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啦阿来演讲稿：故乡，世界的起点
其实“乡愁”这个话题，过去我仅仅知道余光中先生，有一首诗叫《乡愁》。用上“愁”这个字眼也许对我来讲，它可能真是恰当的，所以我想起故乡，总是特别纠结。在我的少年时代，做梦都在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们以为故乡是美好的，故乡永远是可爱的，故乡总是像一个慈母一样在呵护你，但我的故乡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特别纳闷，看到村子里的情景，过几天就把村子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拉出来斗争，晚上开斗争会，而且就是村里的人斗村里的人，是年轻人斗老年人。大家呼口号、谩骂、唾弃，是这样的人际关系。第二个，那时农村非常贫困，经常有人吃不饱饭、穿不到衣服，父母当然对我们很好，但是他们能力非常有限，你就觉得他们经常都在一种，特别自责、内疚、哀声叹气的氛围当中。其实你自己会特别不喜欢那种气氛，也许可能不念书就算了，不念书就天天跟着大人上山，放羊、采药、种庄稼。但是问题是念了书了，建立了一种对于外部世界的向往，而且真正把我的向往激发起来的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在我大概十来岁的时候，村子里突然来了一些外部世界的人，叫地质队。这些人完全跟我们不一样，去过很多地方，听过很多陌生的名字。我就听见过玉门、新疆、大庆……这些人去过这么多地方，好奇怪。后来有一天我终于问了：“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一个叔叔就拿出地图摆在桌上说：“我给你指。”那我问他，那我说我们村在哪儿呢？“哎哟。”他说，“对不起，这个村太小了，你这个图上没有。我给你看另外一个图。”另外一个图就是飞机航拍的照片，是我们那一带的山区，沟壑纵横，那个宽阔的山谷也没有，就像一个老年人皱巴巴、刀劈斧削的脸。那我说，我们村在哪？他说这也许有，可能就在这个褶子里头，一个山沟的阴影里头。
那天我关于我们村子、世界的看法就彻底崩溃了。对一个小孩来讲，原来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村子，在一个山褶子里头，甚至连一个房子都看不见，我才知道世界之大。所以从小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向往就是，哪一天我可以离开这个该死的村子，村子太小了，人与人之间还这么不好，生活还这么困难，既然我的故乡这么讨厌，我这么讨厌它，想了多少办法想逃离它，结果宿命一样居然逃不开。后来就开始在长江上游到处修水电站，就说要在农村里头招工人，我第一个报名说我去。但是后来村子里面没有人报名，别人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他们不愿意离开家乡，还说我很奇怪，老是想离开家乡。后来没有办法，他们招不到人，说那就好了，就算你吧，所以我就成了水电建筑工地的推土机手，当了两年推土机手以后，突然有一天看报纸说，邓小平先生要在中国恢复高考。那天我泡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点的衣服，也没睡觉，借了一部自行车，摸黑骑了二十多公里的路，骑到县城等天亮，在教育局门口等高考报名。后来是当地的一个师范学校把我录取了，两年读完分配工作，我被分配的地方比老家还糟糕，老家到底还通一条公路。我说倒霉，读书读到这儿来了。既然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关系一定要改变，如果一个人一辈子跟故乡之间就是这样一种想逃离而未曾逃离，未能逃离的关系，那我的一生岂不成了悲剧吗？那么改变这种悲剧又有什么办法呢？就是重新认知我的故乡。如果只是局限在出生的院子、小巷、村庄，也许这个故乡对我们是熟悉的，但是更为抽象一点，关于它的文化、历史，关于它背后更大的一个人群，超越我们熟人关系之外的构成叫做社会的人群，它到底是什么？那么当你考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切熟悉的东西都变得陌生起来。这个时候我突然就开始走我故乡的大地。我们那个地方太大了，我出身的阿坝藏族自治州，这个州有多大呢？七万平方公里，一个县就是上万平方公里，徒步走一趟不容易。
