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写事亲情励志都有作文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出自唐朝大诗人李诗歌《长》之一：“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青梅：青的梅子；竹马：儿童以竹竿当马骑。
此诗描写一位女子思夫心切，从住地长干跋涉数百里远路，到长风沙迎接远道归来的丈夫。
诗的开头，回忆他们从小在一起亲昵的嬉戏。
后来人们就用“青梅竹和“两小无猜”来表明天真、纯洁的感情长远深厚，也可以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放在一起使用，意思不变。
“青梅竹马”便称呼小时候玩在一起、天真无邪、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感情很好、一同长大的男女，尤其指长大成人之后还恋爱或结婚的。
如欧阳予倩的话剧《孔雀东南飞》第4场：“我与你自幼本相爱，青梅竹马两无猜。
”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第1部第9章：“那少年时的青梅竹马，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呵
”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第1章：“一对青梅竹马，面对面地站在一块岩坂上。
”都是一样的用法。
我的南方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屈家冲》的男女主角屈济、屈琳琳，从小也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谢宏也著有长篇小说《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只用于异性之间，不可以指男男之间或女女之间。
至于从小一起长大的同性朋友，则称为“总角之交”。
古今中外很多名人都有过青梅竹马的情感故事，而且多数是表兄妹、表姐弟，少数是邻居、同学、队友、彼此父母是好友之类，后来多数发展成了美好的爱情关系，甚至结了婚，成了恩爱夫妻（既是亲上加亲，又是近亲繁殖），但也有悲剧和不幸的。
如汉武帝刘彻与他的表妹陈阿娇，从小青梅竹马，长大后阿娇成了汉武帝的皇后，还留下了“金屋藏娇”的佳话；可惜汉武帝已另有所爱（卫子夫等），阿娇自己又有很多性格上的缺陷，竟被汉武帝废后，打入冷宫。
南宋大诗人陆游，与表妹唐婉从小青梅竹马，产生了真挚爱情，结婚后伉俪恩爱，可是陆游母亲不喜欢唐婉，最后逼着陆游休了她。
两人分手后虽然又各自成家，但非常痛苦，多年后遇到，倾诉前情，各自回去后痛不欲生、郁郁而终，遂有著名词作《钗头凤》的诞生。
长篇小说《红楼梦》里，贾宝玉与表妹林黛玉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爱情美好，可祖母一定要他娶表姐薛宝钗，最后逼死了林黛玉，而贾宝玉也只好出家。
类似的还有东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焦仲卿与刘兰芝，也是一对恩爱夫妻被母亲活活拆散，最后双双自杀。
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表哥慕容复与表妹王语嫣也是青梅竹马、一对情侣，王语嫣很爱慕容复，可惜慕容复一心“复国”，对她感情不深，最后她只得嫁给了很爱自己的段誉。
香港富豪李嘉诚的表妹庄月明便是他日后的妻子，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在李嘉诚最无助、最困难的时候，他的表妹一直陪伴在他左右，可谓患难夫妻、十分恩爱。
国外的名人里，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娶的便是自己的表姐。
达尔文亦是与自己青梅竹马的表妹结的婚，虽然夫妻感情不错，可是其所生的6个孩子当中，3人夭折、3人终身不孕。
一个对于生物研究几乎疯狂的科学家，竟然没有发现，在大自然的法则中，是不允许近亲婚姻的。
至于中国古代四大传说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是一对青梅竹马、情谊深厚的同窗好友（祝英台是男扮女装，梁山伯一直不清楚），却在父母的巨大压力下，不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结果也只好双双自杀殉情。
此外，一代伟人马克思，与妻子燕妮是青梅竹马的邻居；央视著名女播音员李瑞英，与丈夫张宇燕小时候曾同住一个大院，也是青梅竹马的邻居；著名科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与妻子、著名声乐教育家蒋英，由于双方父母是世交，也曾是青梅竹马。
著名跳水运动员田亮与郭晶晶，则是青梅竹马的队友，号称“亮晶晶组合”，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最终并没有走到一起~
求中国现当代文学常识（“作品，作者，主要人物”的形式）
孙犁（1913.4.6-2002.7.11）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人。
当代著名文学家，中共党员，抗日老战士，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
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
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等职业，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
《孙犁全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孙犁纪念馆”座落在河北省安新县“华北明珠——白洋淀”畔。
代表作品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 、《芦花荡》、《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
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
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其作品《报纸的故事》收入北师大版六年级语文教材中，《芦花荡》被收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下册语文书赵树理锤炼语言的宗旨是“让一般识字的人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人一听就懂。
”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
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1906——1930年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贫苦农民家庭，在农村中长大，使他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农民的艺术。
青年时代外出求学和流浪，曾就学于长治的山西第四师范学院，接触到新文学，受到极大影响。
1930——1936年1930年底，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写出了《金字》《盘龙峪》等小说。
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工作，编报纸副刊，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福贵》等。
全国解放以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笔耕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
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登记》、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1937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文革期间在文革中赵树理成为“周扬树立的黑标兵”，遭到长期的批斗，196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被押著游街示众，曾被打断肋骨，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1970年6月23日被“隔离审查”，9月17日继续接受批斗，9月22日病危，1970年9月23日被迫害致死，终年64岁。
李季（1922——1980年），男，1922年8月16日出生，河南唐河县祁仪镇人。
原名李振鹏，笔名里计、于一帆等。
现代著名诗人。
主要作品长诗《王贵与李香香》。
1933年出版《我的生平》，自述其半生经历及对社会诸多问题看法。
他从事译著40余年,出版600余万字。
早年译有《社会主义史》,此书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影响。
还译有《通俗资本论》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译有《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现代资本主义》等。
著有《马克思传》、《卡尔•马克思诗传》、《燕妮•马克思诗传》等，详尽介绍马克思生平与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为一体，颇具特色。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
湖南临澧人。
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
《太阳照在桑干河》是丁玲代表作品之一，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
此外，同名女演员丁玲，演出的话剧有《狼孩》《羊城故事》《火红木绵花》《闯入天才星球》。
戴望舒（1905.3.5～1950.2.28）现代诗人。
代表作《雨巷》又被称为“雨巷诗人”，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
戴望舒为笔名，原名戴朝安，又名戴梦鸥。
笔名艾昂甫、江思等。
浙江杭县（ 今杭州市余杭区）人。
他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
