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小说《金锁记》的语音形象
引导语：任何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其语言特色应当包括多方面。通常情况下，阅读时不仅仅是语言的字义在发生作用，同时潜在语音节奏，也以其“抑扬顿挫”的声韵，让我们感到一部优秀作品的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下张爱玲《金锁记》的语音特色。
小说《金锁记》作为张爱玲的精典之作，是让我们感受她的作品语言“圆通滑润”“婉转有韵”的一个范本。当张爱玲在向我们叙述一个有着不幸婚姻遭遇的女子心理变态故事的同时，也用语符的声韵、声调为我们弹奏出一曲深沉哀怨、凄幽宛转的旋律，体现了汉语言的语音形象在小说中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随境合韵因情变声
现代汉语虽不似古代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要表达单位，但汉语属词根语的特性决定了音节的相对独立性，音节与音节之间没有必然的顺序。因此，一个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可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自由地组合音节。汉语言的语音系统就是以音节为基本单位，具有“声、音、调”三元素，而语音形象则可分为四个方面：声调(字调)形象、语调形象、节奏形象、韵律形象。自古以来，使用汉语言的人十分讲究语言的搭配和协调，并由语音的组合形式不同而创制了不同的文体，如诗、曲、骈文等，而小说作品中的语音形象则却未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正因为如此，文章音节的声、韵、调组合若处理不当，就可能会直接影响听觉的审美感受。优秀的作家对每一个音节的处理都谨小慎微，对作品中的每个字词都经有反复斟酌，使其体
现出最微妙的语音价值。一如老舍先生“不仅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到每一个字的声音”，张爱玲也是如此。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不仅注意到音节之间的和谐搭配，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音节声、韵、调的选择与作品情节的发展、人物心态的变化有所关连，真正做到了“随境合韵、因情变声”，使语音形式与作品内容相得宜彰，收到了美妙的艺术效果。
原文引用：(1)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2)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3)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的引子段。其核心句是(1)(2)(3)句，最后一个音节分别是“上”“亮”“凉”，都是以鼻辅音收尾的“iang”韵。汉语中，鼻辅音本身有乐音成分(它如：长征组歌中有的声部完全以鼻音吟唱为中高部配音)，加上有规则地回环往复，增强了语言的乐感;以平仄来看，句群中音节段尾是“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交错，声调呈抑扬顿挫之势。迷糊的月亮、湿晕和泪珠这些凄凉的意象与曲折环合的语音形象相衬相配，形成了一片苍凉弥漫的气氛，奠定了全文暗淡凄惨宛的基调。
事实上，韵部本身只有音质的区别，并不表示感情;但人们常常利用韵的一些区别性特征，来为表情服务。有人曾把韵按韵腹的开口度大小分成三级，即洪亮级、柔和级、细微级。有的人按韵头，把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称为洪音，把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称为细音，但不管从什么角度划分，一般地看，洪音表示激烈高昂、外扬的感情，而轻松、温柔，低沉，哀伤的情怀则较多地使用柔和、细微级的音韵。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作者通常在选择“音义俱美的”字眼儿时，声、韵、调三者往往是结合着考虑的。
原文引用：她嘴里说笑着，心里发烦，一双手也不肯闲着，把兰仙揣着捏着，捶着打着。恨不得把她挤得走了样才好。
如果我们初看“揣、捏、捶、打”这几个动作，还以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七巧在与三妯娌兰仙在那里戏闹呢，实际上，这几个字的动感所发出的声音，字字在耳，而以后句中一个“挤”字为总收，则使前几个动作的感情色彩昭然若揭，原来七巧似笑非笑，似闹非闹，是忌妒和愤恨的一种变形表现。“挤”这个音节属细声韵，仄声，非常吻合一个被损害受委屈人物暗自反抗的仄仄的心理活动。
同样，声调本身也并无优劣美丑之分，只有高低、强弱、长短、曲直的差别，但它与意义相结合后，人们习惯听音思义，引起自己的联想判断。这样的文字，本身是可以让人“从字上‘看’出它的声音的”，这是小说家汪曾祺先生说的。
原文引用：七巧高声叫道：“他要有点人气倒又好了!”
七巧啐了一声道：“我靠你帮忙，我也倒了霉了!我早把你们看得透里透……”
七巧猛地顿脚道：“走罢，走罢，你们来一趟，就容得我把前因后果重新在心里过一过。我禁不起这么掀腾!你快给我走!”
