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开始拿他从事的事业逗乐时， 你很难知道他是在笑还是在哭。
人们无所不为，不择手段地想要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争相追逐那些奢侈的科技产品，却不顾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宗教并不野蛮，其根基在于对祖先的尊敬。如果你的父亲过世了，你就要祭拜他。饮酒前，你得先给祖先们敬酒。传统的破坏以及文化约束的缺失，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对那些被殖民势力东拼西凑组合进某个国家的乌合之众来说尤其如此。
这位王子说，我想错了，其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吸引非洲人，原因很简单：都讲来世，为人提供死后永生的寄托。而非洲本土的宗教虚无缥缈，只讲些灵魂世界和祖先的故事。
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这就像是对付一场慢性病。某天它突然发作，于是你梦想着某个早晨醒过来能平安无事。渐渐地，你麻木沉沦了，放弃了马上痊愈、恢复健康的念头。可以说，你跟那毛病相安无事了。可时光依旧在流逝。你就这样得过且过。它成了无所谓，它成了一种生活。
是布莱克，布莱克·沃兹沃斯。怀特·沃兹沃斯是我哥哥，我们心心相通。就是看到一朵像牵牛花一样的小花，我都想哭出来。”
我问：“你为啥哭?”
“为啥，孩子?为啥?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啦。要知道，你也是个诗人。你成了诗人以后，任何一件事都会使你哭出来的。”
我笑不出来。
他问：“你喜欢妈妈吗?”
“她不打我的时候，喜欢。”
尽管如此，波普也没闲着。他整天忙忙碌碌地敲打着，锯呀，画呀。我乐意看他干活，喜欢那从柏木、雪松刨花里发出的气味，愿意看到波普那沾满锯末刨花的鬈曲的头发。
“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我问。
波普便会说：“嘿，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干一件叫不出名堂的事。”
我喜欢波普的这种回答，使我感到他像一个诗人。
在我命中注定要永远离开这里之后， 一切仍像以前一样， 我的离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山顶上的宗教建筑彼此争雄，各不相让，看得出，外来宗教几成瘟疫。它们无法治愈任何疾病，也提供不了任何终极答案。相反，它们使得人们心胸狭隘、歇斯底里、误动干戈。
在这里，宗教仿佛是一种营生，能满足所有层次顾客的渴求。
在尼日利亚，长长的公路和路旁绵延的绿色里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草丛中隐约可见锈迹斑斑的铰接式大货车，或是失控翻落，或是一头栽下，或是故意驶离柏油路后被废弃于此，任其自生自灭——因为，那是最省钱、最方便的方法。
政府不时地提高全民的薪酬—五月上涨了百分之十五，很快又要提高百分之十五—但却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大使夫人说：“这段时期，我们已经能够计算出涨薪的间隔和涨价的间隔。”大家都在兼职，有时还会做三份工作。每个人都沉迷于赚更多的钱，同时又会赶快把钱花出去。大家都在赌博。即使是在安第斯山地区的保守城镇门多萨，赌场也是顾客盈门；赌客多是来自工人阶级，月薪一般只相当于五十美元。周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有人排队等着兑现足球彩票。足彩每周开一次奖，是全国瞩目的大事。
这该死的生活真是活见鬼。明明知道要出麻烦事，可你他妈的什么事也干不了，没法阻止它。只能坐在哪里看着、等着。
我只希望以个人的方式，列出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接触过的写作，我说写作，但更准确地说，指的是洞察力，一种观察和感觉的方式。
一旦做出决定（三十一岁的女人说），你
我递给海特一支烟，他机械地接下来。随后，他叫起来：“嘿！这是怎么回事？你现在长成大人啦！我离开的时候你还不抽
我说：“是，是很久了。”
很久了，也不过只有三年。在这三年中，我长大了，学会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待周围人。我不再希望成为埃多斯那样的人了。他太瘦弱了，而且还那么矮小。泰思特霍伊特是那么愚蠢和乏味，没劲透了。一切都变了。
海特进监狱时，我的一部分也随之死掉了。
他似乎什么都不需要，非常自足，我想他连女人也不需要。当然，我知道他时常到城里的某些地方去转转，但我想他干那事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恶性的刺激而不仅仅是要女人。
