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仍然所见极有限，又迷失在太多讯息中。讯息不等于眼界。
鲁迅是一个早已被简化的脸谱。鲁迅很早就说过，你要灭一个人，一是骂杀，一是捧杀。大家现在看见了，过去半世纪，胡适被骂杀，鲁迅被捧杀。
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
不从众，保持独立人格，坚守个人的价值观，这在中国 非常难。
人于自己的面目，其实是看不清楚的，白纸黑字留下来，这才好比照镜子。
老有人来问我，你是怎么成功的？妈的我没想到成功。我画画，因为我喜欢。我不记得小时候有过“成功”的说法。成功观害死人。你要去跟人比。第一名还是第二名，挣一亿还是挣两亿......我对一切需要“比”的事物没有反应。 我画《西藏组画》时就是为了远离当时的“正确”。我现在的画，也是远离美国或中国的主流。我知道我的画，我自己，都毫无价值，但我讨厌一群人脸上那种集体势力的表情。
笨，可能意味着无保留的相信、激情，源自无可劝说的真挚。
绝大多数中国人草芥般生出，草芥般死掉，农村更不必说。
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绝对不会要凡·高。
《断背山》真的不是关于同性恋，而是关于压抑，关于那个时代。李安刷新了牛仔文化，他深知什么是压抑。在中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异性恋们也压抑得一塌糊涂啊。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搁现在，第一条入党，第二条凑够行政级别，然后呢，领导看顺眼了或把领导捋顺了。于是一层层报批、讨论、谈话、任命，转成副部级、部级之类……这样的“入世”，有利益、没担当。今日大大小小教育官员除了一层层向上负责，对青年、对学问、对教育、对社会，谁有大担当？
年轻人真的要很珍惜青春。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时间过了不会再有了。人的成长其实不是知识，所有的成长背后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他知道时间过去了。所以你想做什么，你就要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到。二十五六岁以后其实已经晚了。”
知识的封锁与匮乏，使人失落，书籍的杂乱与无序，同样使人失落。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话说在有书可读的年代。……这可能是一个书籍不断增多，而书籍的影响日渐萎缩的年代。
什么叫做救自己呢？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哪怕写文章时标点符号弄清楚，不要有错别字——这就是我所谓的自己救自己。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 我靠的是一笔一笔地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胶片。
翻译不看你懂多少外语，而是考验你中文怎样。
我不记得遇到过让我厌恶的同性恋。某些同志让人厌恶，但绝不因为他是同志。异性恋，那些所谓“符合自然规律“的人，不也有太多叫人厌恶的家伙么？
中国的事情，我只有一个最低要求：让它发生。……发生了，还要让它往前走，不要一发生就论对错，不要这么快就给一个事情作是非判断。
学生也被权力化，年纪青青，接受的都是权力教育，事事认同权力，以后出来到社会，国家就交给这样的
萨特谈到音乐，曾有这么一番意见：挤在音乐厅观看演奏乃是荒谬的，音乐，应该独自倾听。
互联网只是舞台，不是节目。世界，还有对世界的感受，是由许多事物构成的，网络不能代替世界，代替感受。
人只要是坐下来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都是“谈自己”。
我最怕看见年轻人自卑，可是我们的教育就是让你越来越自卑。
我嚷嚷半天，临到离开，发现我全错了：哪有教育问题啊，都是权力问题。
价值混乱，钱就会变成尺度。
才情功力，有时不及真挚要紧。
中国种种考试积弊久已生成畸形的“考试文化”、“考试人格”，在我到过的十多所全国或各省市重点艺术学院，不曾遇到一位外语和艺术相得益彰，同样优异，并对二者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学生，满目所见，是不知所从而不得不从的集体表情，那是被考试怪兽过度强奸后的“无表情”。
在欧洲，一座城，甚至一国，顶顶荣耀，永远荣耀的，是某位艺术家，莫扎特、毕加索、达•芬奇、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苏联集权时代，到处树立旧俄文学家的雕像。可是日常对艺术家，就当他是个艺术家。中国相反，国家层面，今古艺术家不过是名列尾端的小摆设，活着的艺术家，倘若知名，则是摇钱树，活招牌，而这些艺术家瞧见当官的，脸就笑，腿就弯，肉麻的话，可以编词典啊。
“事物都被意义和语言所覆盖，而摄影则是把这些意义和语言从客体的周围全部剥除干净……” 如果将这句话个佛家所云的如梦幻，如空花之类的语句放在一起理解，结论会不会很有趣？
上网、看杂志，都没有问题，那是另一种阅读方式。但以可怜的一点阅读经验，觉得看书的经验仍然不可能代替的。……读书不代表学问，不代表见解，更不意味着人文水准。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过去不可能，现在仍然不可能，因为批评言论必然触及大家共同的三大背景：行政格局，人际关系，政治国情。
人的成长实际上不是知识，其实所有人的成长背后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他知道时间过去了。
齐白石先生去世后，他的手稿、草图和晚年的精品，全都捐献北京画院，几个月前，我有幸亲眼看到这批珍贵的文物，总有上千份吧，居然还像半个世纪前那样，以最简陋的方式，就像我们家里收拾早年的信札账单那样，折叠着，放在旧信封或破烂的塑料袋里。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没有这笔闲钱，也没有心思好好整理，装裱，展示，还幸亏靠着画院保护着，珍藏着，动也不敢动。看完丹青先生这段描述，不禁悲从心来。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贫瘠的国度..
