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有哪些很正经的描写但却的
他的每一部武侠小说都是三分真七分假，有真正的历史背景人物，但是故事是自己编写的。
为什么金庸的武侠小说里爱情故事写得那么好
特别是描写女孩，写得很动人
其实金庸的感情经历也是很丰富的
求金庸小说中关于九阴白骨爪的动作描写，求例文介绍
《倚天屠龙记》里周芷若和黄衫女子使用九阴白骨爪的情景：1.周芷若跃进圈子，到了谢逊身畔。
谢逊喝道：“呸，贱人……”周芷若一伸手便点了他的哑穴，叱道：“姓谢的，我好意救你，何以出口伤人
你罪行滔天，命悬我手，难道我便杀你不得么
”说着举起右手，五指成爪，便往谢逊天灵盖上抓了下去。
2.只听那黄衫女子一声清叱，左手翻处，已夺下周芷若手中长鞭，跟着手肘撞中了她胸口穴道，右手箕张，五指虚悬在她头顶，说道：“你要不要也尝尝‘九阴白骨爪’的滋味
”
对金庸小说中历史背景以及人物的评价~~~~快啊
金庸和梁羽生都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尤其是中国的古典诗词。
可能跟大多数读者的感觉不同，我甚至觉得梁羽生的诗词工夫更擅一筹，而金庸的涉及面要宽很多，对历史文化古籍的研究有独到之处，这使得他施展腾挪大法时得心应手，能够随手拿来为文增色。
男女情事的描写在每部作品中都是塑造人物的关键之处，两个人的笔下这类事情都比较干净，很少有做作肉麻无病呻吟之处。
欧阳克如此一个寻花问柳之辈，对黄蓉的感情也是很真。
比较而言，梁羽生作品这方面的表现稍差一些，不像金庸笔下男女主人公你来我往，从情愫潜生至柳暗花明，一步一步走来般引人入胜。
在我看来，金庸是写男女情事的大专家，他对男女心理的刻画令人叫绝，因此也真不明白为什么琼瑶有那么多的读者。
对于朋友之义，我感觉两个人并非没有着墨，但鲜有古龙笔下的李寻欢阿飞这种朋友之情。
天龙中倒是有三个男主人公，可很难说他们之间的情义到了李阿的程度。
倒是江南七怪之间的义气让人感叹。
所有的作家都各有所长，对他们的要求就如同郭靖在桃花岛听黄欧萧筝之战时所想：明明一方再高一点便可讲对方击败，可为什么做不到呢
郭靖后来相通了，想必你我大家也想得通。
来个排名吧（这下争论大了，千万别跟我打嘴仗…）金庸作品： 射雕，笑傲，鹿鼎，飞狐…金庸人物男性：郭靖，令狐冲，乔峰… … … … 小宝金庸人物女性：程灵素，黄蓉，郭襄梁羽生作品： 云海，萍踪，七剑…梁羽生人物男性：金世遗，张丹枫梁羽生人物女性：吕四娘，李沁梅不得不进入人物世界。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对武侠小说来讲我感觉还是应该围绕人物展开，其他的三个方面不应冲淡此中心。
基于上文谈到的大背景，个人情义与国家民族大义的冲突使他们笔下一个个形象饱满鲜明。
郭靖，乔峰应是其中典型。
郭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虽然自小愚笨，但大是大非从不含糊，呕心沥血保家卫国。
乔峰身上的血性更是不用花费任何笔墨。
梁作中的张丹枫最有资格划在民族大侠的行列，其身世其言行让我总是想到刘松仁主演的萍踪侠影，让我想到啼血的杜鹃（很奇怪，我也不知为何）。
吕四娘的色彩相对于他们三位要差一些，但作为侠女来讲很不容易了，爱恨情仇和比较宽广的视野胸怀俱存（几位女大侠不要说我重男轻女啊，呵呵）。
令狐冲是我在这些作品中除郭靖外最欣赏的形象，他有诚义情义，但不墨守成规（除了师门的事情之外），尽管不时装作几分洒松，但内心纤细脆弱的他活得却是很累。
金世遗张无忌的人性和遭遇颇让人感慨，他们作为历史的角色并不很关键，张无忌虽挂着明教首领的头衔，但感觉明教的扯入本身就很有几分牵强。
杨过我不想评论，尽管我们是本家，但很不以他为然。
而那个小宝呢
<<小宝与康熙>>中张卫健的扮相让我感觉很到位（至少比陈小春的印象深，不过梁朝伟和周星弛的小宝我没看过），很痞的一个有情有义有爱有恨办事伶俐果断的自私的侠义人物，简直复杂到了极点。
且不论我是否欣赏他，金庸的笔下能出这么个形象就让我佩服的很。
事实上，金庸的每一部作品都至少给读者留下性格很鲜明的一个人物，相对来讲，梁羽生可能太拘泥于历史的冲突，没有给人性太多发挥，使得他的那么多人物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凤毛麟角。
七剑下天山能说是围绕凌未风来写的么
而孟华兄弟真如同小说名字那样，给我们的印象如流星一般。
只有张丹枫，金世遗，吕四娘，冯琳，厉胜男等寥寥几人。
云海玉弓缘被许多读者推为梁羽生的精品，心有戚戚焉，其中厉胜男的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
让我感觉美中不足的是很少给她直接描写，多以别人的印象来衬托。
性格如此复杂的一位女人，刻画手法颇类似赵敏殷素素任盈盈出现的前期。
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她们是不是需要站在主体的地位，由作者来描绘而不是总由他人来反衬呢
而金世遗，有时候我把他跟令狐冲联在一起，觉得这两个人都有些可怜，但令狐冲还是稍显幸运写。
金世遗，梁羽生给的名字注定了他凄苦曲折一生。
说说武功吧。
梁羽生笔下武功顶呱呱的正派角色分布不广，玄机老人一支和天山一支，占据了武林的半壁江山。
金世遗中年之后也指点了不少人物，成就了不少人才。
总的印象是，金庸对道家颇几分推崇，钟南山和武当山为罪的次数较多，而少林武功的博大精深根深蒂固（以觉远和扫地老僧可见）。
张无忌郭靖杨过等等的武功跟僧和道的武学修养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五岳中华山派也不乏响当当的角色，令狐冲和袁承志是其中代表。
对于西南边陲的段氏，千万不可忽视。
天山一支被梁羽生大大赞叹，并归入武林正宗甚至领袖的行列，跟金庸小说中南武当北少林兼五岳的武林归宗颇不相同。
我感觉金庸相对来说更“正统”一些，至少从武功最高者的归属上接近于此。
并不是说天山派就不值得推崇，事实上正是梁的作品让我对天山非常向往。
只是跟我的最初印象不同，要知道武当少林的名声流传了多少年啊
各种武功中让我最皱眉头的是梁羽生笔下一遍又一遍的“天魔解体大法”，唉，真是一种救命（抑或催命
