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柘远的格言很多，真的都是真话吗
李柘远的格言是真话
有很多的格言，都是李柘远亲自感悟之后才是写出来的，所以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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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的冬天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寒意，围绕中国电信的产业改革前途的讨论却远比天气转暖的速度来得更加急迫。
1月8日下午，一个级别甚高的电信改革高级研讨会，在没有通知首都新闻界的情况下，悄悄地召开了。
说它高级，单看主持人——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和信产部副部长周德强，与会的20人中包括了信产部、联通公司、广电总局的代表，国务院体改办、国家经贸委、计划发展委的官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还邀请了美国美林集团、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的投资银行家，社抖院经济所的张平博士作为王小强的代表、北大教授周其仁也作为学术界代表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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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围绕着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深层走向进行了实质性探讨。
经贸委官员鲜明地提出了加强政府监管的思路，由于预见到当前阶段的电信改革方案不可避免地将具有浓厚的垄断色彩，加强政府监管将成为保护民族产业，加快与国际接轨的头等大事；以主张彻底地开放竞争而闻名的周其仁教授在会上明确提出了“以开放促竞争”的，总体思路；张平博士则在完成对珠江三角洲、粤港两地信息服务业充分调查之后，系统而又有新意地提出了“加快珠三角对香港开放以迎拉未来WTO 挑战” 的观点；广电局方宏一博士则大力倡议筹组“中国数据网络特区”——在全国五大城市中实现电信网和有线电视网的互联互通。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与激烈地争论中结束。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一天以前，北京南城的一座普通招待所里，体改办与美林集团刚刚联手举办了“当前国际电信业重组方案及发展情况研讨会”，美林的投资专家从世界电信业兼并重组的大趋势出发，从资本运营与产业重整的理论高度评价了即将到来的中国电信业改革方案。
每个与会者仿佛都体会到电信产业变革的紧迫距世界只有咫尺之遥。
山雨欲来风满楼
果然，春节刚过，人们就从不同渠道得到中国电信改革方案“尘埃落地”消息。
虽然不管从哪个角度评价，这个新鲜出炉的方案仍带有浓厚的保护垄断的味道，甚至始终都没公开一张未来中国电信市场对外彻底开放的时间表，但此后的变化却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3月1日起电信资费开始全面调整，3月25 日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有关电信问题的讲话则更加振奋人心，5 月份初中美电信高层广州峰会上的成果则给了人们对电信改革以有力的信心……让我们稍微放纵一下思维，回顾一下这两年围绕中国电信产业改革走过的坎饮坷坷。
’98大争论中国电信改革的焦点1998年3月，以原体改委体改所副所长、 现粤海企业集团顾问上小强博上为首的“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电信产业课题组”，提出《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包括1份主报告及若干分报告和案例研究）。
1998年5月中旬，《产业论坛》在京举办“中国电信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包括原邮电部、广电部、国家计委、科委、体改委、中科院、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官员学者，以及中信、AT&T等中外大型企业集团的信息主管，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这次非官方会议。
围绕着王小强的报告，与会者可以说既惊喜又狐疑，惊喜的是先于行业主管部门由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事关中国产业发展前途的战略性改革报告，狐疑的是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各自部门利益出发品评这个有可能触及整个电信产业重组的重大课题。
真可谓“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998下6月下旬， 以川国家广电局信息网络中心方宏一博士为首的“有线电视多媒体业务接入模式研究课题组”，发表《再论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一文，针对王文的主要观点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认识；1998年9月-11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周其仁教授撰写的《三网复合数网竞争》陆续发表。
一场论战就此产生。
一次会议，三篇大作（每篇都洋洋数万言，谈论的问题则从中国的国情到国际竞争的未来），针对国内三网（电信、有线电视、计算机数据通信）合一问题，展开了这场既包含经济学层次、更囊括社会学层次的大争论。
各类社会传媒也多从不同角度积极参与——1998年6月底， 《三联生活周刊》以“封面故事”的显要位置刊发的《重新洗牌—— 一场关于中国电信产业的大争论》等一组文章；7月15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刘峻的文章《中国电信业，出路何在
》；10月3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主要反映周其仁观点的《逼问网络垄断》；到了1999年1 月份《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更是以整版的篇幅推出《关于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的采访札记》，一时间名动京城。
由于王小强组成的研究课题小组阵容齐整，并明确标明“本课题由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提出，与高盛公司（亚洲）联合资助”，所以一时间人们对其研究报告的背景与利益趋向发出置疑，甚至有原邮电部授意出笼的说法。
以笔者的了解，一来这两家提出课题并给予资助的公司，正是1997年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全球融资协调人。
中国电信（香港）的走出大陆，恰好反映了中国电信产业加速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产业一体化趋势的重要表现，而高度关注中国电信内部的重组也正是这种变化趋势发展的必然，这一课题受到了当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现广东省常务副省长）上歧山的高度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来作为多年从事产业战略研究的学者，王小强80年代就以参与编辑《走向未来丛书》和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策略而名重一时，90年代留学剑桥更加深了其对西方现代经济的感性认识，他对中国钢铁工业、航空工业、彩电制遣业等战略重组的一系列真知灼见都引起企业界与学术界的注目。
