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剧本中对白对角色塑造有什么作用
要知道怎样写好人物对话，首先得知道什么是对话。
对话，就是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自白和互相间的讲话。
在有的书里，称之为“会话”，较为通用的称为“对话”。
“对话”在一篇文学作品中起很重要的作用。
郭沬若同志曾讲过，“小说注重描写，我感觉它和绘画的性质相近。
它的成分是叙述和对话。
叙述是作家自己的语言，对话便应该尽量地采用客观的口语。
”在这里，郭老是把对话与小说中的描写相并列的。
在写作中，各种对话极为常见，使用得相当广泛。
可以说，它是文学作品组成的主要形式之一。
人物对话，对于刻画人物性格，发展故事情节，反映人物心理活动，描摹人物语态，间接地描写景物和人物，都具有重要作用。
怎样写好人物对话呢
首先就是要求你所写的人物对话要有个性。
写人物对话要符合人物的身份，要符合他的性格特点。
人物不能说着千篇一律的话。
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的人都让他说一个腔调的话，就不会塑造出活生生、有血有肉、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
其次。
对话要写得简练。
对话不能罗哩罗唆，人物讲话不能没完没了。
要求少而精。
鲁讯先生曾说：“对话也绝不说到一大篇。
”话说多了，往往反而没有力量，反而影响文字的表达能力。
当然，也不是对话越少越好，而是要求适当，要较为简洁。
要选择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的对话语言。
再次，对于人物对话，要注意从生活中人们的口头语言中加以选择、提练。
人们口头语言中有大量健康、优美、生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当然也有不健康的糟粕，我们不能兼收并蓄，要加以必要的选择、提练和加工。
要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尤其要选择那些典型的能反映人物思想本质的话语，来表现人物，自然主义的倾向是应当反对的。
郭沬若说：“对话部分要看你写的是什么人，要适合于他的身份、阶级、年龄、籍贯、性别，而尽量使用自己的语言。
这事相当的难，非有充分研究和经验是不能够运用的。
”这个研究过程，也就是加工提练的过程。
经过加工提练，才能用准确、生动、个性化的语言，写出栩栩如生的人物来。
求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社会背景，问一下里面对一些关键句经典对白的评析
关于简·奥斯丁，应该从哪儿说起呢?著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夫有句名言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
”简·奥斯丁(1775—1817)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庭，本人一生四十多个年头的岁月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理智与情感》(1795)、《傲慢与偏见》(1796)、《诺桑觉寺》(1798)、《曼斯斐尔德庄园》(1812)、《爱玛》(1814)、《劝导》(1816) ——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看来平凡而琐碎。
在她的六部小说中，没有拜伦式慷慨激昂的抒发，也极少见惊心动魄现实主义描。
对于简·奥斯丁，要想捕捉她的“伟大”之所在，应从何处下手呢?她笔下那一场一场的舞会、一次一次的串门喝茶、一顿一顿的家宴和一一的纸牌，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散步、闲谈等如何能体现她的小说艺术的伟大呢? 评价奥斯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题材问题。
毫无疑问，奥斯丁是写小材的。
据她自己：“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是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
她还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二寸象牙”上“细地描画”。
这是奥斯丁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
当有人建议她在创作上改换路子写这写那，她都婉言谢绝，坚持说：“不，我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按自己的方式写下去……” 小天地可以反出大问题。
别小看“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尽在其中。
至少在奥斯丁的作品里是如此。
