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世界消费者权益日?为什么是这天
为了扩大的宣传，使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重视，促进各个国家、地区消费者组织的合作与交往，更好地开展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1983年确定每年3月15日为“”。
从1983年以来，每年3月15日，全球各地的消费者组织都举行大规模的活动，宣传消费者的权利，显示消费者的强大力量。
其中包括发布、向公众介绍消费者组织的活动；告诉人们消费者组织将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做哪些工作；通过报纸、刊物、电台和电视节目进行宣传，在学校发放宣传材料或消费者刊物。
组织的演说，努力提高消费者的保护意识。
有的国家的消费者组织在这一天向公众征集“消费权益歌”，有的组织演讲比赛、保护消费者知识竞赛或进行“一年最严重的损害消费者利益事件”的评定活动；奖励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作出贡献的人；举办各种展览；举办消费教育讲座；有些国家的消费者组织还开展对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检查；举行集会、演出、现场宣传咨询投诉和义务服务等活动。
[2] 我国自1987年开始，每年的3月15日，全国各地消费者组织都联合各有关部门共同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运用各种形式宣传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其成果，促进全社会都关心、支持工作。
“3·15”的宣传活动已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意义深远的社会性活动。
记得采纳啊
没文化～真可怕
下一句是什么
经典的
没文化不可,就氓有文化意思就是有些人虽然是坏人，但是他们只祸害身边的一些人，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这样的一些人：打着伪善的旗帜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祸害的是天下最善良的广大人民群众。
流氓其实不可怕:流氓他是直来的，看到见的无赖的行为。
有法律可以制裁他的。
就怕流氓有文化：有文化的流氓，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一样，他道貌岸然，他有一些背景，有一些因素，或一些可以遮挡他丑恶行径的，正当的职位。
他的无赖，他的流氓，让人只敢言，他可以找正当的借口来找你事，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而你却拿他没办法一样，又没触犯法律。
消费的名言
消费：节俭才是致富的捷径，浪费必然令节约失败只花一元的顾客比花一百元的顾客，对生意的兴隆更具有根本的影响力。
——（日本电子之父）松下幸之助正直的人厉行节约，注意细水长流，不会大手大脚、胡支滥花，他绝不会沦落到打肿脸充胖子或借债度日的地步。
（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这种记账的生活方式表明许多意志薄弱者的堕落，他们不能抵制消费一些目前无力支付的东西的诱惑，因而总是除欠。
——（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认为节俭是一种不漂亮的行为的人是最荒唐元稽的。
——（爱尔兰作家）萧伯纳奢侈或许会帮助穷人得到面包，但如果没有奢侈，就可能不会有穷人。
——（美国法学家）霍姆斯
求篇征文 有关消费者权益的
在消费者维权意识增长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理性妥善处理消费者的维权行为
惩罚性赔偿离我们还有多远
名词解释：惩罚性赔偿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律规定，通过法院判处的由侵害人向被侵害人支付超过实际损失的金额的一种损害赔偿。
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因边开车边喝热咖啡烫了腿，却成功告赢了麦当劳，获得百万赔偿。
这个故事，中国人都很熟悉。
那个告赢麦当劳的老太太叫史特拉，美国有个以她命名的奖，每年颁给最成功也最荒诞的诉讼案的原告律师和陪审团。
得奖中最有名的案子是奥克拉荷马的马弗·格瑞辛斯基先生。
该天才买了一辆崭新的9米长的旅行车（有床，有厕，有厨房的motor home）。
在回家的高速路上，他把自动驾驶定在120公里的时速，就离开驾驶座到后面煮咖啡去了，最后出了大车祸。
幸好，该位老兄还活着，并且状告该车制造厂而得到175万美元赔偿，外加新车一辆，理由是车子的说明书上没有说：不可以离开驾驶座到后面去煮咖啡。
案子过后，该制造厂真的把这一条加在说明书上了。
上帝已经死了在著名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中，老太太史特拉遭受的实际损失只有2万美元。
陪审团却判决被告偿付高达27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依照美国法律，只要被告存在欺诈的、故意的、恶意的、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法规，赔偿金额可以远高于受害者的实际经济损失或精神损害。
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早就知道油箱设计有问题，但为了利润而不及时修改，造成了6人严重烧伤。
法庭判决通用汽车公司支付补偿性赔偿1亿美元，惩罚性赔偿48亿美元。
这种惩罚性赔偿针对大企业，保护弱势群体，旨在对侵权者主观上的恶意和不道德进行严惩，以求杀一儆百。
在17至18世纪的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
进入20世纪后，大公司和大企业蓬勃兴起，各种瑕疵商品导致的消费者损害案件也频繁发生。
大公司财大气粗，对于消费者的补偿性赔偿，很难遏制其为追逐赢利，而制售不合格甚至危险商品的冒险。
于是，惩罚性赔偿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领域，赔偿金额也不断提高。
国内的消费者就没这么幸运了。
“齐二假药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之后，中国消费者的无奈无不凸显在苍白的法条间，公众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又一次热切关注，唤起了人们对十年前一个匪夷所思的笔记本纠纷案的记忆。
1997年8月，王洪购买了恒升笔记本电脑一台，因电脑质量问题与厂商产生纠纷，多次交涉未果，王洪自觉上当，在网上发了一篇《请看我买恒升上大当的过程》。
