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难得明白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拿起王小波的着作，原来接触过他的个把篇讨论文字，印象不错，但是现在热到这般地步，已经有“炒死人”之讥在报端出现。我不敢跟着起哄。
王小波当然很聪明，当然很有文学才华，当然也还有所积蓄，博闻强记。他也很幽默，很鬼。他的文风自成一路。但是这都不是我读他的作品的首要印象，首要印象是，这个人太明白了。
十多年前，北京市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提出，企业需要一些“明白人”。什么是明白人呢? 不知道最初提出这问题来时的所指，依我主观想法，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糊涂人实在不少。而明白的意思就是不但读书，而且明理，或曰明白事理，能用书本上的知识廓清实际生活中的太多的糊涂，明白真实的而不是臆想的人生世界，如同毛泽东讲王明时讲的，需要明白打仗是会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要一步一步走的。明白人拒绝自欺欺人和钻牛角尖，明白人拒绝指鹿为马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明白人拒绝用情绪哪怕是非常强烈和自称伟大的情绪代替事实、逻辑与常识，明白人绝对不会认为社会主义的草比资本主义的苗好，因为愈明白愈知道吃饭的必要性，明白人也不会相信背一句语录就能打赢乒乓球，哪怕世界冠军声称他的金牌是靠背语录赢来的。盖人们在发明和运用概念。发明和运用知识的时候也为自己设立了许多孽障，动不动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教条吓唬自己也吓唬旁人或迎合旁人，非把一个明白人训练成糊涂人才罢休。
文学界有没有糊涂人呢？我们看看王小波明白在哪里就自明了。
要说王是够讽刺的。例如他把比利时的公共厕所说成是一个文化园地。他先说“假如我说我在那里看到了人文精神的讨论，你肯定不相信”“但国外也有高层次的问题”，说那里的四壁上写着种族问题、环境问题、让世界充满爱、如今我有一个梦想、禁止核武器。王问道：“坐在马桶上去反对到底有没有效力”？他还说布鲁塞尔的那个厕所是个“世界性的正义论坛”，“很多留言要求打倒一批独裁者”。“这些留言都用了祈使句式，主要是促成做一些事的动机，但这些事到底是什么，由谁来做，通通没有说明。这就如我们的文化园地，总有人在呼吁着……要是你有这些勇气和精力，不如动手去做。”
认真读读这一段，人们就笑不出来了，除非是笑自己。
当然王也有片面性。呼吁，总也要人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太耽于笼统的呼吁了？以致把呼吁变成一种文化姿态，变成一种做秀，变成一种清谈了呢？
这是王小波的一个特点，他不会被你的泰山压顶的气概所压倒。你说得再好，他要从操作的层面考虑考虑。他提出，不论解决什么高层次问题，首先，你要离开你的马桶盖——而我们曾经怎样地耽于坐在马桶盖上的清议。
王说：“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完全对。用王蒙的习惯说法就是“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凡把困难的任务说的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者，皆不可信。”
从王身上，我深深感到我们的一些同行包括本人的一大缺陷可能是缺少自然科学方面的应有训练，动不动就那么情绪化模糊化姿态化直至表演化。一个自然科学家要是这种脾气，准保一事无成——说不定他不得不改行写呼吁性散文杂文和文学短评。
明白人总是宁可相信常识相信理性，而不愿意相信大而无当的牛皮。王称这种牛皮癖为“极端体验”——恰如唐朝崇拜李白至极的李赤之喜欢往粪坑里跳。
救出来还要跳，最后丧了命。王说：“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与臭屎之间的区别还要大。”他居然这样俗话俗说，蒙为他捏一把汗。他的一篇文章题名为“救世情结与白日梦”。对于“瞎浪漫”"意淫全世界”说了很不客气的话。这里插一句：王的亲人和至友称他为“浪漫骑士”，其实他是很反对“瞎浪漫”的，他的观点其实是非浪漫的。当某一种“瞎浪漫”的语言氛围成了气候成了“现实”以后，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现实讲常识讲逻辑的人反而显得特立独行，乃至相当“浪漫”相当“不现实”
了。是的，当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如果你说不是，那就不仅是浪漫而且是提着脑袋冒险了。当一九五八年亩产人十万斤红薯的任务势如破竹地压下来的时候，一个生产队长提出他这个队的指标是亩产三千斤，他也就成了浪漫骑士乃至金刚烈士了。
王提到萧伯纳剧本中的一个年轻角色，说这个活宝什么专长都没有，但是自称能够“明辨是非”。王说：“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王说他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要做一个什么学问都没有但是专门“明辨是非”的人。说得何等好！不下功夫去做认知判断，却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去做价值判断，小说还没有逐字逐句读完，就抓住片言只语把这个小说家贬得一文不值，就意气用事地臭骂，或者就神呀圣呀地捧，这种文风学风是何等荒唐，又何等流行呀！