）武功。
从另一方面来讲，梁羽生的“正统”体现在很少让主人公通过吃草喝药长功力。
找到什么邪气的武功密籍很普遍，但细细数来，梁的笔下还真少见吃蛤蟆饮蛇血的蛇例。
金庸笔下的邪性的事情很多，尤以天龙八部为甚。
除了其中的几个人物外，我对这部作品评价很一般（原因自然还有金庸杜撰的几个背景颇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尤其是雁门关外中原武林跟乔峰一家子的恩怨）。
前几天忽然有了兴致，草草翻了翻梁羽生的天山系列和张丹枫系列，把金庸的射雕也温习了一次。
突然发现两人作品中居然有一些人名（自然并非很重要的人物）很相近，甚至相同（当然并非仅指射雕）。
在此我想并没必要班门弄斧地点出，比我痴比我细的武侠迷武侠通想必早已看到。
这点发现自然无关痛痒，倒是他们作品的其他部分颇令我着迷。
并不敢针对两人的高下做比较，那只会引来无休止的争论。
仅仅就作品谈作品，与各位回顾。
就历史和事件背景来说，两人的作品大多关注在宋元明清，是典型的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时期。
宋与辽金蒙的战火；汉人间争夺江山的明初明末；明与清之间数不清的恩恩怨怨。
跟陈青云卧龙生之流不同，金梁的作品都架构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对汉族的读者更有吸引力。
很奇怪梁羽生对张士诚及其相关事宜的推重，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在其中。
小说主角展现自我的场所分析起来也有几分意思。
梁羽生对遥远的天边很感兴趣，有冰山，西域，海岛，草原，自然还有少数民族的生活。
金庸的小说自然也少不了天涯海角，事实上武侠身上千奇百怪事情的发生怎能少得了名山大川沙漠荒滩呢
为体现人物内心的尔虞我诈和身手的飞檐走壁，皇宫大院也是必备的演出场所。
但总体来看，金庸小说的主体最终还是回到中原大地来打江山，而梁羽生小说中的人物相当大比例经常在天之涯海之角练功比武杀敌。
对金庸《射雕英雄传》郭靖的人物评价我看过金庸的很多小说，对《射雕英雄传》有着独特的好感，也许是因为金庸这篇小说的人物塑造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尤其是郭靖。
郭靖是个大侠，他不会象韦小宝一般玩世，不会象张无忌最终归隐，他的一生都为民谋利，为国出力，他性格梗直不屈，待人宽容友善，为国忠肝义胆，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象他的小红马一样奔驰在事业的边疆，青年就领蒙古军争城掠地，平定西域，吞并金国。
是成吉思汗的虎将。
南归后，武艺得到老一辈的极力推崇，隐隐有新一代武学大师风范。
再加上对国事的关心，很快成为武林中的新一代领袖。
蒙古军南征，他率武林人士艰守近十年，直到城破身亡。
英雄一生，可歌可泣，他是金庸人物侠之大者。
对武功，郭靖的成就也不错，华山论剑接黄药师300招不败，以后更是不断修为，炉火纯青。
可惜他的悟性极低，成为武学大师简直是奇迹，多亏碰上N个明师的指导，再加个人的超人勤奋
但是，他只会停滞在前人所到的地步，他天资鲁钝，没有创新，不可能闯出什么郭家拳或郭家剑来。
可交际是郭靖的一大弱点。
当我看到郭靖当着黄容的面跑出门追穆念慈时，都被他吓出了一身汗。
穆念慈怎能比得上黄容
（个人认为啊）就算比得上黄容也不能当着黄容的面追出去啊
当杨过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耍的他团团转，除了兵法武功，他对人情世故知之甚少。
要不是精明的黄蓉，他很多时候都要尴尬死。
家有贤妻，真是他的福分啊。
金庸要告诉我们些什么
笨鸟先飞，好
事故圆滑，不一定就不好
为什么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以汉唐为背景的
金庸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研究的近代史，对宋明清的比较了解
加上个人爱好吧，所以他的小说只有这三个朝代的
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都是以什么作为历史背景的
几乎每一部书都有不同的时代背景。
飞狐外传/雪山飞狐：乾隆年间，没有重大历史事件。
连城诀/笑傲江湖/白马啸西风/侠客行/鸳鸯刀：没有明显时代背景天龙八部：宋，没有明显历史事件。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宋。
前两部主要是讲宋朝末年，爱国志士奋力抵抗元朝入侵。
射雕英雄传中讲到了成吉思汗一生的伟大功勋。
后面一部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大明。
鹿鼎记：康熙年间。
涉及到的历史事件有传说中的顺治为董萼妃之死伤心在五台山出家，康熙智擒鳌拜扭转局势，康熙平定三藩之乱。
书剑恩仇录：乾隆年间。
主要涉及的是民间传说,乾隆是汉人的孩子，被调换入宫，最后登基。
还有回族的香香公主（香妃）的传说。
碧血剑：明末清初。
涉及到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忠臣袁崇焕，红颜祸水的天下第一美女陈圆圆，崇祯皇帝煤山上吊，崇祯斩断亲生女儿长平公主左手，长平公主出家名为九难。
越女剑：吴越相争时期。
主要涉及到卧薪尝胆的典故，西子捧心的传说。
在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之中，综合评价最高的（同意的人居多的）应该是天龙八部。
气势宏伟，人物涉及范围广，萧峰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无处不体现佛的思想，是一部意义非常深远的伟大的作品。
天龙八部虽好，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却是笑傲江湖。
我觉得没有修改之前的金庸小说值得买一套收藏，可能是从小就看得是这样的武侠小说，记住的人物情节也是未修订以前的，深入我心到不能抹去。