此文一出，跟帖无数。
恒升认为王洪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遂发起诉讼。
2000年12月19日，北京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向恒升公司赔款9万元。
2001年3月12日，被告因无力支付赔款，而因“拒不执行判决”被拘留。
最后还是免费帮王洪代理案件的律师从多位同情者处筹得9万元交给法院，这个倒霉的消费者才在“消费者保护日”的前两天重见天日。
这一判决，在十年前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引起巨大轰动。
新兴的网民将判决视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最大挑战。
终审判决当日，恒升的网站被黑客贴出醒目的黑底白字“赢了官司，输了世界”，王洪被拘当日，又一位网民借用了尼采的名言——“上帝已经死了”。
判决作出后一年，恒升就在消费者的视线中消失了。
赢了官司的恒升，市场却给了它最严厉的惩罚。
舶来的惩罚性赔偿十年过去，对于中国很多普通百姓而言，惩罚性赔偿仍然是个陌生无力的词汇，人们对于赔偿更为通俗的理解是赔多赔少的问题。
我国法律中一直未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直到1993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才正式建立了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这一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中惟一的一条惩罚性条款。
而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人们看法不一。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局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因此，欺诈行为既包括经营者积极编造虚假情况或歪曲事实，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也包括有意隐匿真实情况，有义务告知消费者却不告知。
但在是否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上，有法学专家认为：“惩罚性赔偿是英美国家的典型做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观念不相符，我国不必效尤。
”正因为如此，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中国举步维艰。
罚金与隔靴搔痒回望中国，期待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审判的呼声，早已高过对其道德审判。
但当消费者认为消法中规定的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而希望获得更多的赔偿时，不得不选择漫长而高成本的诉讼维权之路，正因为如此，许多消费者放弃了维权，部分企业也继续铤而走险。
然而，最近有一个消息足够让消费者振奋。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已经引入了对质量缺陷食品进行“十倍价款赔偿”的法条。
相对于消法中的两倍返还，这显然又进了一步。
也有人提出，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才更有利于这一制度的实施。
值得期待的是，我国学者目前已起草了两个版本的《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其中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
版本一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生命、身体、人身自由、健康或具有感情意义财产的，法院得在赔偿损害之外判决加害人支付不超过赔偿金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版本二规定：因生产者、销售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生产者、销售者给予双倍价金的赔偿。
然而，这样的规定在适用条件和惩罚额度上与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力度相比，仍如同隔靴搔痒。
为什么近年来，假冒伪劣食品和有毒食品案例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赔偿机制上的震慑力不足。
消费者和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很高，司法实践中一般只判决赔偿实际损失，不考虑受害者耗费的时间、精力等成本。
由于缺乏惩罚性赔偿，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很低，补偿性赔偿的标准远远不足以抵御其为逐利而制售不安全食品，有问题的产品的贪婪。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才能保护守法企业的公平竞争。
也只有对诉讼的恐惧才能令制造商们重视产品质量，更不会为小利而冒大险
做一个职业打假人都要具备什么条件
你好
下面是你需要的文章资料，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祝你顺利
具体可以参考一下“全国打假网” 还可以看看以下的文章： 严惩售假者是打假的关键 新华网 全国联合打假行动目前仍在深入开展，不断传来的战果让消费者感到振奋。
虽然打假行动打掉了很多造假售假窝点，但同时暴露的问题也让人忧虑。
当前假冒伪劣违法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些地方制假售假已成气候，出现了假冒伪劣一个村、一条街和生产、销售、运输、仓储、保管“一条龙”的态势。
另外，高科技的应用以及高学历人员的参与，使得造假手段更趋隐蔽、复杂。
如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在查处一涉嫌假冒高技术产品金刚石锯片的造假窝点时，发现该造假工厂的管理人员大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懂法律，懂管理，懂技术，他们平时非常注意研究国内各名牌金刚石锯片，造假水平相当高。
