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有一个中国音乐家
他的手，最后在空中有力地劈了一下，歌声倏然消失了。曾经被优美深情的歌声激动过的空间沉寂了片刻，马上便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是献给歌手们的，也是献给他的——是他，用那双神奇的指挥家的手，从容不迫、优雅潇洒地牵引出了激情洋溢的歌声。歌声陶醉了无数热爱音乐的心灵……然而他什么也听不见了！歌声、掌声、喝彩声，他都听不见了。他的耳畔一片寂静。只有一颗颗亮晶晶的汗珠，在他的布满皱纹的黝黑的脸上滚动，两点莹莹的泪光，在他的眼眶里闪烁……是的，那双对他来说像生命一样重要的耳朵，那双音乐家的耳朵，在指挥合唱的中途突然失聪了！他站在指挥台上，面对着近百人的大型合唱团，队员们也在向他鼓掌，他听不见，但他在微笑。这种情况出现过几次，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每次总是如有雷电击穿耳膜，然后便是一片死寂，只看见歌手们的嘴在跟着他的手势一张一翁，一张一翕……这时候，歌的旋律便从他心中升起，在全身的每一根血管中奔流回旋，并且作用于那双刚劲而又灵巧的手，化成一个又一个连续不断的动作。
指挥没有中断，歌声没有中断，音乐会没有中断……他不是贝多芬，但贝多芬失聪后指挥乐队的感觉和心情，他却一次又一次亲身体验了……他慢慢地走下指挥台，步履蹒跚，艰难地向后台走去。他的耳畔一片寂静。
有人在台下高声喊他的名字：
“杨鸿年！”
“杨鸿年！”
“再来一个，杨鸿年！”
他又从后台走出来了，依然步履蹒跚，脚跛得厉害。那位年轻秀丽的女报幕员从后台赶上来，扶着他走向台中央，再次登上那小岛般的指挥台。他站在小岛上，周围是掌声和欢呼声组合成的滚滚浪潮……好，再一次举起手来——听不见声音又何妨，只要心儿还会歌唱！
在优美的歌声里，我要告诉你关于他的故事——他，着名的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杨鸿年。这是一个中国音乐家的故事，也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也许，这故事中并没有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告诉你……音乐会上，出现了一只破口琴……一只破口琴，被一双瘦小的少年人的手紧握着，从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装口袋里拿了出来。口琴的外壳早已失去了程亮的光彩，斑驳的“克罗米”下露出了暗黄的铜色，两头的螺丝也已经丢失，只是用两根细铜丝扎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一天，在南京的女钢琴家包恩珠的客厅里，一场家庭音乐会己接近尾声，聚集在这里的是一群喜欢音乐的富家子弟。刚才，有人用小提琴拉舒曼的小夜曲，有人用钢琴弹李斯特的《爱之梦》，还有一把闪闪发光的小号，结结巴巴吹了一段爵士乐……在这个家庭音乐会上，他是个最不起眼的人物。他像一只胆怯的小鹿，缩在客厅的角落里，不安而又陶醉地注视着，倾听着。也许是因为衣着寒伦的缘故，几位西装革履的青年不时投给他几道轻蔑和疑惑的眼光：这小叫化子似的家伙，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他是被中学的一位同班同学邀请来的，这同学的母亲，就是音乐会的东道主包恩珠。包恩珠是中央大学音乐系的钢琴教师，这位带有欧洲血统的基督教徒，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从事她心爱的音乐事业，孩子们却都不愿意。她组织家庭音乐会，就是想引起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
“杨鸿年，你吹一段口琴吧。”
“吹呀，你不是还在联欢会上得过奖吗！”
坐在他身边的几个同学起劲地怂恿他，他从口袋里拿出那只可怜的破口琴，却有些不知所措了。他觉得，那些拿着小提琴、抚摸着小号的年轻人，那些用手指轻轻地在五线谱上弹着的先生们，那些心不在焉地低声交谈着的女士们，眼睛里都流露出异样的眼光，他是熟悉这种眼光的……“不要紧张，你吹吧。”
坐在钢琴前的包恩珠开口了，她亲切地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他是敏感的，他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善意，然而这只是一个善良的优越者对一个弱者的同情……吹吧！他咬了咬牙，慢慢地举起了破口琴……琴声响起来了，客厅里开始还有人窃窃私语，很快就安静下来，只剩下那只破口琴的声音，在人们头顶悠悠地飘荡。破口琴的音色当然并不悦耳，有几个音还不那么准，但他却用熟练的吹奏技术，吹出了美妙的音乐。这是一首这个客厅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曲子，一首带着浓浓的江南风味的田歌，纯朴、古老、单纯而又抒情，它像一阵清新的风，从遥远的地方吹了进来……他吃力地吹着，腮帮随着运气一鼓一瘪，样子实在不算雅观，然而再也没有谁用轻蔑的表情看他了。在这个客厅里，最有权威的毕竟是音乐而不是其他。从那只破口琴中飘飞出来的旋律，使这群爱好音乐的年轻人陶醉了。
他自己也陶醉在这琴声中，他说不上自己吹奏的曲子叫什么名字，这曲中的旋律，一半是他听来的，一半是他即兴创造的，他喜欢这样由着自己的想象吹，他觉得这样吹能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亲切而又凄婉的旋律，常常会把他拉回到辛酸的童年……童年，他就朦朦胧胧地做过音乐家的梦了！1934年，他出生在一个带有黎族血统的农民家庭里，在战乱的年头，他们一家从广西迁居到江苏六合。烽火硝烟，饥饿寒冷，始终伴随着他的童年。小时候，他常常扒着稻草织成的站笼，饿得哇哇直哭。母亲不得不一边缫丝，一边现编些小调抚慰饥肠百结的儿子。真是怪事，一听到母亲唱歌，儿子就停止了啼哭，泪迹未干的小眼睛瞪得大大的，出神地盯着母亲。
他刚懂事，就不得不提着个竹篮帮家里去挖野菜。母亲发现，这孩子手脚实在不利索，别家孩子挖了满满一大篮野菜回家，而他却常常只挖到小半篮。母亲责问他，他总是呐呐地答不出话。终于有几个小伙伴向他母亲告密了：“你家鸿年呀，在田头发愣哩！”是的，他是在田头发愣，因为，水田里有人在唱歌。这是那些插秧的农民们，苦中作乐，唱着当地特有的一种优美的田歌，一人唱，众人和，歌声传得很远。
他深深地被那活泼动人的歌声迷住了……随便什么歌，只要听过一二遍，他就能准确无误地记下来。
几年后，他们举家迁到了南京。生活变得更艰难了，他的祖母、姐姐、弟弟、妹妹，先后连病带饿地死去。在邮局工作的父亲深感愧对自己的孩子，终于咬紧牙关，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份学费，把他送进了一所小学，但书费却再也交不起了。
他的课本有一大半是用毛笔一字一字抄在废报纸上，然后装订起来的。小学没毕业，家中就再无法供他继续上学了。但他却靠自学考上了中学，还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中学里的同学大多是一些衣着光鲜的富家子弟，尽管学习成绩过人，他还是受到了一些师生的歧视。他最喜欢上音乐课，然而音乐教师却不喜欢他。一次上音乐课，他被音乐教师叫起来做视唱练习。他几乎没有看谱，就把那段曲子唱了出来，他知道自己唱得很准，半个音符也不会错。
“嗯。”音乐教师点了点头，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你知道，你的声音像什么呢？”
