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娴：正能量节目《开讲啦》制片人也和负能量斗争了很久 | 三明治访谈
《开讲啦》是一档中国青年电视公开课，每期节目由一位名人倾情演讲，播出之后几乎是一炮而红。
谁会想到《开讲啦》的制片人竟然才29岁，她叫刘娴，她创意制作的这个节目斩获了国内众多电视奖项。
分享一篇中国三明治对《开讲啦》制片人刘娴的访谈录：开讲啦台前幕后那些事
问：我发现你讲所有事，都不如说《开讲啦》下阶段要走出演播厅做室外路演这件事来得激动。
刘娴：是啊，这就是我现阶段最大的事了。《开讲啦》要走出演播厅做大型的路演，这是一次挑战。我没有外景经验，是一次新的学习。我很愿意接受新的挑战，不希望一成不变。哪怕做常规的节目，每一期也力求有新的东西。挖掘和发现明星更多的东西。真诚，说人话，不端着。
有些节目为了更有可看性，每一个台词都是提前对好的。我排斥这种节目类型，不管是嘉宾还是青年代表都要给他空间。录制前一刻会开会，放掉所有准备 ，在现场认真听，然后结合演讲内容提问。
我强调思考力。而不是都提前准备好，把这些年轻人变成工具或摆设。
问：说到这个，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想到在《开讲啦》里请一些“青年代表”的？
刘娴：我很看重青年人这个群体。我觉得青年人让我去相信这个世界会好。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对这个国家很重要。要给他们平台。他们现在接受的信息很发达，思考力和行动力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想通过这个节目展现出，年轻人不可小看。我希望他们和嘉宾的沟通是平等的，所以舞美设计上是平等的概念，不是阶梯教室，他们会有讨论或辩论。
问：达到你要的效果了。
刘娴：对，其实节目的最初定位是青年人群体，播出之后没想到引发了大量学生父母的关注。他们学习过程中的迷惘和思考，对父母都是报喜不报忧，但在节目中可以说自己的经历，让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另外一个城市学习或生活的状态，增进了两代人的沟通。
现在我考虑的是怎么让年轻人的提问更加深入。年轻人困惑和迷惘的问题就那么多，对问题的理解和思考会有限制。本来以大学生为主体，现在准备开放为职场人，30到40岁的群体。有进入社会的过程会让自己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更接地气。
问：做电视制片人总有收视率的压力，你和收视率的交手怎么样？
刘娴：我做电视宁愿不那么考虑收视率，一定要做有意义有价值有情怀的，多年之后都能拿出来咀嚼的。我不想迎合观众，想引领观众。观众有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比如没有做舌尖，不知道舌尖会火成这样。没有做开讲啦，不知道演讲节目会火成这样。市场不能预判，不能认为电视观众就是俗的。
但因为收视率，《上班这点事》最终夭折。那是我一个很大的坎。那是我第一次做制片人的节目，觉得有太多东西可以做。团队很棒，很有激情，鼎盛时期全国媒体都在用“这点事”句式。同时还做职场白领单身俱乐部等衍生产品。我觉得节目有特别大的前景，有很好的传播力，但没有很好的收视率。知道要取消之后，团队去单身俱乐部的合作方酒吧里喝酒，我醉倒在大街上了。长夜痛哭。
所以现在危机感很强，会觉得《开讲啦》没有好到那个地步，有很多不好的地方，要及时地与时俱进，让更多的观众喜欢它，有新鲜感，有更好的方式去诠释这个节目，才能不被淘汰。正能量的东西不能一直吃，打鸡血不能天天打。让《开讲啦》安身立命和长足不败的方式，是我每一天在考虑的问题。现在流程已经完整，但我审片会像祥林嫂一样反复地去和导演讲，反复剪三四遍。我的要求是只有做到最好，观众才能看到最好的一个品相。
现在我慢慢找到了想要做的节目和收视率的平衡，这种平衡必须由平台来给予。平台方的领导很重视节目的内核，力挺这个节目，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即使没有收视率也要推上去。感觉吃了定心丸。影响力打出来的同时能做出收视率是最好的。但起码没有那么大压力。一个电视台需要有的节目打影响力又要打收视率，不能要求一个节目既有又有。去了解电视观众更喜欢什么内容，不是唯收视率论，而是希望知道受众的有共鸣性的东西，希望更去契合他们心里的点。会做收视调查，做更好的均衡。
问：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传播“负能量”的帖子或段子，你对此怎么看？