因此，虽然打假的力度在不断加强，但假冒伪劣商品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觉，再加上个别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制假售假者或抗拒执法，或与执法人员打起了“游击”，导致一些地方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打假形势异常严峻。
假冒伪劣商品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制售假货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
制假是“源头”，而售假则是制假的“动力”。
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最终是为了销售牟利，正所谓“无售不制”。
执法部门在打假中，常常过分强调要从源头上打击假货，给制假者以“重拳”，而对售假者的惩罚往往较轻甚至忽略。
假货没收了制假的人还在，制假的设备摧毁了制假的技术还在，只不过是换一个时间和地点，同样的制假者还会制造同样的假货并流入市场造成危害。
有需求、有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假冒伪劣商品屡打不绝、越打越难的原因。
笔者以为，打假行动不仅要打击制假，更要打击售假，彻底摧毁假货的盈利模式。
有的商家特别喜欢卖假冒伪劣商品，因为这些商品利润高，效益大，风险小，即使被工商部门查获最多不过没收，要消费者找上门来也可以推到制假者身上，一句“不知道”能赖就赖，这些比起他所获得的利润来真是微不足道。
因此打假不仅要打掉制假的窝点，更要对售假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彻底打掉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动力”。
假如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或不愿意出售假货，那造假者又如何实现利润呢
打击出售假货的有效办法，就是消费者和工商部门联手，谁售假就打击谁。
首先，由消费者向有关工商部门投诉，工商部门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对商家进行查处，如果一旦确认，就可以处以售假商家所有假冒伪劣商品价值10倍以上的罚款，同时对提供线索的消费者给予2到5倍不等的奖励，这样无论谁销售假货，无论他知道或不知道他所销售的是假货，一经查证就给予严厉惩处。
这样使商家在进货时，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消费者负责，而那种进了假货把损失转嫁给消费者，或者明知是假货但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故意欺骗消费者的行为都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通过外力的监督和约束，我们不仅可以打击售假的商家，而且还能培养商家的诚信，最后到所有商家为了自身利益都拒绝假货之时，假冒伪劣商品也就自然会销声匿迹，实现“无售不制”的局面。
为职业打假者合法化呼吁 ——兼与梁慧星研究员商榷国内媒体2002年7月后，一个引起公众关注的老话题，由于《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公布，再度浮出水面，不仅在消费者协会如上海消协和全国消协内部，而且在法学家间和传媒间同时成为争议的焦点。
这个很长时期得不到解决的聚焦，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该不应该，保护不保护“知假买假打假者”?如同《南方周末》(2002年7月25日)编者按：“在法律的争议与现实的需求之间，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争鸣与探讨。
” 其实决不限于法学家间甚至社会典论对此存在争议，就是在司法界具体到某一个承审此类诉讼案件的法院内部，甚至合议庭内部也同样会出现两种分歧意见。
据上海市黄浦区法院法官赵冰清说：两种观点之一认为，以打假为赢利手段，不是真正的消费者，不适用《消法》第49条；另一种则认为，不要去追究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只要商家确实售假，就构成欺诈，谁捉到，谁就应该得到赔偿。
我以为：首先必须重温所谓“退一赔一”即双倍赔偿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对于“知假买假”的分歧意见主要是对《消法》第49条中“消费者”概念理解不同造成的。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这一条的真正立法意图呢?著名法学家梁慧星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回答说：“我本人参与了《消法》的起草过程。
在《消法》草案的专家讨论会上，反对这条的人不少，而发言中极力主张制定这条的只有何山(全国人大法工委)、武高汉(原中国消协)和我3个人。
当时我们只是想以经济利益调动受欺诈的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惩罚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根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这条去牟利，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外竟出现了一个职业打假者。
”梁先生认为“要是任由‘知假买假’式的职业打假阶层一味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一个脱离于公权和私权之外的、以打假为业的牟利行业”，并称“知假买假’者“不合法”。
但是“我们”“3个人”之一的武高汉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认为：消费者是假冒伪劣商品的“天敌”。
赞同《消法》第49条的还有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乔晓阳、胡康生等以及很多省市人大、消协的代表。
对于“知假买假不属于消费者”成了一个法律名词并被争论不休，武高汉感到“特别迷惑，特别悲哀”。
他认为“知假买假”是经营者强加给消费者的概念，违背了《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
另一位何山不仅在6年前主动“疑假买假”，并将两幅徐悲鸿的《奔马图》“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最后得到法院支持获双倍赔偿。
而且他认为，消费者购假索赔对社会有好处，应当鼓励。
个人打假既保护了消费者权益，也减少了政府的打假成本，应该得到关心和支持。
请允许直言，我赞赏梁研究员的“理性”和非“情绪化”，并且拥护“建立真正的政府‘悬赏打假’制度”。