他惘然了，只能摇头。
音乐教师突然拉下脸，大声说道：“你这算唱歌吗？这是敲破竹子的声音，是卖晚报的吆喝！音乐的神圣之门，这辈子是不会为你敞开的！”
教室里顿时爆发出一片哄笑……
他只感到浑身像在被火烧，热辣辣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他真想放开嗓门冲着音乐教师大吼：“你等着！我就要敲开音乐的大门！你等着！”
一个穷孩子想搞音乐，简直是异想天开。他的嗓子不行，当歌唱家不可能。他羡慕那些有钱的同学，家里都有钢琴、有提琴，可他们却不喜欢音乐。他只能在梦中想象，那黑白相间的琴键按下去会是什么感觉。一次，一个同学送给他一只破旧的日本蝴蝶牌口琴，这使他如获至宝，不管怎么样，他总算有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乐器了！可那只破口琴已经坏得无法再吹，这不要紧，他自己能修。经过一番整修，他居然能用这破口琴吹出动听的歌曲了。破口琴成了他的宝贝，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拿出来吹几段，吹他在江南听来的田歌，吹他学过的歌曲，也吹他即兴编的曲子。
一次，中学里举行学生音乐比赛。主持人当然是那位留分头、戴金丝眼镜的音乐教师。他握着他的破口琴上台了，他用憋在心头的气，吹奏了聂耳的《毕业歌》，一只破口琴，竟轰动了全场，所有人都被他吹出的慷慨激奋的旋律激动了。那天，最热烈的掌声是属于他的。
此刻，在包恩珠的客厅里，在一群风度翩翩的音乐爱好者中，他又一次吹起了他的破口琴……有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地注视着他。这是包恩珠，从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再不是先前那种同情，而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兴奋和喜悦。一个孩子，用一把破旧的口琴，吹出了如此美妙动情的音乐，而且是纯粹的中国音乐，这需要何等的天分啊！
在她的儿子们和其他常来这个客厅的青年人中间，她还从未有过这种发现。
音乐会结束后，她把他留了下来。
“孩子，你愿意跟我学钢琴吗？”她让他在钢琴前坐下来，亲切地问。
他抬起头，不解地望着她，眼睛里一片迷惘。
“假如愿意，你到我家里来吧，我教你。”
什么？这是真的？他不知所措地绞弄着鹑衣百结的襟角，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包恩珠微笑着，又重复了一遍：“来吧，孩子，每星期我给你上一次课，在那半天里，这钢琴是属于你的。”
他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不住地点头，大颗大颗的泪珠，在他那面有菜色的瘦削的脸颊上滚动。好一会儿，他才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两个字：“老师……”
就这样，他用一把破口琴，用一颗热爱音乐的纯真的心，轻轻地叩响了音乐之神的大门。
每个星期天下午，他总是准时来到包老师的家，端端正正坐到钢琴前，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尽情地展开他的想象和憧憬。包老师发现，这孩子确实有音乐家的素质，他不仅聪敏机灵，能很快领会老师的意图，体会音乐的内涵，善于把自己丰富的情感自然地融汇在乐曲中，而且有一双极灵的音乐家的耳朵，只经过不多几次训练，他就能准确地辨听出各种不同的“绝对音高”，甚至能一下子同时辨清复杂的和声中的许多个音阶。然而，一星期练半天琴，实在是太少了，他回家做了一个木板键盘，每天除了完成作业，帮母亲捡煤渣，他就在这不出声的“钢琴”上练指法、触键。学校里有一架钢琴，夜深人静以后，他偷愉越墙溜进了学校，再爬窗跳迸音乐教室，然后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借着窗外路灯的微光，忘情地伏在钢琴上练起来……他真是入了迷。只要有接触音乐的机会，他决不放过。他每星期到教堂去，但他不是去做礼拜，他只是为了听唱诗班的圣叹合唱；他还去美国新闻署每周举办一次的音乐茶座，那儿播放爵士乐，也播放古曲音乐，从斯瓦卡里、巴赫，直到格什文、勋伯格……他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了。
有一次，包老师带他去听一场音乐会。那是一个很有规模的交响乐团，指挥是一位外国人。这场音乐会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指挥。他从心底里佩服那指挥：一根小小的指挥棒，竟能魔术般地调遣一个庞大的乐队。惊雷、海涛、婉转的鸟鸣、潺潺的溪流、悠扬的牧歌，仿佛都是由它牵引着流淌迸发出来的……“老师，我想当指挥，行吗？”音乐会散场后，他突然问包老师。
包老师凝视着她的这位瘦小的学生，只是微笑，不回答。
“我要当一个指挥。”他自言自语着，眼睛里闪烁着倔强的光芒。
一个十六岁的小指挥，面对着几十个人的合唱团……他16岁，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稚气，然而他真的走上了指挥台。他的面前，是刚刚成立的南京广播合唱团。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他的当指挥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1948年，人民革命的滚滚浪潮，席卷着整个中国。
一天，在上学的路上，他遇上了一队正在进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的学生。
开始，他只是站在路边看，突然游行队伍中有人叫他的名字：“杨鸿年，快来吧！”
他一看，原来是一个他所尊敬的高中同学。他毫不犹豫地奔进游行队伍，成了这浩浩巨流中的一滴水。军警的马队来了，水龙、棍棒、马蹄，在学生的队伍中呼啸飞舞，马路上洒下了学生们的青春热血……队伍被冲散了，他和那个高中同学躲进了一个偏僻的小巷。分手时，那同学对他说：“你不是喜欢音乐吗，今天晚上，你来参加中央大学的营火晚会吧。你会听到一些新鲜的歌。”
篝火，熊熊地燃烧。这是南京一些进步学生的秘密集会。在火光中，他听到了一支支全新的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学生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延安颂》，唱《国际歌》……有一个女学生，用清脆甜润的嗓门，唱了一首名叫《别处哪儿有》的歌，那清新活泼的旋律，把他带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欢乐的境界。他兴奋得满脸通红，他觉得自己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也放开嗓子唱着，让自己的歌声汇入那滚滚洪流……唱着这些歌，14岁的他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他被学校赶出来了。他的姐姐要投奔解放区，他多么想一起去啊。可姐姐嫌他太小，说什么也不肯带着他。怕他缠住不放，姐姐是悄悄离家出走的，南京再也无法待下去，他告别父母，告别包老师，只身一人流浪到上海，以同等学历考上了沪江大学进修生。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失群的大雁，孤独极了。