只要我愤怒一回，我就得为公众二十四小时扳着个脸。
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常态，是否失去底线。
现在的教育体制下，一个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可能是讲师，讲师到副高，然后多少教授。花钱买版在杂志上发表，这样才能过关。所以这些教授没有时间去上课，去关心学生。
我珍惜呼吸胜于工作。你接受一件事，拒绝一件事，其实是一回事。
艺术家是天生的，学者也天生。“天生”的意思，不是指所谓“天才”，而是指他实在非要做这件事，什么也拦不住，于是一路做下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你我都要经历，都要寂寞的求生最后落寞的放弃。
我的心得是读书不在多，而在反复读。喜欢的书总要读它几遍，才算读过，才能读进去。
可是人的心理线索很复杂，既通向熟悉亲切的，有认同感的历史景观，又会迷失在异己的，陌生刺激的新奇景观。一百多年来，中国持续发生剧烈的西化和现代化运动，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发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景观变化，中国人心理景观中那条源远流长的大线索，开始模糊、混乱、断裂，到了今天，我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线索了。
在这一场巨大的阳谋中，真正被利用的是我们几代人，独尊鲁迅的真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无知，使我们不怀疑，使我们盲从意识形态教条。
我也不免世故的。在坦然率真、了无心机的马克与奥尔面前，我常暗自羞惭。这两位美国老兄多么不相似、不相干，但我每想到他俩总觉得像是同一个家伙：都娶了欧洲的妻子，都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魁梧，健康，男中音，见面握手，直视我的眼睛，一股子余波凛然的学生腔和少年气。
我们玩弄艺术的动机，小半或是出于灵感或热情吧，大半则恐怕是积习使然。
凡·高究竟为什么了断生命，不重要的（各种说法我都接受，也都不相信）。那是神秘的事情。他只画了十几年画。但他自我完成了。夭折的天才自有艺术生命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同年龄顺序无关。有的花只盛开一天，一小时。有些真理只显示给一个人。凡·高自己知道的。
您是否害怕太有思想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做老婆会怎么样？
陈：听这意思，男人们以为自己很有思想么？我注意到，今天的许多女子要比男子有思想，因此问题可能是：“这样的男人做老公会怎么样？”
纽约下城区苏荷及格林威治村一带，最触目的人物要算是所谓“朋克”一族：彩发高翘、黑皮衣裤、女孩鼻唇穿孔、男孩佩戴耳环……他们招摇过市，自顾其美，“艺术”得一塌糊涂，可是并不见得真是艺术家，或如鲁迅所讪笑，是群当不成艺术家的人。然而少了他们，艺术区便不成其为艺术区。在“艺术”这条大船边，永远如藻类般附着一群群想要跟艺术沾亲带故的人。没作品，没成就，有啥关系呢？人哪怕仅仅打扮得像个艺术家，就有别于碌碌朝夕的上班族，有胜于为钱烦恼的资本家。
一座城市没有艺术家，便即意态索漠，缺滋味，一座城市有了艺术家，于是隐然骚动出异彩；城市若有春梦，恐怕是在等待艺术家，艺术家若有大梦，是到一座有艺术家的城市去—唐的长安、宋的汴梁、明的扬州，文艺复兴期的佛罗伦萨、第三共和时代的巴黎、二战后的纽约，各地各国成千上万诗人艺术家络绎于途，到这些城市编织艺术梦。艺术家是无视国界的人，法国大导演雷诺阿说：电影就是我的祖国。当他在好莱坞见到美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印度的电影人，他说，他们全是我的同胞……上世纪三十年代大上海，周树人、张爱玲、傅雷、梅兰芳、卓别林、萧伯纳，都有踪迹在，因为那里曾经是艺术家做梦的地方
十多年没见了，他不跟我叙旧，也不问我从哪里过来，没有温情主义和伤感主义，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岁月沧桑，世事难料，画家能守住的也只有这几本旧画册，在无人喝彩中自有一种从容与淡定，波澜不惊中题材已被超越：在一笔一划的把玩中，他营造着安防性命的处所。