但是，在《消法》没有修改对消费者不包括“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者，对此作出明确界定之前，比较而言，鉴于中国市场假货充斥甚至以假乱真，李逵难辨，正如某电视剧一句经典台词：“现在只有妈是真的，连爹都有假的”情况下，我倒觉得“职业打假者”应运而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纵使让这些见义勇为的“打假英雄”“先富起来”而我辈不至因买生活必需品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担心伪劣又有何妨?我仅知天津出了个“王海”，赞成他关于“知假买假或打假无疑增加了卖假者的风险成本，对减少欺诈有好处，有利于社会公益”的观点。
据闻他已退出“打假”，在专心写书；南京出了个“杨鸿”；上海出了个“王海东”。
纵或全国大、中城市各有一名代表性人物，为有效遏制假冒伪劣泛滥而出现一个“职业打假者阶层”，试问那又有什么“社会危害性”?职业打假者与假冒伪劣同生共死，让中国市场如同美国、日本甚至某些发展中小国一样净化，那又有什么不好? 粱先生以《消法》起草者的身份阐释“立法原意”，让我们了解了立法当时粱先生本人的“原意”，但是立法一个相互斗争和相互妥协的过程，参与起草法律的并不止一人，各个起草者的“原意”也殊难相同，在法律适用发生争议的时候，去寻找“立法原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即使是某一个起草者本人的解释也很难说就是“立法原意”，如果两个起草者的“原意”相对立，那么究竟谁的“原意”是“立法原意”呢? 法律一经制定就注定要落后于生活，因为法律条文是稳定的，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已的，法律必须与时俱进，要解决僵硬的法律条文和流动的社会生活的矛盾，非对法律进行解释不可。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指出：“随处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对于同样的条文、同样的用语，不同学派的学者可能有理有据地研究全不同的解释。
”而“判断何为真诠，何为真释，不仅要看是否符合文义，而且要看是否符合正义”(《刑法的基本立场序说》中国法制出版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据某个著名网站的调查，超过90%的网民赞成王海式的‘知假买假’，舆论明显呈‘一边倒’的态势，绝非偶然。
”《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22日)《解读“不保护知假买假”》谈得好：“此次消费者针对‘不保护知假买假’传闻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愤’，其实正是消费者在当前消费环境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一个缩影。
” 至于司法监督，人人皆知，美国是由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进行宪法监督与解释。
1930—1941年出任该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胡果(Charles Erans Haghes)有一句坦率而惊世的名言：We are under theConstitution，but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the Judges say it is．大意应是：我们尊重(美国)宪法，但宪法是什么，由法官说了算。
中国是成文法非判例法国家，法官不能造法。
在司法支持打假，优化和净化市场方面，我以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支持王海东打假的一个《批复》是非常难能可贵，值得弘扬推介的。
1998年4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原告王海东与上海真知旅游购物中心产品质量纠纷一案的批复》：“原告向被告购买无绳电话，并无违法。
被告向原告出售的无绳电话没有邮电部门颁发的‘入网许可证’，也未取得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核发的‘无绳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书’，属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禁止销售的产品。
被告这一行为是对不特定的消费者的欺诈。
经营者违法经营不仅应接受行政处罚，也应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
故本案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判令被告承担责任。
” 正是因为这个态度明确，不同凡响的《批复》，要求全市各级法院，无论购买商品者是什么人，无论他是否知假和个人生活需要．凡经营者经举报、审查确认构成欺诈的，一律适用《消法》第49条，给购买者退一赔一。
这就使得上海市场相对全国各地市场而言，虽不能说假劣绝迹，确实做到了购物环境和执法环境的净化和优化。
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和有口皆碑的么?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除将“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关于贯彻施行<民法通则>若平问题的意见》第68条)延伸适用于 《消法》第49条，并将上引上海市高院《批复》推广全国法院系统参考适用。
我们不是倡导借鉴外国先进经验，说什么他山石可攻玉吗?现在美国以金融保安业闻名世界的平克顿公司从1992年就以“调查公司”的名义打进中国“打假”市场，据说该公司80％以上的业务集中在“打假”上。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是国内最大的对宝洁、联合利华等74个跨国公司的品牌进行保护。
其中宝洁公司每年假货损值12亿，联合利华每年假货损值3．4亿。
他们作为职业打假者不仅合法化，而且实现了规模化和企业化。
既然洋人已经在我们鼻子下面不仅成为一个企业而且成了一个市场行业的主要业务，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的经验直接“拿来”学到手，甚至直到今天还要喋喋不休地争论什么“知假买假”合法不合法，受不受法律保护昵? 最后，呼吁对“职业打假者”，即运用《消法》第49条谋生的打假者，承认他们的行为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应予以合法化。