这是七巧的哥哥——把她卖进冰冷的“金库”，而连金子的边也啃不到的哥哥来姜家看她时的一段话。其中的字词大都声韵洪亮，语调明快、激越，把七巧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的强烈的怨愤之情绘声绘色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最后当七巧“爱的希望的肥皂泡”被她的金钱欲“吹破”后，她的人性也开始向恶的极限发展。且不看她的行为，就从她发出的声响和语调中，我们也充分感受到了她的恶毒与凶狠：厉声道、冷笑一声道、骂道、恨道、啐道、叱道、破口骂道、叫道……儿媳的生命，儿子，女儿的幸福就在她“扁扁的像刀片似的喉咙发出的声音里被“割”掉了。
原文引用：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已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还有……。如果她挑中他们之中的一个，……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这是七巧临终前的绝望景象。七巧回忆着自己的受辱与委屈、自己的恶毒和残酷、自己没有爱情的非人一生，其中的淡淡怨恨，淡淡的悔痛就被张爱玲使用大量的柔细音韵、“声长而少波动”的平声调的字词所烘托而出，与现实境遇中的苍凉、凄婉的基调融为一体，表达了作者对七巧由“被人毁”到“自毁” 到“毁人”这段经历深切地同情，同时也是张爱玲为唤引读者的`怜惜而刻意安排的，声随情移，情由韵生，在这些段落中得到了最充分地展示，可见张爱玲的笔力穿透纸背，也穿透着每一个人的心。
二、多重辞格调制节奏
节奏是构成语言音乐旋律的一个重要因素。汪曾祺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中谈到：“一篇小说，要有一个贯穿全篇的节奏”。诗，讲究节奏众所周知，但小说也要讲究节奏，这无疑也是正确的。对于“自由型音律”的小说来说，节奏到底指什么呢?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汪曾祺用两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具体道出了他对汉语小说节奏的认识，其中一个是：“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它是‘活’的”。简单地说，小说的节奏，首先体现在语言本身是“流转有韵” 的活的形象。汪曾祺是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作家，是汉语言文学得力的传承和创新者,在这点上正也与张爱玲暗合。从以上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读者可以直接感受到小说语言在“单音节”音义调配上呈现的活力，不仅如此，张爱玲还非常善于用调整音韵建构的方法，对小说语言进行修饰，强化语言“流转有韵”的活形象，并以此来调制整部小说的节奏。
1、繁密的叠音
叠音是汉语音韵修辞最古老的手法之一。由于叠音将形、音、义完全相同的字词紧紧相连，有助于造成形式上的整齐，声调上的回应，易调制出余味深长的节奏。张爱玲在《金锁记》中频繁使用叠音的手法，在不同的语境中，创造独特的语音形象，表现作品中独特的意蕴，烘染人物特殊的心绪和情致。
原文引用：(1)房那边暗昏昏的紫楠大床上，寂寂吊着珠罗纱帐子。
(2)季洋两肘撑在藤椅的扶手上，……深深地唉了一声。……又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3)七巧不知不觉有些胆寒，走得远远的，……脸色慢慢地变了。……七巧背过脸去淡淡笑道：“我要相信你才怪呢!”
(4)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她微微抬起脸来……
(5)七巧虽是笑吟吟的，……突然把脸一沉，跳起身来，将手里的扇子的向季泽头上滴溜溜掷过去，……酸梅汤淋淋漓漓溅了一身……
(1)句是对七巧患骨痨病的丈夫生活环境的描绘。“暗昏昏”和“寂寂”表面上是写色泽和气氛，事实上，由于音韵的连绵对称，事物的情貌得到强化，语义上所指的范围也得到了扩张，让人感受到七巧生活在那种“孤寂无依”之中，给七巧的最后悲剧埋下伏笔。
(2)(3)(4)(5)段是小说中精彩的乐章，是七巧心路的一段艰难的历程。兄嫂想高攀簪缨望族，把七巧嫁给了姜公馆的二少爷——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七巧不满足无情无欲的畸形的夫妻生活，憎嫌丈夫而爱上了姜家三少爷，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虽然三少爷顾忌到宗族的利益，虚伪地拒绝了她，致使她的金钱欲被刺激得格外强烈，成了她在姜家“一切幻想的集中点”。如果说，开始七巧对季泽的爱还是比较原始和单纯的活，那么后来，她高涨的情欲也附上了“不付出黄金”的条件，黄金成了她生存的唯一支撑——虽然她仍渴望着爱情。
(2)段，十年后，季泽来向七巧求爱了。“深深地唉了一声”，“长长地叹了口气”，向七巧述说着十年来“爱却不能”的痛苦。“深”和“长”都是形容词，形容词性的叠音词尤其富于表现色彩，再与摹声的“唉”、“叹”词一组合，姜季泽求爱时的情貌就在这长嘘短叹中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了。
(3)段，“远远、慢慢、淡淡”这三组叠音词，细致入微地描摹出当时七巧的动作、神情、语调的自然变化，人物的精神状态完全融合在舒缓的小说节奏中了。
(4)段，见七巧将信将疑，季泽进一步“表白心迹”，七巧终于感觉“沐浴在光辉里”了，这种感觉在她的一生中仅此一次。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叠音组配，其音如丝如缕，似断似连。微微抬头，一种期盼、一种怀疑，微妙复杂的感情就在这绵延宛转的节奏中凸现了出来。