所以我推荐三联版的金庸全集
金庸创作小说任务及背景分析
自五十中期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书剑恩仇录》问世以来，此后年，他笔耕不辍共发表了十五部作品，其中十二部是长篇，另外三部是中短篇。
四十多年来，金庸的作品广泛流传于华人社会，先是在香港，继而是东南亚、台湾，七十年代末在大陆出现了金庸作品的盗印本，九十年代有了全套的三联版正式授权本在大陆发行。
毫不夸张地说，金庸的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
香港著名红学研究专家林以亮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
”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台湾及海外的金庸读者超过了一亿人。
与此同时，金庸的作品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
北大严家炎教授撰文指出，金庸作品“实际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所获得的成功。
”并认为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殿堂的另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陈平原教授说，金庸“把儒释道、琴棋书画等中国文化通俗了，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
”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说：“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
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金庸本人在一九八八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头衔，被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名誉教授，一九九四年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一九九九年被浙江大学聘为文学院院长。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更是将金庸列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列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
金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确实是个震憾。
本文试图从人物塑造、文化修养、语言风格及创作心态四方面对金庸作品作一探讨，以分析金庸成功的原因。
一金庸的写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在新的环境下进行了努力的探索与创新。
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方面具有悠久文学传统所造就的独特趣味；另一方面，他又有许多创新的地方，特别突出的是他注意刻画和表现人性，因而全面提升了武侠小说这一类型作品的品味，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
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刻画人性的过程中，金庸既坚持了善恶是非分明的价值传统，又为表达分明的具体价值观念带来了新的时代内容。
中国传统文学价值的核心是求善，讲究善恶分明，扬善惩恶，读者也期望在作品中体会到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心理快感。
作为传统文学模式之一的武侠小说，其价值取向自然不能例外。
在金庸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很多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的对决场面，其结果大都是善战胜了恶，正义压倒了邪恶，如此写作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期望，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
如仅止于此，那么金庸的小说与别人作品就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事实是，金庸在坚持传统的是非分明价值观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充满时代感的改造，这突出表现在对人物刻画方面的求真上。
于是，在金庸的笔下，善人身上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从恶人的表现上也照样能看出人性的闪光点。
其实，人性本是复杂的，多侧面的，用正、邪，善、恶这样简单的标签去概括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是不真实的。
进而，真实的人生，也往往不是我们想象和期望的那样简单和完美，没有那么多的大团圆结局，真实的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在《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既大义凛然、旗帜鲜明地反清复明，充满英雄之气，在对个人感情的处理上，又表现出对霍青桐、喀丝丽的自私与狭窄胸襟。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既行侠江湖，又处事偏激，性格乖戾。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天生仁厚，但缺乏临机决断的领袖气魄，所以不能担当大任，不得不让出明教教主之位。