离开家庭和亲人，他能忍受，离开音乐，他怎么也受不了，整天整天，总是失魂落魄一般。距学校不远，是一些富豪的人家。那里有钢琴，到那里去走走吧，隔墙听听琴声，也是一种安慰。可没多久，他被弹钢琴的主人发现了，那人连踢带骂将他赶跑……以后，他再也不愿走近这条路。经过这里，便绕道而行。
然而弹钢琴的欲望却是无法驱除的，这欲望像火一样燎烤着他。终于有了办法——凭着心灵手巧，他很快学会了修钢琴。于是，在上海的一些学校和有钢琴的人家，便常常有一个瘦小的少年人登门修琴。他和其他修琴师傅不同，手脚利索，校音速度极快，而索取的报酬甚低，整治完毕后，试弹的时间却特别长。他的娴熟的指法和在琴声中怡然陶醉的神情，常常使钢琴的主人们暗暗吃惊：这修琴的小师傅，居然还很有些音乐细胞！
他的顽强好学的精神，感动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负责乐务的一位老先生，老先生把他带到乐团的排练场，免费让他观看排练。他一声不吭地坐在角落里，看着那位第一小提琴手站起来，拍着手让大家安静，然后举起弓，轻轻地擦动D弦和A弦，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竖琴、长笛、黑管、巴松……全体乐器紧随着响了，整个大厅漾开一片柔和的声音，像一大群人同声发出优雅的叹息……当然，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乐队的指挥。指挥来了，他走到乐队前面，举起了小小的指挥棒……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比较详细地了解乐队指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发现，同一首乐曲，在不同指挥的处理下，可以演奏出风格、特点不同的音乐来，这取决于指挥本人对作品的理解和艺术修养。在那位老先生的帮助下，他查对了乐队各类乐器的分谱。原来，每个指挥在排练过程中，都要根据自己对乐曲的解释，对各种乐器的演奏法提出不同的相应要求。他真想登上指挥台试一试……南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他又赶回到南京，新的生活，向他展开了热情的怀抱。南京成立了第一个合唱团——南京广播合唱团，合唱团没有指挥，经过包恩珠和其他了解他的人推荐，这个16岁的少年人，走上了指挥台！
当他刚刚出现在几十位歌手面前时，大家都有些疑惑：这个小家伙，竟要指挥我们这些成年人？他行吗？他站在指挥台上，几十双惊奇的眼睛从上到下地打量他，当目光落在他脚上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抑制不住的轻轻的笑声——这位小指挥，脚上穿的竟是两只不同的破皮鞋，一只黑，一只黄，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不过大家很快就对他刮目相看了，他的音乐素养，他的激情洋溢的指挥，使他赢得了这群成年歌手的尊敬。崭新的生活为他铺展开灿烂的前景，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每天，除了去合唱团指挥排练，他还到离家不远的一个派出所帮助工作。派出所里有一位名叫王基库的年轻军代表，比他大不了几岁。在解放南京的战役中，王基庠是第一批冲进总统府的战士。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军代表，竟也是一位痴心的音乐爱好者，两个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不久，王基庠要随部队进军大西南了，临别时，两个人依依不舍。王基庠从背包里拿出一包东西，郑重地送到他手中：“这是在解放南京时，我从一个国民党将军家中找到的一本乐谱，因为喜欢音乐，我违反纪律，偷偷地藏下来了。我藏着也没有什么用处，留给你作个纪念吧。”
乐谱的扉页上，密密麻麻地题了许多字：
“……我也曾经梦想当个音乐家，革命和战争使我作了身不由己的选择，但我仍然会一辈子热爱音乐！……我羡慕你，你赶上了好时代……人民的音乐，已在渐渐长大。未来是属于你的！为了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你要发奋，你要努力，决不能半途而废！但愿在若干年后，我还能以听众的身份出现在你指挥的音乐会上。预祝你成功！”
挥挥手，大声地喊一声“再见”，他们笑着分手了。但，年轻的军代表却再也没有回来——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烈士留下的那本乐谱和那段题词，成了他最珍贵的纪念品。这纪念品，将代表着一颗晶莹透明的心，代表着一双衷心期望着他的眼睛，终身伴随着他。
一个高尚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他把纸在桌子上铺开，端端正正地写上了一行字：
“申请减薪报告”。
这是1956年底，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进修教师宿舍里他很郑重很诚恳地伏案写着这份申请报告。也许，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数以亿计的申请报告中，这是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一份。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心，在字里行间跳动……1951年，他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成了新中国最早的音乐系大学生之一。
离开南京时，包恩珠赶来送他。这位把他引上音乐之路的善良的女钢琴家，眼里含着欣慰的泪水，她无法为自己的学生办到的事情，在新社会中办到了！
在大学里，他学习的刻苦和生活的简朴是出了名的。星期天，其他同学有的回家，有的去看电影逛公园，而他却把自己关进了琴房。几个馒头、一瓶开水，就是一天的食粮。他在琴房里练琴、作曲、分析作品，从清早一直到深夜……才就学两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留校工作了。那一年他才19岁。也就在十九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以顽强的毅力，向音乐的几乎所有领域奋进着。当然，他还是念念不忘钻研他的指挥。1955年，组织上让他到上海乐团向民主德国指挥专家希兹曼学习指挥。
希兹曼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指挥家，他严谨，也有些矜持。当这位20岁刚刚出头的中国青年出现在他面前时，希兹曼用挑剔的眼光打量着他：黑黑瘦瘦的脸，乱蓬蓬的头发，皱巴巴的衣服，实在没有多少艺术家的气质。可一开始授课，希兹曼那蓝色的眼睛里便闪出了惊喜的光芒。没想到，这位看上去像农民似的中国青年，还真是块指挥的好材料，无论什么复杂的问题，他总是一点即明。他对那些西方古典乐曲独到的理解和处理，使希兹曼又惊讶又钦佩。骄傲的日耳曼音乐家放下架子，毫不保留地指导着这位聪明好学的中国青年。
1956年，作为北京艺术师院的筹备委员，他来到了首都。新中国培养的音乐家，理所当然地挑起了事业的重任。他担任了北京艺术师院作曲理论系的领导工作。那一年评定工资的时候，鉴于他的工作能力，他的工资比同时工作的同事们高了一级。
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为什么我要比别人多拿一点报酬呢？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呢！——他惶惑不安了。在发工资前，他找到了院领导，主动要求降一级工资，当拿着和同事们相同的工资，他才心安理得了。年底，组织上决定让他带薪学习，去上海音乐学院再深造两年，那里，有苏联音乐家阿尔扎玛诺夫等外国专家在讲学。
