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言志”
张中行自认为，因为杂览和杂写，“由禅到八股”，“称为杂学勉强”；多年所好，有书法和砚，都是半瓶醋，“但半瓶而有两种，有人称为杂家，也就可以安然受之了”我还记得当初读到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时那种兴奋心情。此前多年不曾这样，此后也是如此———说老实话，包括读他后来各种着作在内。我过去把张中行的书分作三类，一类是讲人或事的，以上述两种为代表；一类是论道的，以《顺生论》为代表；还有一类是介绍知识的，以《禅外说禅》为代表。如果让我排一个队，心中的高下便正好是这一二三的次序。至于他在《流年碎影》中自嘲为“选来选去”者则不在此列。
张中行的文章属于“五四”之后中国散文的一路；讲得确切一点，张中行等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复兴了中国散文的某种传统。《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最初是由外地某社印行，装帧欠佳，印数无多。大概无论出版者还是读者，一时都难以把握———借用前人一句话，它们“是那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较之此前看惯了的东西，的确很是新鲜。其实这一传统早已存在，不过在大家眼里黯淡已久，几乎不知道了。
张中行所承继的散文传统，前人称为“言志”，与“载道”相对；两个词儿分别取自“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诗”与“文”本有区别，“志”与“道”更待厘清，不免有些夹缠，所以后来干脆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我自己曾想，换成“率性”和“听命”，或许更恰切些。前人提起这个话题，是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而“言志”这一“流”久矣夫断断续续，隐没不彰了。张中行是老北大出身，亲承前辈大师謦縕，以后多年却不事写作；但传统在他身上活着，一俟执笔，立即显现出来。而且这路文章本来讲究沉稳平和，老年为之，正是合宜；他又有阅历与感受值得一写，于是乎名满天下。然而自始至终，他只是“率性”，不曾“听命”；或者说，他只“载自己的道”，不“言他人之志”。在这点上，与许多同辈甚至晚辈的人判然有别。
上面提到，张中行等复兴了一个散文传统，但是他与别人又颇不一样。我想举出一位，即比张中行登场稍早，着有《干校六记》、《回忆我的父亲》和《回忆我的姑母》的杨绛。之所以如此，因为杨绛的文章同样“率性”而不“听命”；就复兴这一传统而言，当年没有比他们两位影响更大的了。不论彼此高下，毕竟大相径庭。如果说杨绛属于这一传统中偏“洋”的一脉，张中行所承继的就是偏“土”的一脉；更确切地讲，其间有个“贵族化”与“平民化”的区别。区别不在见识，在于所处立场，以及行文风格。以后两方面而论，张中行更像一个普通老百姓，虽然他可能比我们高明。
不妨回过头去考察一番。先说“洋”与“土”。曾有人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带牛油味，无疑是“洋”了；还应该提到梁遇春，可能更其纯粹。杨绛与他们都不相同，好像更接近于叶公超。可是“土”呢，我就没想到有谁可以如此形容。再说“贵族化”与“平民化”。上述各位之外，周作人，梁实秋，废名，台静农，钱锺书，张爱玲，也都不能一口咬定是“平民化”。说来在这一传统之中，“洋”与“贵族化”倒是正宗，虽然诸家于“土”与“平民化”或多或少要沾一点边儿。这样来看张中行，就知道他的贡献所在了，他是把“言志”一派文章中的“土”与“平民化”发挥到了极致。
我这说法，有人或难以苟同。形容张中行比较稳妥的话，相对于“洋”，似乎应该说“中”；相对于“贵族化”，似乎应该说“士大夫气”；此外也许还要添上一个“老”字。但我还是觉得，假如说“中”，他不是身居高位的“中”，或应运而生的“中”；假如说“士大夫气”，他是不离乡壤间的士大夫。至于说张中行不“洋”，不“贵族化”，有人也会持异议。因为第一，他是受过西方哲学熏陶的，单就思想来说，其所获益于西方文明者，其实较之本土更多。但我所谓“土”与这无关，我指的是他以什么气分儿来接受这一切，表述这一切。再者，张中行对许多事情的见解与大众并不一致，他是理智的，宽容的。但我所谓“平民化”也与这无关，我是说他总保持着底层姿态，真能体会“食无求饱”、“伤哉贫也”。我曾举出《论语·雍也》的一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以为张中行的气象，与此约略相仿。他执着于现代文明的精神，却无意于现代文明的物质。
张中行的文章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两方面：其一是他笔下旧日北京大学的生活，尤其是讲到的各位师尊；其一是他所描写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说是小人物，只是人微言轻而已，绝不猥琐低俗；不过他也不把他们拔高。我想他是以此自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