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带灯》的感想
读了贾平凹的《带灯》后有什么感想呢?是否被其中的思想所震撼。
《带灯》出来，评者如潮，争论也如潮。我把作品找来看，形成了一些看法。奇怪的是，我已不像往常抓紧写文章，加入到评论者的行列中去，以至拖到现在。这是不是一种迟暮之态。不过，静下来想想，《带灯》还是很值得一谈的。我想谈的主要是《带灯》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创新点、不足，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关于当今文学深化的问题。
《带灯》仍然是直面当今农村现实，探索中国乡土灵魂及其痛苦蜕变的作品。贾平凹的一系列乡土作品——《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直到《带灯》，包容了处于现代转型背景下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的方方面面，它有一股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气息。就其关注中国乡土日常生活的深度而言，我个人认为，目前还找不到第二个人。它深入到了农民心灵的深处，其信息量之丰富，人性之诡异莫测，映现的基层社会政治生活之盘根错节，以及家庭伦理和乡土伦理之变迁百态，均堪称丰博。严格地说，从《秦腔》开始，贾平凹自觉地放弃了宏大叙事的架构，潜心于“细节化”展示历史生活的方式，他的视角总是喜欢从一粒沙、一滴水、一个针孔眼儿来看这个大千世界;总是从民间最底层的芥豆之微写起，从最细微、最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发现对我们时代来说非常重要的信息。这近似于蝴蝶效应。他在陕南的某条山谷中的小镇上扇动翅膀，辐射波却涟漪般推向四面八方。这是贾平凹的特点。《带灯》同样没有离开这个特点。
在贾平凹笔下，一个小小樱镇，却有那么多的趣事，“镇政府如赶一辆马拉车，已破旧，车箱却大，什么都往里装，摇摇晃晃，却到底还是在走”。樱镇的风俗画徐徐展开，实在好玩，但也并非负曝闲谈，自有内涵，转化得自然。樱镇人生虱子，由虱子的黑与白又引出了皮虱子的降临。带灯这时走来，她想改造乡人生虱子的陋习，没有成功。樱镇历来废干部，乡干部多遭遇不测，但那是干部们自己屁股下有屎，人要有本事还得把人活成人物，如本地人元天亮就当上了省政府副秘书长，成了传奇。据说这与那一场为保卫风水、阻止高速公路穿过、阻止开挖隧道的大战有关;也据说因他鼻子下的两道法令特别长，是当大官的相，他又属龙，手里啥时都冒烟，那叫云从龙，他走路呈内八字，熊猫就走内八字，于是成了国宝云云。这等闲谈不也很有意思吗。
贾平凹的作品，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对人物的品质和人物的内涵有细致耐心的描写。它运用大量细节推动，靠细节说话，这就有了进入生活的内部之深。且看乡上经验视频会的布置，多么紧张、多么滑稽;且看马副镇长的浅薄，虚荣、刚愎自用、权欲异化;再看薛元两家的沙厂之争斗，两个乡村强人相争，镇长如骑木马，搞平衡，煞费苦心;唐先生给出了妙招，油滑而骑墙。这些都是新闻里读不到的学问。过去我们说，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给了我们一个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这里不妨借用一下，贾平凹以他浩瀚的小说，也给了我们一个乡土中国的现实主义历史，在经济学、社会学、风俗史方面提供了很多翔实的细节。贾平凹的这幅画卷是动态的，中国的乡土与农民是处在不可挽回的式微中、解体中，就好像秦腔不管怎么唱都很难融入现代生活一样。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解体是必然的;从人文传承来看，又是令人感伤的。贾平凹的作品潜在着这种对立性的矛盾和纠结，因其潜在的悲剧性，所以天然地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有些文章认为《带灯》写得过于混沌，其实贾平凹的特点就是混沌，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丰富。也有人说他写得很不尖锐，其实他的尖锐是隐蔽的，所谓“纯棉裹铁”，锥子藏在布里，并不大声疾呼，触及的问题却是深刻的。王后生牵头带领村人告状，其实这个状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影响到某些人的政绩，然而在某种暗示下，他遭到整个镇政府干事们的.推搡、殴打，并发展到严刑拷打，场面惨烈。可是这个镇的书记又好像有一种颇为开明的姿态，说什么我不能保证民主，但我要维持稳定;还说我不能保证法治，我要做到清明。其逻辑是混乱的。这就是中国底层某一角的幽暗状。对告状的农民像踢一个小石子一样把他踢开了，能说不尖锐吗?