他要到上海带薪学习的事情让母亲知道了，母亲非常惊奇：“读书还要拿工资？
这样的好事情可没听说过！鸿年啊，共产党对你恩重如山，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呀！”
母亲的心思和儿子想到一起了，他也正为这事情在烦恼呢。听母亲这么一说，他马上向组织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在两年学习期间不拿工资，申请助学金。
报告摊在领导的桌子上。对这位青年人的请求，大家都很感动。这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是新中国青年的胸怀。但事情有点难办——带薪学习的不止他一个人，如果他不拿薪水，其他人怎么办？结果，他的申请被婉言否定了。
他锲而不舍。他羞于“不劳而获”。既然不拿薪水不行，再降几级工资总可以吧？他又一次把纸在桌子上铺开，写了一份新的减薪申请。他激动地写着：
“……党和政府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把我从一个穷孩子培养成人民的音乐工作者，再带薪学习，我实在于心不安。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富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应当为国家分担困难。在学习期间，我并不需要花费多少钱，只要有基本的生活费用就足够了。恳请领导再将我的工资降低几级……”
他那高尚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再拒绝他，会使一颗纯真的心陷于深深的苦恼和不安之中。组织上终于批准了他的申请，又降了他一级工资。
他这才稍稍安心了。也许，在许多人的眼里，他的这种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可他的动机是简而又简、纯而又纯的，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捞什么资本，一句话，只是为了对得起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
其实，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这两年中，他也并非“不劳而获”，除了作为一个进修生学习作曲理论和指挥，他还兼课，给大学生们上外国音乐史和西欧音乐欣赏课。
1958年，进修结业了，他又回到了北京艺术师院。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乐队和合唱团，他无法从事他心爱的指挥专业，他毫无怨言地一头扑进了音乐教学之中。
只要能力中国的音乐事业出力，干什么他都甘心，他愿意把自己的才华和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深知，新中国的音乐要发展，只有一个两个音乐家是不行的，得有成千上万个才行！
他感到前景一片光明……
雪坡，雪坡，走不到头的雪坡……
他在大雪纷飞的山中吃力地走着。这里没有动人的音乐，没有可供他指挥的乐队，只有呼啸的寒风和漫天飘舞的雪花。他的脚印，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画出一条歪歪曲曲的痕迹。他惘然地在雪中走着，那随狂风飞旋舞动的雪花，仿佛化成了无数问号，在他眼前，在他周围，在他心里旋转、旋转……第一个问号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似乎就在从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回来不久。那时，他只知道拼着命工作，除了辅导学生们合唱之外，他还教作曲、钢琴、和声、配器、曲式与作品分析……前前后后，他一共兼教十几门课！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个博学多专、尽心尽力的好教师。然而他隐隐约约地发现，常常有一些不友好的目光从周围向他射来——怀疑、戒备、警惕……他说不清楚，反正有些异样。需要他开新课时，一些领导会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打着哈哈招呼他：“哈，年轻的老教师”，“嚯，后生可畏”，“嘿嘿，能者多劳嘛”……可平时碰到他时，他们却会像不认识他一样，擦身而过，还板着脸不说一句话。
这是为了什么？他的心头出现了问号，然而他无法找到答案。
也许是自己神经过敏吧？
不，不是。他很快否定了自己的假设，他发现，敌视的目光越来越明显。不久，就不断有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向他袭来：什么“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啦，什么“文艺思想有问题”啦，什么“党内的一杆白旗”啦……党内的白旗？我是白旗？难道我做了什么背叛党的事情？难道拼命工作错了？……他实在想不通。一个接一个的问号，像五线谱上那些跳跃的音符，在他的心中翻腾，然而这些音符无法组成和谐的乐曲……课还得要上，新课还得要他开。系里新开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主讲又轮到了他，他还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下来。当时，这门课非常缺乏肖友梅、黄自等二三十年代专业作曲家的作品音响资料，可这些作曲家的创作和风格，是必须要让学生了解的。他千方百计搜寻乐谱资料，并三顾茅庐，请来了曾与黄自等人共过事的着名歌唱家应尚能老先生，和他一起合作给学生上课，他在讲台上讲，应老先生在一边坐着，当讲到具体的声乐作品时，就请应先生唱，他自己弹钢琴伴奏，一边还录音。
这样上课他很辛苦，但课上得生动形象，非同一般，而且还为学校积累了近现代音乐史的音响资料。学生们都拍手叫好，使人纳闷的是，这居然也招来了麻烦，校园里风言风语四起，说这是“党内右倾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相互勾结，毒害学生”……正式的惩罚，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1960年深秋，他被学校以“劳动锻炼”的名义下放到北京市郊一个山区畜牧场养猪。生活艰苦、劳动繁重，他可以忍受，假如可以避开那些无法解释的仇视的目光，可以听不到那些使人寒心的冷言冷语，即便在饥寒中生活，他也愿意。可情况并不是这样，到了畜牧场，那里的管理员也是板着脸用白眼看他：“你到这里是改造思想来的，不要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他愕然，只能埋头干活，再也不说一句话。在这里，猪的地位比喂猪的知识分子高，管理员规定：猪吃白薯，“劳动锻炼”的知识分子一律吃白薯茎和白薯叶子！
