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的从医故事
吴孟超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下面是小编收集的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的从医故事，快来看看吧!
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的从医故事
一个人在94岁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
吴孟超院士在这样的高龄，依然每周亲自主刀多台高难度的肝胆手术，坐堂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主持着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的日常事务，并亲自带教着多名研究生。
是什么力量，使这位年逾九旬的老科学家依然充溢如此的生机?
“朴素的报国心，伴随一生的选择。为人民服务，则是一生的信仰!”回想走过的人生路，从医73年、有着60年军龄和党龄的吴孟超说到：“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吴孟超老人执着地前行着。他说，“即使有一天，倒在手术室里，也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手中一把刀
“啪”，护士递来的手术刀，与他的手掌轻轻相击。
5月26日上午，东方肝胆外科医院6号手术室。又一次，老人伸向血肉深处，剥离、阻断、切除，双手取出肿瘤，缓缓托起。这一刻，一个5×6厘米大小的肿瘤被分离出肝脏。整台手术操作沉稳笃定，动作熟练灵活。这位94岁高龄的老人在手术台前已经整整站立了1个多小时。而这，是老人工作的常态。
吴孟超走路从容而矫健，说话思路清晰，声音洪亮，握手时还很有力量。
我们看到这是一双白皙、修长的手，不颤不曲，灵巧有力。唯有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那是常年握止血钳的结果。
这双手曾在马来西亚割过橡胶，曾在抗战烽火中为建筑大师梁思成描过图。也正是这双手，在肝脏的方寸之地破译生命密码，创造了中国肝胆外科的无数个第一，把近1.5万名病人拉出了生命的绝境。
一场手术，生死之间。参与手术的医生、肝外二科主任王葵说，吴老平时态度温和，但一站在手术台上自然就会流露出一种威严，紧握手术刀的双手有力又坚定。
从拿起手术刀，吴孟超就从来没有放下，至今仍保持着年平均200台的手术量。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94岁高龄依然精准无误。吴老说：“我现在的身体情况，自己还能坚持。我的锻炼是看病、查房、看门诊，时间用在看病上，我高兴。”
“吴院士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很多医生护士面对苦和累，想想吴老专注的神态，自己也会打起精神加倍努力工作!”王葵说。
心里一团火
1922年8月，吴孟超出生于福建闽清一贫苦农户家。5岁时他跟随母亲来到马来西亚投奔前期过来打工赚钱的父亲。在马来西亚，幼年吴孟超一边帮父亲割橡胶一边读书。
吴孟超就读的光华学校，是华侨创办的。孙中山亲自题写校名，并写下校训“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人做事全凭真诚”。
1936年，吴孟超升入本校初中。他自己做主，把名字由“孟秋”改为“孟超”。那时，从国内来了一位新校长，他经常给学生讲国内的形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英勇作战的事迹，成为马来西亚华侨们的热议话题。
初中毕业，按照当地习俗，校方和家长是要出资让毕业生聚餐一次的。当钱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建议立刻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通过爱国人士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校长和老师激动万分，立即把电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上，这件事引起了全校的轰动。
受到这次事件的鼓舞，1940年，18岁的吴孟超和6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到达云南后，他们一时去不了延安，留在昆明求学。他后来师从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院士。
“是党让人民看到中国的希望，是毛泽东和朱德为我们捐钱给延安的事专门回信，坚定了我为党奋斗终生的决心。”吴孟超沉浸在无尽的感慨之中。从回到祖国的那一天起，从目睹解放上海的大军露宿街头的那一刻起，他已为自己的忠诚、自己的挚爱找到了扎根一生的土壤。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同济大学毕业的吴孟超成为第二军医大的前身华东军区医院的住院医生。从那时起，他就申请入党。此后年年写申请。直到1956年，吴孟超迎来人生最为重要的一年，他称之为“三喜临门”：参军、入党，还成为一名主治医生。
身上一股气
“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这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吴孟超是这么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牢牢记得，在入医学院之初，恩师裘法祖就讲过这样一句话：医术有高有低，医德最是要紧。
“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
王葵说到，平时，吴老总是反复强调，要求医生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
吴孟超创立的“吴氏刀法”对待肿瘤“快、准、狠”，对病人则是“慢、拙、仁”。
“你是哪里人，家里有几口人?”面对千里迢迢前来求医的病人，他总是会先跟病人聊聊家常，让病人消除紧张的情绪。冬天的时候，他会先把手焐热，再去触碰病人的腹部做检查;检查时顺手拉上屏风，检查完后顺手掖好被角，并弯腰将鞋子摆放好……吴老不经意间的动作，常常感动患者。
“我现在94岁了，攻克肝癌，在我这辈子大概还实现不了，我要培养更多人才，让以后的人继续往前走。”吴孟超动情地说。
吴孟超亲手带过的徒弟已是第四代了，仅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就有70多名，绝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肝脏外科的中坚力量。他常对学生说：看病是人文医学，一定要关心病人，爱护病人，热情接待病人，“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
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吴孟超，从医68年来，他提出一整套肝脏外科的理论学说，开创了一系列临床救治的新方法，使我国的肝脏外科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下面是小编收集的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快来看看吧!