中国的成年人的交往，即便艺术家，也是一套精致的“人际关系”，夹缠着利益、谋算，阴晴不定。艺术本是无事之事，而在不少分明世故而习练潇洒的中国同行面前，不知起于何时，我竟会觉得开口谈论艺术怕是一件迂腐浅薄到近乎羞耻的事。
人越老越不犯傻。青春可贵，一半是指犯傻。我真希望傻回去。
前面说了，鲁迅之为鲁迅，还在于他周围的价值，没有他的周围，哪来鲁迅。他的敌友是当时顶优异的一群人，各自有真实的影响面。
这个民族穷得太久了，一切在告诉他，我们不再穷了，我们也有地位了，全中国都在过一种假想的西方生活。全中国陶醉在这个假想中，罗马花园证实了这种假想。 这个民族需要一个梦，现在梦实现了。但这个梦是外国梦。梦中的景象全是外国。这一百年所有事情告诉你：我们以前的日子是不好的。不要再过那样的日子了。 再一个原因是革命。阶级灭掉了。中国地面上，士绅、精英、资产阶级、贵族，绝了种了。
好电影能够成功地传达经验，向各种不同的人群传达经验。
艺术是什么呢？有道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亦好比“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艺术你不要去管它，也不必怎样去养它，有点时代的暖意，有点文化的水土，它就滋蔓生长，争奇斗艳，弄得你眼花……所以前面美国人那句笑话还剩一句没说完：既是连贵族也巴望当一回艺术家，艺术家想当什么呢—艺术家以为自己是耶和华！
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大街，人群只是平凡。打动我的俄国美人并非通常所谓漂亮，而是，很难在别的民族脸谱中频频遭遇这样的面相，怎么说呢：那是有话要说的脸。俄国人的美，并非仅指生理的优越，而是，那脸是可读的，像久已入戏的演员，正当扮演拉斯柯尔尼科夫或玛丝洛娃的间歇。以欧美电影演员判断那所属民族的美，是一场无边的误会，在美国街头你休想撞见雷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布拉德·皮特、妮可·基德曼，或者乌玛·瑟曼（对了，虽非俄国人的高挑的乌玛可能是联想俄罗斯美人的类型之一）……但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学生，职员，士兵，或身份不明无所事事的人，居然昂着惊人美丽的头，浪费着大有前途的容颜。
阿华无所不能。他自己裁布做衣，打造家具，修理沙发自行车摩托车无线电电唱机照相机或那时想得到的所有玩意儿。他从旧货铺买来表芯、表壳，将大钟表表面剪裁成手表尺寸，粘上指针时刻，整个儿精心模仿名表欧米迦样式，发条一转，那表走得精确如仪，再请会“书法”的朋友描出“Ω”字形，超真迹一等，然后戴在腕子上。
打架，劝架，耍赖，斗智，说笑话，讲道理，阿华样样精通，他早岁失怙，上孝敬老母下扶助弟妹，家里一套社会上一套单位里一套他都做得来畅晓条达，上海人是叫做桥归桥路归路动兜得转吃得开头脑光清动作清爽。
我也曾一路无知而愚蠢，只是贫穷时代的愚蠢无可羞，也无可张扬。现在我可能聪明一点了，只因逐步摆脱了愚蠢，并愿继续摆脱：不必同外国比较，我所比较的对象，是我自己。
连续剧你不要批评它，不要当它是艺术，它就是生活。你给我看电影，我马上计较哪个镜头没用好，哪个光没用好，连续剧你计较这些干什么？多深多浅，我不计较。我不喜欢，换台就是了。
你辛辛苦苦念完大学出来，薪水一个月两千块，还比不上夜总会小姐。这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颠覆有多大？过去是寒窗苦读出人头地，今天靠什么？官二代，富二代。今天的问题，我觉得根源不是人心变坏了，而是整个社会阶级固化的结果。我们的年轻人很少有机会出头了，甚至是没有！
诸位要想“全面客观”了解“那个时代”，读一个人的书，绝对做不到。最笨的办法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书。
鲁迅早就讲过，到了你摇笔杆写点东西、说说话，已经说明你没用了。真正做事情的人，闷着，不说话，就这么去做了。我现在两个态度，一是说话没用的，所以第二，保持说话，这是最后一点权利，如此而已。
当今世界架上绘画，都在不同程度地图像化。70年代末，罗兰·巴特兹啊他谈论摄影的专书中说： “摄影以其霸权镇压了其他类型的图像，不再有版画，不再有具象绘画，只有一种以摄影为模式的具象绘画，因受迷惑而顺从摄影。” ………… 简而言之，２０世纪后五十年不是绘画的世纪，而是图像的世纪。重要的不是二者的关系，而是这种关系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观看”经验。
