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不经过寂寞和清苦之火的锻打， 完全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
一切超日常的需求，换言之，超出日常经济范围的诸多要求，则往往于一个原理上完全异质的基础上被满足，特别是卡理斯玛的( charismatic)基础上。我们越是往历史回溯，此理就越是真切。道理在于：当危机(Not)出现时，不管是心理的、生理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或是政治的，此时，“自然的”领导者就再也不是被任命的官职人员，也不是现今我们所谓的“职业人”(意指娴熟专业知识并以此赚取酬金者)，而是肉体与精神皆具特殊的、被认为是“超自然的”（意思是说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的）禀赋的人。
进入英雄性忘我状态的能力，像是北欧的“勇猛战士”(Berserker) ——有如一条狂犬般咬进自己的楣、咬向所有周遭的事物、直到跃人嗜血冲天的狂气中——，像是爱尔兰英雄秋秋连、或者荷马的阿基里斯(Achilles)，无非是一种狂躁性的发作，人们长久以来即认为上述勇猛战士的发作是借用烈毒而人为产生的；在拜占庭即豢养着许多具有这种发作素质的“金黄兽”，就像古代被养着的那种战斗用大象一样。萨蛮的忘我是和体质性的癫痫症连结在一起的，拥有这种症状一和验证这种症状，及是卡理斯玛资格的证明。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假使公权在合乎公法的基础上所行使，而它的行使能够真正符合公共意志吗？在这里，显然要打出一个问号，因为公权并不一定是由公众每个人做出的，公众也不可能做出一个全员同一的决策，那么公权不可避免的带有一部分的意志，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不可以推测公权在更加微观的环境下直接反映握有这项公权决定权的那一位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假使这是成立，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矛盾。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问题上它反映了多数的公众意志，并在公众意志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意志的话，公众如何避免这个个人意志不是公众意志的表述，即是说他的个人意志不会给公众带来负面，而且确实反映了公权设立的预想？
卡理斯玛支配无论在哪一方面——当然也包括经济的基础这方面——都与官僚制支配正好相反。官僚制支配要靠恒常性的收入，特别是货币经济与货币租税来维持，而卡理斯玛则虽生存于此世，但却不赖此世之粮维生。不过，这有必要加以正确地理解。卡理斯玛有时确实是有意识地避忌拥有及赚取钱财，就像圣方济和其他抱有同样思想的许多人。只是，这当然并非定则。如此，在我们价值中立的用法下，一个天才型的海盗可以
官僚制结构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家父长制结构相对立，但两者却全都是以恒常性作为其最重要的特质。就此而言，他们皆属“日常性的结构体”。特别是家父长制的权力，乃是扎根于必
公法与私法。其实无异于谈到权力的公权与私权。公权的代表者显然是国家层面的，尤以政策法规，以及法律为主，它们被看做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代表，并且伴以强制性所著称，所有人都必须以此作为基础来服从。同时，私权代表者是个人权力，简单点的表述即是一个老板有权让他的雇员去做一些分内之事，但雇员有权拒绝，而老板无强制权让其去行动。这同时带来一个问题，老板肯定会开除不听他指令的员工，但这属于财产权，一定程度上并不属于私权和公权的范围。但它所表露出来的现象是可以追溯到动物本能的领地意识，即个人生存范围，这点上模糊了现代公权与私权的范围。
与任何官僚制官职组织类型相反的，卡理斯玛结构并不知何谓卡理斯玛之担纲者及其辅佐者的任命与罢免、“资历”与“晋升”的任何形式与规律程序，他们既没有“俸给”，也没有规律性的专门教育；卡理斯玛结构亦不知何谓监督部门与上诉法庭，以及这类机关之地方性管辖区及其自主的、切事的权限之规划；最后，在卡理斯玛结构里，也没有独立于卡理斯玛把持者个人( Person)以及独立于其纯粹个人性卡理斯玛之存在的、常设性体制存在——如官僚制之“官府”。卡理斯玛所知者，惟独其自身之内在的确实与限度。
假设，公权在一定条件下，或者在更多程度上反映了私权，那么本身公权便可以由个人意志或部分团体意志作为一种强制力量来推行，同时推行这种行为或意识的本身又是公众所需要的，那么这便陷入了一个那方力量都无法控制公权狂奔的危险区。
家父长的权力与儿子的恭顺，基本上需要奠基于一种实际的血缘关系——虽然通常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关系上。
卡理斯玛自然是种原则上相当个别化的特质，因此，其把持者的使命与力量，并非通过外在秩序，而是从自己内部发生实质的限制。换言之，使命（就其意涵与内容而言）可以针对限定于地域的、种族的、社会的、政治的、职业的、或任何方式的团体，并且通常也是如此；而以此，使命所针对的团体之范围，便为此一使命划下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