《傲慢与偏见》为例，仅第二十九章罗新斯庄园的一次宴请和饭后的一桌牌就说明了多少问。
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仅凭自己的家产、地位便在柯林斯牧师夫妇面前那样骄横，柯林斯牧师竟对她那样谦卑，他被邀请为夫人凑上一桌牌，便到不胜荣幸，“他赢一次要谢她一次，如果赢得太多，还得向她道歉”。
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阿谀奉承问题。
要知道，柯斯教区牧师的职务是咖苔琳夫人提拔的，他视夫人为“施”，当然不好意思再赢她的钱。
这仅是个小小的细节，却有趣地反映了当时教会对地产的依附。
至于威·卢卡爵士，既然本身已经封了爵位，何至于在牌桌上“不大说话，只顾把一桩桩轶事和一个个高贵的名字装进脑子里去”?原来，他是在镇上做生意起家的，曾在当市长的任内向国王献过辞，从而获得爵士头衔。
他是个商人变贵人的典型，骨子里还是个商人，难怪羡慕贵族，从莫里哀茹尔丹先生以来就是如此，或许可追溯到更早的罗喜剧。
再如，彬格莱先生和他的两个姊妹出场不久，第四章便交代说，“她们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体面家族。
她们对自己的出身记得很牢，可是却几乎忘了她们兄弟的财产以及她们自己的财产都是做生意赚来的”。
对于细心的读者，看到这“北部”一词，就一目了然。
彬格莱一家是在工业首先发达来的北部发家致富，这样赚来的钱带着臭气，与贵族攀交的彬格莱小姐当然不愿意正视它。
这是当时普遍的阶级心理。
后来的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北部与南部》中对照了农业的南部与工业的北部，更充分地描写了发了财的北部企业家在文化教养上的欠缺与自卑。
奥斯丁这里轻轻一笔带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不过，要论证奥斯丁作品的历史社会意义，要从根本上解决对奥斯丁的评价，还得从她大量描写的“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人手来说明题。
《傲慢与偏见》开卷第一句话便宣称：“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在这里，关键的字是两个：有“财产”和有“需要”。
原文中的in want of系指客观需要，不是主观 “想要”，这种提法使命题更具有“真理”的客观性。
《傲慢与偏见》便以班纳特一家为典型来检验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住在浪博恩村的班纳特一家是当地的第一大户班纳特先生的地产年进两千镑，刚够一家子的开支。
根据遗嘱上的附加条款，这份产业必须传给男性继承人，班纳特夫妇没有儿子，产业要由一位远亲继承。
他们的五个女儿没有生活障只能等着结婚。
因此，当有十万镑遗产的彬格莱先生租下邻近的尼日斐庄园时，就难怪班纳特太太，像四邻八合所有那些家里有女儿的太太一样，要这位尚未见过面的彬格莱当作自己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
真是女儿们的福气!” 《傲慢与偏见》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
对于那些待嫁的女孩子，彬格莱只是个抽象存在，她们远远看见他“身穿蓝上衣，骑着一匹黑马”就足够了。
关键有 “财产”。
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是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
因此，我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
我们也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 “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 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作者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定作用。
《傲慢与偏见》里描写了各种不同的婚姻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
夏绿蒂与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 ；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
《傲慢与偏见》也描写了人们对婚姻的不同追求与看法。
如咖苔琳夫人一心要把女儿安娜小姐嫁给外甥达西，以便“把两家的地产合起来”，她并且认为达西“有义”、“有责任”这样做。
有两万镑嫁妆的咖罗琳·彬格莱小姐一贯挥霍无度，喜欢与有身份地位的人结交，紧紧盯住年进一万镑的达西先生。
彬格莱小姐还极力阻止她哥哥与班特家的大女儿吉英之间的爱情，她希望哥哥娶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小姐，一来可以“增加财产、提高地位”，二来亲上加亲，可以此促成她自己与达西的婚事……。