王小强主张：开放电讯服务的企业化和市场化经营，但要把我国已形成规模的电信基础网（包括有线电视网）从经营性企业中独立出来，成为由政府控制的国家基础信息网，依托电视技术平台，直扑电信、电视与计算机“三网合一”的产业前沿。
虽然对报告的结论可以仁智互见，但其理论依据与可操作性都是极其鲜明的。
附带指出的是，在1998年9月22日，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在王文的逻辑基础上，也推出了《中国电信行业重组分析》（此文没有在大范围内公开）。
全文立足全球电信业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电信公司化的背景，从中国电信的重组目标、目标结构选择、中国电信的公司化、移动通信公司重组的其它考虑因素和资本市场估价共六大角度入手，配合德、英、日、美、墨电信改革的案例研究，系统填密地提出“整体重组、内部专业化运营”的思路。
报告似乎更侧重投资家的立场，认为“拥有网络是现代电信公司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绝对必要条件” ，所以不同意传输与电信业务分离；要“以转售的方式逐步放开市话和长话服务，在固话业务领域引入竞争”；由于数据互联网是未来电信的骨干业务，故不能从中国电信固网分离。
方宏一则针对王小强国战略的“电信本位”用了绝大部分篇幅诉诸反垄断，强烈要求开放电信的竞争性经营，保持电信与广电两网并存，具体方略是在有线电视网扩容改造基础上，在有线电视网上发展Internet增值服务，特别是发展网上通信，并最终以光纤入户代替现有广电HFC（同轴电缆），最终达到三网结合的目的。
周其仁教授则针对前两文继续维护电信垄断反对重复建设入手，系统论述了“ 中国电信的高社会垄断成本”的严重后果，提出了“三网复合，数网竞争”的思路。
作为职业经济学家，周其仁的分析既充满了学术锐气又饱含深度的人文关怀，从某种角度上讲由于超脱了部门利益之争，所以周文的出现颇受社会大众的欢迎。
但同时属名韩德强的最早见于互联网的文章《周其仁正中谁的下怀》，则强调电信开放必然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他指出国家利益是首要的，“弱者的格言是团结”。
而在国家的一定保护下，如何苦练内功，增强竞争力，则是一个需要多方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显然，如何判断我国电信业在即将开放的条件下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是各方对中国电信业改革具体看法产生分歧的重要因素。
笔者无意介入这场中国电信产业发展战略的讨论，从某种角度上讲，正处于经济制度转型和社会转轨阵痛中的当今中国，遗留下来的战略讨论实在太多了，且非常有必要多重入手形成一整套的战略构架与要义。
90年代初期，广播电视业和通信业都想发展全业务网，以简单延伸的方式进入对方领域，但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1994年互联网的成功商业化，提供了一种能够将不同类型网络进行无缝连接的有效方法，随着宽带IP技术的发展，在IP网上传输实时业务和多媒体信息成为可能，宽带IP网就成为三网融合的结合点。
通信业正在进行一场从电路交换转向包交换的体制革命，从1984年AT＆T解体、英国电信法修改算起， 西方国家开始讨论基础电信网与增值业务的剥离，并着手实施电信市场的开放竞争与私有化进程，直到1996年美国正式完成对1934年电信法的根本性修改，期间则伴随着90年代后期以来电信恐龙们惊心动魄的兼并重组。
在这样的技术与产业背景下，正视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三网的巨大差距，肯定众多跨国公司决不会轻易放过巨大的中国信息技术市场之后，中国电信产业应该遵循哪一种路线和策略来达到建设中国“三网复合”并发展IT产业，不但是技术问题更是体制的革命。
可以预言的是，技术进步、需求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性增强；互联网的国际件将兼容性、网络的外部性、以及技术进步的路径锁定效应椎向极致，为此从电信产业的开放竞争、电信设备商的重组，必然带来全球性ISP／ICP商的重组，整个IT产业部在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机遇、一场深刻的变革。
’99暖春从雾里看花到云开雾散如果说1998年夏秋，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战略还属于学界和业界精英讨论的热门话题，那么到了1999年春天，它已经成了广大公众兴昧盎然的话题——据《财经》杂志报道，今年3月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对1290 位消费者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62％的对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表示欢迎，72％认为中国电信业还需步入改革，破除垄断，引入竞争；还有70％的被调查者表示为“政企合一不利于引进资金、技术”而担忧。
民心所向，民愿难违，各种社会力量暗暗汇聚成一股洪流，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电信事业的改革加速向前、向前……从某种意义上讲，1998年3月31日信息产业部的挂牌，就明确标志着中国电★信息产业部成立之初，主要着眼于政企分开和“中国电信”的公司化改造，但此改革设计被最高决策层拒绝，于是从1998年6 月份起着手进行重组电信行业、切开“中国电信”的方案设计；★信息产业部专家专程去美国考察，1984年美国政府分解独家垄断的AT＆T 采取的是“横竖结、合横切为主”的指导方针，而1996年美国新电信法公布后，专做国际长途业务的AT&T想方设法企图再次切入美国本地电话市场，但结果是屡遭“小贝尔”的“揉挫”而一愁莫展，历时2年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在1998年8月转向与 AT&T结盟，试探走有线电视进入用户家庭的接入道路。
显然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需要全程全网，美国人走过的弯路我们没必然要再重复，于是信息产业部一开始就树立了中国电信的“竖切”原则；★虽然这套竖切方案始终在信息产业部居于主导地位（由于主要由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彩提出，而被人戏称为“刘彩方案”），但同时也仍然提出了其它方案，包括了按地域“横切”以及“交叉切”的观点。
最著名的“横切”模式即“南北中国方案”，以长江为界划分成两大系统，“交叉切”的提法来自“奇偶方案”即按电话号码尾数之奇偶，将业务分成两大公司；★中金公司的《重组分析》报告，无疑为信息产业部的方案设计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
作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的电信小组从1996年底就开始系统跟踪与研究世界电信业的变革趋势，1997年完成中国电信（香港）融资任务后就深入考察中国电信业重组的现状与前景。
在报告的“中国电信重组的目标结构” 一节中共设计了五种方案，其中对方案四与五评价甚高，其区别只是在建设立国家电信控股公司还是直属信息产业部上各有侧重和取舍，而最后出台的“刘彩方案” 相当程度地接受了中金投资银行家们的建议；★虽然在去冬今春这场电信改革讨论过程中，各个渠道发生的故事给人们以扑溯迷离、雾里看花感觉，尽管不能排除部分黑箱操作的可能性，但信息产业部始终把所握着改革进程的主动权与宏观掌控力，而最高决策层也表现了对此事的高度关注。
据说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节前，相关的总理办公会就召开了四次。