我们谈到了加纳的野生动物。它们所剩无几，基本上都被吃光了。我们从野生动物转而谈到人们现在吃得正起劲的猫和狗。北方人爱吃狗肉，把狗叫“红山羊。”南方人喜欢猫肉，猫几乎被消灭殆尽了，里查蒙就认识一个专门养猫吃猫的人。
海特说：“小时候，我妈常说，'男人如果希望得到某件东西，就会拼命去争取，一旦他得到后就不再喜欢它了'。”
摩尔根的两大奢望现在都得到了满足，一是人们笑话他，他得到了而且迄今人们还在笑；而是他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壮丽的焰火。但是，正如海特所说的，一旦得到他最希望得到的东西之后， 他就不再喜欢它了。
独裁者被推翻了，过半人民欢欣鼓舞。是他让监狱拥塞，国库空虚。和许多独裁者一样，他起初做得不坏。他想让他的国家变得伟大。但他自己并非一个伟大的人；而这个国家大概也无法变得伟大。十七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依然缺少伟大的人；国库依然空虚；人民处在绝望的边缘。他们开始回想起，独裁者曾经梦想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回想起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回想起他曾经慷慨馈赠穷人。独裁者在流亡。人民开始呼唤他的回归，而独裁者已入暮年。人民又回想起独裁者的夫人。她热爱穷人、憎恶富人，她年轻美丽。她仍然活在人民心中，因为她死于独裁中期，死时仍然年轻，而她的遗体一直奇迹般地没有腐烂。
飞机的好处还不止这些。你可以多次回去同一个地方。回去多了,就会发生些奇怪的事情。你不再为过去感到伤心。你会把过去看成仅仅存在于你大脑中的东西,不存在于现实 生活当中。你践踏着过去,你把过去踩烂。一开始,你感觉像是在践踏花园,到后来,你会觉得不过是走在大路上。
我们曾赢得独立，可随之又失去了。我们始终未能从紧随独立之后的浩劫年月中恢复过来。那可是一九八四年之前的整整二十个年头啊。传统就这样消亡了。你要去姆巴拉拉吗？你应该亲眼去看看那里所遭受的破坏。因政治纷争，废弃的宫殿内杂草丛生。文化上的约束一旦消亡，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能驾驶那些蓝色卡车的确是一种诱惑力，那些开车的简直可以算作贵族，他们只在清晨干点活，白天什么事也没有。尽管如此，他们动不动就罢工。其实他们罢工的眼球并不高，为了一天加几分钱的工钱，或是因为某个伙伴被解雇了而罢工。战争开始时他们罢过工，战争结束了他们也罢过工；印度独立时罢工，甘地死了还罢工。
有种常见的小说写法就像这样：伟人去世，一片颂扬之声，然后有人——通常是个崇拜者——研究他的生平，以撰写传记，然后发现了各种各样非常负面的事。易卜生经常使用这种写法，不过书中的伟人没死。易卜生笔下的伟人在这种背景下，几乎都被干掉了。
这些人好像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他们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给自己带来了太多苦难。他们从村子里出来到镇上游荡的时候，一个个都显得那么疲弱和癫狂。到了镇上，他们看上去非常需要小镇的食品和安宁，但一回到村里，他们就想把小镇重新推倒！多么可怕的愤怒！就像森林里的暗火，潜入地下，沿着被烧掉的树木的根系暗暗地燃烧，然后突然从一片光秃秃的焦土中冒出来。在废墟和贫乏当中，毁灭的欲望又燃烧 起来了。
他们审时度势，敢于冒险，有时候胆子还很大。但他们过多地陷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退一步来考虑生活的本质。他们只是本分地活着，要是时运不济，他们就从宗教中寻求安慰。这不是听天由命，而是他们坚信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虚妄无益。
我可以说我们的阿拉伯人当年曾是伟大的冒险家和作家，我们的水手在地中海张起三角帆，为后来发现美洲大陆做了铺垫；我可以说印度导航员带着达伽马从东非航行到卡利卡特；我也可是说“支票”一词最早的使用这就是我们的波斯商人。之所以能说出这些，是因为我看过欧洲人写的书。但这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我觉得，如果没有欧洲人，我们的过去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沙滩上渔民的足迹。
另一个独立见证人这样描述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见的游击队员，“他们反对美国。但其中一个在一家美国公司任高层。他们人格分裂；有些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漫画书上的英雄。白天是办公室里的克拉克肯特② ，晚上是带枪的超人。”
非洲既富于生命,亦不乏死亡.