达西的表兄费茨威廉上校是位伯爵的小儿子，不能继承家产和爵位，他坦白地向伊丽莎白说，自己挥霍惯了，在婚姻大事上不能不考虑钱财。
他说，在婚问题上只有达西有条件不受钱财的约束而自由选择。
对这形形色色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观，作道义上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使整个故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历来英国小说描写婚姻的不知多少，但像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那样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在英国小说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奥斯丁用最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
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的结婚是个典型。
柯林斯牧师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又受到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提拔，获得了教区牧师的职位，他有了房子，了很不错的收入，就缺个会理家又会陪伴他的驯服太太，加之他“施主”的怂恿，因此他急于娶妻。
从夏绿蒂方面而言，则她从这桩婚事中得到了房子、小园子、家具陈设等一个舒服的小家。
伊丽莎白去看望她时发现，“操作家务，饲养家禽，教区事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对她还没有失去其吸引力……”，“只要把柯林斯忘掉，其余一切都很舒适融洽”。
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有趣的是，没有财产的妇女的确嫁了有财产的单身汉，但在婚姻带给她的趣中，恰恰没有丈夫的地位。
这不是对小说一开始提出的“举世公认的真理”的有这样的亲戚是不配与有身份的人攀亲的。
在奥斯丁笔下，举止、言谈、风度、教养在现实生活中是会发生作用的。
譬如，吉英一度失去了彬格莱，正是她的至亲骨肉的行为失检造成的。
别的不说，单凭班纳特太太在大庭广众之下滔滔不绝地议论这桩婚事的好处，就足以把彬格莱吓退了。
现在回到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
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与伊丽莎白之间终于克服了财产与门第的悬殊，结为夫妇，manners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
如前所述，他们俩之间的隔阂首先是由达西在舞会上对伊丽莎白无礼引起的。
可是，后来又是manners把达西与伊丽莎白结合起来。
他们在彭伯里庄园偶然相遇，达发现，伊丽莎白的舅舅、伦敦商人嘉丁纳先生及夫人是极有教养的体面人。
班纳特太太固然缺乏教养，但他自己的亲姨咖苔琳夫人也同样不懂规矩。
至于说丽迪雅私奔造成丑闻，其实达西自己的妹妹乔治安娜也曾打算私奔，总之在亲属的教养问题上，他们两人的“账”互相抵消了。
纯粹属于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在彭伯里的新的条件下也完全烟消云散。
达西第一次求婚被伊丽莎白拒绝，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居高临下，自我中心；在彭伯里再次见面时，他彬彬有礼，与昔日舞会上的达西判若两人，使伊丽莎白大为感动……这时伊丽莎白才开始认识到，只有他(她)们两人在思想、感情、志趣上最投合。
当姐姐吉英问到她，怎么会爱上达西先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应该从我看见彭伯里庄园美丽的园林那一天算起。
”这话好像是指达西的财产，因此吉英要妹妹开玩笑，其实这话是双关语，除了指具体的庄园外，还指在彭伯里的园林里见到的一个新的达西。
也就是说，达西改了待人接物的态度，才赢得伊丽莎白的心。
可以想象，如果达西还是那么傲慢无礼，那么即使其他误会排解了，他们之间也不会产生爱情的。
这样说，奥斯丁是不是以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姻而否定了自己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呢?当然不是。
诚然，在达西与伊丽莎白疏远与和解的关系中，manners起了绝大的作用。
manners克服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包括财产地位的悬殊，但是眦nners本身不是超阶级的。