今天，全国院校，全国的教育，大谈”人文“--------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个民族忽然要来大谈人文，不是好事情，正相反，它说明人文状况出现了大问题。 二十年前，我 为什么去到纽约，不是为了移民，发财。而是为了到西方开眼界，看看油画经典的原作。当我走到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上下古今的西方油画看也看不过来，可是没有想到就在那里，我从此开始了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启蒙，认清了我们民族从上古到清末的艺术家谱
生命是无意义的，从来就是盲目的。上一代知识分子接受唯物论教育，进步论教育。它肯定人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世界是进步的，我们做的一切是必要的、应该如此的、向前进的——所有的苦恼、官司、狂妄、灾难，都从这里来。
古人多么懂得尺度与比例。现代摩天楼的体量与高度远远超过了古教堂，惊人，险奇，但无涉崇高伟大；伟大崇高，事关建筑的比例，比例引导观看：人的视线略过寺房的种种结构向寺顶汇合聚集，者观看过程便起崇高之感，教堂的尖顶或圆顶不是句号，不是终结，而是引视线指向天际，为无形的上升感与消失感，赋予有形。 此番在伊斯坦布尔描绘古寺，仍然手拙，那反复的结构多难画，好在有了年纪，平静地沮丧，片刻安然。
艺术是谎言。但现在我们不会说谎，很笨地在那儿说谎。
什么＂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啊，什么＂世界文化遗产＂呀，其实就是一句话： 此处不许拆。
居然想当艺术家—这意思，不是想当谁、谁想当，却说出一种价值观：人生一世，低头上班也好，亿万资产也罢，到了你看清楚、想明白，似乎还是活色生香有滋有味当个艺术家最自由、最浪漫、最潇洒。
我们的欣赏西洋古典音乐，目下还是一种‘文艺活动’，在‘他们’，则就是‘生活’。
·受过小学教育而能做成一些事情的人，太多了；受了大学教育而一事无成的人，也太多了。
多去博物馆有助提高国民素质，这可能是个伪问题
音乐好在倏忽，所谓时间的艺术，灵界的艺术。
奢华就是会花钱。有钱很好，有钱了，看你会不会花钱。 你要知道，中国人从来喜欢炫耀，中国这方面并不是那么温柔敦厚，那么俭朴，那是儒家的宣传，做的是另一回事。韩愈那么正派的士子，还有两个小蜜呢。 古人很张狂的…… 现在的暴发户想显摆，不会显摆。他们应该显摆，我希望中国的有钱人穿得奇怪得要命，过非常奇怪的生活。大部分艺术是这样出来的。中国必须有这么一群怪人，过非常不真实的生活。
脚下是拟仿路易时代的鹿皮女靴，头上是高加索皮帽；明明金发碧眼，却穿一身剪裁得体的花旗袍—当我在纽约下城区人丛中目不暇接看美人，这才明白所谓艺术家先得是个动心思而懂细节的人：你看画廊教父利奥•卡斯蒂里一身正装，俨然黑帮老大，左胸袋半露的丝巾，正是他早年捧红利希滕斯坦著名作品的小图案；用不着刻意寻找，单是家家画廊当秘书的斯文男女，除了史论专业知识背景，还知道栗发搭配浅棕的衣衫，卷发避免花哨的毛领，柜台上摆放的郁金香花色也必呼应墙面上的作品与色调……艺术家属于哪种动物呢？不必是精炼空灵的诗句，不必是彪炳千秋的作品，而是日常光阴时时事事能够随手化腐朽为神奇的人。
不过依我看来，美术馆仍不失为一张慈祥公道的面孔。历来美术馆的人事，总不免为全力所左右，为外界所诟病的吧，但说它慈祥，指的是馆内悠悠千年藏品的总体性格和潜在律令；说它公道，则指的是时间。人世有公道吗？似乎也只剩时间仿佛有所公道，而美术馆所收藏的多少可以说就是时间，以及时间的意义（假如时间真有意义的话）。自然，收藏现代当代的美术馆总在争议权谋中行事，但就我所见，那里也常在“平反"现代艺术的种种“冤假错案”，追认并适时“发现”曾被遮蔽冷落的天才，为之认认真真地举办规格得宜的回顾展。
但凡是个人物而生前身后被议论纷纷的，情形大约如此——要晓得张爱玲，只有读胡兰成。并非她是他的妻。多少恩爱一世的男女晚岁追记亡夫亡妇，也是读来乏味，以至不堪；而胡兰成与张爱玲相处不过数年，其间，其后，胡兰成即另有爱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上城的阔人区，尤在大都会美术馆与现代美术馆一带，自亦多见卓尔不群的人：欧陆的贵公子，中东的俏王孙，更有本地大亨与富婆，然而毕竟是钱财身价惹人看，与下城区自称“波希米亚族”的艺术家不是一路人。都说下城餐馆的侍应生多见尚未发迹的演员、舞者、作家，还有诗人—六十年代末，当最早一群穷艺术家进驻破破烂烂的苏荷区，只为租金廉，要不是纽约市政府高瞻远瞩，通过决议，法定那一带开辟为永久性的艺术区，哪有后来几十年的花样与繁荣。数年前曼哈顿现代美术馆关闭大整修，藏品于是迁至皇后区一所大厂房临时对外开放。