“哪里的话，我可不是那种人，我会给你们好多钱，还给博伊和其他的哥们儿。”伊莱亚斯挥动着小手说。我们仿佛看见有一天他成了一名医生，并拥有卡迪拉克牌汽车、黑色的手提包和电视机一类的东西。
加纳丛林里的野生动物几乎灭绝，这些人还在想方设法榨出最后一丁点儿。肥沃的土地却撂了荒，无人去耕作。
但是不管怎么变，人们的举止和思想都没什么改变。岸边渔船的船首仍旧画着象征好运的大眼；渔夫看到游客拍摄他们仍旧会怒气冲冲，几欲杀人，因为他们相信相机会摄走他们的灵魂。人们照旧过着日子，过去和现在之间并无断裂，而过去发生的一切都随风而逝。永远只有现在。这就好比天上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曙光总是一出现又立刻回归黑暗，人们只好一直生活在拂晓。
国土像印度一样广阔，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盛产牲畜、谷物和巴塔哥尼亚石油，并且在安第斯山脉拥有富饶的矿藏，这个强大的国家却无法解释地迷失了方向。人人都心怀不满，突然间人人又几乎都成了庇隆主义者。其中不仅有庇隆早期慷慨施舍过的工人阶级，有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有年轻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年轻人父母的记忆中，庇隆是暴君、施虐狂和窃贼。
写作中存在着特异性、特定背景、特定文化，一定要以特定方式来写，方式之间不能互换。你不能像描写英国内陆一样，来描写尼日利亚的部落生活。借用素材的莎士比亚式用类似的来替换。来自一个新地方的作家琢磨出他的素材是什么，从未被注意的本地场景中提炼出东西来，这才是他的写作努力中更好、更真实的部分。
但并不是说作为殖民地的人，我们已经忘了或者希望忘了我们来自哪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来自的那个印度是忘不掉的，它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在宗教，礼拜仪式，节日，我们神圣历法的很多部分中，甚至在我们的社会观念中，都有印度的影子，即使那种语言已经开始被遗忘。……
但这些面孔上的表情并不茫然，不消极，也不显得听天由命。他们能坦然赴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烈士，而是因为除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是为自己的身份而疯狂的人。
他（格雷厄姆·格林）以为他自己的世界是唯一重要的世界，他就像《情感教育》中的福楼拜，以为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复杂而纠缠的历史最重要，大家都了解。……等到最后，等到尘埃落定后，那些写作时似乎自己居于世界中心的人，倒有可能暴露出他们才是土里土气的。
在被剥夺公民权利并流亡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胡安庇隆在被称为铁门的马德里郊区向阿根廷军人政权宣布媾和条件。一九四三年，陆军上校庇隆积极鼓吹激进民族主义，发展成为阿根廷的一股势力；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五年，他在两次选举中获胜，成为掌控阿根廷的独裁者。他的夫人伊娃没有正式职务，却和他一道执掌政权，直到一九五二年。她在那一年死去。庇隆为她花费重金做了防腐处理，现在，她的尸体停放在铁门，和庇隆在一起。
我想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结束的,为了适应别人界定的工作和生活而采取相应的态度,最后因这些态度而僵化.