我完全赞同《法制日报》(2002年7月18日)“为知假买假索赔行为正名”。
因为“法理上讲，承认知假买假者是消费者，是法治社会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和保护的表现。
在法治社会里，公民依法享有对自己的合法财产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权利与自由，任何其他机构与个人均无权对公民的花钱动机进行审查。
从法理上讲，社会舆论一边倒地支持知假买假索赔行为与某些销售假劣商品的商家对此恨之入骨的态度的对比，就足以辩明人心向背。
因此，对于知假买假索赔行为，立法应该是开绿灯而不是亮红牌。
”请允许狗尾续貂；不仅立法，而且司法，行政、法学、律师，包括传媒众口铄金，都该如此。
总而言之：为了中国市场净化，为了中国出口诚信，为了中国精神文明，除了有效打击假冒伪劣、打击欺诈行为，别无选择。
“打假”是硬道理，是判断是非的基础和前提。
除了依靠政府，依靠各行业包括消协打假，还须全社会动员起来对一切欺诈行为包括制假售假鸣鼓而攻之。
对于“知假买假”的打假职业者，务必鼓励、支持，使其合法化，而不容歧视、排斥，更不容否定。
每个中国人都来参与下
作为消费者 对食品有些什么要求
在消费者维权意识增长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理性妥善处理消费者的维权行为
惩罚性赔偿离我们还有多远
名词解释：惩罚性赔偿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律规定，通过法院判处的由侵害人向被侵害人支付超过实际损失的金额的一种损害赔偿。
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因边开车边喝热咖啡烫了腿，却成功告赢了麦当劳，获得百万赔偿。
这个故事，中国人都很熟悉。
那个告赢麦当劳的老太太叫史特拉，美国有个以她命名的奖，每年颁给最成功也最荒诞的诉讼案的原告律师和陪审团。
得奖中最有名的案子是奥克拉荷马的马弗·格瑞辛斯基先生。
该天才买了一辆崭新的9米长的旅行车（有床，有厕，有厨房的motor home）。
在回家的高速路上，他把自动驾驶定在120公里的时速，就离开驾驶座到后面煮咖啡去了，最后出了大车祸。
幸好，该位老兄还活着，并且状告该车制造厂而得到175万美元赔偿，外加新车一辆，理由是车子的说明书上没有说：不可以离开驾驶座到后面去煮咖啡。
案子过后，该制造厂真的把这一条加在说明书上了。
上帝已经死了在著名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中，老太太史特拉遭受的实际损失只有2万美元。
陪审团却判决被告偿付高达27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依照美国法律，只要被告存在欺诈的、故意的、恶意的、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法规，赔偿金额可以远高于受害者的实际经济损失或精神损害。
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早就知道油箱设计有问题，但为了利润而不及时修改，造成了6人严重烧伤。
法庭判决通用汽车公司支付补偿性赔偿1亿美元，惩罚性赔偿48亿美元。
这种惩罚性赔偿针对大企业，保护弱势群体，旨在对侵权者主观上的恶意和不道德进行严惩，以求杀一儆百。
在17至18世纪的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
进入20世纪后，大公司和大企业蓬勃兴起，各种瑕疵商品导致的消费者损害案件也频繁发生。
大公司财大气粗，对于消费者的补偿性赔偿，很难遏制其为追逐赢利，而制售不合格甚至危险商品的冒险。
于是，惩罚性赔偿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领域，赔偿金额也不断提高。
国内的消费者就没这么幸运了。
“齐二假药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之后，中国消费者的无奈无不凸显在苍白的法条间，公众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又一次热切关注，唤起了人们对十年前一个匪夷所思的笔记本纠纷案的记忆。
1997年8月，王洪购买了恒升笔记本电脑一台，因电脑质量问题与厂商产生纠纷，多次交涉未果，王洪自觉上当，在网上发了一篇《请看我买恒升上大当的过程》。
此文一出，跟帖无数。
恒升认为王洪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遂发起诉讼。
2000年12月19日，北京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向恒升公司赔款9万元。
2001年3月12日，被告因无力支付赔款，而因“拒不执行判决”被拘留。
最后还是免费帮王洪代理案件的律师从多位同情者处筹得9万元交给法院，这个倒霉的消费者才在“消费者保护日”的前两天重见天日。
这一判决，在十年前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引起巨大轰动。
新兴的网民将判决视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最大挑战。
终审判决当日，恒升的网站被黑客贴出醒目的黑底白字“赢了官司，输了世界”，王洪被拘当日，又一位网民借用了尼采的名言——“上帝已经死了”。
判决作出后一年，恒升就在消费者的视线中消失了。
赢了官司的恒升，市场却给了它最严厉的惩罚。
舶来的惩罚性赔偿十年过去，对于中国很多普通百姓而言，惩罚性赔偿仍然是个陌生无力的词汇，人们对于赔偿更为通俗的理解是赔多赔少的问题。
我国法律中一直未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直到1993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才正式建立了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这一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中惟一的一条惩罚性条款。
而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人们看法不一。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局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因此，欺诈行为既包括经营者积极编造虚假情况或歪曲事实，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也包括有意隐匿真实情况，有义务告知消费者却不告知。
但在是否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上，有法学专家认为：“惩罚性赔偿是英美国家的典型做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观念不相符，我国不必效尤。