不是江郎才尽，那是庸才的以己度人；也不能说由于他的精神病，人间有的是精神病患者。是什么呢？或许是一种罕见的对于自己的诚实。意大利大导演帕索里尼的好友在分析他最后一部备受争议的电影时说，帕索里尼在这部电影中“不再喜欢他自己了”。不久，帕氏死于一场他自己招惹的惨祸。
我从未领教过这等猖狂的钟鸣。南北欧基督教天主教的钟声，大抵单钟、单音，均匀而缓慢，一下一下，庄严慈悲；中国与日本的寺庙钟鸣也属单钟、单音，更其深沉悠远——东正教击钟原来是这样的吗？那像是好几口钟鼎同时疯了，每口钟迸发的巨响有如看不见的金属音柱，在空中发疯似的奔窜，伴着歌唱般的旋律，但不是乐曲，而是钟与钟连串撞击次第交作的轰然节律，简单而鲁莽，精力弥漫，如快乐的疯汉趋于癫狂。
我们谁都会有这种体验。一生中有太多次个人危机（或轻或重，出于各种原因）足以让人放弃手上的事情。聪明人会停下，绕开，但碰到凡·高的性格（天才的性格，浓度百倍于常人），不，应该说像凡·高这样一条性命（再没有谁的作品会像凡·高的画直见性命），这种个人危机足以使他干脆不要性命。
早不学，晚不学，偏偏就在那年月，我抹开油画颜料学起不画裸体“不行”的西洋画。结果呢，我画的是胖乎乎笑嘻嘻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成了“文革”初年红遍全国的超级模特儿，在千万幅革命油画中，唯一的“半裸体”也是毛主席：只见他游泳过后身穿浴衣肩胸半露，正慈祥地招手呢。
一直都羡慕他们活过八十年代的青春，经历过beatles，思想解放，可以流放他乡的闯荡。
此外，当你面对单独的脸，有时很难确认他（她）的种属与血缘——我所惊动的俄罗斯美人大致奇异地混杂着动物性和优雅的文化感，年轻人的一脸生气勃勃是如我在自由国家见惯的淳朴与无辜，而俄罗斯式的若有所思（有时，相貌就是表情）会使寻常的脸显得高贵起来。
我迷恋一句话的上下文怎样连在一起，连的巧妙，你怎么读都会动容，都会服气。这是书写的秘密。你改一个词，效果全没了，修辞很重要。
人事与史迹的累累误点，尚在其次，最可怕者，是代代相沿的讹传链早经公认而凝固：其实都不可轻信，都有问题。而持说者与被说者是否同代，尤须仔细考量，近年读杨奎松先生的历史书，感慨系之：非得过去好几代人，国事与党争，这才可能讨得相对翔实而平正的说法，随口议论，贸然下笔，动辄涉嫌轻佻而失德的。
电影用来观看，小说用来思考。
只是迄今为止，我们有没有一首歌龄百年以上，几代人耳熟能详、同声一唱的歌？
人生总有零星片刻的狂喜，经常会被想起。
你如果真的想懂，前提要有相对完整的文脉
所以我放弃让多数人了解我了，有那么一两个我在意的人了解我就行了。
你问我那是怎样的记忆，据实说，就是轻微的嫉妒，嫉妒我那时年轻，二十七岁。
早期的作品都很简单，但是生猛；都很幼稚，但是天真；然后都难免粗糙，但是精力饱满。
世界上有得是可怜人，过去很多，现在也很多。你要可怜人老是去想可怜事也很可怜。
松节油气味仿佛催眠剂哄着我进入恒定的工作，工作专注到近于痴呆，快乐的痴呆以致忘记快乐。累了，醒过来，发现自己睡着了。画室在日光灯下的宁静呈现一片无声的吵闹：这里那里都是被灯光平均照亮的画或画册，所有画面抢着说话。美国的生活教会我如何同自己相处，教会我如何工作（倒不见得教会我如何画画）。每次当我买下做内框的成捆木杠背会画室，心里就想，干什么？谁叫我画这么多大而无用的大画？每次办展览，搬运货柜车停在楼下，几条彪形大汉铺一地家伙包装，我就觉得闯了祸似的。
我喜欢张爱玲的散文。《道路以目》，题就起得好。写戒严封锁，路人拦在街边，忽而两个便衣从中捕走一人，动作、背影瞧过去“熟狎而自然”。《更衣记》也好。现在中国人穿成这样，该由张爱玲来说说。有些话题，换个人就说不像样的，意思对不对，另一回事。
如今都说“人体美”：男人?还是女人?长长十年，唯一可供窥看的“女裸体”躲在“赤脚医生手册”里，胸腔盆骨，曲线窈窕，虽是语焉不详粗粗用线勾一勾，已经看得我面红心跳。时代真是变了，在京城胡同饭馆我就不止一次见到墙上公然挂着真人尺寸的美国裸女大照片，躺着，媚着，桌面上火锅沸腾猜拳行令，看都没人看一眼。
“当不成作家当画家，当不了画家，索性留长头发打大领结了事。”这是上世纪鲁迅调笑不成器的文艺青年时脱口说的话。不料此后，长头发青年还是一茬一茬冒出来：我自己，年少时才画几笔画，出道成功远得还没谱，怎么办呢，管他娘，先留起满脑袋的长头发！
我所谓的“权力”，不是说谁在欺负谁，谁在受欺负。说破了，所谓体制，就是饭碗。四十多年前毛主席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体制警告大家，并成功地使大家随时随地自我警告：“千万不要忘记饭碗。”