(5)段，七巧警惕起来：轻轻惊叫，笑吟吟地试探，“他是筹之已熟的”，似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遮住了一刹那的光辉，“细细的喜悦”被暴风雨无情地扫荡去了。“滴溜溜”毫不留情地掷去手里的扇子，“淋淋漓漓”地揭去了季泽虚伪的外套，一种痛苦，一种失望，一种愤怒，人物激越的情态随波毕现。
2、连绵的反复
原文引用：(1)七巧用尖细的声音逼出两句话道：“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
(2)七巧道：“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
(3)“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
(1)(2)身为二奶奶，七巧虽有其名分，实际上却徒有空名，守着一个“没有一文半文进帐”病病哼哼的肉体，不仅得不到别人丝毫的关心和同情，还要备受他人的鄙夷和歧视。当季泽在七巧面前怜悯他二哥时，七巧的内心痛苦到了极点：一个病人有人痛惜，我一个活生生的人遭的那份罪谁懂?谁理解?凄苦无告的心痛转化为强烈的复调语言，如泣如诉。
(3)段，青春活泼的生命怎能没有温柔的欲求和渴望?面对她所爱的人，七巧大胆地向季泽企求爱情，然而季泽拒绝了她，七巧的哀怨痛苦和困惑在回环的旋律中，延绵不绝，震撼着读者的心。
荣格认为，当阴影受压抑的时候，人身上的动物性只能变得更富有兽性。爱而得不到，这对七巧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在她对爱情彻底绝望后，她那难以压抑的情欲转而成为对儿子长白的占有欲，对媳妇的摧残欲，对女儿的控制欲。人性最终让位给了兽性。
女儿长安一生中曾有两次快乐的日子，一次是到沪范女中上学，一次是她三十时的初恋，都因母亲七巧的干涉，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自愿舍弃了。伴随长安两次“美丽而苍的手势”，作者着意插入了“ldng,long Ago”的琴声。
原文引用：她从枕头边摸出一只口琴，半蹲半坐在地上，偷偷吹了起来。犹疑地，“long,long Ago”的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漾开。……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
长安悠悠忽忽听见了口琴的声音，迟钝地吹出了”long,long Ago”——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
如果说《金锁记》中长安的命运并没有七巧那样阴森可怕，发聋振聩，但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咏叹性“套语”不仅使作品的叙述呈现出宛转悠扬的节奏，同时另一股惘怅与凄凉的滋味又在读者心里潜孳暗长出来，余音难断。
3.逼真的摹声
《金锁记》是一部生活气息较浓的作品，处处不乏对各种人物的音容笑貌、生活场景入微的描写，在这些描写中，作者常常准确形象地运用象声词以增强如临其境的艺术效果。卖豆腐花的悠悠吆喝着“花……呕!花……呕!”、“噗噗一笑，咕哝了一句”、“啪的一声打掉了她的手”、“嘁嘁喳喳跟老太太说话”、“长长吁了一口气”、“菊叶便沙沙作响”、“细银链条颤动”、“吱吱格格牵动了全身的骨节”、哗啦揭开了帐子”、“喃喃咒骂……”象声词比比皆是。
一般说来，文章中所用的象声词，只取其声，不问其义，也不要求与原声音完全相符，只要相近相类，能收到绘声的效果即可。但张爱玲在《金锁记》中，不仅运用象声词与作品的特定环境，人物性格，情感活动相吻合，使象声词成为文学形象不可缺少的语音样式。
原文引用：姜家住的虽然是早期的最新式洋房，堆花红砖大柱支着巍峨的拱门，楼上的阳台却是木板铺的地。黄杨木阑干里面，放着一溜大篾篓子，晾着笋干。……街上小贩摇着拨浪鼓，那瞢腾的“不楞登……不楞登”里有无数老去的孩子们的回忆。包车叮叮地跑过，偶尔也有一辆汽车叭叭叫两声。
古老的“不楞登”声，有钱人包车的“叮叮”声，洋式汽车的“叭叭”声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段上奏起，仿佛一段极不和谐的曲子，与姜家极不协调的居住环境一样，让人感到别扭。从这不和谐的曲子中，读者感受到的是那个新旧交替、中西混杂的年代。
原文引用：茶给喝了下去，沉重地往腔子里流，一颗心便在热茶里扑通扑通跳。/为了金子，七巧忍受了十年非人的待遇，却没有啃到金子的边。现在丈夫、婆婆都死了，叔公九老太爷来给七巧他们分家了。马上就要得到自已可以控制的金子了，她充满激动和期望，但同时又充满不安和紧张——姜家会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怎么办?该怎么与他们斗?这里“扑通扑通”的摹声词正是七巧内心激荡的声化反应。
原文引用：季洋“嗤”的一笑道：“我当心我的身子，要你操心?”这里“嗤”的一声，表达的是季洋对七巧不屑一顾的心态及启人联想的那种鄙夷的神情。
《金锁记》中在七巧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作者也大批量地通过具体、逼真的象声词来突出人物的个性色彩。前文已有描述，此处不再赘言。
细细品味《金锁记》中的象声词，其声或高或低、或强或弱、或抑或扬，它们都与作品的主旋律相谐和，通过“纸上之声”，把我们引入一个怪诞的充满噪音的世界，暗示了悲剧产生的背景。
三、句式丰富波澜跌宕
小说的节奏仅依仗语言自身的“流转有韵”是不够的。小说文体的重要标志还在于有一定的情节性，人物形象的相对完整性，它的行文过程就与句段、句群、章节密切关联。而句群、章节都是建立在句式与句式的联系之上的，小说的节奏就与句式有了不解之缘。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对小说节奏理解的第二个比喻是：“语言像‘流动的水’”。就是说，写小说如流动的水那样不择地而涌出，宛转运行，当行便行，当止即止，展现出奇妙的节奏之美。这里的行文如流水，其实就是依靠作家熟练地掌握各种句式及变化、运用的规律，操纵自如地利用汉语丰富多样的句式组成长短有别的句段句群，为表达纷繁复杂的内容服务。小说作品只有根据情节，形象塑造的需要，采取多种表达手段，善于组织不同的句式，行文才会如流水波澜跌宕，富有节奏美。