如前所述，manners包括举止言谈、礼貌风度，归根结蒂社会身份的标志。
达西与伊丽莎白在财产地位上有一定的悬殊，但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个阶级，即伊丽莎白说的，“他( 指达西)是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在这点上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重温恩格斯那段名言，应该注意到他说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从本阶级选择 ”。
我们通过表面的仪式”看到了选择过程。
更重要的是，manners的要求则保证这选择限于本阶级。
因此，奥斯丁对“仪式”和“教养”的强调不仅不削弱她在《傲慢与偏见》中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相反从“仪式”到实质，奥斯丁围绕资产阶级婚姻揭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的真理。
若说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是为恩格斯的论断做了形象的注释，这话也不为过吧。
奥斯丁素来长于刻画人物，有的批评家还认为在这点上她可以与莎士比亚媲美。
英国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在分析“立体”人物(与“扁平”人物相对而言)时便以奥斯丁的人物为例。
实际上，奥斯丁的某些人物基本上只是漫画，是扁平的班纳特太太和柯林斯牧师，他们身上只有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交待清楚了。
如小说的第一章寥寥数百字的对话就把班纳特太太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后来的言行不过是他们固有特征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如同音乐中的变调。
同样，柯林斯牧师的第一封信也是一幅自画像，他后来的言行( 书信)只不过是进一步的自我暴露而已。
奥斯丁的另一些人物，如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的性格就有发展，而且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合了福斯特对立体人物的要求。
但是无论如何，扁平也好，立体也好， 《傲慢与偏见》中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伊丽莎白、纳特太太、柯林斯牧师——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好可以从书本中走出来，我们仿佛听到伊丽莎白爽朗而调皮的声、班纳特太太那喋喋不休的抱和柯林斯牧师滔滔不绝的废话。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斯丁在描写人形象时使用的嘲讽语调和喜剧手法，当她说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时，她的语言还仅是简洁而准确的。
但当她接着写到“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自以为神经衰弱”时，就含有嘲讽了。
奥斯丁还善于自己躲在后面，让人物通过最普通的语言自己暴露自己。
《慢与偏见》开头时，班纳特太太急于抢先认识彬格莱，不指望靠郎格太太的介绍，她说“我不相信郎太太肯这么做。
她自己有两个亲侄女。
她是个自私自利、假仁假的女人，我瞧不起她” 。
而第五十四章到了故事的结尾，吉英与彬格莱的婚事已成定局，班纳特太太心里高兴，又提起位始终没有露面的郎格太太，说：“我觉得郎格太太这个人真是太好了；她的侄女儿们都是些规规矩矩的好姑娘，只可惜长得一点也不好看。
我真喜欢她们。
”这两段话一前一后，遥相呼应，不是把班纳特太太嫁女儿的竞争心理以及她的反复无常、自我中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吗?再如柯林斯牧师把班纳特一搅了半天也没有娶他们的女儿，班纳特太太早就对他烦透了，而柯林斯牧师临走时还“答应”给他们“再来一封谢函” ! “答应二字用的好，充分点出这个厌物的钝，竟丝毫没有觉察出班纳特一家人永远也不想见到他或收到他的片言只语!又如对咖苔琳夫人的描写。
咖苔琳夫人的马车路过门口，柯林斯牧师全家手忙脚乱出去迎接，伊丽莎白却说“就是这么回事吗?我还以为是猪猡闯进了花园呢，原来只不过是咖苔琳夫人母女俩。
”这话虽然说得挖苦，戳破了咖苔琳夫人自己吹起来的唬人架势，但过于直率不够含蓄。
再看下文中对苔琳夫人的描写：“只要哪一个佃户不驯服、不知足或穷得活不下去，她就亲自出马到村子里去调解纠纷、压制怨言，把他们骂得恢复太平与富足”!她请柯林斯等人吃饭，饭前“打发客人到窗口去欣赏风景”，饭后又要大家聆听她来“断定第二天的天气会如何”。
这里仅仅通过几个小词的安排，一个专横跋扈的老太婆的讽刺画像便跃然纸了。