今天有一个词叫做集体记忆，它正在慢慢湮灭跟散失，过去它是口口相传的，但是我开始行走的这个时代，这些传说的湮灭刚刚开始，我的行走恰逢其时，就是这样不断地行走、不断地行走。这个时候我突然就开始写作了，因为我觉得心里头好像涌动了一种有点“高大上”的东西。有一次我走了好多天回去，我从身上掏出来一把烟盒子，一个朋友刚好来说“你拿了一堆烟盒子干什么？”我说：“我抽的呀。”他说：“问题是你抽了不就扔了吗？”我说这次不一样，我在上面写了东西。我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就是我登到一个山顶，写在香烟盒子上——“我现在坐在群山之颠，把头埋在双膝之间，感到风像时光的水流，漫过我的脊梁。河流轰鸣，道路回转。现在我要独自一人，任群山的波涛把我充满，任大地重新向我涌来”。我是坐在最高峰上，坐在三千多米的雪山顶上，这些句子不是为了写诗，“哼哼唧唧”牙疼一样写出来的，就是坐在那样的山顶上写出来的。我又写：今天我又穿过了一个村庄，这是我穿过的第十二个村庄，接下来我还要穿过一百多个村庄，而所有这些栽培着玉米、小麦、苹果、梨的村庄，放牧着牛羊的村庄，都跟我出生的村子一模一样，有一座水磨坊，有一所小学堂，晴天的早上，小学堂的钟声叮当作响，所有这一切都跟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一模一样，所以你们这些所有的村子，你们都是我的故乡，我不再把那个小小的村子，做为我的故乡，今天我把青藏高原最壮丽最漂亮的这一部分都看成是我的故乡。直到现在，每年我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这样的地域当中行走，跟这儿的雪山在一起，跟这儿的山峰在一起，跟河流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跟这儿的老百姓在一起。那么跟这儿正在发生的历史，跟生活在一起。故乡是让我们抵达这个世界深处的一个途径，一个起点。
接下来我就开始书写故乡，开始写诗、写电影，一直到三十岁。三十岁之后，我写完这辈子最后一首诗，我就写了一个叫做《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我说现在我看见一个诗人诞生了，他正从草原的中央向我走来，其实我写的是我自己。我把自己写得很伟大，他头戴太阳的紫金冠，风是他众多的嫔妃，有河流的腰枝，有小丘的胸脯。今天我背负着千年的积雪，眼前看到无比的广阔，但是我说从此我不再轻易说话。找到了跟故乡这种关系，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就开始说我要沉下心来思考。所以我从1989年开始，一直就停下来，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字，然后到了1994年5月份，那个时候我在家乡的一个叫马尔康的地方，在高原上春天刚刚开始，窗户外面刚好是一片白桦树林，突然开始发芽了。我觉得好像发芽对我是一个暗示——你这么多年什么没干，是不是今天该干点什么了？我突然在窗户底下，就打开电脑，想了一下，写了一行字。我写的是“冬天下雪，画眉出来”，这就是《尘埃落定》当中的第一行字。我的小说展开进入高潮，然后逐渐走低，最后随着我主人公的死去戛然而止，我觉得好像通过这本书，也跟故乡达成了某种和解，我原谅了它曾经有过的种种粗暴，我觉得它在得到改观。但我想故乡总是比个人更伟大，故乡总是沉默无言。她也可能觉得这个人曾经这么想，叛逆、逃离故乡的一个人，今天他用他的一本书对我表达了歉意，我相信她也充分接纳了我。现在我的故乡可能又在发生一些使我自己感到陌生、诧异、不理解的事情，而且我也正在用我的作品进行书写。第一个方面是今天大家知道，是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我们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之间，怎么样互相尊重、互相相处，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对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今天我故乡还在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叫做“对于边疆地带的浪漫化的理解”。浪漫化就是说，把另外一个地方的东西说得特别优美跟美好，一厢情愿地按照我们所期待的一种关于青藏高原的想象去塑造它，去要求它，但它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我又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来重新把握故乡呢？那么也许我们说的乡愁的 “愁”又出现了。既然上帝已经把我们变成一个可以思考的人，尤其是把我变成了一个愿意不断用自己的实践、行走、写作来印证自己跟故乡之间关系的人，那么我相信这种新的乡愁袭来也是一个命定的事情，那么我就接受它、拥抱它，而且带着这样一种乡愁，重新再来书写我的故乡，表达我的故乡。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