《带灯》较贾平凹以往的创作，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对“带灯”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作品主要描绘她的人格之美和内在的精神追求。作为个人，带灯肯定无法改变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她是一种很微弱的力量，但她可以自己发一点光。作品最后的萤火阵，如佛光缭绕，含有象征意义。每个个人的发光，就能汇为民族的希望。这是令人感动的。对于带灯的刻画从两方面着手，一面写带灯干练，能适应世俗，勇于承担责任，在一次特大事故中，她虽已浑身是血，仍在大声叫喊，不要让凶手跑了;另一方面，写她的内心清高脱俗，在一个无法改变现实的环境当中，她只能把自己的精神、理想寄托在给元天亮写信上。这个形象独特、凄凉、美丽、感伤。
有论者认为，比起一些人文宣言掷地有声的作家来，贾平凹就显得缺乏尖锐的思想锋芒、坚定的精神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判断。我不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我对某些坚守人文精神的作家抱以敬佩，但对文学来说，直接表达出来的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一些作家言论激烈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的形象世界也一样激烈。文学并不是把哲学思想转换一下形式装进意象和叙事之中就可以完事，而应是通过复杂的艺术形象自然而然地传达作家的思想感情。在我看来，贾平凹真是目前中国作家里少有的敢于正面迎视和试图解释这个巨大、奇特、复杂、纠缠、难以理出头绪的时代的作家。目前中国作家的最大问题是丢失了把握和解读这个时代的能力，无法定性，于是只能舍弃整体性，专注于局部趣味，或满足于类型化。贾平凹也不是先知先觉，但他的作品有潜在的时代性焦虑，他也茫然，却懂得老老实实从细部入手，从最底层写起，他面临着无法命名，或如许多人指出的缺乏思想光芒，缺乏穿透力，缺乏概括力，缺乏宏观把握力，停留在事相本身的问题，但他从未放弃从整体上认识并把握这个时代的强烈追求，这一点殊为难得。贾平凹是有超越性追求的人，与就事论事的平面化模拟写作还是不同的。他胸怀解读我们这个时代的追求，但他同时又没有充分能力解读我们这个时代，这也是一种悲剧性的冲突。
看《带灯》的过程，我经常想一个问题，就是：贾平凹写了这么多年，近1000万字，这种书写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他写作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它是时代所需的，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相反?在碎片化、微博化、浅阅读的包围下，人们还有没有耐心读他的乡村故事，若无，这究竟是他之过，还是时代的原因?我认为，贾平凹从早期的青春写作，到二月杏，到黑氏，到天狗，再到浮躁，到废都，到病相报告，到高老庄直至带灯，他一直在求索着世界背景下的民族化书写，或世界语境下的中国化、本土化写作，求索着中国经验的表达方式。在汉语写作的方式或艺术形式，主要是语言、话语、风格、韵味的探索上，他下过一番功夫。事实上，贾平凹借鉴西方的痕迹不太明显，主要是精神和哲学上的。大家都说《带灯》有很大的变化，其实有一种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他语言风格的变化。这里面出现了所谓汉魏风骨的表述，有的行文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面简劲的、明快的、言简意赅的很短的句子。
最近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评者认为，现在有了大量的迅捷而密集的新闻，像《带灯》这样的作品存在已经没有意义，意思是说，关于农村基层的问题，如上访、拆迁、计生、救灾等等，常常见诸于报端，大家都知道了，与带灯每天处理的综治办的事务非常相似。照这种说法，那么有140个字的微博也就够了。文章没有用了，文学作品也没有用了。这里涉及到当今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我现在看电视上满眼的后宫戏、潜伏戏、被武侠化了的抗日神剧就想，为何很少看到惊心动魄的、着力表现当代生活的作品呢?我也看过不少的官场小说，我不想贬低所有的官场小说。但我还是觉得相比之下，我读《带灯》完全是在另一个高层次上，我觉得我是在读情怀，读人性的复杂，读情感的微妙，读人生的韵味，读转型时期世态的多变，也是在读我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可以说是读美文，读汉语之美。这就进入了文学的审美圈，文学需要一个人学的内涵，决不是有了新闻，还要文学干什么。文学有文学的领域。很可惜的是，人们往往没有耐心进入文学的领域当中去涵咏、体会。