张爱玲是驾驭语言的高手，在《金锁记》中，为了充分、完整、精确、细到地表现人物的务种情态、心绪，很注重句式的选择和搭配，在长短、整散、张弛、疏密的处理上别有匠心。
原文引用：长安在汽车里还是兴兴头头，谈谈风生的，到菜馆子里，突然矜持起来，跟在长馨后面，悄悄掩进了房间，怯怯地褪去了苹果绿鸵鸟毛斗篷，低头端坐，拈了一只杏仁，每隔两分钟轻轻啃去了十分之一，缓缓咀嚼着。
这一句八十几个字，属一长句，表现的是七巧的女儿长安三十岁第一次去相亲的情景。作者用冗繁的语言详细地描绘了长安当时的紧张、不自然的神情和做作的行为、举止、并用叠音词做状语，使其更加栩栩如生，以此突出长安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与后面被逼放弃形成鲜明的对比，增添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原文引用：七巧破口骂道：“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火烧眉毛，等不及的要过门!嫁妆也不要了——你情愿。人家倒许不情愿呢?你就拿准了他是图你的人?你好不自量，你有哪点叫人看得上眼?趁早别自骗自了!”
同样是八十几个字，却用了七个短句，连用五个“你‘当面指陈数落，一气呵成把七巧违抗天理、百般挖苦、讥讽、阻止、破坏女儿婚姻的变态心理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了。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像一声声的鞭子，响亮而沉重，抽在长安的身上，传进读者的耳里。
古人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长句和短句在《金锁记》中各得其妙，令人折服。不仅如此，从句群、篇章来看，《金锁记》的起承转合也舒展自如，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表现在句式的联系上，往往是长短相间，整散交错，音流宛转，变化多端。这种音乐性格，特别适合《金锁记》这篇着力刻划人物内心思绪激荡、情感欲浪起伏的小说。
原文引用：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都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 ——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季泽被七巧赶走了，七巧的内心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齐上心来。比喻、重叠、排比、递进、对比等辞格相互交织，叙述句、感叹句、疑问句、反问句、整散句、长短句错综杂糅，用文字调制出跳跃跌荡的音流，影印出七巧割舍掉这份与金钱有冲突的爱的矛盾、痛苦、悔恨、无奈、绝望的纷乱而复杂的内心旋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锁记》中多用省略号和破拆号。三万字左右的小说中，有三十多处用省略号，六十多处用破拆号。且不谈在内容表达上的多种功能，就从语音的角度来审视，它们无疑能调整声律节奏，使读者能咸到松紧适度，张弛有致，高于变化和弹性而又节奏和谐的音乐美。
原文引用：七巧骂道：“你要我卖田?钱一经你的手，还有得说么?你哄我——你拿那样的活来哄我——你拿我当傻子——……七巧一头挣扎，一头叱喝着，然而她的一颗心直往下坠——她很明白她这举动太蠢——太蠢——她在这儿丢人出丑。
以上句群中，前三个破拆号的顿挫表现了七巧惊醒后的亢奋如繁弦急管，后三个破拆号的顿挫表现了她情绪低沉似声声下滑的琵琶。语句或行或止，语速或快或慢，语调或高或低，与七巧情感的回旋起伏相吻相合，节奏鲜明，拨人心弦。
原文引用：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这是一个多层次的转折复句。一个破折号穿越了时空隧道，连接着过去和未来，把凄凉悲残的故事延宕开去。视觉上，破折号衔接的两分句之间落差大，给人一种突兀感;听觉上，前分句音律疏放，后分句斩钉截铁，戛然而止;鲜明的对比，巨大的反差，消弥了时空的界限，将小说与人生浑然一体，强烈地体现出作者对人性、人生、历史一贯的悲观的苍凉的感受，触目惊心，令人震动。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把笔触伸到人的灵魂深处，把隐含在内心的欲望赤裸裸地挖出来。她的笔锋像钱钟书那样犀利、尖刻，又如鲁迅那样冷峻。和他们不同的是，她是从女人的眼光与心理出发善意地嘲讽，更多了一些细腻和温柔敦厚的特色。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以最广大的慈悲胸怀对待人生中的善与恶，虽犀利冷峻，并不剑拔弩张。”(5)这种慈悲，这种怜悯，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同时也寄寓在汉字的语言旋律中。可以这样说，《金锁记》这支哀怨凄幽的曲调，是张爱玲为所有“七巧们”弹奏的一曲挽歌。张爱玲的小说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了她的才能、智慧、敏锐和尖锐，同时，其语言中所散发出的那种幽远深邃的“历史情怀”，使她的笔端有了“一种超常的力度和高贵”(余秋雨先生语)，而《金锁记》的语言形象，则是我们全面认识汉语言在小说创作中独特的艺术魅力的一个标本。尽管几十年来，张爱玲的小说始终存在于中国正统话语的体制之外，仅仅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才得到更多的人的理解和认同。一个作家的这种“诞生、沉寂、再生”的全过程，恰恰反映出张爱玲小说中那种绵绵不断的“历史情怀”，而这些又是透过她的汉语语言艺术的运用所折射出来的。本文就是试图通过对张爱玲小说语言特色的另一面的具体分析，以求把握张爱玲文学的独特语境，从而找出张爱玲之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原因之一。