刘娴：负能量一直都有，只是互联网发达后扩散的影响力更大。早年历史上的一些大家年轻时也会愤青，就像吴晓波说的，30岁之前如果不是愤青，说明你没有良心，如果30岁之后还是愤青，说明你没有头脑。30岁之前做一个愤青是很好的事情。
负能量段子我也不觉得什么，因为确实是社会现状。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其他人群，需要的是更多的想到怎么去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做些什么，身体力行更重要，首先看到这个时代缺什么，国家缺什么，才知道自己能够为自己或为更大的面做些什么。不能停留在我看到这些事情，但我每天还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什么都不做，只是愤怒，这样没有意义，就算看到也是没有意义的。
问：你这么忙，有业余爱好吗？
刘娴：我喜欢看书，看杂志。看《新周刊》，所以拿《新周刊》评的奖最高兴。喜欢孟京辉、林奕华、廖胜川的话剧。《恋爱的犀牛》看过三遍。喜欢廖一梅的话剧编剧，喜欢她的《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我还会选择看同类型的电视节目。
放松的同时确实也会有职业病，刚入道的时候很紧张，一直在看别人的结构和技术手段，现在更多的是游刃有余，像观众一样看。
问：想听你从头讲讲你的职业历程，没准能成为下一个“职场热帖”之类的。
刘娴：刚毕业时，我爸爸让我回岳阳电视台，我说要去就去最好的电视台，当时最好的电视台就是湖南电视台。我求爸爸托关系帮我送进湖南台实习，当时跟他说的是：你只要帮我送进湖南台，至于能不能留下是我自己的事。
我非常珍惜这个实习机会。当时在“都市时间”做社会新闻，上午跑新闻，下午写稿子，五点就一个小时剪辑，六点就播出，带我的记者根本没有时间教我。我坐在他身边看他飞快地剪，完全看不懂怎么把那么多素材剪成片子。下班后我就问老师借一本空白带和一本素材带，自己去机房一直弄到深夜。就这样自己每天磨，自己练。
这样实习了三四个月，一开始会觉得有很多新闻可以采，但渐渐地，接到电话时会变得冷漠、麻木，甚至第一反应变成是:哦，起火了吗？有死人吗？死伤数不够多的话这个新闻我们是不会做的，台里也不会播。我不希望我的生活是这样的状态。
正好这时广东台来和湖南经视合作一个财经节目，我因为进步快就被推荐过去了。
后来合作取消之后，我留在了湖南经视。但广东台高薪挖我们过去。那年是2020年，超女特别火，湖南台是很多人想进都进不来的。当时我在台里认识了不少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给了我很多人生的方向，包括和崔健的经纪人聊了半个多小时，他给了我很多非常好的建议。
他说，如果你留在湖南台，状态比较稳定，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导演，但在体制的平台里会有天花板。如果出去，风险更大，但年轻时一定要勇于接受风险，才可能收获更多。最后我决定离开，出去闯一闯。不知道会收获什么，只知道应该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到了广东台，工资福利都挺好的，也有一群从湖南一块过去的小伙伴们。但是当时的工作状态让我有点失望。因为作为湖南电视人的冲劲在实习时就被培训出来了。在湖南台，经常夜里三四点下楼，都能碰到很多熬夜加班的同事。在广东台，9点大楼就关门了，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那么拼呢。
而且广东的平面媒体发达，比如南方报业集团，但没什么人看广东卫视，都是看港媒。年轻时还是心怀理想，希望可以做特别被人尊敬和喜欢的节目，但是没有人喜欢看你的节目。只是混日子，没有成就感。我不喜欢这种舒适的状态，所以我决定再次辞职。
然后我只给两家公司投了简历，一家是杨澜阳光工作室，一家是唯众传媒。只被后者录取了。投给唯众传媒是因为大学时看过杨总做的《新青年》节目，觉得有亲切感，是自己喜欢的节目，想和自己认可且有相同价值观的老板一起共事。
当时来面试时，赶上杨总开台本会议。下飞机后半夜到的，直接让我去了办公室，跟着他们一起开会开到三点。当时杨总说有个导演要去北京出差，问我有没有住的地方，我说我们在广东时去出差都住地下室，30块钱一晚上，杨总说我不可能让我的导演住这么破的地方。当时感觉挺有人情味，就决定留下来。我就开始在上海生活了。
记得之前有个帖子说“为什么要漂在上海”，那唤起了我当年的感受。
当时我发了一条很长的朋友圈：当你做成了一些事情之后，你回想起的都不是所谓的成就，印象最深的是最苦最难的日子，并感谢当初那个没有轻易放弃的自己。