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四月暖风，刮起阵阵感动。记者几天采访，解读吴孟超的人生历程，深切感受到他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感受到他爱党爱国爱民的博大情怀。
回国、参军、入党
吴孟超总结式地对记者说：“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加入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
1922年夏天，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因为家境贫寒，在他3岁时，父亲就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谋生。5岁那年，吴孟超跟着妈妈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很快，小孟超就帮着家里舂米、割橡胶了。
“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再穷也要让我认字、读书。”于是，上午割胶、下午上学，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7岁。吴孟超读书刻苦、用功，成绩总是数一数二。而正是那段时间割胶，他把割胶刀玩得飞舞。采访中，诙谐的吴孟超对记者说，这就是最早的“手术训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孟超深受抗日救国思想影响。初中毕业时，身为班长的他和同学们商量，把毕业聚餐费捐给国内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得到一致同意。不久，他们竟然收到了朱德、毛泽东发来的感谢电。那封感谢电像烧红的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了吴孟超心里，成为他一生难以忘却的红色记忆。
回国到延安找共产党，上前线去抗日!这是他当时最迫切的愿望。1940年春天，吴孟超约好同学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他们一路车船颠簸，经新加坡、过越南，自昆明入境。
到云南后，由于战争封锁，一时到不了延安，吴孟超只好在昆明继续求学读书。1943年秋天，吴孟超考取了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
吴孟超至今记得1949年上海解放时的情景。那天，天刚蒙蒙亮，他打开宿舍临街的窗户，发现马路边躺着一排排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沿街商铺的门静静地关着，没有半点嘈杂和喧闹。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早就对共产党充满向往的他，此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一定要加入这支队伍，跟党走。
1956年，吴孟超的夙愿终于实现。这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如愿参军入伍。从此，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他对党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为党工作的忠心始终不变，并且始终充满奋斗的激情。
1958年，裘法祖受聘为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兼职教授，吴孟超再次成为他的学生。在裘法祖悉心指导下，吴孟超手术水平大有长进。但吴孟超觉得光做个普通“开刀匠”还不够，到底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了老师。裘法祖对他说：“肝脏外科目前很薄弱，我国又是肝脏疾病高发地区，如果你有决心，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
吴孟超茅塞顿开。从此，拉开了向肝胆外科进军的序幕。
挽救14000个生命
爱党，就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为民造福!自从选择了肝脏外科作为自己的事业，吴孟超就与肝脏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一头扎进图书馆，找到一本由美国人编写的《肝脏外科入门》，并和同事方之扬将这本20多万字的书翻译出来。他先后创立了“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创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提高了肝脏切除术的安全性;完成第一台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和世界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这位“中国肝脏外科之父”，用神奇的双手挽救了数以万计病人的生命。
1975年，春节刚过，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子在家人搀扶下，点名要找吴孟超。原来患者8年前腹部长了个拳头大的瘤子，去医院检查后认为是肝癌。两年过去了，瘤子越长越大。换了个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如果是肝癌的话活不了这么久，于是做个穿刺。不料引起大出血，医生再也不敢接诊这个病人了。
吴孟超确认这是一个罕见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检查显示，这个瘤子直径竟达68cm。当时，国外将直径在5cm以上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划为“巨大”，患者的瘤子称得上是“超级巨大”。其最危险的是肿瘤破裂会引起腹腔急性大出血，常可导致死亡。
吴孟超带着助手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在反复推敲后，制订了周密的手术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肝脏外科界奉为经典。
考虑到手术难度高、风险大，学校和医院调集了15个科室共40多名医务人员全力配合。
8点30分，战斗打响!
