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家族扫墓通知怎么写?
家族扫墓通知每逢佳节倍思亲，为了继承中华民族孝心的优良传统，缅怀逝去的父母长辈，同时也为了增进亲戚们的感情，趁着春节期间大家都在家，过了春节大家又各在四方了，现决定在农历正月初五大家一起去扫墓祭奠，请大家踊跃报名: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求清明节的文化内涵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莫过清明”的农谚。
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的妃子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
申生的弟弟，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
在流亡期间，受尽了屈辱。
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地各奔出路去了。
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
其中一人叫介子推。
有一次，饿晕了过去。
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
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
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
有人在面前为介子推叫屈。
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
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
晋文公只好亲去请。
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
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
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
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
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
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
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
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关于清明三句半
今年10月25日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诞辰100周年。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追记这位抗日女英雄的光辉业绩和壮丽人生，对于我们缅怀过去，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一）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人，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赵一曼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大地展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曙光，新思想、新风尚与旧道德、旧观念在进行激烈斗争的年代。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
赵一曼在大姐夫、中共党员郑佑之的帮助下，结识了共产党员何珌辉、刘亚雄。
他们经常把《向导》、《中国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寄给赵一曼看，坚定了她反抗封建制度、进行社会革命的意志。
1924年，赵一曼经何珌辉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赵一曼入团后，由于积极参加团的活动和要求外出读书，引起封建家庭的不满。
特别是操持家业的兄长像“阎王”似的以“三从四德”封建礼教严厉地管束她，使她失去自由。
为了反抗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赵一曼写了一篇约3000字的《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的文章，发表在1924年8月6日的《妇女周报》上，有力地向封建家庭专制制度进行了挑战。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
1925年秋，白杨嘴村成立了团支部，赵一曼担任支部书记。
为了发动妇女参加革命，她与二姐 共青团员 组织起“妇女解放同盟会”，发展会员180余人。
领导妇女学习文化，争取自由、平等，开展反对“三从四德”的斗争，使妇女解放热潮不断高涨。
赵一曼所进行的革命活动被封建家族的叔、伯视为大逆不道。
为了彻底摆脱封建家庭，1926年2月，赵一曼在二姐的协助下，毅然出走，来到远离家乡的宜宾县城。
在宜宾县立女子中学，赵一曼一面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一面在同学中进行革命宣传，带领同学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在她的带动下，同学们纷纷剪掉了发辫，没人挽发髻。
赵一曼在宜宾女中，聪明伶俐、活泼乐观、勇敢泼辣，因而深受同学的敬佩。
在女中学生会改选时，她被选为常委，并代表女中参加了宜宾学生联合会，为学联常委之一。