转眼“文革”十年。我糊里糊涂学会了连环画、宣传画，甚至画“油画”，还竟出版送展，小有声名了，看来“男女老少裸体模特儿”不画也行?到底行不行呢——如今，艺术学生的说话做事可比咱们少了太多顾忌，去年到美院代课，就听得进修班诸生有句极坦然的说法：上美院图个啥?一是和名家教授混个“脸熟”，二是画“女裸体”。前一说固然乖张，莫说不敬，那会儿根本还没这句说法；这后一说，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毛主席当年的意思，“男、老、少”是虚，“女”裸体是实：澡堂子里挤满赤条条老少爷们儿搓上抹下的，谈什么“封建思想”、“革命思想”，封建思想横加禁止而男画家“不要不行”的，当然是指隔壁“女部”池子里的女裸体!
什么是颓废?那是电台朗诵全然没有的激情，人性，愤世嫉俗，泼辣健康，因颓废有如药剂，挽救语言的生命与权力：在幼儿园我们就聆听同一种腔调，我们生来最先获赐的无形封锁即不能以自己的性情痛痛快快开口说话——配音，与聆听配音，是唯一的例外，不是么?请诸位再听听。那一代配音演员无不凝聚了过于丰沛的才情，好像他(她)们的七情六欲全都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此外，这几副优异的嗓音何以自处?而嗓音岂非天赋人权!是颓废激发了邱岳峰的才情，而这才情点燃的正是颓废，在全中国无产阶级大合唱的共振与杂音中，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竟被允许颓废，竟至于肆无忌惮倾泻着颓废而没有人意识到那就是颓废。
我们太迟接触现代艺术，又太早被现代艺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搅扰不安。小至油画，大到整个中国的文艺，都处于“更年期”。你看，传统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电影等等，都面临持续变局。小说家要面对网络文学，音乐家要面对流行音乐，电影导演更面对影视业、制片人制度、盗版DVD等等，如果还像从前，脑筋只绕着镜头、用光之类“影像风格”转，你根本弄不到资金，干不成活儿。
于是这才逼出来八九十年代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怀旧电影”──也是怎样的闹革命（其实那叫什么革命），怎样的闹恋爱（其实那叫什么恋爱），革命加恋爱，小孩子糊里糊涂养出来。小孩长大了，扒车混票，千里认父千里寻母，那一个个另娶另嫁的老知青瞧着各自的骨血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左右难做人：黄蜀芹导演的几十集连续剧《孽债》讲的不就是这档子事情么？90年代以来类似的影视长片太多了，主旋律莫不是儿女私情中的革命文化，文化革命中的儿女私情。
“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这段话，对我而言显得不可理解，按照我的想法，一个民族若是历史没有被割断过，则今天的任何文化行动都会背上巨大的历史包袱，何以说这样的民族更加自由呢？
绘画是视觉艺术，看不到真东西，一切都是空谈，就像是一群聋子在那里谈论音乐。可是我们全国上下千万名画家和艺术爱好者，居然也就空口谈艺术，谈了半个多世纪，像我这样的无知，今天还要给无知的学生上课。
我不知世界各国可有其他古遗址如希腊，城郭历然，柱石遍野，裸裎着前生的骨骸，成全来世的凭吊与赏看：古埃及更古，遗迹多为神庙，玛雅故址倒也完好，巫气太重，都不及希腊城邦的废墟堆，处处留情，给你怀想当初的盛世与人烟。那些年走在曼哈顿，举目仰看，忽儿想：这超级城市总有溃亡的一天吧，数千年后，谁元万里迢迢飞过来，只为瞻仰形销骨立的钢精水泥群？
倘若眼目疾速，忽然，一个，又一个，三五个，从天而降的雌雄美人迎面走来，倏忽闪过，带着一脸剧情，同时生动地带走了罕见的好身材。即便略微难看或上了年纪的脸也焕发着著名小说著名角色的性格魅力，有声有色地厌烦着、无聊着、满怀心事，恍如经典小说中的庸吏、骗子、神学生、卜卦者、有来历的醉汉……真是神秘而确凿：在俄国人的脸上，我分明读到文学。
那年冬天我取到奥尔的钥匙打开西四十二街223号501室的房门，经年累月的松节油气味扑面而来。撒一泡尿，点上烟，我在五十平方米的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就像初上井冈山那会儿一样年轻，这是我平生第一间自己的画室啊！
好在“批评”的涵义之一即“评论”，评论的涵义之一即“赞美”，赞美又可衍生为“宣传”、“粉饰”“包装”之意，自然而然地，中国的批评乃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装饰性文本”。