当切口完全打开时，一个装满鲜血、蓝紫色的巨大瘤体赫然呈现在眼前，让所有在场的手术室“常客”都有点毛骨悚然。
吴孟超定了定神，沉着地切断一根血管，并立即止血，又切断一根血管，再止血，小心翼翼地剥离瘤体。
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吴孟超重复着这些动作。
1小时，2小时，3小时，吴孟超依然重复着这些动作。
助手们看着他，大气都不敢出。要知道手术刀只要稍稍碰破哪怕是一点点瘤体，鲜血立即会喷涌而出。
吴孟超的额头渗出了汗水。护士见状，连忙用纱布帮他吸掉。不断渗出，不断吸掉。
当钟表指向晚上8点30分，在手术台上站了整整12个小时的吴孟超顺利完成了手术!
36年过去了，这个患者依然健康地活着，已经80多岁的他还经常打电话给吴孟超，反复表达他们全家人的感激。
吴孟超说：“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救治生命。医生要用自己的责任心，帮助一个个病人渡过难关。”
1983年春天，一对浙江的渔民夫妇，抱着出生4个月的女婴求救吴孟超。吴孟超全面检查后，很快断定女婴得的是“肝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少见的小儿胚胎性恶性肿瘤。当吴孟超把自己手术的想法告诉同事时，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
对付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吴孟超和同事们制订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并请小儿科专家联合作战。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有惊无险地从孩子肝脏上切下了重达600克的肿瘤，瘤子的体积竟比婴儿的脑袋还大!10天后，孩子出院。
2004年9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湖北女孩甜甜在父母陪伴下来找吴孟超求治。这个20岁刚出头的姑娘中肝叶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稍有不慎，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在多次讨论和论证之后，吴孟超决定再闯中肝叶禁区，手术切除血管瘤。他带领姚晓平教授用了近10个小时成功将瘤体完全切除。
“这个手术难度确实大，我们在手术中也创造了肝门阻断新的纪录，前后阻断4次共103分钟，才将瘤子切下来。”吴孟超记忆犹新地说，“瘤子有排球那么大，放在一个脸盆里都快满了。”
几十年来，吴孟超就是这样，以一个医学科学家的智慧和胆识，闯过了肝脏一个个“禁区”，创造了一个个世界之最，挽救了14000个鲜活的生命。直至今年90高龄，仍然奋战在肝脏外科最前沿……
穿军装提醒我是一个兵
2022年4月1日，井冈山，细雨蒙蒙。
吴孟超率领医院40多名党支部书记和专家教授，千里奔赴井冈山，追寻红军足迹，祭奠革命先烈，服务老区人民。记者随同参加，见证了这一行动。
在小井红军烈士墓前，吴孟超向长眠在那里的130名红军烈士肃立默哀，三鞠躬。之后，他带着大家到红军第一所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寻根。吴孟超还不顾劳累，亲自给井冈山地区医务人员讲授肝胆外科疾病的诊疗技术。接着，又赶到井冈山人民医院，为住院的病人会诊，还与井冈山人民医院签订了友好医院帮带协议，用医疗技术反哺老区人民。
军人，是吴孟超的本色。让自己和战友们永葆军人本色，是吴孟超几十年来一直努力的事。
吴孟超有着特殊的军装情结。一般说来，在医院工作的人为了方便，是不大穿军装的。但吴孟超不一样，他一年四季都穿军装，而且军容严整，夏天再热，他也不挽袖子，风纪扣和袖扣都扣得严严实实。吴孟超说：“只要穿上军装，就能提醒自己是一个兵，而作为一个兵，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一刻也不能丢。”
无论是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是在抗击“非典”的战场，就连普通的“健康军营行”活动，总是活跃着吴孟超的身影。
1998年，长江洪水，吴孟超请示亲赴抗洪前线，但因年事已高未能如愿。后来，多次为在抗洪中受伤的将士手术、会诊，为抗洪将士的健康竭尽全力。
2001年，吴孟超在医院建立“军人救治绿色通道”，为三军将士提供最便捷的医疗服务。
2003年，“非典”肆虐。他以一个老兵的敏感立即从医院抽调人员成立“抗非医疗小分队”，随时准备奔赴小汤山。