那些不快乐的中产阶级人士想到的，主要会是后来的殖民地架构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稳当却备下的公务员工作，微薄的工资，总的说来无风光可言，总是需要在外界寻求什么——一部电影，一本书，伟人的生平——那有可能让一个人不再斤斤计较自身如何。
军队中有一伙人因此想要撕毁与庇隆的协定，并阻止定于来年举行的选举。但是巴拉圭人的幸运让所有会谈的氛围都变得明朗起来，乐观的态度重又出现，人们的神经也松弛了。小小的危机过去了。
以前处于外围的地方——拉丁美洲和印度——一度太远太不重要，却变得有名了。这些地方素材因其新颖性，确保会受到欢迎，那里也被视为一种活力的根源，英国的写作已经失去了这种活力（只能意味着英国的素材现在已经变得陈腐）。
游击队仍在实施袭击、抢劫和爆炸；他们偶尔仍会进行绑架，偶尔也会杀人。游击队员是一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有些是庇隆主义者，有些是共产主义者。抢劫了那么多银行之后，各个组织变得富有起来。
“我说写作，但更准确地说，指的是洞察力，一种观察和感觉的方式。”
海滩、太阳和日光浴的概念出现在一九二几年，和游轮一起。所以如今似乎很自然而且正确的海岛之美丽的概念，事实上来自外部，通过邮票、旅游海报和上百种旅游书，颠覆了旧感受、旧联想。在此之前，这些海岛被认为是古老的种植园和鞭子挥舞的地方。
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或一个景点能够变得真正的真实，除非作家、画家或重大的历史事件赋予它一种神话的特质。
以印度的任何一项标准来衡量，中国人都是＂不洁＂的民族。他们吃牛肉（这是对印度教徒说），猪肉（伊斯兰教徒），狗肉（全体印度民众）。中国人什么都吃：猫肉、老鼠肉、蛇肉——全都被他们吃进肚子里。
你可不能抱怨这家旅馆不干净。没有一个印度人会同意你的看法。低格清洁工人每天准时上班，而在印度，只要准时上班就不会有人找你麻烦。身为清洁工人，你可不一定要拿起扫帚，认认真真把地板打扫干净。那只是附带的职责。你的真正职责是“担任”清洁工人，当一个下贱的人，每天做一些下贱的动作。譬如说，打扫地板上时你必须弯着腰，驼着背。
我终于领悟，在印度这个国家，你随时可以找到逃避的窍门；几乎每一座城镇都有一个比较祥和且干净的角落，让你躲藏在那儿，疗伤止痛，恢复你的自尊心。
我忽然领悟到，在孟买，就像在亚历山大港，权力并不值得骄傲；动辄发脾气，摆架子，到头来只会让你瞧不起自己。
她头上戴着一顶骑士帽，脚上穿着一双长统马靴——这应该是亲近才流行的装扮吧！她那张脸庞浓妆艳抹，四处招引男人的目光。我怎么对别人解释，我怎么向自己承认，我对这个虚幻谬误的新世界——离开印度后，我骤然投入的一个世界——感到无比的厌烦呢？这个世界的生命证实了另一个世界的死亡；然而，另一个世界的死亡却也凸显出 这个世界的虚假。
在政治上他是成功的，因为他广受印度民众爱戴和敬仰；在改革上他是失败的，而这也是因为他太受尊敬。他的挫败，全都记录在他的著作中——直到今天，甘地依旧是外国人浏览印度的最佳向导。这种情况就像，南丁格尔在英国变成了圣徒，她的雕像矗立在英国各个角落，她的名字挂在每个英国人嘴边，但她当初气描述的医院却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改善
英国征服印度，并没给印度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但话得说回来，在印度历史上，征服者从没造福过老百姓。这就是印度北部的古迹和废墟传达出的讯息。
在印度北方，古迹所显现的却是文化的缺失和挫败——连壮丽无比的莫卧儿建筑，也会让人产生一种窒息感。欧洲也有纪念碑，纪念他们的太阳王——伟大的君主。法国有卢浮宫和凡尔赛宫。但在欧洲，这些建筑却是国家精神发展过程中留下的见证；它们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情操；它们使一个民族共同的、增长中的文化资产更加丰美。在印度，这一座又一座壮丽的清真寺和奢华的陵寝、这一栋又一栋宏伟的宫殿，所反映的却只是征服者的贪婪、暴虐，和印度的无助、任人宰割。
比索已经跌入地狱：一九四七年一美元可以兑换五比索，一九四九年十六比索，一九六六年二百五十比索，一九七○年四百比索，去年① 六月四百二十比索，今年四月九百六十比索，五月一千一百比索。自庇隆时期以来，通胀率一直稳定在百分之二十五，而现在已跃升至百分之六十。银行的储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四。当通胀到达这样一种爆发阶段，只有做火灾保险才能赚钱。保费上涨，索赔减少。当物价一周周飞涨，不知为何很少发生火灾。
庇隆在巴拿马写道：“我担心某些奸猾的人将控制阿根廷。”现在，阿根廷在历经八任总统之后（其中六任是军人），正处于一场没有哪个阿根廷人能够完全解释的危机之中。
在印度，最容易也最应该被视若无睹的东西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