吃着白薯茎和白薯叶子，干着累人的活儿，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事业，没有忘记一个人民音乐家的责任。只要有空，他就伏在一盏摇曳不定的煤油灯下作曲，写音乐论文，读音乐理论着作……像每一个从不怀疑我们党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这些不公平的批判和遭遇，他不止一次严厉地解剖过自己。他深信自己是犯了错误，但错在哪里呢？向党进攻的右倾分子？他把党看作比自己的母亲更神圣，更伟大，他出版发表的一百二十多首歌曲和许多钢琴、手风琴曲，每一曲创作中都倾注了他对党的赤诚的情感。1957年“反右”时，并没有谁批判他右倾呀！白专？的确，他被许多人称为“全才”、“能者”，一个人开十几门课，还翻译了斯克利波科夫的《德彪西的和声语言》、楚克尔曼的《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和声表现手法》，并写了五十万字的《二部歌曲写作》和《我国专业创作中对近代和声手法的运用》、《我国微调式的和声问题》、《奏鸣曲式的引子与尾声——论奏鸣曲式的历史发展之一》等学术论文。但这是为了丰富中国的音乐事业，是为了教学，为了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实在不清楚自己究竟错在何处。
这年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刚过，天上就飘下了鹅毛大雪。山里的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二十几度。一天傍晚，管理员突然把他叫进猪棚里。只见一头老母猪躺在地上哼哼，也许是受冻后病倒了。管理员毫无表情地开口了：“交给你一个任务：
立即下山一趟，请兽医来给母猪看病。”
下山一趟，来回有几十里山路啊！但管理员的命令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冒着漫天飞雪，他咬着牙下山了。大雪早已覆盖了下山的路，四望皆白，他踉踉跄跄，一脚高一脚低地慢慢往下走。哦，雪坡，雪坡，走不到头的雪坡……突然，脚下踩了个空，他的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从陡峭的雪坡上骨碌骨碌地向下滚去……天旋地转，眩目的雪光中飞迸着金星……他的肢体在嶙峋的山石上猛烈地碰撞着，滚到山脚下时，人早已昏死过去……雪，依然在纷纷扬扬地飘，他的身体渐渐被雪花覆盖了。他静静地躺在雪地里，死神，就在他的身边徘徊……还好，天黑前有一个从山脚下经过的农民发现了他，推着小车把他送进了医院。虽然大难不死，但他的身上留下了不会消失的伤痕——脚再也不听使唤，腰也坏了……他的手中多了一件永久的纪念物——一根拐棍。
伤好后不久，他被调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一如既往，他又拼命干起来。然而那种深深地折磨着他的痛苦并没有消失，不信任的眼光，在新的环境中还是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他。他觉得自己仍然在那个危机四伏的雪坡上艰难地走着，冷冰冰的雪雾把周围的世界罩得严严实实。何时才能走完这漫长而又可怕的雪坡呢……“牛棚”里的雷声和雷声中的《指挥法》
一片震耳欲聋的雷声把他包围起来。雷声持续着，越来越响，越来越粗暴。这可怕的声音，像千万根钢针不断刺着他的耳膜。他无法避开这可怕的声音……这是疯狂的1966年，一夜之间，他便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了。
他的写得满满的二百余本笔记，全被造反的好汉们搜走了。二百余本笔记中，有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写的中外音乐作品欣赏分析，一共不下一千万字！二十余年的心血，在一片烈焰中化成了灰，化成了烟……他不断地被拉去批斗，罪名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洋奴诺夫斯基”、“漏网大右派”……怎么又成了“漏网大右派”？他心乱如麻，迷惘不解。
军宣队来了。戴着红领章，佩着红帽徽的解放军，当然应该和那些喜欢穿军装的冲冲杀杀的红卫兵不一样了！对解放军，他心怀着多么亲切的感情啊，他又想起了王基庠，那位年轻的军代表……他相信，军宣队一定会为他澄清一切的！想不到，他的境遇反而更差了。军宣队没有给他带来希望，和众多的“牛鬼蛇神”们一起，他被押送到天津郊区一个部队农场隔离起来。
这是一间幽暗的小屋，他整天被关在这里。门外有一个红卫兵昼夜看守——这红卫兵，还是他的学生呢。这下巴尖尖的学生，以前给他的印象不错，沉默寡言，学习很刻苦，似乎还有些腼腆，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杨老师。”……可此刻，这腼腆的学生已经变成另外一个陌生人，整天板着脸，只是用粗声粗气的“喂”称呼他。
每天深夜12点，这红卫兵便推开门大喝一声：“喂，出来，跟我走！”这是审讯他的时间。
在“牛棚”的一间审讯室里，一群红卫兵团团围着他，读语录，拍桌子，打他几下也是家常便饭。红卫兵们七嘴八舌地喊着：“老实交代你的反党罪行！”“快坦白吧，我们有确凿证据！”确凿证据是什么呢？你们告诉我吧，我实在不知道！
——他无言以对，只是用求助的眼光看在一边站着的军宣队员。军宣队员冷冷地盯着他，一声不吭。
鉴于他的“不老实”，深夜审讯也就每天进行。一天，正审讯到一半，他的胃痛发作了，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沁出来，他紧捂住胃部痛得说不出话……“别想用病来耍赖，我会扎针！”看守他的尖下巴红卫兵变魔术似地拿出一根五六寸长的经针，三捻两捻，就把针扎进了他的胃部。剧痛暂时和缓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不说！好，把经针留在他的胃里，不要拔出来！”
“对，让他清醒清醒！”
“记住，这叫做‘留针’，是为了治你的反动毛病！”
红卫兵们乱哄哄地叫起来。尖下巴眨巴着眼睛，没有说话。
针刺在胃部，时间一长，引起了阵阵痉挛，而且越来越强烈，每呼吸一下，就带来一阵钻心的痛楚。他想把针拔出来，可手刚一动，就被按住了。周围是幸灾乐祸的笑容，是慢吞吞的吆喝：“只准老实坦白，不许乱说乱动！”可他能坦白什么呢？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抠出来，让这些失去了理智的青年人看看……一天深夜，他又被带迸了那间审讯室。今天，这里人特别多，二十几个红卫兵，清一色的绿军装。一进屋，他们就发出了最后通牒：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再不坦白，你会一辈子后悔！”
他已经被问得麻木了，依然像往日一样疲惫地摇着头。
“你到底坦白不坦白？”
“对不起，我没有什么可以坦白……”
他的话音刚落，只见一个红卫兵用指挥大合唱的动作夸张地挥了一下手，二十几个人便呼地拥上来把他团团围在中间。有人用绳子缚住了他的手。只见那些兴奋的面孔一张张凑近了他，一双双手各自捂住了耳朵。只留下他一双耳朵对着二十几张热烘烘的嘴。啊，他们又要玩什么新花样？……没等他反应过来，一片震耳欲聋的狂喊，便像惊雷一样炸响了。二十几个红卫兵，一起放开喉咙声嘶力竭地对着他的耳朵大叫：
“杨鸿年必须老实交代！”
“打倒杨鸿年！”
“杨鸿年不坦白就叫他灭亡！”
开始一刹那，他还能忍受，他还能在刺耳的狂喊中作闪电般的思索：哦，这些对着他的耳朵狂喊的嘴，这些唇上刚刚长出柔软的胡须的年轻的嘴，本来应该是在钢琴的伴奏下优美地唱歌的……很快，耳膜就痛得受不了了。二十个人分成两批轮流对他大喊……那巨大的声浪犹如万雷击顶，整个脑袋仿佛要被炸裂开来。啊，这是要他耳聋呀！这是要夺去他那最宝贵的音乐家的听力呀！他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喊，然而无法挣脱，他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天旋地转、天旋地转……耳畔的雷声在持续，在爆炸。他感到自己敏感而又脆弱的耳膜被炸裂了，裂成许许多多小碎片，在天旋地转的空间飞舞……终于，所有的声音都从耳畔消失，只有那一片军装的草绿色，只有那一张张不断翁动的嘴，依然缠绕着他，包围着他，只有刺入脑髓的剧痛，只有死一般的寂静……他完全聋了，聋了整整一个月！“牛棚”的灯光通宵不灭。这灯光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怕他自杀，二是好让他晚上也能写交代。