1926年春，中共宜宾特支成立，赵一曼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久，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日来到了，赵一曼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带领同学冲出校门，走遍全城热闹的街市，开展反帝反封建讲演活动。
同年端午节前夕，在宜宾发生一场抵制“仇油”（在反帝斗争中，日英等外国货被称为“仇货”，煤油被称为“仇油”）的爱国斗争。
赵一曼是这场斗争的领导者之一。
由于赵一曼等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学运风潮不断高涨，使学校当局十分恐惧。
1926年7月中旬，学校以“嚣张”罪名，把赵一曼及另外几名学生代表开除出校。
赵一曼等被开除的消息公布后，激起全校学生的愤慨，同学们组成“退学团”，以示反抗反动当局对爱国学生的迫害。
此时，北伐战争节节获胜，大革命的洪流奔涌向前。
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在宜宾公开成立，创办了中山中学。
赵一曼和其他退学的同学一起进入中山中学学习。
不久，党组织为了进一步培养赵一曼，决定送她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赵一曼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被编入女生队。
从而，开始了紧张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生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5月，夏斗寅在湖北发动叛乱。
这时，赵一曼不顾自己患肺病住院，走出病房，奔赴战场，参加了攻打叛军，保卫武汉的战斗。
7月，汪精卫叛变，至此，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这种形势下，组织安排她转移到上海，同年9月，又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赵一曼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
她积极克服文化程度低的困难，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努力学习俄语。
1928年4月，她与同学陈达邦结婚。
同年年末，组织决定让她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那时，赵一曼正怀身孕，根据她的特殊情况，完全可以向组织提出暂不回国的请求。
陈达邦也对她说：“等生了孩子后，我们一起回去。
”但赵一曼不同意，她说：“要服从党的决定，孩子可以回国生，宁可自己困难，也要服从分配。
”表现出她所具有的坚强党性。
赵一曼回国后，曾在湖北宜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以后又调到南昌，在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
1929年11月，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到破坏。
赵一曼侥幸脱险。
这时，南昌一片白色恐怖。
但赵一曼为了让组织及早营救被捕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背着孩子，沿途乞食，辗转来到上海，向中央及时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赵一曼为了不因照顾孩子而使工作受到影响，便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的妹妹陈琮英 任弼时夫人 送到湖南陈家抚养。
此后，她便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她曾参加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东北人民反抗侵略者。
同时，派出大批干部来东北组织、领导反日斗争。
赵一曼就是其中之一。
1932年6月，赵一曼到东北后，先在沈阳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以后，又来到哈尔滨，任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组织部长，兼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
为了便于从事秘密工作，按组织决定她与省总工会书记老曹（黄维新）结为假夫妇。
在哈尔滨，她受组织委派，曾给革命青年讲过政治理论，教育青年要把革命理论记在脑子里，落实在革命行动上。
她曾在太阳岛与正在开会同志们一起处死一名前来侦探的伪警察。
她常到老巴夺烟厂、三十六棚机车车辆厂、电车厂进行反日宣传，发展工会会员。
1933年4月2日，她与老曹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
在赵一曼的指导下，罢工委员会发表《告市民书》，在市区张贴大量传单、标语、宣传画，呼吁市民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
电车工人罢工进行两天，市区交通中断，城市陷于瘫痪，造成很大影响。
在罢工工人的坚决斗争下，日伪当局不得不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此次罢工取得了胜利。
为指导抗日武装工作，赵一曼曾两次到海伦县巡视指导，并参加海伦游击队的斗争。
赵一曼自从到东北，为了驱逐日寇，光复祖国大好河山，经常废寝忘食，不避艰险地努力工作。
她曾以诗言志，表达自己矢志报国，为革命献身的思想感情。
她在一首题为《滨江抒怀》的诗中写到：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34年4月，中共哈尔滨市地方党组织遭破坏，满洲省总工会书记老曹被捕牺牲，赵一曼的处境也十分危险。
不久，她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离开哈尔滨，转移到珠河县（今尚志市）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特派员。