金庸小说里，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人生归宿，“拔剑四顾心茫然”而退隐江湖的人也不在少数，如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狄云、令狐冲等。
从金庸的小说中，我们体会到了人生的欢乐与悲凉，事业的成功与迷茫、情与仇、爱与恨交织在一起。
金庸的小说虽无一例外地写古人古事，并且也确实写出了历史的情境与古典风貌。
然而，在精神里却又与众不同且出人意料地写出现代人生的神韵，表现出个人的人文情怀及现代人生的深刻品味，并以此与现代的读者产生广泛的共鸣。
正是因为金庸利用武侠小说这一传统的载体形式，诠释了现代人情感，或曰用现代的手法改造、提升了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学类型的层次，才使他真正跨越了古今，沟通了雅俗，从而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喜爱。
二人们普遍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最突出的成就是语言形式的变革，即运用白话文来打倒文言文，推进了自清末以来的语体文运动，使得白话文在教育领域迅速普及，扩大了新思潮在知识阶层的影响力，构建了新的白话文学的语言体系，从而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文学言文分离的不良传统。
但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所造成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白话文，而是新体白话文，它与当时的启蒙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其明显特征是采用大量音译或意译新词、欧化的语言表达、新思潮的价值观。
由于新文学在文坛的绝对主流地位，这种欧化的白话成了书面语言的主流，加之新文学采取新诗、话剧、短篇小说等外来的文学形式，它的欧化程度更加严重。
即使是提倡新文学的人，也不满意新文学的白话文上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的白话文源远流长，自宋元时代起中国就有了白话文的传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将白话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宋元话本，且长期以来，白话文学的读者一直是社会的普通民众。
大众使用的语言、大众喜爱的形式、大众认同的趣味，与白话文学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
金庸承继了中国传统白话文的优点，进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使传统的白话文闪烁出耀眼的光辉。
金庸小说的语言表述，初期的《书剑恩仇录》从雅，其中有大量诸如“丽若春梅绽雪，神如秋蕙披霜，两颊融融，霞映澄塘，双目晶晶，月射寒江”之类的骈体文言，中期的《雪山飞狐》、《飞狐外传》是从新，内有许多所谓的“新文艺腔”，自《射雕英雄传》开始趋向成熟，至《天龙八部》、《鹿鼎记》而臻化境。
总体来看，金庸小说的语言真正做到了口语化，明白流畅，言文一体；语言优美，生动活泼，继承了古典诗、词、曲、赋的优秀语言传统并将其融入小说的叙事语言之中，发挥了汉语特有的诗化优点；语言丰富多彩，将成语、方言、俗语全部归入现代化的口语之中。
清末民初之时，传统文学的白话文虽然也有少数比较清新自然，但大多数市井气味较浓。
至三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他的小说非但能流畅地叙事，也可以自然地描写，使白话文的市井味稍减。
金庸小说中的白话文，继承了白话文接近大众的特点，并且消除了它在早期艳俗的弊端，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力，从而造就了一个现代白话语言的宝库。
横向比较，金庸小说中的语言没有新文学所造就的白话文的欧化腔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腔，纯粹是地道的白话，因而更能为大众所喜好，被大众所接受。
在思想文化阵地西风劲吹的今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受到严峻挑战的时代，金庸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语言选择对我们不无启迪。
三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等其他通俗文学类型的重要区别在于，武侠小说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可兼容政治与社会、文化与历史，有足够的空间供作者纵横驰骋。
武侠小说的这一特征，对作家的学识和修养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向人们展示了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与丰厚的文化修养。
以致于冯其庸先生称：“一个小说家具备如此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而且文章如行云流水，情节似千寻铁链，环环相扣，不可断绝，而且不掉书袋，不弄玄虚，平平叙来，而语语引人，不可或已，这已是十分难得的了。