莫言小说浅析
莫言小说的文学成就、作品特色及争议分别是什么呢?大家是否清楚?
一、莫言热的兴起
改革开放多年来，网络书站、实体书店里多的是各种形态的码字为生之人，但几乎没有一个纯文学作家能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实为人文中国之一大缺憾。但随着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莫言热”兴起。转瞬之间，中国国内万众注目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降临中国作家头上没几天，从“莫言热”到“莫言产业热”已经热火朝天，从预测获奖到正式颁奖，持续近两年时间，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得到了充分的渲泄。
二、中国文学“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由于中外文学观点及价值观的差异，中国文学在国外获认同的甚少。纵观诺奖成立的百余年时间，中国作家当中偶尔获得提名的也不过鲁迅、老舍、沈从文等寥寥几人，以至于许多国内作家把冲诺奖作为中国梦之一来宣扬。莫言的获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也算是中国文学“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证据之一吧。
三、莫言小说之我见
(一)莫言小说的成就。莫言是当代中国较具代表性作家之一，创作了数部很有影响力的小说。代表作《生死疲劳》曾获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文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另一部小说《蛙》曾获茅盾文学奖。他的小说都以非常尖锐的描写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苦难历程，农民对于土地与生命权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
(二)其作品特色。尖锐的批判立场和奇特的叙事形式是其小说的重要特色。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很像鲁迅先生，一辈子在深刻批判中国社会，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其次是魔幻神秘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使他的小说叙事始终建立在一种形式奇特、感觉陌生、甚至是表达晦涩的文学结构之上，如《生死疲劳》、《蛙》的叙事结构都套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荒诞形式，利用《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表达出来，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三)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国内外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积极的意义上应理解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的地位不断提高的见证。莫言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标志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成熟阶段，这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来的。
(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分析。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莫言比鲁迅、雨果优秀，而是因为多种因素使然。同样是诺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在国内的影响却大相径庭。这其实正是政治影响文学之于当代中国的两个对立面。高行健是政治立场改变后“幸运”才光临其身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笔者有两点认识：1)虽没有和平奖那么极端，但文学奖一直以来都被高度政治化;2)诺贝尔文学奖，不代表文学领域的最高水平。基于此，莫言得奖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的文学造诣，而是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中西方都能接受的文学奖得主，充当了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莫言的幸运除了他的小说优秀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评委团在政治立场上的某些改变直接带给了他“最幸运”的福气!所以，瑞典的老人们也甘愿打破“凡赌博公司看好的必定败走”的过往铁律，从而甘于自掀神秘面纱、自弃莫测高深神誉而顺水推舟给中国一次机会，本质里都是一次世界政治秩序在文学外壳中蜕变的妥协表演。更何况，《红高粱》等作品正是因其“自暴国短”历来很对“国际主流看中国”的胃口及“审美标准”的。此时此刻，奖给莫言，何乐不为乎?!
