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能想想也好
季羡林先生住过牛棚，有资格写《牛棚杂忆》，早就写成，不久前才问世。第一次印了八万册，听说很快就脱销，有些人是一口气就读完。吾从众，虽然不能一口气，总是很快就读完了。我佩服季先生的记忆力，尤其佩服他的拿“一面镜子”当作“最佳礼品”，“留给后代”。读后的感受，不少人写了，我不便再拿笔，学南郭处士之滥竽。是几天以前，看某报上一篇谈这本书的文章，说有的人还登季先生之门，痛哭流涕，表示悔恨。记得季先生说过，这样的人受蒙蔽，也是受害者，那么同害相怜，这笔账就算清了。能不能万法皆空呢？像是还不能，因为一，季先生和悔恨者都是受害者，语云，一个巴掌拍不响，就还要有加害者。二，在这本书的二一九页，季先生还保留个疑问，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问为什么是求因，受害是果，触及加害是想到因，关于“因”，我们能不能说点什么呢？至少是想点什么呢？
想，心理活动不出心里，容易；说，就不能如此容易。有万千世故可以为证，只举个最近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剧名也许是《马寅初》吧，总之我看到的部分是演马先生的晚年，先是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写《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过速增加。这是个上好的主意。马后课，如果听他的，我国的人口可以减少几亿。可是不只没有听，反而给加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受命批判的文章如雪片飞来。马先生不愧为北大的旧人，抱着自己的良知不退缩，不作检讨八股。结果可以想见，是群起而攻之以后，被撤职，逐出北大。这个结果是小焉者；大焉者是只信权不讲理的事例又增一件，多生的几亿人口压在脊背上，永远也不会卸下去，成为轻装前进。全剧的精神是表扬马先生，爱国家爱民族，有学识有见识，而且品格高尚，受高压而不说假话，宁折不弯。事后看，毫无疑问，马先生是对的。谁错了呢？编剧的人知道，演剧的人知道，看剧的人知道，可是都不说。守口如瓶，总当有原因吧？说，不合时宜，问不说的原因就会更不合时宜，还是世故为上，我也就装作没有这么回事，改说别的。
改也不当离题，这题是在治平的大事业上，为什么会出现大错事。事，难免触及人，根据上面提及的世故哲学，不好说，想改为说“理”。理，从宋儒，遍在，那就学乐天居士，写长恨之情，起于“汉皇重色思倾国”吧。还可以比乐天居士更开放，不限于汉皇，索性撒大网，把秦皇、汉武、明祖、清宗等都包罗进去。这些人，身心不同，可是有个共同点，说了算。因为说了算，所以说修阿房宫，就动工，说除胡惟庸或蓝玉之党，就把株连的人杀尽。何以有这样大的力量？或说力量的来源是什么？曰“制度”。制度是一个群体之内，所有的人，各有各的固定的行动模式的总和，少数成文，多数不成文。比如太后老佛爷，她是肩不能担担，手不动模式的总和，少数成文，多数不成文。比如太后老佛爷，她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可是她能够使谭嗣同绑赴菜市口，身首异处。她说了，刑部官员，直到持刀的刽子手，都要遵命，这就是制度，坐在宝座上的人说了算的专制制度。说，来于一个人的所想，主观，永远对，客观不是，却必须算数，其结果就可能甚至必致铸成大错。
在同一个制度之下，错大小轻重，与说了算之人的为人也不无关系吧？我想是这样，纵使其差别只是量的，不能上升为质变。这样，假定谥法是公道可靠的，则梁惠王与齐威王相比，都杀人，前者总会少一些。站在小民的立场说话，如果制度不能改，遵命的命运也就不能变，那就求上天保佑，在上者是梁惠王吧，因为绑赴菜市口的危险可以少一些。
这里提到小民，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治平的大事方面出了错，难道小民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以清光绪年间的义和团闹剧为例，太后老佛爷和一部分大臣胡涂，要负责任。小民出身的义和团呢，认为与洋有关的都该灭，相信口中念念有词就可以刀枪不入，且不说责任不责任，总当戴一顶“愚昧”的帽子吧。季先生牛棚内外的遭遇，事不同而理同，热心批斗、抄家、打骂的诸勇士，算加害、算受害可以不论，事后看，加一顶愚昧之冠总不为过吧？愚昧，可怜，也可怕。小可怕是能够使无辜的人家破人亡，大可怕是由不合理走向合理必少希够使无辜的人家破人亡，大可怕是由不合理走向合理必少希望。现在，“民主”的口号如超高跟，成为时髦，却很少人想到，民主，低到气度也好，高到制度也好，都要有基础，这基础主要是人民的“教养”，包括知识和品格。季先生这本书所记，正好证明有不少人是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品格。说起“不少人”，我忽然想到几十年前看过的罗素《中国之问题》。在这本书里，罗素像是泛论，一个民族，如果愚昧，自私，残忍，那就很可悲。我希望他不是说我们，更希望季先生笔下的勇士在神州内不是绝大多数。但总是有，也就应该视罗素的话为“一面镜子”。勇士要照，不勇之士也可以照照，盖天与人，有人设想尚可以合一，况“民吾同胞”的人与人乎？
照过之后又怎么样？当然希望能够照见一切错误及其来源，然后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追，难易且不论，行之前总要把可谏的往者认识清楚，说清楚。可是这偏偏大不易。又是根据世故哲学，不易的事，仍是以少碰为是。那么，本篇因季先生的一本书而想到治道的性质，在上者的为人，直到人民的教养和民族性，也许失之想得太多太远了吧？想了想，至少在这里，我是王阳明的信徒，“行”之前是“知”，行难，甚至说也不易，那就多想想，求能知吧。对应世俗事，要坚决相信明白比胡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