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反胡风，1957 年反右，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一场接一场如雪崩般发生。整个社会像被人在山巅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滚动，直到最后滚入教育、文化、伦理乃至文明规范的崩溃深渊。从这场灾难中过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都已学会如何控诉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从50 年代中叶那次可耻的投降以来，他们哪一天不是在虔诚地等待这一切，召唤这一切，甚至参与制作这一切呢？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廉价取代造成廉价思维。在这一思维定式下，不仅本土难以产生宗教，外域传入的严肃
庐山会议有两个主要的悲剧任务：一是彭德怀，二是张闻天。如果要把庐山会议和五四运动的有关内容联系起来讨论，那么能够讨论的则是张闻天，而不是彭德怀。目前中国人议论庐山会议，热点在彭不在张，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彭的印象特别切合民间流传千年的那个君臣咏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然而，如果知识分子也沉浸在这类道德伤感里，不去思索彭大将军光环掩藏下的另一个悲剧人物——张闻天，作为一个参政从政的知识分子何以走向那样悲惨的结局，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只注意从纸面上寻找“文化”，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反倒缺少应有的敏感了。
从五四运动走出来的那代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主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活、社会走向，但他们的个人结局都很不幸。尤其是当初选择参政道路的那批知识精英，结局则更为悲惨。因此，我们是否有必要超越个人的品格修养，甚至超越一般的意识形态，从这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参与模式上来讨论问题？
在政治高压下，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被剥夺了，他的人格也随之分裂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不能转化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
“争国家的自由，便是争个人的自由！争国家的人格，便是为你们自己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必须靠你们放弃自由追逐才建造得起来！”
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关怀宇宙本原的终极价值，并且认为这一终极不在此岸经验世界，而在彼岸超验世界，无论是希腊人追寻的逻辑理念（logos-idea），还是希伯来人追寻的上帝之光（light of god），西方士人之“道”都是遥存于彼岸，而不是此岸。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悲剧的真正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
1949 年以后，一大批当年与鲁迅齐名的作家为何都写不出像样的作品？茅盾为何搁笔？巴金为何忏悔？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放弃了当年社会批判的立场，以不同身份加入了政治参与的模式，创作源泉也必然走向枯竭。黄永玉写信给曹禺説：“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 曹禺接信，想起了王佐断臂的故事，慨然长叹： 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大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
1949 年以后，一大批当年与鲁迅齐名的作家为何都写不出像样的作品？茅盾为何搁笔？巴金为何忏悔？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放弃了当年社会批判的立场，以不同身份加入了政治参与的模式，创作源泉也必然走向枯竭。黄永玉写信给曹禺説：“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 曹禺接信，想起了王佐断臂的故事，慨然长叹： 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大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
他们认为汉民族尽管失落了终极关怀，但实用理性毕竟堵塞了宗教迷狂，从此走上了清平、和谐的思想道路，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