”正因为如此，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中国举步维艰。
罚金与隔靴搔痒回望中国，期待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审判的呼声，早已高过对其道德审判。
但当消费者认为消法中规定的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而希望获得更多的赔偿时，不得不选择漫长而高成本的诉讼维权之路，正因为如此，许多消费者放弃了维权，部分企业也继续铤而走险。
然而，最近有一个消息足够让消费者振奋。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已经引入了对质量缺陷食品进行“十倍价款赔偿”的法条。
相对于消法中的两倍返还，这显然又进了一步。
也有人提出，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才更有利于这一制度的实施。
值得期待的是，我国学者目前已起草了两个版本的《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其中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
版本一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生命、身体、人身自由、健康或具有感情意义财产的，法院得在赔偿损害之外判决加害人支付不超过赔偿金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版本二规定：因生产者、销售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生产者、销售者给予双倍价金的赔偿。
然而，这样的规定在适用条件和惩罚额度上与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力度相比，仍如同隔靴搔痒。
为什么近年来，假冒伪劣食品和有毒食品案例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赔偿机制上的震慑力不足。
消费者和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很高，司法实践中一般只判决赔偿实际损失，不考虑受害者耗费的时间、精力等成本。
由于缺乏惩罚性赔偿，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很低，补偿性赔偿的标准远远不足以抵御其为逐利而制售不安全食品，有问题的产品的贪婪。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才能保护守法企业的公平竞争。
也只有对诉讼的恐惧才能令制造商们重视产品质量，更不会为小利而冒大险
我该如何维护自己消费者的权益急
特别加急，拜托大家帮忙
很简单，开店就是为了做生意，你拿着衣服站在店门口，见人就说这家店衣服不好，最多3天老板就把钱赔给你了。
请问12315真的为消费者维权吗?我怎么一点也感觉不到啊?
在消费者维权意识增长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理性妥善处理消费者的维权行为
惩罚性赔偿离我们还有多远
名词解释：惩罚性赔偿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律规定，通过法院判处的由侵害人向被侵害人支付超过实际损失的金额的一种损害赔偿。
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因边开车边喝热咖啡烫了腿，却成功告赢了麦当劳，获得百万赔偿。
这个故事，中国人都很熟悉。
那个告赢麦当劳的老太太叫史特拉，美国有个以她命名的奖，每年颁给最成功也最荒诞的诉讼案的原告律师和陪审团。
得奖中最有名的案子是奥克拉荷马的马弗·格瑞辛斯基先生。
该天才买了一辆崭新的9米长的旅行车（有床，有厕，有厨房的motor home）。
在回家的高速路上，他把自动驾驶定在120公里的时速，就离开驾驶座到后面煮咖啡去了，最后出了大车祸。
幸好，该位老兄还活着，并且状告该车制造厂而得到175万美元赔偿，外加新车一辆，理由是车子的说明书上没有说：不可以离开驾驶座到后面去煮咖啡。
案子过后，该制造厂真的把这一条加在说明书上了。
上帝已经死了在著名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中，老太太史特拉遭受的实际损失只有2万美元。
陪审团却判决被告偿付高达27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依照美国法律，只要被告存在欺诈的、故意的、恶意的、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法规，赔偿金额可以远高于受害者的实际经济损失或精神损害。
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早就知道油箱设计有问题，但为了利润而不及时修改，造成了6人严重烧伤。
法庭判决通用汽车公司支付补偿性赔偿1亿美元，惩罚性赔偿48亿美元。
这种惩罚性赔偿针对大企业，保护弱势群体，旨在对侵权者主观上的恶意和不道德进行严惩，以求杀一儆百。
在17至18世纪的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
进入20世纪后，大公司和大企业蓬勃兴起，各种瑕疵商品导致的消费者损害案件也频繁发生。
大公司财大气粗，对于消费者的补偿性赔偿，很难遏制其为追逐赢利，而制售不合格甚至危险商品的冒险。
于是，惩罚性赔偿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领域，赔偿金额也不断提高。
国内的消费者就没这么幸运了。
“齐二假药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之后，中国消费者的无奈无不凸显在苍白的法条间，公众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又一次热切关注，唤起了人们对十年前一个匪夷所思的笔记本纠纷案的记忆。
1997年8月，王洪购买了恒升笔记本电脑一台，因电脑质量问题与厂商产生纠纷，多次交涉未果，王洪自觉上当，在网上发了一篇《请看我买恒升上大当的过程》。
此文一出，跟帖无数。
恒升认为王洪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遂发起诉讼。
2000年12月19日，北京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向恒升公司赔款9万元。
2001年3月12日，被告因无力支付赔款，而因“拒不执行判决”被拘留。
最后还是免费帮王洪代理案件的律师从多位同情者处筹得9万元交给法院，这个倒霉的消费者才在“消费者保护日”的前两天重见天日。
