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获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事永远在于过度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所怨怼。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
我们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又依恃智力造出许多玄妙的说明，拿了这样文明人的行为去和亲手比较，那是多么可惭愧呀。人类变为家畜之后，退化这当然是免不掉的，不过夸大狂的人类反以为这是生物的标准生活，
万物之灵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正如西儒所说过，要想成为健全的人必须先成健全的动物，不幸人们数典忘祖，站直了之后增加了伶俐却损失了健全。鹿和羚羊遇见老虎，跑得快时保住了性命，跑不脱便干脆的被吃了，老虎也老实的吃饱一顿而去，绝没有什么膺惩以及破邪显正的废话。
随手写来，并不做作，而文情俱胜，正到恰好处，此是坡公擅场。孙仲益偶能得其妙趣，但是多修饰，便是毛病。
这几篇尺牍看去都很漂亮，实在是不大高明，其毛病是，总说一句，尺牍又变成古文了。尺牍向来不列入文章之内，虽然“书”是在内，所以一个人的尺牍常比“书”要写得好，因为这是随意抒写，不加造作，也没有畴范，一切都是自然流露。但是如上文所说，自欧苏以后尺牍有专本，也可以收入文集了，于是这也成为文章，写尺牍的人虽不把他与“书”混同，却也换了方法去写，结果成了一种新式古文，这就有点不行了。桐城派的人说做古文忌用尺牍语，却不知写尺牍也正忌做古文，因为二者正是针锋相对地不同。
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四云：
“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绘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裒【2】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此盖对王百榖等人而发，所说亦颇平允。
在三十多年前家里有一个长工，是海边的农夫而兼做竹工，那时他给我们讲的野兽故事是多么有意思，现在虽然大半记不得了，但是那留下的一点儿确实怎么的生动的存在着。头上有角的角鸡，夜里出来偷咬西瓜的獾猪，想起时便仿佛如见沙地一带的情景，正如山乡的角麂和马熊的故事一样，令我时时怀念这些故乡的地方。
讲起《花镜》自然令人想到湖上笠翁的《闲情偶寄》，其卷五《种植部》共五分七十则，文字思想均极清新，如《竹》
把这些与东坡去比，真觉得相去太远了。明季这群人中到底要算袁中郎最好，有东坡居士之风，归钱也有可取，不过是别一路，取其还实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