他怎么会自杀呢！他要活着，为了他所热爱的音乐，他必须活下去！而且，他不愿苟活，即便身陷绝境，他也不愿无所事事地活着！
要写交代，当然得供给他纸和笔。好，写吧！每天深夜，当看守他的那尖下巴红卫兵走开了，他就伏在床上不停地写，不过不是写交代，而是写他早就酝酿着写的一本书《指挥法》。纸张不多，字必须写得越小越好。他几乎将眼睛贴近纸面，密密麻麻写下一行行蚁头般的小字。为了节省篇幅，他还发明了很多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简写代号……一天深夜，他正埋头写着，背后突然伸出一双手，猛地将一大摞稿纸抢了过去。
回头一看，是那个尖下巴红卫兵！他的“地下活动”，终于被发现了。完了，把稿子抢回来，绝无可能。他转过身去，面壁而坐，他不想看见那张失去理智的可恨而又可怜的脸。
“写什么？”尖下已红卫兵一边翻动着稿纸，一边厉声斥问。
“《指挥法》。”他平静地回答。
“写这个干吗？”尖下巴的口气依然咄咄逼人。
写这个干吗，这还用问吗！他倏地转过身来，对手捧稿纸的审问者大声喊道：
“写这个作教材，给你们用！”他只觉得浑身的血热腾腾地直往脑门上冲，刚恢复听力的耳膜一阵阵刺痛，他豁出去了。“你们是国家培养的音乐人才，难道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离开学校？你们甘心，我不甘心！我不愿意违背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我不愿意放弃一个人民教师的责任！我不愿意让后人指着我们的背脊骂：瞧，他们培养了一群什么也不懂的废料！……”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悲哀，滔滔不绝地从他的沉默己久的心中喷出来。讲完之后，他又转过脸去，再也不吭一声。
尖下巴却再也不说话了，只是呆呆地站在他身后，像一尊凝固了的雕像。
过了很久，他感到有一只颤抖的手攀上了他的肩头。回过头，他看到一双泪光莹莹的眼睛。尖下巴红卫兵满脸羞愧地低着头，把一叠抚平了的稿子放到了他的身边。
“杨……老师。”
一声轻轻的、羞怯的呼唤，在寂静的“牛棚”里幽幽地响起。哦，这一声“老师”的称呼，是他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美妙动人的音乐！这个曾经变了形的腼腆的学生，又像从前一样站在他的面前了。
这痛苦中欢乐的插曲啊，这迷惘中希望的火星！这使他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认识到真、善、美的力量。
一个中国音乐家的中国心
做一个中国音乐家真难啊！他想忘记一切个人的委屈和烦恼，忘记周围的喧嚣，让身心沉浸在他所热爱的事业中，可是不行，那些没有答案的问号，依然苦苦地折磨着他……由于他“拒不认罪”，在一次批斗会中，他被人按着脑袋站在台上，军宣队终于当众抛出了“材料”：
“杨鸿年的右倾反党，铁证俱在，他是无法抵赖的！他的档案上白纸黑字记载得清清楚楚：1956年至1957年间，经群众的要求，削减了他的工资！问题不是很明白吗？假如不是有右派言行，群众为什么要求削减他的工资？同志们，罪证如山啊！……”
天啊！这就是怀疑我歧视我批我斗我的原因？这就是折磨了我十几年的原因？
这就是我的罪证？——他猛一下挣脱了强迫他低头弯腰的手，昂起脑袋，睁大眼睛，他想放声大喊，却什么也喊不出口，只有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沿着瘦削的脸颊滚下来……一个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怕的误会！也许，这是一位不负责任的干部，在填写他的档案时，漫不经心或者别有用心地将“自愿要求”改成了“群众要求”，两字之差，结果有天壤之别。一个高尚的要求，竟然成了一口黑锅，无形地在他头上压了十几年！
做一个音乐家难，做一个正直的人也难啊！
他出了“牛棚”。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马可同志闻信赶来看他了。这位饱经风霜、并且已经身患绝症的老革命音乐家，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他在“牛棚”中写成的《指挥法》，禁不住老泪纵横“为了我们中国有你这样的音乐家，走，我们喝一杯去！”马可硬拉着他来到“莫斯科餐厅”。两位音乐家面对面坐着，举起斟得满满的酒杯，却喝不下一口。
“这几年，有的人忙于闹事，有的人心灰意懒，有的人忙于玩，有的人生了几个孩子。而你，你啊……”马可深情地凝视着这位坚忍刚强、不屈不挠的后辈，欣慰地微笑了。这些日子，马可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人世，但他依然固执地要求工作。他为被破坏被耽搁的音乐事业心焦。现在，他觉得心里放宽了一些——中国的音乐事业前景还是光明的，因为，还有杨鸿年这样的音乐家。
“来，我敬你一杯！”马可颤颤巍巍地举起了酒杯。
“我也敬您一杯，愿您早日恢复健康！”
“来，干杯，愿恶梦早日过去，愿我们的事业早日兴旺起来！”
干杯，为了这个崇高的愿望干杯吧！
落实政策了。军宣队只是向他道了歉。工资本是他当年自愿要求削减的，当然谈不上补发；谁也没有给他戴过帽子，自然也就无所谓平反昭雪。于是，许多人对他多年受折磨的原因归结了一个字：傻！
傻？他并不这样认为。他从没有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后悔过，一个人民的音乐家，应该是胸襟宽阔的，就像一条奔流的江河，即便有险峰挡道，也不能停滞不前，应该不停地流，应该唱着歌浩浩荡荡地流，在险恶的山中冲出通向大海的峡谷……他从作曲系调到了指挥系，他又从事自己最热爱的工作了，他又站到了指挥台上。
指挥的艺术生命依附于乐队或合唱队，没有队伍，再好的指挥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需要训练队伍，也需要锻炼提高自己。历尽劫难之后的音乐学院，决不是一天两大能恢复过来的。他要做的工作大多了。只要是对事业对工作有利的，他什么都愿意干。拄着拐杖，他到处奔波着，少年宫的合唱队、部队文工团、工人业余合唱队，他都去指导训练。工作着，追求着，创造着，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他是一个记忆力极强的敏感的人，那恶梦一般的往事，决不可能从心头一下子抹去。有一次，他指挥一个合唱团下部队演出。演出完了，主人招待他们吃夜宵。
指挥理所当然地坐在主宾席上，穿着白衬衣的主人们捋起袖口，热情地向他敬酒、夹菜。他不善干应付这种场面，一不小心，一只筷子掉在地上了，他弯下腰去捡，筷子没有发现，却看见了桌子底下那一片草绿色的军裤！他只觉得耳畔轰地一下，眼前一片昏眩。草绿色，草绿色，裹着震耳欲聋的雷声，又把他包围起来——他想起在“牛棚”里那个可怕的夜晚，想起那群穿着草绿色军装向他狂喊的年轻人。他的耳朵一下子又失去了声音……看到他从主宾席上倏地站起身，手捂着耳朵，脸色苍白地奔出餐厅，在座的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医生以为他病了，急忙跟出去。月光下，只见他双手蒙着脸独自站着，肩膀在轻轻地颤动……这，当然只是偶然的刹那间的情景。他知道，沉湎在痛苦的回忆中，只会使自己消沉，使自己失去激情，他决不想在回忆中打发日子。然而，展开在他面前的道路，依然不是阳光普照的坦荡大道。他走得很吃力。