在《傲慢与偏见》这样一部以喜剧性为基调的作品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基本上只有性的人和愚蠢的人，骗子韦翰也许除外。
但读者可能会注意到，韦翰完全是从外部描写的，读者无法真正了解他。
他在故事中主要起道具的作用。
而对书中的蠢人，作者不仅让他们自己暴露自己，并且还用喜剧手法让他们以自己的愚蠢惩罚自己。
如咖苔琳夫人兴师动众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原是要扼杀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爱情，可是，事实上，正是她这一举动为这一对相爱的人沟通信息，促成了他们的结合。
伊丽莎白调地说：“咖苔琳夫人倒帮了极大的忙，她自己也应该高兴，因为她喜欢帮人家的忙”，作者就这样把这位又霸道又可笑的老太婆给打掉了。
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其他人物的愚蠢都是通过她反映出来的。
如在尼日斐花园举行的舞会上，班纳特太太和她的小女儿们的不得体的言行都是通过伊丽莎白的眼睛看见的；当时吉英与彬格莱眉目传情，根本没有注意，只有伊丽莎白为她们脸红。
她“觉得她家里人好像是约定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尽量出丑，而且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那样起劲，从来没有那样成功”同样，关于彬格莱小姐的种种心计，吉英总是从最好的方面去理解，也还是伊丽莎白敏锐地觉察出她们姐妹俩的不怀好意。
班纳特先生在第一章里，当伊丽莎白还没露面时就说过，“别的女都糊涂，只有伊丽莎白聪明”等话，也给我们从心理上作了准备，使我们产生一种印象、一种期待，似乎伊丽莎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作者通过而对全书的人和事做出判断，好像勃朗特之于简·爱一样。
的确，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花了很多笔墨刻画她的性格，资质聪明，思想活泼，性格开朗，有幽默感，喜欢笑别人，也同样能笑自己。
对于彬格莱小姐的暗箭，她反唇相，对咖苔琳夫人的无礼，她胆敢顶撞。
她凭自己的聪明大方博得了众目所瞩的男子达西先生的爱慕，击败了“情敌”彬格莱小姐，有如简·爱击败了布兰小姐与罗契斯特先生相爱一样。
但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伊丽莎白是全书中兴趣的中心但还不是判断是非曲直的尺度，即不是“意识”的中心。
事实上，伊丽莎白不是严格义上的正面主人公形象，作者并没有始终一贯地从赞赏的眼光描写她。
读者会注意到《傲慢与偏见》进行到四分之一，即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作者对丽莎白的描写在基调上发生了变化：她从 “聪明人”变成了“愚人”事情是从伊丽莎白在麦里屯碰到民兵自卫团的军官韦翰开始的，伊丽莎白立刻被韦翰一副“讨人喜欢”的仪表迷住了。
韦翰跟她一见如故，滔滔不绝地洗刷自己，中达西先生，那话里破绽百出，聪明过人的伊丽莎白竟然毫无察觉，完全韦翰牵着鼻子走。
这时奥斯丁笔锋一转，改用嘲的笔调描写伊丽莎白，如说她看着韦翰，心里觉得，他“越说话越显得英俊了”。
其实他正在那里编排一席谎言哩!她为他抱屈，心里责怪达，“怎么竟如此对待像你这样的一个青年，光凭你一副脸蛋儿人家准知道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她与韦翰分手时“满脑子是他的形象”，“一心盼着跟他跳舞”，“穿着打扮格外用心”，总之，现在伊丽莎白自己成了被嘲讽的愚人了。
她对韦翰的着迷已为别人所察觉，如她的舅妈就提醒她要“谨慎”，她的朋友夏绿蒂也劝她“别作傻瓜，为一个韦翰而得比他高十倍的达西”，而伊丽莎白恰恰当了这样的“傻瓜”，傲慢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
这完全不能跟《简·爱》的简·爱拒绝嫁给罗契斯特相提并论。
《傲慢与偏见》第三十五章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的求婚没有任何保卫妇女格不受侵犯的含义。
当我们想到伊丽莎白是在对韦翰着迷，听信他的谗言的情况下才拒绝达西的求婚时，她的那副姿态不是有点可笑吗?第三七章是伊丽莎白成长过程重要转折。
看了达西的信，她不仅知道了韦翰一达西关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她对自己达到了一种新的认识。
她现在突然认识到，当初，第一次见面，韦翰就滔滔不绝，自称自赞，是多么有失体统，何况又言行不一，而她自己竟毫无察觉，上了大当。
她悔恨自己“盲目、偏心眼儿、有偏见、荒唐”，“完全被虚荣心牵着走…”。
最后她说：“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自己”，这或者就是西方评论所谓的epiphany，亦可称为“顿悟”吧。
伊丽莎白克服了偏见，达西也收敛了傲慢，两人新的境界里结合起来。