也有论者认为，当今乡村正在解体，在现代化转型中，作为乡土文学的土壤即将不存在了，因而乡土文学也面临终结的窘境。指出乡土文学的困境和呼唤新的开拓当然是对的，但这一判断是不符合生活实际，也不符合文学传统和现实实际的。我国的乡土仍是广大的，作为农业大国，也还是现实存在;退一万步言，即使中国像某些完全没有农业的工商国家一样，中国的乡土文学作为传统也仍然会潜隐而顽强地存在，寻根仍然是不竭的追求。它是基因一样的东西，是无法去除的，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乡土精神也就不会消亡。但它的主题会变化，场域会变化，人物的精神构成会变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会变化，这个变化必然是剧烈的、空前的、深刻的，含有某种悲剧性的，但作为精神家园的乡土人文传统不会断裂和消亡。贾平凹在今天之所以显得重要，之所以在表达中国经验方面为世人所关注，就因为他写的东西关乎民族精神的动向和前景。
《带灯》还是有不足的。我特别看不惯带灯总是给元天亮写信这个设置，我觉得元天亮太具体了，他是个大官——省委常委，让人觉得带灯这么高的精神境界非要附着在一个大官身上，会不会变成了一种世俗、虚荣甚至有几分幼稚的东西。依我的理想，带灯写信的对象完全可以是一个“戈多”，可以是一个无名的对象，那就是一个精神的宣泄口。她每天闷得够呛，她每天写日记，就是好散文，就是情感的寄托。为什么一定要是元天亮呢?第二点，贾平凹的《带灯》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带灯》的情节线索肯定很集中，语言明快、简洁，人物线索的处理单纯化了，也更加吸引人，但是整个的写法还是“一粒沙”的写法。贾平凹完全具备了不只是从“一粒沙”书写的能力，没必要一直不变地采用这种写法，也可以从上层，比如城乡结合来写，甚至把国际的因素拉进来写。这样会有更大的概括力，这只是我个人的幻想。第三，贾平凹近年来一直奉行的是中性的、不做价值评判的、客观写实的方式，就是让生活自己去呈现，生活本身的深刻性就是他的追求，不像有的作家，主观追求明显，世界完全是他主观架构的。巴尔扎克写东西就和卡夫卡完全不一样，卡夫卡的《城堡》不是写现实中的存在，而是我的主观对于现代人困境的形容，我总觉得贾平凹的写法里面要不要有一个主体，一个更强烈的主体呈现出来。《带灯》是优秀的作品，但还是有一点过多地依赖了生活，精神上的超越还不够。
读贾平凹《带灯》有感800字
泛读了贾平凹老师的新作《带灯》，缘于工作心情的不宁，未尝静心品味。掩卷遐想，于夜里梦归故乡农村，见到了父母同学，亲朋好友，领导同事……
回到作品，首先不解其名《带灯》。本想萤虫生腐草，寓意明显，如果唤作小萤/莹/盈等，当更能体现乡镇工作中女士的孤怜与无助，更易唤起读者的共鸣。也许是作者不希望大家怜惜，或者怜惜无用，故用带灯这个中性词以匹配综治办主任的职务。带灯匹配的是职务不是人，亦可理解为带灯不是（一般的）人，综治办不是人干的活。当然，或许也同时寄希望于她以弱女之躯给枯燥琐杂无奈的基层工作带来些许清亮？
其次是虱子。兴许很多年轻人都不曾见过虱子，过来人也已多年不见。更难想象如何去抓虱子，如何适应习惯遍处的虱子。想想被窝里衣服中身上发梢都隐藏着咬人的难抓的虱子，那是何番滋味？更何况还要动手去抓去灭。虱子不同于蚊子，蚊子可用蚊香蚊帐或蚊拍来区隔消灭，攻击前会发出警报声，易于防范。虱子却只有当你感到身体的某一部位被咬时，才能感到它的存在。伸手进去摸索，他却早已转移了战场，且丝毫不顾及你的处境与周遭的眼神，从头发到脖子，从胸口到腹部，从下体到大腿无处不在无一不咬。
《带灯》中的虱子是什么？大概是社会中的各种恶的化身，各种乱象、弊垢、陋习罢。它不咬你，你不觉然，与平常无异。你讨厌它，恶心它，它依然存在，存在你的心中，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周围，在各处不净的环境中。你努力清除它，捏了一只，却又来了一群，似乎永远也没个尽头，永远无法清静。正如书中的带灯与竹子，要么上床睡觉惹虱子，要么站着不要睡。在一个充满虱子的世界里，想要洁身自好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屈原那样，“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其归宿唯有汨罗江。因此带灯的结局只能精神失常，逃离现实，活到自我构筑的清静的精神世界里。
作者通过一个乡镇干部降级处分扛黑锅等种种因素导致的半夜三更的'游荡，与疯子的同路，和元天亮的“意淫”……她“疯”了，作品通过展示她的悲，展示了社会现实的恶。然而现实社会中，若带灯如书中所述出淤泥而不染，德才兼备又漂亮，丈夫是画家，家庭收入不菲，镇长是同学，还喊她带灯姐，也算是有钱有关系的干部了。如此条件的带灯只要以画为礼或变现以赠或稍染淤泥从了潜规则，抱上镇县市省领导的一条腿，足以凤凰高飞，前途无量。然而，作者却硬让其呆在综治办的岗位上露水清风，不食烟火。