开始时她在珠河铁道南一带从事妇女工作。
为发动妇女，赵一曼深入到妇女当中。
白天，她与妇女们一道干活，教唱革命歌曲；晚上，组织妇女开会，她给妇女们讲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的道理。
在赵一曼的领导下，广大妇女被发动起来，参加了妇女会。
珠河的妇女会的活动十分活跃。
她们帮助游击队打水、做饭，为游击队员缝补洗涮衣服，做军服、军鞋、子弹带等。
她们还担负着护理伤员、抗日宣传、传递信件等任务。
在反日斗争中，赵一曼特别重视群众抗日武装的建设。
她和县委的同志们一道在珠河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十多支具有相当规摸的群众抗日武装。
在根据地里不仅建有不脱产的农民反日自卫队，还建有脱产的农民抗日武装“模范队”、“青年义勇军”。
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地方，肃清根据地、游击区内的汉奸走狗，配合游击队作战，并为抗日部队输送兵员，补充主力。
同年秋，一度参加抗日联合军的“黄炮”队叛变。
他们窜到根据地后，即遭到侯林乡农民抗日武装的有力抵抗，受到沉重打击。
1934年9月下旬，赵一曼领导地方农民武装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五常县背荫河附近活动。
日寇在这里设有一个秘密的用活人作实验的细菌工厂。
当时正好有十几个浑身浮肿，面无血色的人从敌人的魔掌中逃了出来。
当敌军正在追赶时，赵一曼率队冲了上去，向敌人打了一阵枪。
之后，把这些受尽日寇摧残的十几个人背扶回后方医院。
在后方医院里，赵一曼天天给他们端饭喂药，了解情况。
待他们康复后，召开了群众大会，控诉日寇用活人作细菌试验，血腥屠杀中国人的罪行。
这件事对根据地群众教育很大，激起根据地群众对日寇的无比愤慨。
在反日斗争中，赵一曼机智、勇敢，很是著名。
当时，农民武装缺少枪支，地下工作人员在县城里得到一批枪支弹药，但城门把守严密，运送不出来。
这时，赵一曼想出办法，她与一名女战士将枪支弹药用油纸包裹好，装在一辆马拉的大粪车里，由车老板向城门赶去。
守卫城门的日伪军一看是拉粪的大车，嫌臭，连忙挥手让快走。
就这样，一批武器从县城里运了出来。
事后，大家都佩服赵一曼的机智、勇敢。
（三）1934年12月，大批日伪军对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冬季“讨伐”。
由于叛徒吴某告密，敌人着重搜索我后方医院所在地四方顶子和苇塘沟一带。
当时，赵一曼脖子上长个疮，住在后方医院，不幸被敌人捕去。
在拘押期间，赵一曼有效地对伪军连长进行抗日宣传，她说：“你做事要想着你是中国人，在战场上我们兵戎相见，但你不能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同胞。
你杀我可以，但我绝不死在日本人手里。
”伪军连长听罢其大义凛然的话语，深受感动，启发了他的民族觉悟，最后将赵一曼释放。
1935年2月，赵一曼被任命为珠河县铁道北地区区委书记。
她继续在游击根据地从事党的地方工作，以支援、配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哈东支队扩编而成）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珠河游击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给日伪统治以极大威胁。
1935年7、8月间，敌人调动大批日伪军再次闯入珠河游击根据地，对抗日军民进行空前的“大讨伐”。
在这种情况下，珠河中心县委于9月10日召开会议，作出《目前哈东政治形势与我们任务的决议》，决定由赵尚志率领第三军主力离开珠河，去松花江下游汤原等地开辟新游击区，同时留下部分队伍在珠河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
据此，第三军二团大部随主力去汤原，其余部吸收珠河五区模范队、青年义勇军编成新二团留守游击根据地。
由王惠同任团长，赵一曼任政治部主任。
在反“讨伐”斗争中，赵一曼、王惠同率领新二团在珠河游击根据地与敌军进行数次血战。
当时，天气渐冷，战士衣着单薄，他们经常风餐露宿与敌人作战，有力地策应了赵尚志所率第三军主力部队的活动。
对于赵一曼的抗日活动，日伪报纸曾以“红装白马女匪首，狂奔于密林中”做过报道。
1935年11月15日，新二团在铁道北春秋岭活动时，被日伪军包围。
在突围激战中，我军虽击毙日军横山部队机关枪队队长古谷清一等数人，但也受到很大损失。
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被杀害。
赵一曼左手腕被敌人子弹打穿。
许多战士牺牲，队伍被敌人打散。
之后，赵一曼与另外四人转移至西北沟，在一所空房子里养伤，准备再找失散的队伍。
11月22日，由于汉奸告密，珠河伪警察队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和伪警察中队长张福兴率第三中队包围了赵一曼所住的房子。
战斗中，两名同志牺牲，赵一曼左腿负重伤。
在子弹打光，后退无路的情况下，赵一曼等三人被俘。
赵一曼等被押回县公署大院，正在珠河的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股长大野泰治见其流血过多，怕她死掉，取不到口供，便马上对她进行审讯。
审讯中，大野残暴地用鞭子抽打她，用鞭杆戳她的伤口，逼她承认共产党员身份，讲赵尚志部队的情况。
此时，赵一曼只是愤怒地瞪着大野，对组织的机密守口如瓶。
但当大野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
”时，赵一曼却一下打开嗓门，作出义正辞严的回答：“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还用得着解释吗
”接着，她对“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等欺骗宣传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进行了充分地揭露和严厉的控诉。
敌人从她的坚强态度上认为，她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