至此，小说也达到顶点与高潮。
在此之后，就是收拾故事的各条线索而已；就人物塑造而言，已部完成，不再有什么发展。
失去了嘲讽的、喜剧性的基调，《傲慢偏见》的最后部分就少了奥斯丁特有的韵味。
如伊丽莎白与达西最后定情的那段话：“她立刻吞吞吐吐地告诉他说，……她的心情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愿意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他这一番盛情美意。
这个回答简直使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他正像一个狂恋热爱的人一样，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无限乖巧、无限热烈地向她倾诉衷曲……” 比起先前那些机智的斗嘴和带挖苦的叙，这段交代多么乏味!显而易见，对奥斯丁来说，嘲讽是她的小说艺术的精髓。
纵观《傲慢与偏见》，可以说，奥斯丁对决定婚姻关系、乃至人的一切关系的物质原因可谓揭露得深刻，但这种揭露，在这部喜剧性的世态小说中，不是凶狠的，不是感伤的，不是道德义愤的，也不是玩世不恭的，而是嘲讽的。
奥斯丁的嘲讽渗透于全书的字里行间，在物塑造上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叙述中的灵魂。
但这种嘲讽不是文字游戏，也不在象品格上兜圈子，而是紧紧围绕对人们的现实关系的揭露。
总之，观察的深度与才气横溢的嘲讽在《傲慢与偏见》中凝炼为一部闪耀着喜剧光彩的现实主义杰作，摆在世界名著的行列中间毫不逊色。
序里应该都有了，你看看吧
剧本和小说的区别
小说:表现手法以叙述为主 剧本:表现手法以对白为主 表现手法截然不同,这是小说和电视文学剧本写作的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区别。
写小说,自然离不开刻画人物、讲述故事、描写人物肖像和心理、描绘社会和自然环境、交代相关人物和历史背景等等,表现手法是以叙述为主;写电视文学剧本,同样也要刻画人物、讲述故事、剖析人物心理,但表现手法恰恰不能使用叙述,而是以人物对白为主。
近年来,许多小说使用间接引语,说白一点,就是人物对话不加冒号和引号。
这种文本的效果,淡化了对话,增强了叙述感,突出了整体性,但往往也给阅读造成一些障碍,人称容易混淆。
对于小说的叙述,老舍先生曾说过类似的话,这是小说所有表现手法中最难掌握的,需要大量的训练和琢磨方可入道,搞不好就会索然无味、就会干了吧唧、就会不知所云。
如何把叙述做得地道?老舍先生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开出一剂药方,他说,在叙述中融进感情色彩,加入和生活细节。
本人照方抓药,医治顽疾,写起小说来,果真获益匪浅,并将此运用到所从事的职业新闻报道的写作中,同样效果甚佳,屡试不爽。
小说作为叙述性文体,自然要以叙述为主,但并不是涵盖所有的小说,有些刻意追求的小说除外。
如林斤澜的,通篇没有一句叙述,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醉鬼在絮絮叨叨、颠三倒四地说醉话(尽管也可以理解这是借用一个人的口吻进行叙述)。
这种风格样式一般限于短篇小说,作为中篇或长篇,如果通篇用一个人物的说话来结构,作者不被逼疯了才怪。
写电视文学剧本,除了少量的旁白,小说式的叙述几乎一丁点儿也用不上了。
如果将小说改编成供拍摄用的电视文学剧本,必须要把小说通过叙述表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活动,想办法变为人物对白。
结合小说和剧本试举一例,一看便知。
小说叙述: 几十年来,王一斗重复地做着同样的梦,有时清晰,有时朦胧,内容大同小异,几乎一成不变,结局都是被金条烫醒,每次醒来,手掌都感到火辣辣地疼。
王一斗请过不少睁眼的瞎眼的睁一只眼的瞎一只眼的,但都无法解析这个梦,也说不清这些年为啥总做同样一个梦。
只好认同满囤妈的话:“都怪你不开眼的爷爷给你起了个一斗的名儿,你这辈子顶多就是一斗粮食的命,穷疯了就做发财梦呗。
” 剧本人物对白: 王一斗大叫一声,醒了:啊——— 满囤妈:又做你那发财梦了吧? 王一斗伸开手:那金条就像是刚刚浇铸的,烫得我手火辣辣地疼。
满囤妈:同样一个梦,做了几十年,你哪次不是让金条烫醒呀?有本事,拿回一根真的金条来,哪怕让我过过眼瘾也行啊……我算看透了,你这一辈子,就是一斗粮食的穷命!想发财?做梦吧! 王一斗:要说这梦,也真邪门了!自从住进这院子,几十年了,为啥总是做同一个梦?每次还都不走样儿,有时清楚,有时模糊,有时像是在梦里,有时又像是真的。
既然电视文学剧本表现手法是以人物对白为主,那么人物对白越生动、越口语越好。
对此,作为和等非常有影响的电视剧编剧、著名作家刘恒一语中的,他说,作为电视剧的编剧,第一能力是复原口语的能力。
复原绝对不是照搬,而是经过艺术的加工、提炼和升华。
有些编剧总也摆脱不掉书面语言,根本原因就是复原口语能力低。
电视剧里的人物对白是否口语化,是编剧最重要的基本功,是考验编剧、衡量编剧、决定编剧作品好坏和作品多少的试金石! 如何把人物对白写得生动、写得口语化?捷径只有一条,刻苦地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向书本学习。