2022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吴孟超第一时间要求参加医疗队，到一线抢救地震伤员。坐镇指挥后，开通远程视频会诊系统，亲自指导一线医疗救援。他还主动缴纳2万元特殊党费，并以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名义，向灾区捐赠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救助灾区群众。
2005年以来，吴孟超每年都坚持参加“健康军营行”活动，带领医疗队入海港、登哨所、到连队，走进野战驻训点和海军舰艇部队，把战士宿舍变成流动诊室，把对基层官兵的关怀一次次送到了部队官兵的心坎上。一位基层连长感慨地说：“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样国宝级的医学大家，能亲自来给我们基层官兵体检、咨询，我们太幸福了!”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三个爱国故事
1909年10月2日，这一天，由中国人完全用自己的技术力量、独立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一条工程难度之大为中国空前未有也为世界上罕见的铁路，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就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下面就由小编为您带来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三个爱国故事，欢迎阅读。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三个爱国故事
故事一：留美九载英才早成
140年前，上海港，一艘轮船鸣笛启锚。船上有30名着统一马褂的幼童，12岁的詹天佑就在其中。他留给父亲詹兴洪一纸“倘若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文书，奔向此行目的地——当时被称为“花旗国”的美国。
做为第一批留美幼童，1872年，詹天佑和同伴们在海上飘行了40天，抵达旧金山，7天后搭乘横贯美国中部的大铁路，抵达留学的目的地康涅狄格州。彼时，大洋彼岸的大清帝国，还没有一寸铁路。
在美国家庭中生活、学习了几个月后，第二年春天，詹天佑进入“海滨男生学校”学习。他的数学成绩极其优秀，老师们鼓励他今后投身科学技术事业，毕业后报考耶鲁大学的理工科专业。14岁的詹天佑从“海滨男生学校”毕业后，进入“山房高级中学”。他进入山房高级中学学习的第二年，正值美国建国100周年。美国各地举行了各式各样的纪念庆祝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在费城举办的百年博览会。就在这个规模巨大的博览会上，詹天佑被集中了当时世界尖端科学技术、威力巨大、魅力无穷的铁路机车深深迷住了。这也成为他日后报考耶鲁大学学习理工科的重要原因。
高中毕业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选学土木工程系的铁路工程一科。之所以选择铁路建造作为一生的事业，是因为他受到了西方以铁路起飞带动经济起飞的理论以及他所亲见的美国铁路的迅速发展与巨大作用这一经济现实的影响。詹天佑感悟到，闭塞贫穷的中国，要走上近代化之路，首先要建成四通八达、遍布全国甚至连接世界的铁路网。
詹天佑如愿以偿进入耶鲁大学。大学的学习实践提高了詹天佑的实践工作能力，也养成了他求实、细致的作风与学风。他刻苦钻研、好学深思，在一二年级时两次获得数学课的奖学金与奖章，大学毕业考试，他的数学成绩考了全校第一名。就在此时，一则意想不到的消息令这些留美学生沮丧气愤：清政府下令要求他们立即回国。
故事二：而立之年初显身手
归国后，詹天佑和他的留美同学们美好的愿望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迎接他们的是一座被废弃的霉气熏鼻的书院。在美国学习土木工程与铁路建造多年、获得耶鲁大学学位的优秀留学生詹天佑被分配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驾驶，“由陆而海”。其后他开始了教学生涯，成为一名教员。
1888年5月，在广州已经任教4年的詹天佑接到了“中国铁路公司”给他发来的调令，这使他的人生道路再次发生重大转折，他终于能够投身到自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铁路建设事业中去了……