其二，以带灯的工作能力业绩口碑，本当表扬奖励晋升才是，作者却不升反降，连降两级，搞得夜游失常。人生无处不江湖，官场更是大江湖。带灯想要保持内心的洁净清高，要么从众化俗适应虱子，要么逼疯逃离躲开虱子，贾平凹选择了清醒，于是带灯只能疯了。
萤虫生腐草，以为改了名不是萤就可以脱离腐草，然而始终无法摆脱这个恶的社会，只有疯了才能解脱，于无人夜里游荡
读贾平凹之《带灯》有感
【篇一：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读贾平凹之《带灯》有感(作者/ 张光恒】
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向来以空灵、蕴藉、婉约的特点，而受到读者喜爱，这次，贾平凹又一次带给我们新的惊喜，那就是2022年1月新出版的小说—一《带灯》。
这部作品，通过描写乡镇政府基层干部的日常工作情况，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苦与乐，悲与喜，更看到了中国社会在向民主法治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力量。同时，这部书，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他写作风格的新变化：那就是具备细腻、简洁、明快的特点，同时，用最简单的方式，把故事讲明白。
带灯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她美丽而富有理想，在乡镇上任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缠麻烦，但是她真心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真心爱老百姓，而受到了百姓喜爱。然而，带灯却常常是在矛盾之中完成着自己职责的：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她每天面对杂乱无章，内心却向上飞升，直到在现实中无处可逃时，才只好给远方的乡人元天亮不断写信，寻求慰藉，这几乎成了她在“浊世”中的一点精神寄托。
“带灯”这个人物，明显是带有隐喻与象征意味的。主人公原名叫“萤”后改为“带灯”，喻示她的命运象萤火虫般虽拼命地燃烧和照亮周边黑暗，但注定是微弱无力，终归尘土。诚如作者贾平凹本人所说的：“带灯就是在黑夜中带了一盏光线很微弱的灯。小说中，带灯最后心理也受到伤害，脑子也有些问题，出现好多病，后来她也上访。在作品的最后，出现了一大片萤火虫。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是想，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萤火虫一样，靠着自己一点点光亮，还是可以照亮好多人。”
打开书的扉页，印着这样一行字“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贾平凹特意让出版社加上的这句文字，就是为了很好地体现这部小说的主题：那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去燃耗自己，尽管光亮微弱，也不失是一种对自己人生意义的追求与实现。
《带灯》较之贾平凹以前的作品，叙述风格明显有了新变化。60岁的贾平凹，历经很多世事，心性有了较大改变，小说摆脱了以前作品的“把现实与奇异、夸张、变形，纠结在一起”的特征，在保留原来叙事风格的.基础上，写得更为明快和流畅，更容易让读者接受。正像贾平凹在此书后记中所写的一样： “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西汉时期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这本书，如果细心去看，就会发现里面各小章节前面的小标题，用黑色方框固定了，看起来醒目自然。这是贾平凹别出心裁的设计：意在希望这本书中记录一些中国社会现实的东西，并让人们有所启发。这一切，可以看出他在创作的时候，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并不是简单地只是写一部小说。
【篇二：读贾平凹之《带灯》有感】
泛读了贾平凹老师的新作《带灯》，缘于工作心情的不宁，未尝静心品味。掩卷遐想，于夜里梦归故乡农村，见到了父母同学，亲朋好友，领导同事……
回到作品，首先不解其名《带灯》。本想萤虫生腐草，寓意明显，如果唤作小萤/莹/盈等，当更能体现乡镇工作中女士的孤怜与无助，更易唤起读者的共鸣。也许是作者不希望大家怜惜，或者怜惜无用，故用带灯这个中性词以匹配综治办主任的职务。带灯匹配的是职务不是人，亦可理解为带灯不是(一般的)人，综治办不是人干的活。当然，或许也同时寄希望于她以弱女之躯给枯燥琐杂无奈的基层工作带来些许清亮?