1976年秋天，他和钢琴系教授朱工一、管弦系教授司徒华城带着一批学生去云南实习。说起来真是可怜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学校竟然没有一点可供实习用的经费！到昆明后，一下火车，他就开门见山，把他们的窘境告诉了前来迎接他们的云南省文化局干部。
“哦，还有这种事情？”省文化局的干部惊讶了。惊讶之后，脸上又露出为难之色：“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吧。”
省文化局研究之后，总算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实习费用可以由云南省包下来，但有条件：他们的工作得由省里安排。说得明确一些就是：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实习经费！根据“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经济分配原则，这完全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两天后，他们奉命先去红河地区，司徒华城办一个小提琴学习班，朱工一弹伴奏，他呢？重操三十年前的旧业，替地区文化单位修钢琴。操着扳手和钳子，他从早到晚在琴房里忙碌。事情有些滑稽。其实，即使没有什么附加条件，他也会很乐意地为他们修的。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复苏的音乐事业中的小小螺丝钉吧。这和他三十年前在旧上海修钢琴，性质是大不一样了。他兴致勃勃地干着，嘴里还轻轻地哼着他新编的合唱练习曲……十几天后，省文化局又把他们召回昆明。依然不得清闲，他的任务是：每天上午给学生讲和声、作曲；下午指导省歌舞团排练；晚上教指挥；而备课，只能在半夜以后了……就按这样的生活律动，几年来，他又去过拉萨、成都、重庆、南京、呼和浩特……自筹经费的事情，当然不会再发生了，可他还是爱去那些比较偏僻、音乐水平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地区。在中国，需要音乐工作者做的工作大多了！他烙守这样一个信条：没有低能的乐队，只有低能的指挥。只要花工夫，一定可以在全国各地训练出许多高水平的乐队和合唱队。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王作和训练之中，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暇顾及。几年来，云游八方，他先后指挥训练过的专业和业余的音乐团体多达二十余个，其中有中央乐团合唱队、中央民族歌舞团合唱队、东方歌舞团合唱队，也有西藏、四川、云南、内蒙和许多地方和部队的乐团和合唱队。他可以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这些音乐团体的情况，但假如你问他各地的风景名胜，他就傻眼了。说出来简直叫人惊讶——在昆明他没有去游滇池；在拉萨，他没有去参观布达拉宫；在成都，他没有上峨眉，没有去乐山，就连杜甫草堂、武侯祠也没有去看一看……其实他并不是那种兴味索然的人，他何尝不想游山玩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美丽宁静的大自然中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然而时间对于他实在太珍贵了！他要讲课，要训练乐队，还要继续写他的着作。就在这紧张忙碌的几牢中，他先后出版了《二部歌曲写作基础》、《乐队训练学》，后者作为我国第一本关于乐队训练的专着，不仅受到国内音乐界的重视，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远销国外；另一本着作《合唱训练法》也已经完稿；他还撰写了《和声基础》、《配器基础》等教材，发表了《管弦乐队演奏中的vibrato处理问题》等十余篇学术论文；此外，还有翻译、歌曲创作……工作和创作把他的生活挤得满满的，他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呢？在拉萨，他曾想好要去参观那神往已久的布达拉宫，但到那里后，训练、讲课、演出，几乎没有一分钟的空闲。当地的同志几次邀他去，他总是说：“不忙，过一天有空了再去。”直到临上飞机，他也没有抽出空来！
当飞机呼啸着窜入碧蓝的晴空，当雄伟的布达拉宫在他的视野中变成了小小的一点，他有点遗憾，也有点感慨：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可以得到的东西在不经意中错过了，也许正是因为付出了这种代价，自己追求的目标才可能逐渐由远而近……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广袤、富饶而又贫穷的土地上，他以惊人的毅力攀登着艺术的高峰。他坚信：外国音乐家能够攀上的高峰，中国音乐家也能攀上去！
他指挥一个台唱团，和胡晓平比肩而立……
1982年隆冬。上海音乐厅里回荡着前所未有的掌声和欢呼。这掌声和欢呼是献给歌坛新星胡晓平的。这位不久前在布达佩斯国际声乐比赛中赢得最高荣誉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刚以她优美舒展、纯净无暇的歌喉，唱完了歌剧《绣花女》里那段着名咏叹调《人们叫我咪咪》，此刻正在台前向狂热的观众鞠躬谢幕，一次，又一次。二道幕后面，上海乐团的合唱队员们，已由后台鱼贯而入，拾级登上了锃亮的梯形合唱台。胡晓平的独唱之后就是他们的合唱节目。这场音乐会是由他们的合唱与胡晓平的独唱组成的。
人头拥挤的后台顿时变得空旷了。只有他一个人，拄着拐杖倚在一根柱子上，厚重的帷幕遮住了舞台上亮如白昼的灯光，只吝啬地在他面前曳留出一条窄窄的晃眼的光带，他将沿着它走上舞台这也许是一次失策。一个是刚蜚声海内外的歌唱家，她的歌喉与声誉犹如东方的明星灿然夺目；另一个是虽有三十余年历史，却从来没有被人特别重视过的合唱团体。他们的共台演出将是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抑或是瑕瑜互见、妍媸对照？听众们总是迷信明星的。台下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紧接在胡晓平之后登台的合唱团捏着一把汗。
把拐杖放在地上，他慢慢地走到舞台中央，登上了那黑色的指挥台。