第五天，赵一曼由大野泰治亲自监视，从珠河乘火车，被押解到哈尔滨，关在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守所里。
以后，大野对身负重伤的赵一曼几乎每天用各种酷刑进行一小时的审讯。
但不管敌人是引诱软化，还是以死威胁，都不能动摇她坚强的革命意志。
她回答敌人说：“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会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运动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十余天后，赵一曼腿部伤口已溃烂，病情危重。
此时大野等敌寇仍不死心，决定给她治疗，幻想医愈后“好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
12月13日，赵一曼被送进哈尔滨市市立医院（现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旧楼）。
入院后，经Х光照相发现，其左大腿呈粉碎性骨折，在软组织中，竟有二十余块碎骨片。
敌人为了保住她的生命，决定给她做截肢手术。
但是，遭到赵一曼的断然反对。
以后，在市立医院外科大夫张柏岩的精心治疗下，赵一曼的伤势逐渐好转。
大约经三四个月，她已经能够拄着拐杖散步了。
1936年3月，赵一曼从第一病房迁到第六病房（现医大邻一曼街小二楼处）。
并派警士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监视、看护她。
董宪勋和韩勇义都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青年。
赵一曼常常向他们讲述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的活动情形，及在宾县、珠河、延寿等地深山里，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富有革命意义。
她把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虐罪行和驱逐日寇、推翻满洲国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写在包药的纸上，让他们看。
经过赵一曼的教育，董宪勋和韩勇义都表示要作一个反满抗日的志士，要帮助赵一曼脱逃，一起奔赴哈东抗日根据地。
6月上旬，从伪警务厅传来了将有一批伪警察调动工作的消息。
为了争取主动，6月24日，赵一曼召集董、韩二人开会，决定6月28日逃走。
（四）6月28日，是个星期天。
董宪勋与韩勇义乘医院公休，守卫松懈之机，于当晚9时，将赵一曼从第六病房后门抬入汽车。
之后，沿山街向太平桥方向开去。
到文庙附近屠宰场后身，赵一曼下车，乘上事先预备好的小轿，由轿夫抬着逃出哈尔滨。
当夜，赵一曼和董宪勋、韩勇义三人又在金家窝棚换乘一辆马车，向宾县三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奔去。
6月29日晨，敌人发现赵一曼逃走。
于是对28日出入第六病房的人员及车辆进行了严格的调查。
结果发现了那个俄国人司机。
根据他的口供，敌人又找到了道外轿铺，随即派出伪警察快速向宾县三区方向追赶。
6月30日晨，在仅距游击根据地二十里的李家屯附近，赵一曼等三人被敌人追捕。
赵一曼被捕后，敌人把她关进哈尔滨市伪警察厅拘留所（现东北烈士纪念馆地下室）。
残暴的伪警察厅特高股长林宽重指令凶手用汽油灌、皮鞭抽、烙铁烫、铁条扎等种种酷刑加倍折磨赵一曼。
但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
她怒斥特务头子林宽重道：“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与赵一曼同时被捕的董宪勋、韩勇义在其影响下，也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
一个月后，敌人对赵一曼再也无计可施了，于是决定将其处死。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敌人押解到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珠河县。
在前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镇定自若。
敌伪档案资料记载：“在押送途中，她虽然感到死亡逼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
”在列车中，赵一曼从押送的敌人手中要来纸笔，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感情炽热的遗言书：“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希望你，宁儿啊
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赵一曼写完之后，觉得余言未尽，又提笔写下了：“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 到了珠河，敌人把赵一曼架在一辆车上“游街示众”。
但她气势昂扬，视死如归。
当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赵一曼在珠河小北门外英勇就义。
临刑前，她举起铐着手铐的双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
对此，敌人资料记载说：“其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优秀儿女。
东北光复后，为了永远纪念她，当地政府将她从医院逃离哈尔滨时所经过的山街，改名为一曼街。
同时，将她遭受酷刑的原哈尔滨市伪警察厅改建为东北烈士纪念馆。
为赞颂、褒扬这位巾帼英雄，朱德委员长曾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
”郭沫若为其题诗：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