何况这种明辨是非的行家里手明辨的并不仅仅是是非。如果仅仅说是己是而入非那就该谢天谢地，太宽大了，问题是专门明辨是非的人特别擅长论证“非”就是不道德的，谁非谁就十恶不赦，就该死。王在《论战与道德》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许多争论争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好谁坏，包括谁是“资产阶级”。蒙按，这意味着，我们不但擅长明辨是非而且擅长诛心。我们常常明辨一个人主张某种观点就是为了升官；或者反过来主张另一种观点就是为了准备卖国当汉好；反正主张什么观点都是为了争权夺利。这样观点之争知识之争动辄变成狗屎之争。王也说，你只要关心文化方面的事情，就会介人了论战的某一方，那么，自身也就不得清白了。他说他明知这样不对，但也顾不得许多。蒙说真是呀，谈到某种文化讨论时立即就有友人告我：“不要去淌混水”，我没有听这话至今后悔莫及。
王说：“现在，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毒蛇，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好：然而假如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就会得到这种结果”；王认为现在虽然没有搞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人们还是在那里争谁好谁坏，在这方面，人们并没有进步。这可说的够尖锐的。王认为当是非之争进一步变为好坏之争后，“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假如你有权力，就给对方组织处理，就让对方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真是一语中的！
王以他亲眼所见的事实证明，人如果一味强调自己的道德优势，就会不满足于仅仅在言辞上压倒对手，而会难以压住采取行动的欲望，例如在反右时和文革时，都有知识分子去捉右派或对立面的好；知识分子到了这种时候都会变得十分“凶蛮”……他的这一亲身经验，也许胜过一打学院式的空对空论证。看看随时可见的与人为恶与出口伤人吧，对于同行的那种凶蛮的敌意，难道能表现出自己的本事了更不要说伟大了。有几个读者因为一个学人骂倒了旁人就膜拜在这个文风凶恶的老弟脚下呢？什么时候我们能有善意的、公正客观的、心平气和的、相互取长补短的文明的讨论呢？
王批评了作者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再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再把自己也神圣化的现象。王说，这样一来，“他就像天兄下凡的杨秀清”。王还以同样的思路论证了“哲人王”的可怕。王明白地指出，别的行业，竞争的是聪明才智、辛勤劳动，“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
“假设文化领域里一切论争都是道德之争神圣之争，那么争论的结果就应该出人命。”他说得何等惨痛！何等明晰！何等透彻！他也一语道破了那种动不动把某种概念学理、与主张该种概念学理的人神圣化的糊涂人的危险。
在文学上立论不易，任何一种论点都可以说是相对意义上的，略略一绝对化，它就成了谬论。王对于神圣化的批评也是如此。蒙牢记一些朋友的论点，不能由于警惕糊涂人的行动而限制思想的丰富，糊涂人也不会绝对糊涂，而是某一点或几点聪明，总体糊涂。如果反对一切神圣化，也就等于把反神圣化神圣化。但王确是抓到了一定条件下的现实问题的穴位。抓到了我们的文艺论争动不动烂泥化狗屎化的要害。那么我们以此来检验一下王自己的评论如何了王显然不是老好人，不是没有锋芒，不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但是他的最刻薄的说法也不是针对哪一个具体人或具体圈子，他的评论里绝无人身攻击。更重要的是，他争的是个明白，争的是一个不要犯傻不要愚昧不要自欺欺人的问题；争的不是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高洁一个龌龊，一个圣者一个丧家走狗，一个上流一个下流或不上不下的流，也不是争我是英雄你是痞子功。谁敢承认自己聪明？谁敢练聪明功? 文革当中有多少人以大学没毕业，不能使用任何外语来证明自己尚可救药，来求一个高抬贵手。我的天！泛道德论的另一面就是尚愚尚笨而弃智贬智疑智的倾向。
而王对自己的智力充满信心，他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说：“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他认为文化遗产固然应该尊重。更应该尊重这些遗产的来源——就是活人的智慧。是活人的智慧让人保有无限的希望。他提倡好好地用智，他说：“人类侥幸拥有了智慧，就应该善用它。”他说得多朴素多真诚多实在，他在求大家，再不要以愚昧糊涂蛮不讲理为荣，不要以聪明文明明白为耻了！看到这样的话蒙都想哭！他的其他文字中也流露着一个聪明人的自信，但止于此。
他从来没有表示过叫卖过自己的道德优势，没有把自己看作圣者、英雄、救世者。
伟人、教主、哲人王，也就没有把与自己意见不和的人看成流氓地痞汉好卖国贼车匪路霸妖魔丑八怪。而且，这一点很重要，说完了自己有才能他就自嘲道：“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太棒了，一个人能这样开明地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深信不疑的长处，对待自己的破釜沉舟的选择，也对待别人对他的尚未认可；他还对什么不能合情合理地开明地对待呢？
注意，蒙的经验是，不要和丝毫没有幽默感的人交往，不要和从不自嘲的人合作，那种人是危险的，一旦他不再是你的朋友，他也许就会反目成仇，怒目横眉，偏激执拗。而像王小波这样，即使他也有比较激烈乃至不无偏颇的论点——如对于国学对于《红楼梦》——但他的自嘲已经留下了讨论的余地，留下了他自己再前进一步的余地，他给人类的具有无限希望的活的智慧留下了空间，留下了伸缩施展的地盘。他不会把自己也把旁人封死，他不会宣布自己已经到了头：你即使与他意见相左。