又如他的小说多过去式，多回忆，言语多以我开头，所以翻译出来的是...ed，Iremember，I...，这样的句式，恰巧成为英语的演讲风格，美国人读到自述处气势激昂，回忆处婉转悠长，却违背了中国文学观。连评委马悦然也坦然说莫言作品嗦，虎头蛇尾。根据笔者个人理解，西方崇尚的是原罪论哲学，支持人性本恶。而莫言作品的风格就是从人性本恶观切入，不断深化、深刻揭露人性的复杂与多变，这点比较符合西方文学的主张。
(五)其作品争议之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涉及到中西方关于文学作品的不同见解和主张。当年因为高行健的获奖，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曾一度把诺贝尔文学奖说得一钱不值，以至于现在有体制内作家获奖了，某些意气用事的自由派文人，也把诺贝尔文学奖说成了垃圾。尽管他们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但路数却如出一辙，那就是，他们都不是在谈文学，甚至不懂文学。
(六)应持的正确认识。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莫言的小说包括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一样具有正面和负面意义。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无非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视野下而制订的，是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后殖民化”的消解与鲸吞。我们所应着眼的应该不是有无“资格”获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中国作家有没有准备好“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承担力的问题。
当然，国内文学界和国学界对待莫言的作品也存在争议和分歧。如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被收录入高中语文选修课一事引起的热议。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文章入选教材是理所当然，实至名归;另一种观点却认为，莫言刚获诺奖就动议其作品入教材是一种功利目的，有讨好卖乖之嫌，没有必要急于就此修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其争论莫言作品是否入编，不如认真修订教材编订标准，只要符合入编标准和要求，不管是莫言或有言，都应该入编。
但我想，莫言仅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代表。不能因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将其推举成中国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豪。代表中国文学成就的作品还有很多，并且丝毫不比莫言的作品逊色。
我认为，莫言作品的消极因素过重。我们读其作品可以感觉到，他对中国社会的文学描述，给人一种苦难社会的印象，悲观主义色彩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使读者在读完其作品后无不充满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四、结语
在强国富民的民族复兴及中国梦大潮中，这种消极的文学情调，使人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是一片落后景象，一种疮痍遍地、民不聊生的场景。这其实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一种误导。我个人认为，在倡导正能量的今天，他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能看成是一抹阴雨天时的水墨画，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束浪花而已。
浅析莫言小说
莫言小说具有非常高的文学成就，关于莫言的作品特色是什么呢?
一、莫言热的兴起
改革开放多年来，网络书站、实体书店里多的是各种形态的码字为生之人，但几乎没有一个纯文学作家能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实为人文中国之一大缺憾。但随着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莫言热”兴起。转瞬之间，中国国内万众注目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降临中国作家头上没几天，从“莫言热”到“莫言产业热”已经热火朝天，从预测获奖到正式颁奖，持续近两年时间，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得到了充分的渲泄。
二、中国文学“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由于中外文学观点及价值观的差异，中国文学在国外获认同的甚少。纵观诺奖成立的百余年时间，中国作家当中偶尔获得提名的也不过鲁迅、老舍、沈从文等寥寥几人，以至于许多国内作家把冲诺奖作为中国梦之一来宣扬。莫言的获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也算是中国文学“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证据之一吧。
三、莫言小说之我见
(一)莫言小说的成就。莫言是当代中国较具代表性作家之一，创作了数部很有影响力的小说。代表作《生死疲劳》曾获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文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另一部小说《蛙》曾获茅盾文学奖。他的小说都以非常尖锐的描写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苦难历程，农民对于土地与生命权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
(二)其作品特色。尖锐的批判立场和奇特的叙事形式是其小说的重要特色。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很像鲁迅先生，一辈子在深刻批判中国社会，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其次是魔幻神秘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使他的小说叙事始终建立在一种形式奇特、感觉陌生、甚至是表达晦涩的文学结构之上，如《生死疲劳》、《蛙》的叙事结构都套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荒诞形式，利用《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表达出来，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三)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国内外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积极的意义上应理解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的地位不断提高的见证。莫言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标志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成熟阶段，这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来的。
(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分析。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莫言比鲁迅、雨果优秀，而是因为多种因素使然。同样是诺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在国内的影响却大相径庭。这其实正是政治影响文学之于当代中国的两个对立面。高行健是政治立场改变后“幸运”才光临其身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笔者有两点认识：1)虽没有和平奖那么极端，但文学奖一直以来都被高度政治化;2)诺贝尔文学奖，不代表文学领域的最高水平。基于此，莫言得奖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的文学造诣，而是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中西方都能接受的文学奖得主，充当了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莫言的幸运除了他的小说优秀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评委团在政治立场上的某些改变直接带给了他“最幸运”的.福气!所以，瑞典的老人们也甘愿打破“凡公司看好的必定败走”的过往铁律，从而甘于自掀神秘面纱、自弃莫测高深神誉而顺水推舟给中国一次机会，本质里都是一次世界政治秩序在文学外壳中蜕变的妥协表演。更何况，《红高粱》等作品正是因其“自暴国短”历来很对“国际主流看中国”的胃口及“审美标准”的。此时此刻，奖给莫言，何乐不为乎?!