其次是虱子。兴许很多年轻人都不曾见过虱子，过来人也已多年不见。更难想象如何去抓虱子，如何适应习惯遍处的虱子。想想被窝里衣服中身上发梢都隐藏着咬人的难抓的虱子，那是何番滋味?更何况还要动手去抓去灭。虱子不同于蚊子，蚊子可用蚊香蚊帐或蚊拍来区隔消灭，攻击前会发出警报声，易于防范。虱子却只有当你感到身体的某一部位被咬时，才能感到它的存在。伸手进去摸索，他却早已转移了战场，且丝毫不顾及你的处境与周遭的眼神，从头发到脖子，从胸口到腹部，从下体到大腿无处不在无一不咬。
《带灯》中的虱子是什么?大概是社会中的各种恶的化身，各种乱象、弊垢、陋习罢。它不咬你，你不觉然，与平常无异。你讨厌它，恶心它，它依然存在，存在你的心中，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周围，在各处不净的环境中。你努力清除它，捏了一只，却又来了一群，似乎永远也没个尽头，永远无法清静。正如书中的带灯与竹子，要么上床睡觉惹虱子，要么站着不要睡。在一个充满虱子的世界里，想要洁身自好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屈原那样，“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其归宿唯有汨罗江。因此带灯的结局只能精神失常，逃离现实，活到自我构筑的清静的精神世界里。
作者通过一个乡镇干部降级处分扛黑锅等种种因素导致的半夜三更的游荡，与疯子的同路，和元天亮的“意淫”……她“疯”了，作品通过展示她的悲，展示了社会现实的恶。然而现实社会中，若带灯如书中所述出淤泥而不染，德才兼备又漂亮，丈夫是画家，家庭收入不菲，镇长是同学，还喊她带灯姐，也算是有钱有关系的干部了。如此条件的带灯只要以画为礼或变现以赠或稍染淤泥从了潜规则，抱上镇县市省领导的一条腿，足以凤凰高飞，前途无量。然而，作者却硬让其呆在综治办的岗位上露水清风，不食烟火。
其二，以带灯的工作能力业绩口碑，本当表扬奖励晋升才是，作者却不升反降，连降两级，搞得夜游失常。人生无处不江湖，官场更是大江湖。带灯想要保持内心的洁净清高，要么从众化俗适应虱子，要么逼疯逃离躲开虱子，贾平凹选择了清醒，于是带灯只能疯了。
萤虫生腐草，以为改了名不是萤就可以脱离腐草，然而始终无法摆脱这个恶的社会，只有疯了才能解脱，于无人夜里游荡。
贾平凹《带灯》的灯
《带灯》是作家贾平凹的作品，全书主要写了什么内容呢?
《带灯》这本书，拖拖拉拉地读了一个多月。贾平凹这本小说的叙述风格很奇怪，是随着女人公带灯的工作生活和思维节奏缓慢推进的，同时穿插在书中带灯向元天亮这一当地出身的省城名人的短信，让故事情节时不时中断，增加了欣赏障碍，减少了阅读快感。短信的语言风格又和小说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读着就有了一种零七八碎、断断续续的感觉，让人难以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和耐心，偶然放下，还得翻翻前面的故事，看到底说到哪儿了。
《带灯》写西北乡村一个叫做樱镇地方发生的故事，它将农村维稳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集中于这个小镇来展示，既显得异常尖锐，又是那么的真实。
小说中的主人公原名叫萤，一日在村民家里，不敢看现场给妇女做结扎，便躲到屋后的麦草垛下，看到萤火虫明灭不已，萤火虫夜里自行带了一盏小灯，于是改名“带灯”。带灯容貌美丽、孤芳自赏却又有那么一点儿不合时宜。作为镇综治办主任，维稳是带灯工作的主要内容，整天她都在与形形色色的上访者周旋，有上访专业户，有靠上访敛财的代理者，有的利益受侵害却不知如何维权，有的为一棵树纠缠多年，还有村民之间的纷争，婆媳矛盾，带灯就是在这一类鸡零狗碎民事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全书的高潮是一场两个家族的血腥械斗，作为综治办主任的带灯去阻止，却遭到肇事人的重击受伤。本来是由于镇领导处置不公引发的'事件，带灯却成了一个替罪羊，被免去综治办主任的职务、降薪。她像替罪的临时工一样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小说开篇就是高速公路修进秦岭，要经过樱镇，引发樱镇农民群体事件，元老海带领几百人阻止开凿隧道。小说写道：“元老海带领着人围攻施工队，老人和妇女全躺在挖掘机和推土机的轮子下，喊：碾呀，碾呀，有种的从身上碾过去呀?!”这开篇就写出当今中国农村面临的城市化冲击及其农民的激烈反应。“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我们常看到的一条标语，是当今城市化的一项主导措施，也是中国农村走向城市化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所有的一切都被描绘成一幅美好的蓝图，但由此带来的创痛与问题却被遮蔽了。
