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由于是个岛国，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支舰队，长期既没有陆军，也没有集中化的警察力量作为对其居民的威压手段而扮演什么角色；反观普鲁士德国，有相当辽阔的领土，其边界易受侵犯；它有一支由贵族、特权阶层所率领的陆军，也有强大的警察部队，这为给其人民打下印记起着巨大的作用。
英、法的“文明”概念集中反映出这两个民族对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所起的进步作用的骄傲，但在德语中却是次一等的概念，德国人用”文化“来表示对自身民族的特点和成就所感到的骄傲。从普遍意义上说，”文明“可指人类共同的东西，而”文化“则更多指民族差异和群体特征。如果说”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意识，那么”文化“则表达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
在英国相对平和的贵族和市民上层，很早便成功地限制了国王对武力和军队的占有，特别是对暴力工具的使用，并将暴力工具的使用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这种暴力独占的建构实际上也只有这种国家的海岛性才可促其成功；毫无疑问，这种海岛性对于英国国民性的形成起着不小的作用。英国人的超我结构，或者说良心结构的某些特点和这种暴力独占的建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至今还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回旋的余地表现出来：在英国可以
基于其独特的历史发展
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环境下，国王或大领主只能在对外扩张或抵御外敌时提高自身的独占支配权，而不再面临抵御外敌或因地理位置无法对外扩张时，国王或大领主就无法阻止其他领主或骑士分离独立的倾向。
领主或骑士即使不是完全也在绝大部分时候无视国王或大领主的存在。国王是软弱无力的，几个领主联合起来就能轻易击败国王。
领主与领主之间即使不是出自本意，也因情势而不得不谋划和进行对其他领主的战争，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面临之前国王或大领主的命运。手下的小领主不是独立出去，就是与其他领主联合击败自己。
在英国，那些不顺从的运动和组织数百年来之所以能保持强大和活力，这是因为英国的警察和军事当局并不像德国的警察和军事当局那样支持官方的教会；在德国这种新教国家里的新教教会总会受到警察和军方的支持。
每一个人在他人的和外部强制下所习惯了的社会水准，最后将会在自我强制下顺利地复制。
而货币经济的社会环境也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依附，对手既是敌人也是朋友，任何伤害对手的举动都会伤及自己。从事商业更多是通过商议与交谈，收敛与周全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的。
在英国武器暴力的外来强制直接施加于个人的情况很早就少于大陆其他的国家，这是事实；而这一事实又是和另外一个事实密切相关的：个人对自身所施加的强制是一种自我强制；在有关国家生活事务时，这种自我强制在英国要比在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更为全面，也更为强烈。
人们往往试图从其地理位置，从所谓的海岛性格来解释英国的国民性，解释其国民的某些性格特征。不过如果只有作为自然条件的海岛性格对海岛居民的国民性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所有海岛民族的居民必定会有相似的性格，那必定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行为和外部特征上像日本民族那样与英吉利民族接近。
给海岛居民的国民性打上烙印的并非海岛位置本身，而是这种地理位置在海岛社会整个建构中，在其历史整个联系中所具有的意义。
而小领主和骑士们则在货币经济中日益贫困，或多或少丧失自己的领地。部分小领主和骑士不得不选择依附于国王，从“乡间贵族”转变成“宫廷贵族”。
依附于国王的小领主和骑士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逐渐适应受制于国王恩宠的环境。直接而不加掩饰的行为是危险的，会使他们失去宫廷贵族的身份与地位，他们为了获得生存，逐渐调整和掩饰自己的直接情感，向着细腻文雅的方向发展。
这种暴力独占的建构使得单个的人无法以英国同样的方式进行自我监控；它不是强制个体独立和半自动地进入终生的“team-work”（“合作”），而是强使个人在很高的程度上从小就习惯于服从他人，听从外界的命令。从国家共同生活这一角度来看，基于暴力手段的这种结构，外来强制向着自我强制的转换就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