小赵就发表“声明”：谁要对我说粗话，我就告他去
在一次体能训练中，小赵做了几个俯卧撑就不做了，当我要求他坚持做下去时，他却说我是在变相体罚他。
在他的影响下，班里的其他同志也开始在训练和工作中“讨价还价”。
经过认真分析，我感到，新兵中之所以存在这类现象，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清楚严管与真爱、个人与集体、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关系，于是我利用开班务会的时机，让大家讨论这类现象。
会后，我找到小赵，结合条令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他的行为给予“讲评”，说得小赵心服口服。
【班长心得】现在的新兵，权利意识较强，也精通道理。
带兵人对他们要多一些关心引导，少一些横加指责；多一些宽容理解，少一些求全责备。
只有启发他们的自觉性，减少强制性，才能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积极向上的氛围。
同时，我们对新兵不能纵容，该严则严，严而有据，严而有度。
遇到个性张扬的士兵怎么
■原新兵四连六班班长肖强【新兵故事】记得去年首批新兵入营的第二天，新兵营开通了“军营之声”广播，并且摆“擂台”竞选主持人。
许多新兵积极响应，参与竞争。
“我要求当广播主持人，我要与他们公平竞争
”一周后，我班山东籍新兵、在家受过播音训练的高帅，得知广播员实行竞争“上岗”的消息后，自告奋勇要求竞选主持人。
可当时，主持人已从首批入伍的新兵中选定。
没法，我找到营长要求给高帅一次机会。
新兵营尊重高帅的要求，决定再摆“擂台”竞选主持人。
经过激烈角逐，小高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当选为“军营之声”广播主持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久，一些新兵大胆自荐，纷纷要求展示自己的特长，有的甚至提出当副班长。
面对新兵的大胆要求，怎么
我们新兵班长为难，新兵营的领导也有些犯难：新兵的敢闯精神可喜，但是，新兵营没有副班长编制。
营里最后破例决定：由各班新兵每周民主推荐一名新兵协助班长工作，不叫副班长，但履行副班长职责。
在协助班长工作的过程中，不少新兵自觉性明显增强。
【班长心得】去年的带兵实践让我深感：新形势下带兵，既要尊重他们的个性，为他们展现优长搭设舞台，又要注意引导官兵把智慧和专长用到练本领、强素质、谋打赢上。
特长兵“怀才不遇”怎么
■原新兵三连五班班长陶民【新兵故事】去年我带的新兵中有个战士叫康广才，他在家乡是小有名气的网络工程师。
入伍后，面对整理内务、踢正步等新训生活，他常常感到自己“怀才不遇”，甚至有几次连队组织体能训练、安排公差任务，他都借故不参加。
一天，营里的一台电脑坏了，着急用，问谁有电脑维修方面的特长。
我推荐小康去试试，结果他三下五除二就把电脑修好了，当场得到了营领导的表扬。
几天后，我和小康聊起电脑、网络，他说得很有兴致。
“小康，你给我说说心里话，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训练
”趁小康高兴之际，我开始和他谈起心：部队需要有特长的人才，但是，作为一名战士，是要打仗的。
没有过硬的军事技能，战场上就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班长，我明白了……”小康从此训练刻苦起来。
新兵下连后，他被推荐到军分区自动化站工作。
【班长心得】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到，在这个倡导实现自我价值的时代，军营里的“小能人”、“小专家”们很希望在部队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
带兵骨干应“相当”关注、“尽早”关注他们，善于扬长避短、因势利导，把新战士个人的“小目标”与部队建设的大目标结合起来，鼓励新兵立足军营岗位成长成才。
“关系兵”不好带怎么
■原新兵四连二班班长安天方【新兵故事】去年我班有名新战士叫吴鹏，刚到新兵连就广而告之：我是“关系兵”。
他自恃有“关系”，工作不积极，训练怕苦怕累，还经常在战友面前吹牛、显摆，说自己到部队即使工作干得一般也照样选取士官等等。
春节前夕，因思家心切，小吴竟多次给家里打电话，要求托“关系”回家过年。
经他这么一折腾，全班新战士的情绪都被“传染”了。
不久，连里进行阶段性的军事考核，他考了个全连倒数第一
看到成绩后，他耷拉下了脑袋。
我趁热打铁教育他：你有成才之心难能可贵，但不讲成才之道可不行。
选改士官，看重的是军政素质。
你想选取士官，再有“关系”也得过“本事”这一关……那次谈话以后，吴鹏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再也不提“关系”的事了。
经过努力，在新兵训练结束的理论考核中，他取得全营好名次。
【班长心得】新兵在部队有点“关系”也很正常，作为带兵骨干，既要“一把尺子量长短”，又要看到大多数有“来头”的战士入伍动机是好的，关键是我们要教育引导好，帮助他们甩掉“拐杖”，不依赖“关系”，而是靠实干和提高自身素质求进步、求发展。
新兵逃避训练怎么
■原新兵三连九班班长王深泽【新兵故事】去年新训期间，连里有名叫刘新的战士，抱着到军营“立功受奖”的愿望来到部队。
初到军营时，看这儿也新鲜，瞧那儿也稀奇，一上训练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可时间一长，他对训练场上反反复复练那几个枯燥乏味的课目开始厌倦，总想逃避训练。
一次，为了逃避5公里越野训练，刘新刚跑一圈就假装自己的脚扭伤了，坐在地上呻吟。
看到我走过去要“较真”的样子，他怯怯地单脚站了起来，生怕我识出“庐山真面目”。
见我真的要“验伤”，小刘说啥也不同意。
我倒是心里有底了，于是边给他揉脚边给他讲一些训练防护常识，并不失时机问：“你不是想当优秀士兵吗