小说里有太多现实的困境，而这些故事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农村里都在上演，阴影一样笼罩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无力的挣扎就是不断地上访和被截访。但谁都无能为力。对于这个敏感的题材，贾平凹没有单一地针对某一方的对错作出价值判断，而是站在文学的高度，从人性上给予了理解和关怀。村民上访和镇政府防止村民上访，两者角力，斗智斗勇，虽然官与民的力量悬殊没什么好说的，但在这里面你既能发现作为镇政府干部的人性化，也能看出个别村民的狂躁乃至匪气，当然更多的还是无可避免且难以回避的悲剧在一幕幕重复发生。 就如书中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
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你更能体味到贾平凹是怀着真情要写出乡镇基层干部的艰辛，他们的奉献和坚忍不拔。我身边也有在乡镇工作的朋友，也时常听他们说起乡镇工作的艰难与不易。记忆犹新的是08年奥运会开幕前，有个在乡镇工作的朋友，与同事从北京把几个上访的村民接回来后，也不送回家，而是直接在县城包下一个小宾馆，陪吃陪住，寸步不离达半个月之久。家就近在咫尺，这个期间，竟然没踏进家门半步。
带灯从一出场，就表现着与众不同的超然脱俗，她有丰富的内心和丰沛的情感，尽管每天面对着最让人无法摆脱的杂乱，内心却不断地向上飞升，在乡间的山风树谷中寻找安宁。当她在现实中无处可逃的时候，就把精神理想寄托放在了远方的情感想象之中，远方从未见过面的元天亮成了她在浊世中寻找解脱的精神避难所。她不断地给他发短信，向他诉说。她对他的爱意与其说是对一个人的爱恋，不如说是对一种精神世界的向往。她写给元天亮的信，意象灵动、词句优美。她说：“我在山坡上已绿成风，我把空气净成了水，然而你再没回来。在镇街寻找你当年的足迹，使我竟然迷失了巷道，吸了一肚子你的气息。”她说：“我听说人的灵魂起程要到去过的地方拾上自己的脚印，你的脚印是书，我给你抱着。” 而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给她任何有用的教诲。他仅仅是一个象征：“镇街上有三块宣传栏，邮局对面的那块永远挂着你的大幅照片。你是名片和招牌，你是每天都要升起的太阳……”。其实带灯心里很明白：“你是我的白日梦”。尽管是以爱慕的姿态开始，但她从来不求回报，她只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个家园。所以，无论元天亮是否回复，甚至是否存在，都无关紧要，她只是需要倾诉而已。
贾平凹善写悲剧，他笔下的各色人物，洋溢着表象各异的悲情色彩。小说的结尾部分，带灯由于脑部受伤，精神开始恍惚，不仅夜游，还说胡话。“带灯大哭”一节的内容本应是带灯给元天亮的信，但是不再是了，“元天亮”这样一种精神的寄托已在此时幻灭掉。
贾平凹是带着理想的情怀，想写出新一代的乡村基层女干部的形象，但现实生活中种种纠结、乱象和矛盾，却不是理想性的愿望和想象所能遮挡得住的。贾平凹也没办法，所以最终还是让带灯回到了现实。回到现实的带灯只是一只莹火虫。莹火虫的光可以点亮自己，却无力改变世界。小说最后写道：那只萤火虫在夜里又飞来落在了带灯的头上，同时飞来的萤火虫越来越多，全落在带灯在肩上，衣服上。竹子看着，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作者把未竟的理想，寄托给了 “佛”：只有通过自我修炼，才能完成对自己的救赎。
贾平凹说他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往基层跑，看到了很多中国最基层社会的现实，才有了这次的创作冲动。想起几年前，有个去村里挂职的机会，当时由于太害怕农村生活，放弃了，这么多年从没后悔。直到这次读完《带灯》，心中忽然有了一丝懊悔，想着当初如果能坚强点，去农村工作三年，尽管写不出像《带灯》这样优秀的小说，但至少会让苍白的人生丰富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