这一判决，在十年前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引起巨大轰动。
新兴的网民将判决视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最大挑战。
终审判决当日，恒升的网站被黑客贴出醒目的黑底白字“赢了官司，输了世界”，王洪被拘当日，又一位网民借用了尼采的名言——“上帝已经死了”。
判决作出后一年，恒升就在消费者的视线中消失了。
赢了官司的恒升，市场却给了它最严厉的惩罚。
舶来的惩罚性赔偿十年过去，对于中国很多普通百姓而言，惩罚性赔偿仍然是个陌生无力的词汇，人们对于赔偿更为通俗的理解是赔多赔少的问题。
我国法律中一直未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直到1993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才正式建立了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这一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中惟一的一条惩罚性条款。
而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人们看法不一。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局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因此，欺诈行为既包括经营者积极编造虚假情况或歪曲事实，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也包括有意隐匿真实情况，有义务告知消费者却不告知。
但在是否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上，有法学专家认为：“惩罚性赔偿是英美国家的典型做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观念不相符，我国不必效尤。
”正因为如此，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中国举步维艰。
罚金与隔靴搔痒回望中国，期待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审判的呼声，早已高过对其道德审判。
但当消费者认为消法中规定的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而希望获得更多的赔偿时，不得不选择漫长而高成本的诉讼维权之路，正因为如此，许多消费者放弃了维权，部分企业也继续铤而走险。
然而，最近有一个消息足够让消费者振奋。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已经引入了对质量缺陷食品进行“十倍价款赔偿”的法条。
相对于消法中的两倍返还，这显然又进了一步。
也有人提出，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才更有利于这一制度的实施。
值得期待的是，我国学者目前已起草了两个版本的《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其中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
版本一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生命、身体、人身自由、健康或具有感情意义财产的，法院得在赔偿损害之外判决加害人支付不超过赔偿金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版本二规定：因生产者、销售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生产者、销售者给予双倍价金的赔偿。
然而，这样的规定在适用条件和惩罚额度上与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力度相比，仍如同隔靴搔痒。
为什么近年来，假冒伪劣食品和有毒食品案例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赔偿机制上的震慑力不足。
消费者和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很高，司法实践中一般只判决赔偿实际损失，不考虑受害者耗费的时间、精力等成本。
由于缺乏惩罚性赔偿，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很低，补偿性赔偿的标准远远不足以抵御其为逐利而制售不安全食品，有问题的产品的贪婪。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才能保护守法企业的公平竞争。
也只有对诉讼的恐惧才能令制造商们重视产品质量，更不会为小利而冒大险。
帮助消费者维权的媒体有哪些
在消费者维权意识增长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理性妥善处理消费者的维权行为
惩罚性赔偿离我们还有多远
名词解释：惩罚性赔偿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律规定，通过法院判处的由侵害人向被侵害人支付超过实际损失的金额的一种损害赔偿。
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因边开车边喝热咖啡烫了腿，却成功告赢了麦当劳，获得百万赔偿。
这个故事，中国人都很熟悉。
那个告赢麦当劳的老太太叫史特拉，美国有个以她命名的奖，每年颁给最成功也最荒诞的诉讼案的原告律师和陪审团。
得奖中最有名的案子是奥克拉荷马的马弗·格瑞辛斯基先生。
该天才买了一辆崭新的9米长的旅行车（有床，有厕，有厨房的motor home）。
在回家的高速路上，他把自动驾驶定在120公里的时速，就离开驾驶座到后面煮咖啡去了，最后出了大车祸。
幸好，该位老兄还活着，并且状告该车制造厂而得到175万美元赔偿，外加新车一辆，理由是车子的说明书上没有说：不可以离开驾驶座到后面去煮咖啡。
案子过后，该制造厂真的把这一条加在说明书上了。
上帝已经死了在著名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中，老太太史特拉遭受的实际损失只有2万美元。
陪审团却判决被告偿付高达27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依照美国法律，只要被告存在欺诈的、故意的、恶意的、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法规，赔偿金额可以远高于受害者的实际经济损失或精神损害。
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早就知道油箱设计有问题，但为了利润而不及时修改，造成了6人严重烧伤。
