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的地点定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旗下的北京金融交易所熊焰的办公室，采访前，记者聆听了熊焰为来北金所访问的金融机构所做的一场报告。
自小在东北长大的熊焰高大精干，1956年他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解放前就读于浙江大学。跟许多同龄人一样，刚上学不久熊焰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熊焰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受到了冲击和影响，随后因为种种原因辍学过几年。文革结束后，他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哈工大录取条件最高的无线电工程系。
确定与不确定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
本科毕业，成绩在班上排名第一的熊焰不为专业教研室、航天部以及黑龙江日报社伸出的橄榄枝所动，义无返顾地开始了哈工大校团委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回顾自己这一次人生选择，熊焰对记者这样分析：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若只能选一个，那我宁愿选择后者。那种三十岁时就知道自己五十岁会怎样的人生，不是我喜欢的。这句话成了以后好多年贯穿熊焰职业生涯的线索。
进入团委的熊焰先后担任哈工大校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仕途之路可谓顺利。级别提高的同时也创下了很多记录：当时在校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最年轻的党委委员、后备干部，35岁那年还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在哈工大校团委的日子里，熊焰每向前迈出的一步都和荣誉紧紧相连。
在生活轨迹开始日趋确定的时候，熊焰又一次主动地选择了“不确定”：1991年哈工大开始搞高新技术园区，预备将园区发展成上市公司，熊焰敏锐地感觉到自己人生的转折将就此埋下伏笔，于是投入了高新技术园区的准备与策划。良好的职业嗅觉和广泛的人际关系，让熊焰在高新技术园区的项目开展中成功地负责了对俄经贸的部分。熊焰的职业之路开始有了向市场方向的最初延伸。
来到北京，初涉产权交易
偶然和必然之间，总有一道桥梁让他们相互勾连。曾经担任哈工大校团委书记的经历，加上哈工大在国内高校的知名度，让熊焰与共青团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2年8月的一次出差，之前伏笔的机缘终于全景展现：就在那次出差时，熊焰见到了当时团中央相关部门负责人。熊焰得知，团中央实业部正要物色一名“操作首席”，这个首席的条件要满足高学历、高职称，有经济工作、科技工作经验和团组织工作背景，35—40岁的工科院校毕业的处级干部，来落实团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筹建中国青年科技园项目。而所有这些条件熊焰似乎都符合了。
经过组织审查安排，熊焰被从哈工大调到了团中央挂职锻炼，任实业部开发处处长。挂职一年之后，熊焰留在了北京，在团中央负责中国青年科技园项目开发。随后熊焰担任了团中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这年他只有37岁。
转眼间到了2000年，时任团中央副局级干部的熊焰展望前路，他又看到了一种让他不太喜欢的过于确定。在2000年国内IT热潮发展到了顶点时，他逐渐萌生在IT产业和资本市场的“交叉点”上做点事情的念头——要做一件自己想干、自己说了算的事儿。当时这个想法得到了团组织和各方朋友们的支持。他策划了整合高校信息化资源的“中关村百校信息园”项目（类似今天的PE、VC），并决定“下海”。
回顾这段经历，熊焰笑称自己就这样由“编剧”成了“男一号”——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北交所前身）总经理。由此，熊焰的产权市场事业拉开了序幕。
由我去做，我会做得更大更好
“潜能最大的发挥就是你被一件很有价值、很有挑战性同时又让你很感兴趣的事情所需要。”熊焰对自己的这个选择如是总结。
面对即将挂牌的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一次“圈里人”聚会时有人对熊焰说“你要有机会做别的事，就不建议你做这个”。这样的说辞让熊焰感觉他们并没认识到产权市场的巨大潜在价值。“要是我去做，也许会做得更大、更热闹。”这是熊焰在听到“圈里人”建议时的真实心曲。
2004年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式成立，熊焰成了北京产权交易所的“行政首席”。
2004年随着“国资委3号令”启动，北交所争取到成为“中央企业交易试点机构”的资格，北交所成了三家入选机构中的最后一家。十年后，北交所已经占据了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市场的“半壁江山”，用非常简洁的“公开”、“竞争”制度设计，有效解决了国有企业产权卖给谁、卖什么价钱的问题，做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十年来，累计交易企业国有产权2000多个亿，平均增值率达到25％。而北交所也由开始的员工只有几十人，发奖金还要四处奔走筹集的小机构，成为了一个“一拖十”架构的集团企业，集团下属包括中国技术交易所、中国林权交易所、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北京黄金交易中心、金马甲网上交易系统等一系列专业平台。年交易额也由2004年的一百亿跃升到2012年的近一万亿。
“找到一件超越简单个人利益和团队经济利益之上的事，才能把自己团队与个人的潜能激发出来”。采访结束，熊焰对记者分享了这样一段心语，愿与所有青年朋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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