在1998年11 月3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切开”做法已达成普遍共识， 但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切和第一步切多少，特别是针对目前潜力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移动电话公司的处理，令决策者难以下决心。
为此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命另行提出改革方案。
中咨公司的方案最终未知其详，据说其中有长话与市话分离的内容，这与信息产业部观点截然相对——信息产业部的“普遍服务义务继续需要长话补贴”和“保持网络完整性”两大理由，否定了在一定时间内将长话、市话分家；但中咨公司强调的加强“联通”的建议则有了实质性进展——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杨贤足出任联通新董事长、 原中国电信数据局局长刘韵洁出任联通总工程师， 进入 1999年后联通得到的优惠政策与投资力度，特别是在开展互联网与数★在第四次总理办公会上，国务院终于敲定了“中国电信”的重组方案，这一天是1999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而方案的框架与10 天前吴基传部长答记者问如出一辙；紧接着中国电信改革就驶入车道。
1999年3月1日，信息产业部公布了期待已匀的邮电资费调整方案。
互联网资费、固定电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长话费等近10个项目都大幅降低；在一些大城市的电信营业厅出现了人们等装第二部电话、上网、购买手机的热潮，这对时下中国内需匾乏的市场可谓是一道风景。
1999年4月1日，美国商务部长威廉·戴利率领庞大代表团到达广州，在中美电信高层会上就中国政府考虑发展美国CDMA制式移动电话达成协议。
此项协议将会使美国、加拿大几家著名的CDMA制式移动通信系统的设备制造商获得至少上亿美元的商机。
同时从上海传来更令人欣喜的消息，上海市邮电管理局、上海信息产业发展公司和美国AT＆T 公司已经鉴署了关于在浦东地区合资经营电信增值业务的协议，这将是中国通信运营业引进外资的首个试点。
几乎同时，互联网上忽然传出一家名为hardcout的美国上市公司欲以8000万美元全盘收购国内著名的商业ISP 公司瀛海威时空的消息，虽然瀛海威很快就声明此消息的子须乌有，然而仍然引起业界的轩然大波。
一方面是hardcout股价的迅速飙升，另一方面是中外投资者纷纷铺测此举是否意味着外商进入电信运营特别是ISP业务的禁令即将打破
而这一系列变革都发生在朱总理即将踏上访美之路前，但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吴部长在中美广州峰会上对记者发表的公开长篇讲话，其继续推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信念与稳健渐进的心态一览无余。
宽带IP网挑战中国电信1999年2月11日，也就是在中国电信改革方案批准出台的前3大，国务院专门就 “中国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召开有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等几大部委有关人员参加的总理办公会，会上正式同意了这个简称为宽带IP项目，仅仅在1 个月之后，国家计委便正式批准实施该顺目。
高速互联网工程所要建立的是基十互联网新技术的下一代通信网络，被称做宽带IP网的这一新生事物能够为用户提供速度成倍提高，但价格成倍降低，传统电信网络根本无法比拟的互联网、电话、电视等服务。
此项目由中科院牵头，加上广电局、铁道部、上海市，共出资3个亿， 主婆利用高速广电总局和铁道部的光缆网，将联通15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其中京、津、石家庄段将在1999年下半年预备启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方宏一战略最好的奖励，宽带IP网不仅仅是一个示范工程，更深邃的意义在于它更是一种权利，一片光明而广阔的前景。
作为宽带IP网的积极倡导者，中科院声学所的侯强研究员一语道破高速互联网之于传统电信的要害所在：现代通信体制是面向连接型的，它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将各种网络互联成无缝大网的要求，非连接型的互联网商业化的巨大成功将对现代通信体制产生强烈冲击。
学者尹鸣对侯自强这一技术话语的解释更为直白：电信业的核心任务是传输信息，电信领域的技术革新必然导致体制变革。
一方面，原来的电话公司已不可能继续以独家灯式提供所有业务的满足各种需求，心然导致电信业务的开放和全社会的参与；另一方面，传输网络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各种业务和经营者的公共资源，被全社会所共享。
因此，电信技术的革命不但已经使传输网络与电信业务必然合一的根据不复存在，而且使础除垄断促进竞争成为80年代以来世界电信发展的基本态势。
“高速互联”或许真的能为中国电信改革突破窠臼，因为在1998华盛夏，业界广泛传言要建立全国性有线电视骨干网的建议被最高决策层否定，因为这一次，这件事不是交给中国电信去做。
上海人在这场与时间赛跑，与国际接轨的争夺中凸显出精明与果敢
万里长征刚迈出第一步1999年的早春对中国的信息产业界可谓是风起云涌、充满无穷变化。
长风破浪会有时进入1999年以来，虽然美国的经济增长已明显趋缓，但网络经济依然“凯歌行进。
”4月7日，Yahoo公司公布了一季度的财务报告，市值突破410亿美元，其净利润高达1640万美元，首次超过作为工业时代标志的波音公司市值，其实，不仅 Yahoo 如此，一大批与网络相关的世界级明星企业和超级富豪脱颖而出，Amazon、Aol 、 ebay、eTrade、Qwest等新一代网络服务与通讯公司的崛起， 使得无数声名显赫的传统大公司黯然失色。
目前，AOL、Yahoo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4000万以上，日均访问量超亿人次。
专家预计，用户规模达到8000万到1亿的“超级IT 巨人”可望在年内脱颖而出。
据统计，目前在信息产业领域，硬件业的平均利润是5％， 软件业为 10％，而信息服务业为15％，有人据此断言，IT业将成为本世纪末“财富雨水”最多的一个新兴产业。
网络经济已不再是学者专家理论研究的话题，或者是个别奇迹公司的火箭式飞升，它正逐步从根本上影响着传统工业的产业结构与价值走向。
全球网络服务巨头加快了合纵连横，大规模兼并重组，开始重新洗牌，其规模之大、频次之高前所未有。
目前AOL、Yohoo、MSN“三足鼎立”的格局依然出现。
一个网络服务企业真正成长为“巨人”的时代已呼之欲出。
据4月份最新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1.8亿，比上同期翻了一番。
其中今年第一季度新增网民0.33亿，专家据此预计，今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规模将再攀新高，达到用户将接近4亿，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的两倍，增长率为172 ％，比去年高出72个百分点。
随着网民数量的增长，互联网开始在全球社会生活和公众舆论方面发挥巨人般的影响。
在最近北约空袭南联盟以及年初海湾战事的报道中，网络媒体异军突起，在“及时性”和“随时性”两方而超过传统媒体，数千万网民充分感受到了网络媒体的魅力，互联网让传统媒体显得黯然失色。
市场调查公司Jupiter Communications曾向2200名网友的调查显示，虽然广播电视还是一般大众收看新闻快报的主要来源，但遇到突发新闻事件，超过一半的网友会先上网查看最新消息。
而且，超过八成的网友认为，网络新闻与广播电视新闻一样值得信赖。
1999年世界电信日的主题就是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不仅仅是网上购物，而是依托计算机系统开展的所有商务活动，电子商务的全面推开，实际上给现代社会经济注入了一个全新的“神经系统”。