艺术与自由： 有创见的人与国家是完全对立的。对国家来说只有一个办法-扼杀那些具有真知灼见的人，如果社会这一观念是为了支配一个人的思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注定要毁灭，反之，要是没有扼杀个人的国家，也就不会有真知灼见的人：只有在这么一种时刻，在这么一种压力下，才会有真知灼见的人。人只有在越过无数障碍之后，才能称得上是艺术家，因而对艺术非但不该加以鼓励，相反应当压抑艺术。
我期待并试图促成中国人看世界的旅行文学，但并不是中国人如何印证西方人已经发现的世界，而是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发现，并不仅仅意味着登上最高的山，潜入最深的沟，越过最后一道自然屏障而抵达前人未到之处——如果是这样的话，西方探险家没给我们留下太多机会——发现还意味着从熟视之物看出新意，从平凡之事看到美，从混沌中看见秩序，从无情中写出有情，游记，是考验观察和见地的文体。
这就叫开眼界。此后经过，略微留心了。果然，某次是在严冬，竟有七八位腰穿皮质超短裙的“姑娘”沿街蹲开。美女蹲坐，照样身姿好看的，兼且十分“本土化”，她们无所事事而分明有事，其中一位对着手提电话大叫：“咋整呀?你说啥呀!”
明眸皓齿。以我辈对于美女的最高比较级看，她们平均的“好看程度”正像当年军区文工团女演员。
生态就是这样：道旁垂柳和崖岸松柏不是相互喜欢彼此承认的关系。我常惊讶美国艺术家对所谓欧美艺坛的讯息所知很有限，后来我逐渐明白，他们不必太知道，他们自己就是“讯息”，就同每一物种自我证明自在自为的道理一样。
“择优录取”既难落实，“精英培育”自亦空谈，在校生专业品质连年下降，“博”不如“硕”，“硕”不如“本”，已是各院校公认的事态。
我自知识见寡陋。友人笑说：这算什么?各地宾馆多的是，按宾馆的级别而分年龄、姿色、身材的“档次”，我所去的宾馆在那一带要算是“高级”的，姑娘自然也就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夜夜上班，白天不出门的。
钟声不管这些。它完全不理会谁是托尔斯泰，谁是俄罗斯与苏联。斯大林当政后，捣毁巨庙——临近地铁站供着教堂倾倒的历史照片——到了叶利钦时代，教堂迅速重建，巍然矗立，钟声大作，何其兴高采烈的巨响啊！我从未领教过这等猖狂的钟鸣。它当下敲乱了我对苏联的数十年想象，但在悚然谛听的片刻，我自以为感到了俄罗斯魂魄：那个真正的，我所不了解的俄罗斯。
我四处走动，仰看，数百年磨损擦洗的石柱与瓷面闪着圆润的微光，美极了，美极了，但是不恐惧，不震撼，不被吸引，不分神一一这就是我所谓严厉，严厉的意思，就是进到殿下不容你胡思乱想，唯匍匐跪拜。
暂且关起音响，收起CD吧。假如你果然在乎音质，还是老老实实坐到音乐厅去，支起耳朵听。
对于叫做‘风格’的那种东西，对于个人才情和表现手段刻意张扬凸显的作品，我敬而远之。
对咱中国的文艺，则欧美只拜汉唐明清，凡四九年以后的东西，一概只看作宣传
我们可以从当代中国的戏剧文化、音乐文化和舞台美学中，看出我们自己的深浅厚薄来。
每本书都会变成你的房间，给你庇护让你安静。
人民差不多已经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简直出神入化，就是，民开始自愚。
在《千里江山图》中，我分明看见一位美少年，他不可能老。他正好十八岁。长几岁、小几岁，不会有《千里江山图》。他好像知道， 过了几年就死了。
我知道人喜欢有个答案，有了答案呢，心里就安全、就放心。可我的脾气是不在乎答案，我喜欢找问题。
《流民图》中的流民就像鬼魂一样，流进蒋先生这幅画。结果这幅画也像鬼魂一样，在胜利后的岁月背负罪名，差点被销毁。这才是真的灾难，而且是难以战胜的灾难。
每读一本好书 最低限度的启发是：我读书太少了。
美、加没有历史 没历史的国家自有没有历史的好 他们于历史的那种想象力 古老国家好像不太有。我认识几位加拿大人 他们面对历史 心思非常干净。
……
西方知识分子可以非常地书斋 远离一切 也可以深度投入现实政治；可以终身与政权为敌 保持批评 也可以实实在在服务政府 效忠国家——这在今天的中国文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没法子摆正知识分子与政治与国家的关系 却又被这种关系弄得扭曲不堪。中国文人的旧传统 要么出仕为臣 要么隐；隐 也就是为了出仕——或者索性为贼 做幕僚——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总是弄不妥帖 摆不周正。