那时候公司加上总裁副总裁和两个导演，一共才五六个人。办公室租在长宁区一个居民小区的一栋楼里，是个两室一厅，客厅里三台电脑。我住在离办公室走路五分钟距离的一个群租房，120平米的一个地下室，住了2个月才数清楚有13户。
我的屋子是一个6平方米的竖条，只有一张单人床，我自己买了面镜子和一个拉链式衣橱。有一次难得早回家，打开门就看到只穿条内裤的男人从洗手间出来，看见我就奔回他屋里了。
当时每天躺在那就觉得来上海很心酸。
在广东时有一万块钱工资，还提供住房，还有阿姨做饭。而且从湖南到广东是一个团队一起的，到了上海是一个人，很孤单，无依无靠只能靠自己扛下去。所以在上海第一年很艰难，心里的煎熬很多。
试用期间，剪的第一期片子，被杨总批评了。她说我没有她想象的那么优秀，片子剪得不好。我自尊心特别强，坐在机房楼的外面的马路边，看到的是上海的夜景的高楼，眼泪刷刷地下，自问为什么要来上海打拼。我告诉自己，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必须撑下去而且一定得留下来。而且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能做出很好的作品，一定会有人认可我的作品。
后来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到了工作上。当时在后期公司租机房做片子。有次做一个节目，我熬了七天七夜没有出门，机房里只有一间方方正的小窗户，就看到外面黑了白了黑了又白了。吃外卖，牙也没刷过。那机器还不太稳定，会突然崩盘，就得重做。第七天出来时感觉世界竟然是这样的，像是从一个季节到了另一个季节。像是从监狱里出来。但是很有成就感。片子领导挺满意。
后来，我做管理7年多，慢慢懂了更多事，在“证明自己”这件事之外的事。
现在回忆起来，我刚进唯众做“大声说”时，脾气特别暴躁。当时做《波士堂》导演只做了两期，就被调出来做《上班这点事》的策划。只有两个导演。我特别操心，从宣传到播出时间等统筹工作全做了。于是我就被提为组长，从组长到主编到制片人，总共不到半年。
做《上班这点事》，很早被提拔，团队也年轻。年轻时最有干劲，但不知道如何管理。就觉得自己怎么样，别人就该怎么样，我加班你们也加班，会觉得怎么会有人不加班呢，不热爱这个事情。我现在开始理解你是这样的性格我该这样和你沟通，以及自己开始懂得陪陪家人。
当时我做的《上班这点事》年终公司颁了最佳制片人奖，给别的团队颁了最佳团队奖，还在散会后召集全组十几人开会，说，说明我们还不够努力。我求好心切，希望什么奖都是自己的。第二年有个领导说我有了变化，连续两年拿的最佳制片人奖，去年拿奖时说的是这个奖舍我其谁，没有感谢任何人。第二年心态变化了，发自内心地懂得感恩了，知道感谢团队和公司的帮助。
我慢慢地知道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努力，一定是团队的努力，和公司领导帮助成长，才能做出这么棒的节目。现在很多事情会考虑得更加理智，前前后后掂量，不轻易决定，那时天不怕地不怕，一个项目也接，两个项目也接，不觉得自己有做不到的事，就知道往前冲。
问：到了做《开讲啦》的时候，或许有些总会爆发出来的东西集中爆发了。
刘娴：做《开讲啦》第一年要找特别牛的嘉宾，是史无前例的，嘉宾不是有钱就能请来的，周来折去，要花心思去请。除了周播，还要做季播，一次性连播6-8期，必须是大咖。晚上老板电话来安排工作，哪怕是第二天要做的，也会脑子里一直转啊转，压力特别大，失眠一晚上。
现在我慢慢地从那个阶段走出来，发现不能太过要求完美。事情多，时间少，又希望做两件事和做一件事一样精良，压力就很大。要学会放过自己，不要把事情想得太严重，慢慢让给团队去锻炼，不要太纠结于一个点会不会影响节目效果。
以前一个嘉宾今天说要来，后天要录制，只有一天准备，就会觉得做不到，又不想浪费这么好的嘉宾，就会从拿到案子到录制都十分紧绷。后来发现只要心态好，把自己放在松弛的状态，这个事情仍然会做得很好，也不会做得太有压力。
现在能接很多急活，比如廖凡答应来作为拿奖之后的中国电视首秀，我状态好到接到案子一点没有紧张，我第二天陪杨总去北京开会，我就提前让导演打了个资料，在飞机上用ipad把提问和想到的节目应涉及的内容用两小时写完了，录影之前和导演对一遍，谁的好用谁的，这样一两天就做完了。节目也录得不错。
我不再会把自己陷入一种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到尽善尽美的状态。
我觉得我变从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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