如不承认他有文学才能至少他也不可能宣布你是坏蛋仇敌。这里又牵扯到一个王喜欢讲的词儿，那就是趣味。人应该尽可能地聪明和有趣，我不知道我概括的王的这个基本命题是否准确。这里趣味不仅是娱乐，蒙认为趣味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肯定与尊重，是对于此岸而不仅是终极的彼岸、对于人间世、对于生命的亲和与爱惜，是对于自己也对于他者的善意、和善、和平。趣味是一种活力，一种对于活生生的人生与世界的兴趣。叫做津津有味，是一种美丽的光泽，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欲望，是一种健康的身心状态。一点趣味也感不到，这样的人甚至连吃饭也不可思议。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一脸路线斗争一肚子阴谋诡计的人有趣，我们也无法要求一个盖世太保一个刽子手太有趣味。自圣的结果往往使一个当初满有趣味的人变得干瘪乏味不近人情还动不动怒气冲冲苦大仇深起来——用王的话来说动不动与人家赌起命，用蒙的说话是亡起命来。王认为开初孔子是满有趣味的，后来被解释得生气全无——这当然不是创见而差不多是许多学人的共识——孔学的这个发展过程就很给明白人以教益，也不免使孔夫子的同胞与徒子徒孙痛心。岂止是孔子，多少活生生的真理被我们的笨师爷生生搞得僵死无救、搞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所以毛泽东提起党八股来，也有些咬牙切齿。
所以，王在谈到近年我国的“文化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前两次文化热还有点正经，后一次最不行，主要在发牢骚，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态度不对，知识分子自己态度也不正，还有就是文化这种门庭决不容痞子插足。这使王联想起了《水浒传》中插翅虎雷横所受到的奚落。王说，如此看来，文化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还有点党同伐异的意思。但王不愿意把另一些人想得太坏，所以王说这次讨论的文化原来就是一种操守，叫人不要受物欲玷污，如同唐僧不要与蝎子精睡觉失了元阳。王进一步指出文化要有多方面的货色，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例如你可以去佛罗伦萨看看，看看人家的文化果实，王说，把文化说成一种操守，就如把蔬菜只说成一种——胡萝；“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莱吃。”王因此呼吁：“我希望别再热了。”也许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糟，也许这只是王的内心恐惧，杞人优天？
但愿如此。只怕是真吃不上丰富多彩的蔬菜的时候也就都不吭气了。
我们知道难得糊涂了。看了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我深感难得明白，明白最难得。什么叫明白呢？第一很实在，书本联系现实，理论联系经验，不是云端空谈，不是空对空，模糊对模糊；第二尊重常识和理性，不是一煽就热，也不是你热我就热，不生文化传染病。第三他有所比较，知方通今，学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得过华、洋学位，英语棒。于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明明被他批驳了也还在若无其事地夸他。叫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货比三家，真伪立见，想用几个大而无当的好词或洋词或港台词蒙住唬住王小波，没有那么容易。
第四他深入浅出，朴素鲜活，几句话说明一个道理，不用发功，不用念咒，不用做秀表演豪迈悲壮孤独一个人与全世界全中国血战到底。第五，他虽在智力上自视甚高，但绝对不把自己当成高人一等的特殊材料制成的精英、救世主；更不用说是像挂在嘴上的“圣者”了。用陈建功当年的一句话就是他绝对“不装Ｘｘ。”
这最后一点尤其表现在他的小说里，他的小说没有任何说教气炫耀味，更没有天兄下界诸神退位的杨秀清式包装。看了他的小说不是像看完有些人的小说那样，你主要是会怀疑作者他是否当真那么伟大。而看了王的小说，你怀疑的是他王小波“真有那么坏吗?"这里的坏并不是说他写的内容多么堕落下流，而是他写的那样天真本色率性顽皮还动不动撒点野，搞点恶作剧，不无一种“痞”味儿，完全达不到坐如弓立如松五讲四美的规范与我乃精英也的酸溜溜风来。
如果说你在某些人的作品中常常看到感到假面的阻隔，那么他的小说使你觉得他常常戴起鬼脸。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个已被批倒批臭的有相似处。但是他有学问呀，他不嘲笑智力和知识，不嘲笑理性和学习，所以他的遭遇好得多。看来，读书是能防身的，能不苦读也乎?
而我当然是一个正人君子，我的小说里绝对没有王小波那种天花乱坠的那话这话儿。我认为与他的议论相比，他的小说未免太顽童化了。所以我就不在这篇文字里再提他的小说，免得再和一名王某绑到一块儿，就是说我不能连累王小波。
反之亦成立。
虽然带有广告气，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第一次、次月就印第二次的《我的精神家园》一书封底上的一段话还是真的，我认可：
“那些连他的随笔都没有读过的人真是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