根据IDC公司的调查， 今年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将再增长一倍，达680亿美元、接近去年的3倍，超过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近几年，美国的风险投资一直不断增长。
从这几年风险资金的流向来看，占第一位的总是信息技术产业，1998年占了全部风险投资的62％，达78亿美元。
1998年靠风险资金支持的新上市公司共77家，其中近1／3是互联网公司。
风险投资体制的引进，标志中国IT服务企业的商业生存环境正在加快向国际接轨，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相继探索建立了“科技风险投资基金”或“科技发展基金”。
如北京市1998年以市财政市科委出资5000万元，由市创业中心直辖实施，依托地方金融机构（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上海市出资设立的“高科技成果转达化风险资金”，从1998年至2000年，市政府安排6亿元资金，按市场运作方式， 用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贷款、股权投资和融资担保；深圳市筹集数亿资金，建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等。
再比如具有实力的一些经济实休，共同集资组建风险投资公司，由北京首创集团、中投保等五家公司集资4亿元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等。
1999年3月份一家在国内业界不声不响（即使在深圳也知名度不高）的深圳中贸网公司（在美国注册公司名为INTERMOST），却抢了个先，悄悄在美国OTC股票市场上市。
1999年5月18日，在深圳召开的“99中国风险投资及信息产业发展”研讨会上，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中国光大集团、深圳赛博韦尔软件产业集团组织的中国风险投资协会（筹委会）也已诞生，引进风险投资扶持IT企业快速成长的新机制正在探索过程中，可以预见一个借助风险投资推动IT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呼之欲出。
面临如此好的形势，中国企业可谓任重而道远。
中国互联网发展大事记——1994年4月20日“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CFC）与美国NSFnet实现直接联网。
从此我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有Internet的国家。
——1994年5月21日， 中国科学院计算饵机网络信息中心完成了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服务器的设置，改变了中国的CN顶级域名服务器一直放在国外的历史。
——1994年9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的建设启动。
——1994年10月，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启动。
——1995年1月，中国电信开始向社会提供Internet接入服务。
——1995年10月，中国第一个民营互联网服务商瀛海威时空在北京开通。
——1996年1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 ）全国骨干网建成并正式开通，全国范围的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提供服务。
——1996年2月11日，国务院第195号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1996年12月，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169网）全面启动。
——1997年4月18日至21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 将中国互联网列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网络建设的16字方针。
——1997年5月30日，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
—— 1997 年 11 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了首次《中国 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后每半年公布一次，成为国内评价互联网发展的标准数据。
——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布了由国务院批准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1997年，CHINANET实现了与中国其它三个互联网络的互连互通。
—— 1998年7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骨干网二期工程启动。
——1999 年 1 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了第三次《中国 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1999年2月，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CNlSTEC）正式运行。
教育的三W教和学的“什么”，“怎么”和“为什么”
中国的或教师，对子女生的要求，大致都认同如下的教育观要学好，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
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钱颖一有不同的思考和看法：理解“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观点说到教育的问题，我想从多数人认可的教育观念开始。
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认同如下的教育观念：子女或学生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
今天，我想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这个教育观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也就是关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个问题。
我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要从下面这三组词说起，分别是：“有用”与“无用”、“学好”与“好学”、“人”与“才”。
我先说出我的观点，之后再来详细论说。
首先，我要讲学什么，讲知识的“有用”与“无用”，我要论说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第二，我要讲怎样学，讲“学好”与“好学”的区别，我要论说的是“好学”比“学好”更重要;第三，我要讲为什么学，讲“人”与“才”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要论说的是“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我对中国教育中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在当前中国的环境和语境中，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
三个要点及其原因01“无用”知识的有用性02“好学”比“学好”更重要03“育人”比“育才”更根本详细如下01“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这个命题并不是我最先想出来的。