法庭判决通用汽车公司支付补偿性赔偿1亿美元，惩罚性赔偿48亿美元。
这种惩罚性赔偿针对大企业，保护弱势群体，旨在对侵权者主观上的恶意和不道德进行严惩，以求杀一儆百。
在17至18世纪的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
进入20世纪后，大公司和大企业蓬勃兴起，各种瑕疵商品导致的消费者损害案件也频繁发生。
大公司财大气粗，对于消费者的补偿性赔偿，很难遏制其为追逐赢利，而制售不合格甚至危险商品的冒险。
于是，惩罚性赔偿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领域，赔偿金额也不断提高。
国内的消费者就没这么幸运了。
“齐二假药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之后，中国消费者的无奈无不凸显在苍白的法条间，公众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又一次热切关注，唤起了人们对十年前一个匪夷所思的笔记本纠纷案的记忆。
1997年8月，王洪购买了恒升笔记本电脑一台，因电脑质量问题与厂商产生纠纷，多次交涉未果，王洪自觉上当，在网上发了一篇《请看我买恒升上大当的过程》。
此文一出，跟帖无数。
恒升认为王洪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遂发起诉讼。
2000年12月19日，北京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向恒升公司赔款9万元。
2001年3月12日，被告因无力支付赔款，而因“拒不执行判决”被拘留。
最后还是免费帮王洪代理案件的律师从多位同情者处筹得9万元交给法院，这个倒霉的消费者才在“消费者保护日”的前两天重见天日。
这一判决，在十年前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引起巨大轰动。
新兴的网民将判决视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最大挑战。
终审判决当日，恒升的网站被黑客贴出醒目的黑底白字“赢了官司，输了世界”，王洪被拘当日，又一位网民借用了尼采的名言——“上帝已经死了”。
判决作出后一年，恒升就在消费者的视线中消失了。
赢了官司的恒升，市场却给了它最严厉的惩罚。
舶来的惩罚性赔偿十年过去，对于中国很多普通百姓而言，惩罚性赔偿仍然是个陌生无力的词汇，人们对于赔偿更为通俗的理解是赔多赔少的问题。
我国法律中一直未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直到1993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才正式建立了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这一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中惟一的一条惩罚性条款。
而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人们看法不一。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局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因此，欺诈行为既包括经营者积极编造虚假情况或歪曲事实，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也包括有意隐匿真实情况，有义务告知消费者却不告知。
但在是否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上，有法学专家认为：“惩罚性赔偿是英美国家的典型做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观念不相符，我国不必效尤。
”正因为如此，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中国举步维艰。
罚金与隔靴搔痒回望中国，期待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审判的呼声，早已高过对其道德审判。
但当消费者认为消法中规定的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而希望获得更多的赔偿时，不得不选择漫长而高成本的诉讼维权之路，正因为如此，许多消费者放弃了维权，部分企业也继续铤而走险。
然而，最近有一个消息足够让消费者振奋。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已经引入了对质量缺陷食品进行“十倍价款赔偿”的法条。
相对于消法中的两倍返还，这显然又进了一步。
也有人提出，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才更有利于这一制度的实施。
值得期待的是，我国学者目前已起草了两个版本的《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其中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
版本一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生命、身体、人身自由、健康或具有感情意义财产的，法院得在赔偿损害之外判决加害人支付不超过赔偿金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版本二规定：因生产者、销售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生产者、销售者给予双倍价金的赔偿。
然而，这样的规定在适用条件和惩罚额度上与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力度相比，仍如同隔靴搔痒。
为什么近年来，假冒伪劣食品和有毒食品案例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赔偿机制上的震慑力不足。
消费者和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很高，司法实践中一般只判决赔偿实际损失，不考虑受害者耗费的时间、精力等成本。
由于缺乏惩罚性赔偿，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很低，补偿性赔偿的标准远远不足以抵御其为逐利而制售不安全食品，有问题的产品的贪婪。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才能保护守法企业的公平竞争。
也只有对诉讼的恐惧才能令制造商们重视产品质量，更不会为小利而冒大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