”严家炎说：“我们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象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
”金庸的小说纵横万里，其中人物南来北往，东奔西走，跟随其后，可令人们畅游万里江山，领略千种风情。
金庸对祖国的名城故都、古迹名胜、名山大川、沙漠戈壁、草原海洋等各种各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了准确、细致、生动的艺术描写。
使人坐拥山水、神游乾坤。
金庸的小说不但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而且有佛经道藏、儒墨之书，及至摩尼教等奇异教派的经典习俗。
至于文章典故更是信手拈来，俯拾皆是。
除此之外，金庸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
金庸的小说上下千年，对辽、金、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历史线索、民族矛盾、政治体制、典章文物以及野史典故、神话传说均有涉猎。
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在朝代更替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而此时往往聚集着激烈的民族矛盾。
金庸在处理民族矛盾时，充分利用了其渊博的历史学识，表现了不凡的才情与见解。
表现在：他突破了严守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
金庸在其作品三联版序中如此说：“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王朝的正统观念很强。
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进步之故。
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史学家持此观点不足为怪，作为小说家，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而这恰恰可说是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
因此，在描写国家、社会、历史时，金庸用现代意识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消解了大汉族主义，质疑了通行的本质化了的“中国人”定义，使得金庸的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梦想。
四缺少自由精神是中国传统写作中的痼疾，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作家大都受“文以载道”观念的制约。
多了救世之心，少了创作真文学之意，无怪乎陈寅恪当年为精神的沦亡而感叹。
纵观历史，包括文学史，可见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乃是大学问形成、大作品出现的先决条件。
金庸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他如同自己笔下的大侠一样，无拘无束，敢爱敢恨，堂堂正正做事，本本色色做人。
他顶住了商业利益、大众趣味的诱惑，宁愿放弃巨大的商业利益，在创作的鼎盛时期时毅然封笔，继而费时十年，全面修订已发表的作品，此举在武侠小说史上可说是前无古人，金庸对文学执着的信念可见一斑。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金庸本人以武侠小说的创作为副业，主业是为《明报》撰写政论文章，对中国大陆六十年代因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难民潮，文革中的左翼思潮与作法等，他均逆流而上，持批评态度，而成为众矢之的，可见其勇气。
此种勇气，不仅体现于行事，也体现在他的小说写作之中，作家的作品总是与其人格紧密联系的。
金庸的自由精神，使他获得了创作心态的松弛，从而达到了心理境界和艺术创作中的本质回归。
使其于有意无意之间，兼具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共同性，综合了两者之长，扬弃了两者之短，在雅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金庸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在一般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所谓的雅文学作家更是难以想象。
他的小说有时比现实主义更讲究细节的真实与可信，有时比浪漫主义更讲究虚构与夸张，有时比古典主义更加古典，有时比现代主义更加现代。
故事、传奇、神话、历史、寓言，他的小说兼而备之，令人耳目一新，摆脱了传统中国文学平庸乏味的局面。
在审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单维现象，增加了神奇世界的内容。
同时，在冲破了前人规范和禁忌之后，金庸并未忘乎所以，而是注意了探寻和创造自己的艺术规则，把握住艺术分寸。
金庸的小说是传奇的故事，但并非一味的为奇而奇，恰恰是奇而求真，他的奇幻荒诞的情节构成了一种艺术与哲学的本真的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艺术寓言。
以自由心态看待艺术，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创作，将游戏与艺术真正统一起来，将游戏的自由愉悦与艺术的求真求美结合起来，于是，便造就了金庸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