”“想啊。
临走时我父母还一再叮嘱我要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
”“一名普通战士，只有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士兵……”听着我的话，小刘愧疚地低下头。
从这以后，他的训练热情高了，在新兵总结考核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班长心得】新兵怕苦怕累现象在新兵营并不少见，但是没有一个青年官兵不渴望鲜花和掌声。
当新战友对军事训练感到烦躁时，我们应帮助他们寻找到新的兴趣支撑点，比如，提醒他们想一想临行前父母的嘱托、亲人的期盼，想一想取得进步时领导的鼓励和表扬等等，以此来不断激发他们搞好军事训练的热情，以昂扬的斗志面对训练中遇到的困难。
新兵想家怎么
■原新兵四连一班班长王守宪【新兵故事】去年的大学生新兵盖文军是我带的兵，他一来到部队就想家。
我打消他这个念头是从关注细节开始的。
从他的一个眼神，我就猜到他要找卫生间；他一请假外出，我就猜想他要给家里打电话；当发现他在洗澡时左顾右盼，我就知道只有我给他搓背最合适……有一天，他因战友的关爱而流泪，我由此判断：他对部队有感情了。
发现盖文军记忆力很强，我推荐他去参加学习条令条例比赛，结果一举夺冠。
回到班里，他和战友交流说：部队真是锻炼人的地方
【班长心得】解决新兵想家问题我有3招：一是时时处处替他们着想，让他们感到班长是他们的“主心骨”；二是用亲切的话语温暖他们，让他们感到部队并不陌生；三是让他们在部队得到锻炼，找到“成就感”，立志在军营建功立业。
通过去年带新兵，我还认识到，战士想家很正常，家庭是连接亲情的纽带，家庭教育也可以跟进、配合部队教育，激发新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的热情。
新兵性格内向怎么
■原新兵三连九班班长苏柏林【新兵故事】去年我们班里有个内蒙古籍战士叫腾继华，性格内向，整天沉默寡言，也不愿参加集体活动。
我还发现，小腾反应有点慢，一样的动作别人学一遍就会了，他得学两三遍，有的战友嘲笑他笨手笨脚，不久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
为帮助他克服自卑心理，我经常找他聊天，发动全班战友关心帮助他，并找机会让他在全班战友面前锻炼讲话。
我后来发现，小腾吃苦精神强，于是经常让他去完成一些艰苦任务，并给予“高度”表扬。
小腾变得活跃起来，新兵训练结束时被评为“优秀新兵”。
【班长心得】性格内向的新兵大都比较自卑。
如果对他们冷眼相看，就很容易使他们感到低人一等。
对性格内向的战士，我们不能嫌弃，要循循善诱，及时化解他们的“心结”。
帮助性格内向的新兵，外部因素很重要。
一方面，我们要营造一个相互信任和有利于交流沟通的氛围；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每天进步一点点”，逐渐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新兵自理能力差怎么
■原新兵一连一班班长姜岩【新兵故事】去年我任新兵班长时，新兵刘涛因年龄小，生活自理能力差，经常不洗衣服，还在洗澡后把换下来的内衣扔掉。
我没有声张，只是悄悄将他丢弃的内衣洗好来。
3个多星期后，等他把从家里带来的内衣都用光了，宁可不洗澡也不洗衣服时，我便把为他洗好备用的内衣递给他，小刘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低下头半天才说出一句话：“谢谢班长，我……”我接过他手中的衣服走进水房，把小刘叫到身边，一边洗衣服一边给他讲解洗衣服的要领。
我还发动班里的战士以兄弟情、战友爱帮助小刘克服自身不足，经过一个月督促，小刘自理能力明显增强，战友们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班长心得】现在的新兵年龄小，独生子女多，自理能力较差，需要精心照顾。
作为班长，我们就要有“日作兄长夜当娘”的境界，应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关注细节，当好新兵的引路人。
与少数民族兵不好沟通怎么
■原新兵二连三班班长张兴民【新兵故事】去年，我班分来一名叫格日乐·朝格图的蒙古族战士，他会说一些汉语，但是说得不好。
他借听不懂汉语为由不和其它战士说话，不认真训练。
为此，我特意给他找了个翻译。
但是他的训练积极性还是不高，还是不愿与战友们交流。
我发现他非常喜欢《兵器知识》，便找到连队的文书，把所有《兵器知识》都借来和他一起看。
他很高兴，也开口和我说汉语了。
而后，我一边向他请教蒙古族语言，一边给他借书看。
就这样，他增加了对我的信任，训练和学习的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
我经常鼓励他多用汉语交流、常用汉语写些家信等等，他的汉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在元旦晚会上，他用蒙古族语言和汉语演唱的歌曲《蒙古人》获得第二名。
与此同时，我在训练上对他严格要求，并适时给与鼓励，他各方面进步非常明显。
【班长心得】刚入伍的少数民族战士在新兵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由于文化教育基础及个性差异等因素产生的交流障碍给带兵人开展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对此，我采取的方法是：在生活上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根据他们的个性特点在文化教育方面实施个性化管理、个性化服务，帮助他们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