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在这篇文章中，弗来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创始人柯达先生认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明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发明提出质疑，认为麦克斯韦尔(Clark Maxwell)和赫兹(Heinrich Hertz)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
他写道：虽然麦克斯韦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也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马科尼的发明。
弗来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知识。
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
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当时完全看不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
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由于拍卖不仅应用于传统的艺术品，而且也应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所以它可以解决移动通讯行业中的非常实际的问题。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
这是乔布斯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自己讲的故事。
他在当年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
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在10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
乔布斯这样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以上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
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
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
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做“短期功利主义”。
“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
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
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课对找实习或找工作有什么用。
可是另一方面，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有趣的是，不少美国商界的成功人士，他们在大学本科读的是“无用”的人文类专业，比如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Lloyd Blankfein)在哈佛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Schwarzman)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支付公司PayPal联合创始人和前CEO、《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哲学。
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
首先，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
许多在大学里学的知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变得过时了;第二，多数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一样，甚至相距甚远;第三，人们对未来预测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
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
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
”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
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功近利。
我们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非常有用的知识。
要知道，大学教育不仅是为毕业后找工作，更是为一生做准备。
以上用长期观点来理解知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识作为实现某种目的，诸如工作成效的一种工具。
知识除了工具价值之外，还有内在价值。
知识的有用性，不仅仅体现在能够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工具性方面，知识的有用性还体现在塑造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品位等丰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面。
这就与下面要讲的“育人”相关。
02“好学”比“学好”更重要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
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练出一套怎样学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
进入大学后，“好学生”就不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学得好”的学生，而应该是“好学的”学生。
“学好”与“好学”有很大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
“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
“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
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
多年前，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
当被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
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有激情般地好奇。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
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
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
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
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而且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
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着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
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
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
”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一千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数以百计。
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
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
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
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
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学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
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
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03“育人”比“育才”更根本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
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
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
“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
“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
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
“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
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
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
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
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
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
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
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
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
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
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
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
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
“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
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人是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
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
另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
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
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教育如何体现“育人”? 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
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
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
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
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
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
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
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
这从近期的“反腐”案例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
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
大学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
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
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三位一体”的教学“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这是我对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是我这些年来，从教育改革实践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是从学生视角提出的问题。
相对应的，从学校和教师视角的问题就是教什么、怎样教、为什么教。
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各个教学项目，包括本科、博士、硕士、MBA、EMBA中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虽然各项目的学生群体不同，学习阶段和学习目标不同，但是这些改革有一个一致的主线，就是把传统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改变为“三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即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
在这个“三位一体”之中，我们首先强调价值塑造，之后是能力培养，最后才是知识获取，并且在实施中更加侧重长期有用，以及有助于“育人”的知识。
这正是对应着上述教育理念的具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