党的好女儿、忠贞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虽已逝去，但她胸怀壮志，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品格及从她身上放射出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本文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撰写
内蒙云家
“拜托了各位 谢谢
我来说吧 云家是内蒙古铁帽子王 内蒙的红十字会会长姓云 畜牧厅长姓云 内蒙古呼和浩特云光中 都是云家人 祖上是革命领袖乌兰夫的家族人 毛泽东那个年代乌兰夫是副主席 你百度可以查到嘛
温馨家族一周年祝福语
楼主，您好。
如家族兴旺、人丁兴旺、广纳百福、财源广进、望族等。
一家庭不但是社会最基本细胞，也是家族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家族势力的日益壮大。
传统上的所谓“家庭”通常是指在一位家长的主持下，共同居住共有财产的血亲组织。
古代家庭结构，一般是由父子两代或父子孙三代构成，其人口数如战国时期孟轲所说的有“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
汉代晁错在分析自耕农生活水平时，也是以“今农夫五口之家”来计算。
他们的说法常被后代作为推算古代户口的主要依据，可见两代人或三代人所构成的家庭是古代社会比较常见的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家庭”。
宋代以前福建也有大姓人家，如林、黄、陈、郑等，但是否存在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不见史籍记载，宋代时，朱熹弟子许俭，闽清人，因“三世不分异，庭无间言”，而被时人誉为“孝友”，只三代同居就赢得孝义的美称，可以想象当时福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并不多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值得考虑，就是唐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接连不断的大批难民渡江入闽，这些移民自身缺乏形成大家庭的客观条件，因为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明代时，福建有大家庭始见史书记载，连江县的杨崇家庭，六世同居，男女老幼有70口人，饮食一道，财产共有。
南平廖氏，五代同居，也同耕共食。
大田县吴氏六世同居，男耕女织，不分彼此。
福清县王荣也是六世同居，大小家人七百余口，不曾折箸争吵过，而且这个家庭一直发展到清代，是福建历史上受明清两代封建王朝表彰而名扬一时的大家庭。
这类传统大家庭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累世同居，二是财产共有，三是饮食合，整个大家庭事无巨细，全由家长定夺，大家庭的日常开支基本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正如陈支平教授在《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一书指出的那样：这种理想化、模式化的大家庭制度，只是个别的、临时性的，不可能是普遍的、永久性的。
因为这种大家庭制度严重束缚了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抑制了个人私欲的追求，不符合绝大多数人要求发展自己个体经济的愿望，也不切合实际，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是无法为庞大的家庭经济生活提供长期保障的。
所以，这样的大家庭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难于全面推行，一旦父母去世，兄弟间分家析产就在所难免，分裂为众多的小家庭，以明万历六年福建省人口为例，户数515307，人口1738793，平均每户的有3．3人。
可见明清两代福建社会还是以小家庭占大多数。
当然在闽西南山区，一部分客家人流行聚居一楼的生活方式，即人们所熟知的客家土楼现象。
每座土楼基本上是累世同居，平均居住人口上百个，房间也多达上百间以上。
以邮票上的永定县古竹乡的“承启楼”为典型代表，四环同心圆楼，康熙四十八年动工，历时三年才告竣工，现已居住第十一代人。
目前在福建已知的客家土楼达四千座左右，其聚族而居，历代相沿已成俗例。
客家土楼具有累代同居的特点，但不具备实行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有的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客家人没有形成四世、五世同居共灶的大家庭，而是分门立户”。
宋代以后，福建社会小家庭始终占主导地位，尽管封建王朝不遗余力地旌表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收效甚微，寥若晨星，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两代人或三代人构成的小家庭生活方式。
通过家庭的不断裂变，也使得家族团体不断扩大，同姓不同宗，同宗不同房的家族团体愈分愈细，越来越多，这都与明清时期小家庭的广泛发展管切相关的。
二福建人早在宋代就有零星开发台湾地区的举动，明代荷据台湾时，又有大批闽南人应募入台耕作，其中有的人随后回乡搬善过合安家。
如记载颜开誉就有迁家入台的事例。
记录此时也有郭一程在台娶妻立家。
但估计在台安家立业的人并不会太多，据1649年台湾荷兰长官费尔堡在一封信中所说，纳税的汉人有11339人，其中妇女有838位。
占8％左右，移民台湾的家庭不是很多。
时，有一批家属随郑军渡海入台，根据施琅说，明郑汉移民中，十人中有五、六个没有带家眷，男女比例比荷据时期要改善些，有家庭的人数占近一半，这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争迫使许多妇女逃离大陆，后来清王朝统一台湾后，有一半以上的台湾汉民家人返回大陆祖籍地，又使台湾社会的家庭数量急剧减少。