”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来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
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纯洁幽雅。
曾赴法国留学，受法国象征派诗人影响。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
沈从文是现代着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
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短篇小说集有《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中长篇有《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作。
“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
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
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旦角演员。
曹禺的女儿万方是当代著名剧作家。
钱钟书：学者、作家。
《围城》是现代小说史上少见的学者小说、讽刺小说。
另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
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
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
张爱玲：著名女作家。
小说的基调是人类情感的残缺和人生的孤独苍凉。
散文集《流言》短篇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长篇小说《十八春》（《半生缘》）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
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
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著书颇丰，代表作品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散文集《随想录》。
名人爱情故事
周恩来与邓颖超：志同道合的爱情故事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革命伴侣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
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
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
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周恩来赴法留学，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所以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毕生的革命伴侣。
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
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
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
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
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
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开国总理的家庭1925年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私自做主打掉了孩子。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
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
最后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
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
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孩子。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
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
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
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
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方式进行沟通。
邓颖超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
”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两人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工作人员都在一旁看着笑。
但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
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
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
你怎么了
快醒醒
”——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
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
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志同道合的美好婚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
1925年8月8日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但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当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3月，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
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不得不离开正要分娩的妻子。
邓颖超独自承受了难产和婴儿夭折的巨大痛苦，直到5月才辗转来到上海与周恩来重逢。
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
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
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面临着新的分离。
直到晚饭前，周恩来才告诉邓颖超，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
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
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
……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样的离别贯穿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活。
这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充满了动荡和感伤。
然而，像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如何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
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早已确定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并要为实现这共同信念相互扶持地共度此生。
他们的结合也许因为过于理性而缺乏浪漫色彩，但相互的理解、共同的事业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依然充满了温情、美满和幸福。
这一点，在1944年11月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邓颖超给他的家信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
她在信中这样写道：“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
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
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
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
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在这封家信中，邓颖超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
”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它朴素而真实，却让她那殷切的挂念赫然在目。
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邓颖超的心底发出的，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