中国铁路事业彼时刚刚举步，但是它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从一开始就被列强各国攫取争夺。他们通过提供贷款、出手材料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来控制中国铁路权益，其中工程技术人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们实质上是铁路的最高主宰，因此总工程师的职位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之一。詹天佑进入“中国铁路公司”，在当时不过是英籍工程师金达与德籍工程师鲍威尔矛盾下牵制对方的工具。但是詹天佑不愿卷进他们之间的纠纷，而是深入工地现场，与筑路工人一道工作，认真负责，要求严格，使工程进展迅速。
1891年9月，关东铁路开工，詹天佑被调派到工地上任工程师。关东铁路工程进展至滦河，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因为英国施工方选择的桥址不当，打桩连遭失败。英国工程师遇到无法逾越的困难，不得已转让给日本工程师来做，但日本人也无能为力，接着转包给德国，而德国工程师最终也失败了。
此时，年轻的詹天佑勇敢地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接受了历史向他提出的挑战。在仔细分析研究后，他深入工地仔细测量调查，认真测算试验，最终确定了施工方案。天道酬勤，詹天佑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成功。施工时，他日夜与工人一起在工地上劳作，在水里泥里摸爬滚打，感动了许多工人;在他的指挥下，滦河大桥建造工程胜利完工。
而此时，清廷对铁路火车的认识也有所改变。慈禧太后在乘坐火车后，对火车的优点有了亲身的体会，因此她下令赶修一条联通高碑店高梁各庄的铁路支线，这样就可以乘火车去西陵祭祖。清廷把这一任务交给袁世凯，并限6个月内完工。西方列强各国此时开始了对西陵铁路修建权的新一轮争夺。袁世凯无奈决定不用任何一国的'技术人员，由中国人自办。
自然，在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中，能担此重任的就只有詹天佑。詹天佑仓促受命赶到西陵铁路工地时，距离通车的期限只有4个多月了。他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经常带领助手与工人顶风冒雪奔波于山野间。隆冬时节，冰雪交加，詹天佑指挥工人边筑路基边铺轨，采用多种权宜措施，确保在不误工时、节约经费的前提下让火车正常运行。西陵铁路线路并不长，但是它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第一次没有“借外债”、“用洋匠”完全由中国人主持建成的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国人自建铁路的勇气和信心。
西陵铁路的建成使詹天佑增长了学识，积累了经验，树立了威信，这些都为他接受京张铁路建设任务打下了基础。
故事三：京张筑成名震华夏
1905年5月，44岁的詹天佑接到了袁世凯的命令，要他“即对拟修筑之北京到张家口铁路进行测量”。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也就是著名的京张铁路。
与修建西陵铁路时一样，清政府聘用英国工程师的技术遭到了俄国的抗议与反对。
英俄两国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此时，清廷提出了京张铁路“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但是，京张铁路要穿越险峻复杂的山沟，此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从未有过独立主修铁路干线的经验，因此西方一些人公开撰文讥讽说：“中国造此路之工程师尚未诞生。”甚至还有美国人直接针对詹天佑在船上工作过一事，嘲讽道：“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工程师是从船上毕业的。”
詹天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他明白京张铁路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而是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与地位。在给美国老师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因若如此，中国工程师将失掉大众的信任。”抱着为国争光的思想，他从受命的那天起就向员工发出号召：“一切依赖于奋不顾身的努力!”