听来,这似乎像吃了大蒜的嘴里发出的味道。
但以我的体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途径可言。
这里需要申明的是,人物对白口语化,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大白话,而是经过精心提炼、反复琢磨、逐字逐句、冥思苦想推敲后,才可落在纸面上。
刘恒说,剧本对人物对白的要求非常严格,要从台词中焕发出生动性,用台词来刻画人物、推动故事发展。
写有《倾城之恋》等电视剧的著名编剧邹静之说,写好对白特别重要,不要流俗地写对白,要有生命。
何为对白的生命?我理解,一个字,活!要想让对白活起来、有生命,这很熬人、很要功力,需要长期练习、潜心钻研,再加上天赋,才可修成正果。
苦啊! 小说表现手法以叙述为主,电视文学剧本表现手法以人物对白为主,是两种文体所决定的。
以本人的体会,在面对两种文体时,创作的思维状态和微妙感觉也完全不一样。
写小说时,感觉似乎自己在与自己心灵交流,作者犹如当事者;而写电视文学剧本时,感觉似乎剧中人物与人物直面对话,作者仿佛是旁观者。
相信有过两种文体实践的朋友,都会有相近的细微的感受。
小说:塑造人物可以调动一切手段 剧本:塑造人物只有靠台词和动作 无论传统小说还是电视文学剧本,塑造人物是作家和编剧的首要任务。
如何塑造人物,两种文体采写小说,塑造人物、刻画人物性格可以调动叙述、白描、对话、动作、心理描写、肖像描写等一切文学手段,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十八般武艺,尽显神通;而写剧本,塑造人物、刻画人物性格只有台词和动作这两种外化的基本手段,同时还得要肩负推动情节、讲述故事,甚至搭建结构的重任。
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最终根植于读者心中,一百个人心中可能有一百个林黛玉,一千个人心中可能有一千个贾宝玉。
电视剧就不一样了,剧本塑造的人物形象通过演员二度创作,最终活生生地映入观众的眼睛,一百个人眼里往往只有一个林黛玉,一千个人眼里往往只有一个贾宝玉。
用的手段区别很大。
于小说如何塑造人物、刻画人物性格,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谈一小点,即不要停下你的故事进行静止的人物肖像描写(而静止的肖像描写在我们看到的小说里比比皆是)。
对此,老舍先生早有教导。
写一个姑娘出场,不要急于静止地介绍她“梳着一条大辫子,长着一对儿浅浅的酒窝和两扇长长的眼睫毛”,而是让她先言语起来、动作起来,将她的肖像通过她的言行不经意间一点点地传递、渗透、熏染给读者。
比如,她生气了,“把大辫子往后一甩”;她哭了,“泪水打湿了长长的眼睫毛”;她又笑了,“露出一对儿浅浅的酒窝”。
鉴于此,本人曾向书法家求了一幅草书,“让你的故事流动起来”,挂在书房,以作自勉。
小说在言行中完成肖像描写,起到刻画人物作用,这一点与电视文学剧本可谓异曲同工。
邹静之说,所有人物在电视剧里出场都应该带着事,一定要给他一件事情,这个人就一下子出来了,他的面目(性格)也出来了。
剧本里,人物是否“梳着一条大辫子,长着一对儿浅浅的酒窝和两扇长长的眼睫毛”,根本不用你编剧瞎操心,编剧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这个“刀刃”就是人物台词和动作(事件)。
而一个人物在剧中说什么台词、做什么动作,归根结底是人物性格决定的。
一个人,阅历如何,身世怎样,学识深浅,心眼好坏,从事什么职业,身体是否健康,有什么爱好和习惯以及家庭环境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性格形成、行为准则和道德取向。
对一部电视剧而言,主要人物性格,决定剧本风格,决定故事走向,决定戏剧冲突,决定起承转合……决定剧本的一切!邹静之说,写电视剧,我的心得是认认真真做好梗概和分集梗概,还要做好特别细致的人物梗概(小传)。
当你计划原创或把小说改编成一部电视文学剧本时,不妨先把剧中确定的人物写一个小传,主要人物可以写一两千字,次要人物可以写七八百字。
不要以为这样会耽误工夫。
磨刀不误砍柴工。
当你后来进入剧本创作时,以至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你会感到当初写人物小传有多么重要!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掏心窝子的真实感受。
戏剧上欣赏人物语言分析人物形象的作用是什么
电影对白就是电影中演员说的话。
作用就是让观众更加清楚的知道演员在干什么，说什么，在有声电影中是很重要的。
在戏剧冲突的高潮中，一句关键性的台词不但刻划人物的性格，也同时表达剧中人的思想和情操。
一个好的剧本，戏中无废话。
每一句对白，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有用。
它们分别起着揭示表达思想感情、交待人物关系和背景、进行剧情连接、解释镜头内容和推动剧情演进的不同作用。
衡量一个演员语言技巧的高低，就要看他是否能准确无误地、恰到好处地完成语言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