歌声，在他的指挥下响起来了。人们马上发现，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上海合唱团，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没有花哨的色彩，没有任何噱头，只有歌声——男声、女声、高音、低音，在他那有力的双手指挥下，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千变万化地飘扬、回旋……歌声，忽而像奔腾呼啸的瀑布，忽而像潺湲清澈的溪流，忽而像在密林中迂回荡漾的微风……他指挥着合唱团唱欢乐的《祝酒歌》，唱30年代的中国歌曲《海韵》、《本事》，唱外国古典歌曲，还有一些器乐曲，竟也在他的指挥下变成了奇妙的合唱，其中有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有施特劳斯的《拨弦波尔卡》……凄凉的《海韵》，把听众们带到了一片暴风雨中的海滩，一个绝望的白衣少女在那里徘徊……纯朴的《本事》，使听众们走进恬静的田野，悠扬的牧笛在浓浓的树荫下飘荡……《二泉映月》，没有歌词，只有一片优美伤感的叹息，在月光下袅袅地回旋……《拨弦波尔卡》，分明有许多欢乐的琴弦在和谐地颤动。歌喉怎么会变成琴弦的呢……他优美潇洒地挥动着手，陶醉在歌声中。他已进入一种别人无法想象的境界，他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有歌声，在他的心里回响，在他的手中流淌……是的，他以毕生的探索和追求，终于进入了艺术的自由王国。他决不是那种闭门造车、固步自封的人，他不断地用可以找到的一切艺术营养丰富充实着自己。对当今世界的指挥大师们和国内指挥家们的风格和技巧特点，他都仔细研究分析过，能为我所用，他就虚心学习。卡拉扬的高屋建瓴、博大严谨；小泽征尔的热情奔放、洒脱精致；皮里松的准确沉着、直率洗炼；李德伦对音乐富有俯视感的全局控制；黄贻钧对各种乐器演奏法精深的了解；严良坤大可走马、小难插针的风格……这一切，他都钦佩，都喜欢，都借鉴，都不断地汲取消化为自己的东西。他的指挥艺术，尤其是合唱指挥艺术，逐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1980年，中央乐团准备参加菲律宾合唱节，请他去进行训练指导。整整三个月，他和合唱队的歌唱家在一起，对演唱的每一个曲目，他都作了别具匠心的处理。合唱队彩排时，队员们在他的指挥下唱着，唱着，都暗暗惊异：这歌声，怎么比从前所有的时候都和谐丰富、优美深情。好一个高明的指挥啊！彩排结束后，全体队员情不自禁地拼命鼓起掌来。有一个队员站起未，大声地喊道：“就现在的心情，我真想喊一声：杨鸿年万岁！可如今不兴喊万岁了，让我们喊一声千岁吧！”
“杨鸿年千岁！”“杨鸿年千岁！”
中央乐团的排练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不久，他又来到北京战友文工团。战友文工团的合唱队经他作短期训练后举行了一次合唱汇报演出，演出一下子轰动了北京乐坛，一些有影响的音乐评论家赞叹道：这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没听到过的最好的合唱”！
一次，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给学生们上合唱课时，从美国回来探亲的着名指挥家李惟宁专门赶来听课。课上到一半，李惟宁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拍着手连声叫好。
这位走遍了全世界的指挥家感慨他说：“想不到，国内竟有这样的人才！这是真正的专家，在美国，在全世界都少见这样出色的合唱指挥……”
听着这些热情的赞誉，他只是淡淡一笑。是的，他的心中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中国人的自豪感：中国的合唱，是可以走上世界乐坛的！
此刻，上海合唱团的歌手们在他的指挥下忘情地唱着。他们觉得，站在前面的这位貌不惊人的指挥，舞动的双手上仿佛有两根无形的线，源源不断地把他们心灵深处的感情牵了出来……他刚刚踏进上海乐团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不认识他：这个拄着拐棍的人是谁？
什么？是请来的客席指挥？杨鸿年，这个名字并不熟悉呀！上海合唱团是我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合唱团体之一，三十多年来，曾请过不少有名的外国指挥家来作过指挥，团员们眼界高得很。
负责接待的同志把他带到乐团大院侧厢的一间堆资料的小楼里：“旅馆实在紧张，请将就一下住这里吧，实在对不起。”
他以爽朗的笑声作答：“好，非常好，住这里方便！”真的，他一点儿没有因此而产生什么不愉快的感觉。走下小楼，往左走不多几步路就是排练厅，他可以省却很多花费在路上的工夫。
第一天训练，队员们便被他的魅力征服了。在一阵试唱之后，他微笑着，准确精到地谈了他对这个合唱团的看法：长处、弱点、需要克服的问题……然后是全新的“药方”——些全新的练习曲，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低音，都能在其中得到有效的“治疗”。原来，在到上海之前，他已经精心地对上海合唱团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新的练习曲，全部是他预先创作的。队员们心悦诚服，恭恭敬敬地称他“老师”了。训练一段之后，合唱团的素质大有提高。团员们评价说：杨鸿年一点不比小泽证尔和皮里松差，外国指挥家做到的，他都做到了，外国指挥家做不到的，他也在做。他不仅仅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提高我们整个团的艺术素质啊！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艺术素养，常常使团员们吃惊。为了丰富合唱的曲目和风格，他别出心裁地提出要把《拨弦波尔卡》改成合唱，这主意使很多人诧异：这曲子能唱吗？可一时又找不到曲谱，于是人们以为这事便算了。没想到，第二天训练时，他突然拿出一份刚刚谱就的乐谱来：“《拨弦波尔卡》，我已改编好了。找不到原谱，只能凭记忆啰！”试唱结果，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更叫人折服的是，经过核对原谱，他的改编曲竟然没有记错一个音符！
团员们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每天开始练唱之前，总有人搬一把高高的椅子放在指挥台上。他的腿脚不好，大家都要求他坐着讲，坐着指挥。对他的住所，也有不满的议论了：“这么好的指挥，怎么让他住这种地方！”
“哦，对不起，实在委屈您了！”一天，负责接待的同志走进了他住的拥挤简陋的小楼，脸上露出由衷的歉意：“我们已在宾馆为您订了房间，请收拾一下，马上就搬。”
小楼里又响起他爽朗的笑声：“不必啦，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呢！”直到演出，他始终没有离开那栋小楼。
这场演出之前，他有点激动，这是对中国合唱艺术的一次考验啊！他问团员们：
“和胡晓平同台演出，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有你站在前面指挥，我们信心十足！”
乐团离音乐厅挺远，团里要用小轿车送他，他拒绝了，他执意要和团员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团员们拗不过他，只能用自行车把他推到汽车站。一位青年歌手半开玩笑地说：“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借一辆平板三轮车送您去音乐厅了。”他快活地笑起来……这次演出的结果，我们已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前向读者描绘了。上海合唱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以及他所指挥的合唱团，毫无逊色、毫无愧色地和独唱明星胡晓平并肩而立，淹没在听众们热情的欢呼声中……因为兴奋，他的双耳又一次在指挥过程中突然失聪了。他暂时还听不见人们献给他的欢呼。但，在他的心灵深处，袅袅不绝地回响着一支深情的歌，这支歌是不会消失的！
1984年3月于广东从化温泉梅村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