接到任务后的一个月内，詹天佑带领助手对京张铁路全线进行了勘测与估算。他时常背着标杆、经纬仪等仪器，在山野河道与悬崖峭壁间爬上爬下。五月份正值北国的春季，长城内外经常狂风怒号，飞沙蔽日。他的勘测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狂风扬起满天黄沙，咫尺莫辩，视线被阻，不得不停止工作。”虽然条件艰苦，但詹天佑始终坚守在勘测第一线。他白天经常骑着小毛驴四处奔波，向当地老百姓了解情况，夜晚就伏在油灯下查阅资料，核实方位，计算数据，比较线路，设计绘图。
在反复的勘测与比较后，詹天佑确定了总体路线，并对关键分段路线勘测比较，以求最省力省时省料省费的最佳方案。事实证明，前期的勘测是精密科学的。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开工，詹天佑开展了一系列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人员配备、材料采购、征购用地、经费落实……曾经的耶鲁大学理工科的高材生此时化身全才，大小事务都亲力亲为。正因为此，1905年10月2日，京张铁路建筑工程才得以顺利开工。首段工程顺利完工后，詹天佑率建设大军开始了第二段工程建设。
这是京张铁路最艰巨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工程。此段地势急剧升高，山势陡峻，地形复杂，筑路施工不仅要开山炸石，填壑铺路，还要设法减小坡度，保障列车的安全，尤其要开挖四条横穿大山巨岭的隧道。
在这四条隧道中，居庸关、八达岭隧道堪称天险。尽管自青龙桥起詹天佑就采用“之”字形线路，以减缓山峰坡度，但八达岭隧道长度仍有一千多米，这是中国早期铁路建设中少有的长隧道工程，也是最为艰险的铁路工程。这些艰难险阻让詹天佑丝毫不敢掉以轻心。面对困难，他毫不退缩，而是更加坚定了信心。他经常亲自参加各项繁重的劳动，鼓舞员工士气。就这样，他用勇敢和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使京张铁路工程顺利竣工。正如他所言，“世事至棼也，然衡其究竟，每败于易而成于难。若因其难而畏之，则事之抵于成者卒鲜!”正是由于他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精神，促使京张铁路顺利建成，使得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侮蔑轻视被击得粉碎，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有力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树立了中国的新形象。
1919年初，詹天佑代表国家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以维护中国在中东铁路的主权。当时他腹疾未愈，带病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参加会议。赴会途中，他听闻巴黎和会上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主张，立即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名义，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坚决反对这一主张。
詹天佑在远东铁路会议期间，日冒严寒赴会，夜研文书议案，惟恐主权受损。由于疲劳过度，腹疾严重复发，不得不请假回汉口就医。回乡途中他抱病再次登上长城，浩叹：“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建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终天，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1919年4月20日，詹天佑回到汉口，4日后心力衰竭去世，终年59岁。
正如詹天佑自己在欧美同学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辱，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
使国家富强的愿望促使他一生自强不息，为振兴中华而拳拳奋斗。即使在弥留之际，詹天佑念念不忘的仍是发展中国工程事业，维护中国铁路权益，表现了一位杰出爱国知识分子的磊落人生和宽广襟怀，凸显了一位卓越的科学界前驱的崇高境界和人格魅力。
如今，中国的铁路已经四通八达，当人们乘坐火车出行时，仍能感受到詹天佑情系铁路、一心为国的精神。终其一生，他为中国铁路和工程学开路的价值，其风雨飘零的自强自立和完美人格，穿越百年，光芒仍在。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爱国故事
詹天佑 (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号眷诚，字达潮，广东南海人，原籍江西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之称。 詹天佑1861年(清咸丰帝十一年)出生于一个普通茶商家庭。下面是小编分享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爱国故事，相信你们有兴趣!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爱国故事
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
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
”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
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
”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
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几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
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
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
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
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
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
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
”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
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
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
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
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
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
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
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爱国故事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爱国故事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
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
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在纪念京张铁路100周年之际，张家口人民永远缅怀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2005年在张家口南站广场，建起詹天佑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