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迅:青春在一个暑假里速成
小时候,我们三姐妹之间的游戏是演戏。我总是当仁不让地扮英雄;大姐长得好看,演女特务;二姐力气大,演坏人最好。一天,我们刚看完一部革命题材电影,一进家门,二姐披着毛巾被威风凛凛地站在床头,对我说:“说,你把人藏到哪儿了?”
“不知道。”我英勇不屈。
“女特务”二话不说,挥枪射击。我应声倒地。一声闷响,我的头结结实实地撞上桌角,顿时血流如注。桌上的小收音机也掉在地上,壮烈“牺牲”了。妈妈闻声进屋,吓得抱起我就往医院跑,缝针、包扎,忙了大半夜。我晕晕乎乎地躺在床上,觉得自己为艺术献身,特别“崇高”,心里没有丝毫懊悔之意。
刚上中学,爸爸被派到香港长驻,妈妈随行。北京的家中只有姥姥照顾我们。
初三的暑假,我被选去担任中央电视台《我们这一代》的小主持人和校服模特儿。这是我第一次“触电”。汇报演出时,听说教育局领导要出席,我躲在大幕后,偷偷往下看。几个同学的家长也坐在台下,笑容在脸上写满“自豪”二字,我这个主角家里却没有一个人到场。我突然很想妈妈,抱着大幕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呜呜大哭,谁劝跟谁急,哭声响彻整个后台。这时,开场铃声响起。我拽过大幕,抹去一大把鼻涕眼泪,笑容灿烂地登场了。
三姐妹中,大姐最漂亮。她是家里所有人的骄傲,更是我的偶像。谁能不喜欢她呢?小学她是全年级第一,中学她是清华附中的校花,大学她是外交学院的交际舞冠军。
那年,我读高一,大姐读大三。暑假里的一天,大姐翻着报纸,突然冒出一句:“我想去应征方便面广告的模特儿。”我吓了一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拍广告还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我也算“触过电”的人,很权威地甩过去几个字:“算了吧,丢份儿。”二姐觉得很新鲜:“我陪你去。”第二天,姐姐们躲在屋里仔细打扮一番,出门之前严正警告我不许告诉姥姥。
几个小时后,她们兴奋地回来,一看那样儿就知道已经得意忘形了。
“考中了?”
“没有。”
“那是吃错药了。”
“没吃药呀。”
“那得赶快吃点儿,笑成这样不正常。”
姐姐并没考取某广告的代言人,可那次招聘的评委中有一个是电影《摇滚青年》的副导演李童。大姐说:“她把我的地址和电话留下来了,说明天来家里取照片。”我真替她高兴:“这才够档次。”
第二天上午,我陪姥姥上街买菜,就在这个空当,李童真的来了。家里的照片几乎都是我们姐妹的合影。翻了半天,她从中选了一张我和大姐的合影。下午,一辆奔驰200把大姐接走了。两个小时后,又把大姐送回来。车没走,李童说,导演看了我们的合影,让她也把我接过去看看。
奔驰停在香格里拉饭店对面的一栋家属楼前,李童把我带上一辆大巴士,让我等着。车上有很多工作人员,看来了个小姑娘,都好奇地问:“你是来干吗的?”
“我不知道。”我一身汗湿的运动衣裤。刚打完篮球,脸没洗,衣服没换。
“可能又是来试镜的。小小的这个角色,已经试了二三十个女孩,还定不下来。”
我得意地想,试两三百个也没用,这个角色是我姐姐的了。
“谁呀?”众人的议论声吵醒了躺在巴士最后一排长椅上的人。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显然有点火气。他一肩鬈曲的长发,一副蛤蟆墨镜架在突出的鼻梁上,一张很白的脸,冷冷的样子实属另类。
“你过来。”他指着我。
“干什么?”我没挪窝儿。妈妈离家前,叫我不要随便跟留长头发的男人搭腔。
“多大了?”
“15。”我人小声大。首先,在气势上不能输给对方。
“小孩儿还挺有性格。”他站起来,从我身边走过,一身黑色的紧身衣裤。
一个大胡子上了巴士,没错,田壮壮导演来了。
田导演问:“你是妹妹吧。以前演过戏吗?”我不自信地摇头。“走,看他们拍戏去。”他好像是跟我一拨儿的。
我到家时,大姐已经睡下,太对不起她了。我蹑手蹑脚地进了屋,蹲在床头。“姐,导演说,明天让我搬到剧组去。”我一脸愧疚地说。大姐睡得迷迷糊糊,说:“定了就定了,快睡吧。”钻进被窝时,我还在纳闷:姐姐那么漂亮,机会本应该是她的,怎么馅饼砸到我头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