又如他的小说多过去式，多回忆，言语多以我开头，所以翻译出来的是...ed，Iremember，I...，这样的句式，恰巧成为英语的演讲风格，美国人读到自述处气势激昂，回忆处婉转悠长，却违背了中国文学观。连评委马悦然也坦然说莫言作品嗦，虎头蛇尾。根据笔者个人理解，西方崇尚的是原罪论哲学，支持人性本恶。而莫言作品的风格就是从人性本恶观切入，不断深化、深刻揭露人性的复杂与多变，这点比较符合西方文学的主张。
(五)其作品争议之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涉及到中西方关于文学作品的不同见解和主张。当年因为高行健的获奖，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曾一度把诺贝尔文学奖说得一钱不值，以至于现在有体制内作家获奖了，某些意气用事的自由派文人，也把诺贝尔文学奖说成了垃圾。尽管他们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但路数却如出一辙，那就是，他们都不是在谈文学，甚至不懂文学。
(六)应持的正确认识。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莫言的小说包括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一样具有正面和负面意义。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无非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视野下而制订的，是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后殖民化”的消解与鲸吞。我们所应着眼的应该不是有无“资格”获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中国作家有没有准备好“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承担力的问题。
当然，国内文学界和国学界对待莫言的作品也存在争议和分歧。如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被收录入高中语文选修课一事引起的热议。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文章入选教材是理所当然，实至名归;另一种观点却认为，莫言刚获诺奖就动议其作品入教材是一种功利目的，有讨好卖乖之嫌，没有必要急于就此修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其争论莫言作品是否入编，不如认真修订教材编订标准，只要符合入编标准和要求，不管是莫言或有言，都应该入编。
但我想，莫言仅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代表。不能因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将其推举成中国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豪。代表中国文学成就的作品还有很多，并且丝毫不比莫言的作品逊色。
我认为，莫言作品的消极因素过重。我们读其作品可以感觉到，他对中国社会的文学描述，给人一种苦难社会的印象，悲观主义色彩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使读者在读完其作品后无不充满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四、结语
在强国富民的民族复兴及中国梦大潮中，这种消极的文学情调，使人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是一片落后景象，一种疮痍遍地、民不聊生的场景。这其实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一种误导。我个人认为，在倡导正能量的今天，他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能看成是一抹阴雨天时的水墨画，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束浪花而已。
在强国富民的民族复兴及中国梦大潮中，这种消极的文学情调，使人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是一片落后景象，一种疮痍遍地、民不聊生的场景。这其实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一种误导。我个人认为，在倡导正能量的今天，他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能看成是一抹阴雨天时的水墨画，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束浪花而已。
浅析柳永词的女性形象
柳永(约984年—约1053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福建崇安人，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存世词作有《乐章集》;柳永亦善诗文，多佚。
浅析柳永词的女性形象
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学里涉及女性，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以底层女性为题材，而不站在男性角度，平等地看待底层女性，用真情实感描写女性形象的，宋代的柳永是第一个。柳永的一生，无非是流连风月与政治失意，在柳永身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而，柳永词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丰富多彩，也蕴含着政治意义与女性意义。