清领台湾后采取禁止搬眷人台的措施，进一步扩大了移民中的矛盾。
可见乾隆以前，台湾男女不成比例确实很严重。
清代台湾由于男女数量前后期反差比较大，因此台湾社会的家庭结构就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如果以道光年间为界，其家庭组合的类型就有所不同。
在前期，台湾社会除了一部分传统的以夫妻为主的小家庭外，更多的是其他类型的家庭，如移民时期，单身男子占大多数，造成家庭结构的不正常，有父子移民台湾，构成父子家庭，有兄弟同往台湾，组成兄弟家庭。
说有的兄弟同居长达数世之久。
还有许多是单身汉的家庭，在广大乡村中，四、五十岁仍未娶妻的男子为数不少。
这些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为了老有所靠，过有人祀，往往要设法抱养一个幼童作为继子，“盖台民无子者，买异姓为子，虽富家大族亦继异姓为嗣，谓瞑蛉儿。
”闽南人习惯把抱养异姓的孩童称“螟蛉儿”，有的移民特意返回原籍在亲戚间过继一个幼子，俗称“过房”，有的人到了垂暮之年，才考虑香火传承的问题，便出钱雇了一个青年入门招亲成家，继承家业和祭祀，有的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继子，就把产业托附给亲朋好友，请他们的后代兼顾烟祀，这就出现了绝嗣的家庭，在中所收录的一批托附字契就证实这一点。
移民的特定环境下，家庭的结构必然是形形色色的，而且来自不同的区域或不同的宗亲，在这种基础上构成的家族形式也与内地有所不同，那种以单纯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模式，在早期台湾出现得比较少，因为直系血亲关系的人数量有限，往往采取同姓合约式的联合形式，组成一定势力的家族团体，如时人所说：“台群聚族，鸠金建词字，凡同姓者皆与，不必其同技共派也”。
乾隆二十五年，清朝廷再次被迫允许移民携带家眷入台，使搬家入台成为新一轮移民潮的重要表现之一。
到了道光年间，妇女人数迅速增加，以夫妻为主的家庭逐渐普遍，传统的分家析产的习俗也随之流行。
如戴炎辉就认为：“清代台湾，以父祖死后即行分析为普遍现象”。
但那种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即使在后期也为数不多。
记载有八例，五世同堂有四例。
《淡水厅志节孝》记有张氏家庭六世同爨，算是代数延续比较久的大家庭。
其他县志罕见这类记载，在台湾，四世同食共财就可受到朝廷的旌表，但有清一代这类大家庭还是屈指可数。
三从以上有关清代台湾家庭结构演变的初步分析，就可以看出闽台血缘关系是非常密切，大量的福建移民冒险横渡海峡，入台开荒种田，等有了立足之地，又想方设法搬善过台，在台湾安家立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家族。
这些移民及其后代与祖籍地的家族有没有保持联系和交往呢
台湾学者尹章义先生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检阅的数千部族谱以及对台湾若干大族的研究报告中，都有记载与大陆家族的联系活动，有的家族与祖籍地租词的交往还十分密切。
台湾有的人认为清代后期台岛移民社会已向定居社会转型，台湾象族只是认同现居地的关系，而淡化了与祖籍地的祖源关系，这种看法显而易见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无论是在移垦时期，还是在定居时期；不论是第一代移民，或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后裔，都重视与祖籍地家族的联系，两地家族相互交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乡情族亲隔不断。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讲求宗亲合睦、互助互利的家族关系，不论你走到哪里，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是难以改变的。
福建新移民到台湾，总是投亲靠友，寻求乡亲族人的帮助。
为新来的乡亲排忧解难是宗亲间又不容辞的责任，这种事例在台湾各地开发史上比比皆是。
其二，两地经济互补。
明清时期台湾是一处新开发的海岛，生活物品与生产工具极为匾乏，如农耕工具、耕牛、陶瓷、布匹等，移民们都要从内地购置后想方设法带过去，在这方面也会得到家族的资助，而且一些家族比较有钱的人，还携巨资入台募民开垦土地。
其三，两地文化交往。
据史载，台湾在康熙二十六年，才有第一位的乡试举人，叫苏峨，泉州籍，应试以前移民台湾凤山县，后人议论地为冒籍举人，即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士子。
康熙三十三年，台湾始有第一个文进士陈梦球，祖籍同安，也被时人议为“冒籍”。
类似这种所谓“冒籍”应试的事例肯定还有不少，因为当时台湾刚刚开发，文化落后，福建一些家族生员，通过对岸族人的帮助，悄悄移民过去，利用台湾读书人不多的空子，以获取科举功名利禄。
乾嘉以前，台湾地方文化教育不发达，移民到台湾的福建人，大多也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民。
因此，在这阶段台湾大多数家族缺乏修编族谱的文化条件，而族谱是正源明宗反映家族来龙去脉的关键载体。
“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
各家族都非常重视修纂族谱，修族语也就成为两地家族间的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不少台湾家族是直接将故乡已编印好的族谱带过去，然后再增加台湾新家族的内容。
由此可见，两地家族同修纂族谱在清代已成惯例。
其四，两地祭拜祖宗活动，林其泉教授在《闽台六亲》一书中说：“以前，凡大陆去台人员，每年清明节前后，多派人回祖籍与留在祖家的同族房的人一起到山上祭拜祖宗坟墓，在清代几乎都这样做”。
可见闽台家族交往中最密切又最重要的是两地祭祖拜神活动。
正如台中简家祠堂的一副对联所表达的精神：千秋烟祀永在前，远可追，流可溯； 百世子引能继武，木有本，水有源。
八十年代以来，两岸人民交往日益频繁，家族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