乐观地看，出国的人越多，海归也越多，量变到质变，或许会缓慢影响并推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转变吧。但这个过程十二分艰难，很难看清它的走向与结果……人会屈服于现实，但人还有感情。国外生涯会使你更爱国，并产生无比细腻的羞耻感。国内国外仍有太多差异，但海归者不应耻于自己的祖国，而是在自身寻找羞耻感。“知耻近乎勇”可能是太高的要求，但容我说句重话：我在不少当代海归那里看见的是取利之勇，而不是羞耻之心。
我知道贪污是所有后进国家转型期的催化剂 哪里有贪污 哪里就发展 贪污越大 发展越大 但它的代价是什么？全社会诚信荡然 人骗人。
还是李敖八个字总结得最朴素、最准确：“形势大好 人心大坏”……怎么办呢？人心只能由它暂且坏着 形势大好顶要紧。
为什么呢？李敖另有十个字：“中国不能穷 中国不能乱”——咱们政府不也是这意思吗？
您怎么看待自己由画家到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
陈：我每天刷牙洗脸，镜子里还是同一个家伙。如果他不幸变成什么角色，便是道行太浅。说句涉嫌乖张的话：我没办法阻止别人在我的名字前添加各种形容词。
画不会老 但会陈旧泛黄 谁有兴趣看？孟光和俞云阶先生早已过世 逸飞若在 我猜 他和我们一样 知道自己最珍贵的岁月是在七十年代。如今绘画变得那么值钱 我们撮拢这些泛黄的纸片与画布 只想当面兑现永逝的韶光 为此群相聚首 个个如唐·吉可德 认真排练了一幕早经过时的戏 在戏中扮演 并纪念我们自己。
我们演地好吗？没关系。我们还在画画 画得很高兴。
（人文教育在当下是否可能？）社会分层消灭了 文化差异抹平了 不同人群与生活方式的差异抹平了 千百年文明维持不坠的一系列内在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损毁了 “文革”最后一击 中国地面成千上万有品质的家庭单位 亦即所谓“宗法教育”最后那点脉络 也被连根拔除。总之 在人文传统种种资源荡然无存的今天 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试图追寻 把握 攀缘 附会的愿望 在今天家庭教育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即已不可能。
物质最贫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童年家境贫困 少年下乡吃苦 都不足道 那是大家都穷。今天穷人穷 是眼睁睁瞧着别人穷。
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
在我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处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 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摧残孩子。老师、家长 串通好了 细细地摧残。
每年我留意当今大学的“新鲜人” 他（她）们好学 但是茫然；可爱 但缺礼数；清纯 但和我这一代一样 先天深谙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考试一套 生活又是一套……譬如两课考试吧 多少单纯透顶的孩子对我说：那是考试呀！背呀！没办法呀！没人真的把外语与政治当作学问 当作道德。
所以你说的北京的冲突，我称它为文化时差，生理、心理都不适应，又非得适应。你经历过越洋飞行后的时差吗：你困得不行，要睡觉，可正好是一大早，你怎么办，只好打起精神。
我尽量不说假话 但也并不句句真话。除了真话假话 人还有许多说话的方式——倾听、理解、领会 也有许多方式。
中国最大的敌人也许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而是戴着假面具，穿着洋西装，裹着糖衣炮弹的近百万裸官。这些人“赤条条来回无牵挂”，在国内当官能捞就捞，能贪就贪，一看风头不对，就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跑到外国合家欢乐。最终，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梵高要是活到八九十岁，都画不到蒋兆和那个水准，也画不到珂罗惠支那个水准。可是我每次看到梵高的就是这张画，这张毫无意思的画，就是一个混小子站在海边。我心里就会想他妈的，这才是真正的绘画，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我会忘记蒋兆和，我会忘记珂罗惠支，忘记我所喜欢的许多非常了不起的巧手，我会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