关键词：柳词 女性形象 双重意义
作为第一位专业填词的文人，柳永有“奉旨填词柳三变”之称，然而这“奉旨填词”里，充满了柳永一生的政治失意。“在当时诗尊词卑，词为小道的观念下，‘专业词人’的头衔不但不光彩，反而为许多传统文人所不齿。”[1]因柳词多用俗语，多写俗情，以反映下层平民的情感生活为主，情感坦率真挚，恣纵不羁等特点，故不为当时的文人所接受，从而一生仕途偃蹇潦倒，使词人更为放荡不羁，流落歌台舞榭，放宦南北东西。这样的经历却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去亲身体会底层女性朴素而真挚的感情，从而为柳词增添了真挚动人的色彩。
一. 多重形象 ：柳词的四类女性形象与女性形象的流变
柳永作为第一位专业填词的文人，由于政治失意，而流连于烟花柳巷，但这样的经历却使得词人对底层女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人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个辉煌的长廊了，柳永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是对花间词，南唐词的浓香暖玉的继承，也开启了文人着力于描写底层女性形象的先河。
从继承与发展这一点来看，柳词里的第一类女性形象是词人着力于女性的色与艺，这类词是柳永用赏玩的目光欣赏小姐的形貌体态。如《宣清 残月朦胧》中“更相将、凤帏鸳寝。玉钗乱横，任散尽高阳，这欢娱、甚时重恁。”[2] 这些词都渲染了男女情爱欢娱，将女性的外在美转换成了男性对此的欲望。
其次，失意人生让柳永和这些身份低贱的女性不仅在生理上，更在心理上走的更近。他们的相处使得他们在情感上互相了解，在心灵上互相抚慰。他们相知相许，加深了他们的感情，也使得柳永词里多了新型的底层女性形象。
柳词中的这类生动鲜明的女性形象不再是传统文人墨客笔下的淑女闺妇，长期流连在烟花柳巷使他的目光集中在了被称为“贱民”的生活在底层的具有市井风情的歌女身上，将他的情感注入在无奈沦入风尘的有追求有理想的舞姬身上。“或许柳永习惯了市井间那种直露，热烈，泼辣的审美情趣，抛弃了文人那种含而不露温吞隐约的审美特征。”[3]这类新女性可以分为以下几三类。
首先是词作中塑造的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在词史上可谓别树一帜，另辟新径。如柳词《定风波》中写道“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4]
这首词可以算是为妓代言篇，词中塑造的'女性表达了自己别后的相思，通过她的内心活动表现出了她对爱情的追求。而《锦堂春》里“依前过了旧约，甚当初赚我，偷翳云鬟。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无端。”[5]这首《锦堂春》是柳永所创作的一首典型的俗词，词中以代言体的方式塑造了一位泼辣、傲气、不拘礼法的市井女性。
其次，柳词塑造了向往自由，幸福，身陷污泥而心比天高的歌姬舞女形象。柳词里体现了这些不幸歌妓对爱情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对光明的追求，她们不同于安于庸俗生活，贪得缠头的歌妓们。柳词《迷仙引》“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6]
这位歌妓有才有貌，但在王公大臣面前，她表现出了自己的高洁以及想被尊重的心情，她轻视千金。柳永对她的尊敬并不是逢场作戏，而是内心真情的流露。
最后柳永词里首次表达了对被玩弄，遭遗弃的底层女性的悲哀。这类形象可谓是上一种形象的延伸，底层女性为了摆脱不幸的命运，在当时的社会只好寄希望于自命风流多情的文人墨客身上，但往往被抛弃。对于畸形的社会现象，词人为这些女性写道：“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时留住。”(<<昼夜乐>>)[7];“深院无人，黄昏乍拆秋千，空锁满庭花雨。”(<<斗百花>>[8] ;“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了事，甚忒底死难拼。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满江红>>)[9]这类被遗弃的歌妓形象，默默地接受命运无情的摆布，支离破碎的心支撑着衰弱的残躯，却无力反抗。对于她们内心的极端痛苦、寂寞，词人寄予了极大的同情。
总而言之，柳词里的女性形象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这些女性爱恨分明，更贴近真实的人性与现实的状况，她们或者是满怀真情的不幸女子，或者是个性鲜明的底层女性。在柳永素塑造的先进形象里，这些女性不再是静态的，千篇一律地依附于男性的软玉温香，也不再是传统士大夫笔下满含脂粉的傀儡。柳词里的女性形象不是类型化的群体，她们或才貌俱佳，或敢爱敢恨，她们是满含词人尊重、同情、倾慕的女性。可以说柳永塑造了鲜活的底层女性的形象，这对后世的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开启了明代塑造底层女性的市民文学的先河。从明代的“三言二拍”这一系列的市民文学里的女性的塑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些后世文学塑造的女性里，可以看到后世文学柳词里塑造的女性形象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2] [4] [6] [7] [8] [9]柳永：柳永集[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1,156,158，76，22,16,21
[3] 石观海：中国文学简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407
[5] 谢佩媛、李永田：国学经典词[M]，北京出版社,2004: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