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故人
余先生去国二十年后重返故乡，是小城一件新鲜事。事先省里有关部门来过电话，称余先生是爱国侨胞，在香港及美洲有数千万资产，这次回乡观光，地方上务必热情接待，以利招商引资和改革开放。
县委县政府已开会专题研究过此事。县招待所五号小楼立刻重新装修，换地毯，换窗帘，灭老鼠，喷香水，摆设盆花和雀巢牌咖啡，显示着县里最高消费水准。派出所警察在小楼外设岗派哨，整顿治安秩序，阻止好事者前去拥挤喧哗。据说有位后生以为那里又在抢购紧俏商品，满头油汗地投入了人群，被身后的人一挤，竟冲过了划在地上的警戒线，迫使警察小试电棒。呵的一声尖叫，后生当场倒地全身抽搐不已，脸上有一团僵硬的灰白。县城里有两个疯子，平时总是一身尿臭，喜欢一边唱戏文一边向汽车投掷石块，司机们早已无可奈何并且习以为常。为了防止他们袭击侨胞，警察奉命将疯子临时拘押。一些小娃崽因此失去了欢乐和恐惧，只得退而求其次，将将就就地去看屠夫杀猪，或者蚂蚁搬家，几天来有点怅然若失落落寡欢。
余先生是乘高档进口轿车沙沙沙抵达的。车身史无前例的长，史无前例的黑亮，如一条巨大黑鳗，静静地滑过街市，潜入招待所的深院，使小城人有一种莫名的心惊。从黑鳗腹内钻出来的人，肤色暗淡，身材瘦削，看似中年却早已谢顶，太阳穴深深下塌的颅骨给人一种很紧实很坚硬的感觉。他着一件米黄色的宽大夹克，踏一双平底布鞋，倒显得特别朴素。引人注目的是他左衣袖空空，瘪瘪的，荡来荡去，藏一袖阴阴冷气，成了毫无表情毫无动作的赘物。在他走进招待所餐厅的一刻，一位服务员当的一声失手打碎了瓷盘，门外一部卡车倒车时不慎撞碎了尾灯，而招待所商店的一位怀孕女子当天不幸流产。这一切是否与那条空瘪瘪的袖子有关，不得而知。
县委和县政府几个头头都去见了他，照例有握手寒暄，有合影留念，有豪华宴请。水里的白鳝，山里的白面，再加上烤乳猪烧羊蹄一类，都很有家乡风味，增进着赴宴者的乡情。一号首长介绍了全县的大好形势和引资优惠政策。二号首长陪客人看了两场地方戏曲。主陪是四号首长，即王副县长。他陪着客人参观了化肥厂、木材加工厂以及大理石厂，似乎一切都顺利。只是走进大理石厂的时候，附近工棚里突然发出咣当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吓得人们惊慌张望，警察立刻拔枪警戒，只是余先生眼都没有眨一下，头也没有回一下，继续细看手里的石材样品。
王副县长冒出了一头冷汗，不光是为了刚才咣当一声的巨响，也为客人临危不乱之际出奇的冷静。
据王副县长所知，客人既没当过将军，也没当过大盗，为何有如此镇定自若的本领，实是一件怪事。王副县长更不明白，余先生身为巨富，为何却活得极为简单。除了抽两支烟卷，他不喝酒，不喝茶，不吃水果，对歌舞厅夜总会一类更无兴趣。据保卫人员说，在招待所这几天的日子里，他没事的时候就关着房门，在门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道在干什么。即算走出门，他只是去河边的后街走一走，用照相机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墙基、石头、老树都咔嚓咔嚓拍摄下来，不知作何用途。在本地人看来，那不过是一条狭窄的麻石街，那些青砖破墙和墙基的片片青苔，没有多少稀奇，他怎么一遍遍走得那么起劲？
他总是在后街从打米厂到河码头这一段来回行走，在小西门一位老阿婆那里买豆腐，一买就是十几片，买来也不吃，叫服务员拿去处理。卖豆腐的阿婆几乎是个瞎子，仅左眼还有花花一线光亮。据查，她是位孤老，原是国民党某军官的小老婆，在丈夫死后一直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卖豆腐已有三十余年。有意思的是，余先生为何总是买她的豆腐？与她有什么特殊关系吗？既有特殊关系，他为何只买对方的豆腐而不赠个十万百万的红包大礼？……这其中的缘故，外人无从得知。
副县长几次想侧面打听，觉得又不合适，只好跳开话题。其实，余先生没什么话题，甚至从不爱说话。人家说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他只是听，眼球十分明亮，亮得有些灼灼逼人，探照灯一样从这边缓缓地扫到那边，又从那边缓缓移到这边，有时甚至把说话者们看得心里发毛，说着说着就说乱了。偶有一笑的时候，他也笑得极淡，极浅，极缓，似笑非笑，至少比在场人少笑七成。实在没有什么可看了，他就将目光稳稳停留在前方空中的某一点，所有表情都渗漏到脸皮下面去，筛出一脸茫茫虚空。
他喜欢夹着一支肥大雪茄，但很少点燃。尽管如此，他并不特别冷漠，甚至还很好说话。比如说他抽出一支签字笔，已经签署了向大理石厂投资的意向书，对本县的猕猴桃资源也表示了兴趣。
王副县长高兴了，一心要让对方玩得痛快：“余先生不会跳舞，少见少见。那么愿不愿意到白公渡去看看？那也算个省级保护文物遗址。”
富翁摇摇头。
副县长揣摩对方的嗜好：“那是不是想看点录像？别看我们县城小，这里什么片子都有，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富翁淡淡一笑，还是摇头。
“那……你有什么事，有什么要求，只管说。我们这个小县，虽然条件有限，但变化还是很大的，不比你在这里的时候啦。南河铁矿你去过没有？现在都成一个大矿啦，一年产值上亿！这几年竹木、水果、油茶、养殖也都发展很快，你要办点什么土特产，只管说。回一趟家乡不容易么。”
余先生深深地盯了副县长一眼，“长官这么客气，那我就真说了？”
“好呵，不要客气，家乡人么。”副县长几乎喜出望外。
“那好，”余先生盯着雪茄若有所思，停了好一阵，“我想见一个人。”
“谁？”
“彭细保。”
“是你亲戚？”
“不是。”
“是你同学或者朋友？”
“也不是。”
副县长有点困惑。在余先生到来之前，有关部门已经核查过，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余先生的亲友了。而且副县长在这里从政三十多年，对有头有脑的人大多认识，十八个乡镇中年以上的农民也差不多熟了三四成，但从未听说过彭细保这个名字。
“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富翁摇摇头，“从未谋面。”
副县长这下就不明白了，但也不好深问。“那好，一切由我们来安排。你如果想安排一个宴会，或者安排你们一起住上几天，好好地叙谈叙谈，这都好说。”
“不不不，”富翁摆了摆下巴，“就见一面，不需要任何安排。”
王副县长更觉蹊跷，回头交代县府办公室，赶快查找一下彭细保这个人。办公室很快汇报了，溪口乡确有个彭细保，眼下家境贫寒，欠债累累，加上身患肺气肿和风湿症，身为共产党员却有多年未交党费，乡村干部也拿他头痛。至于余先生为什么要见他，当地人都觉得奇怪，因为他们两人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后来靠两位老人回忆，人们才依稀得知：硬要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余先生的父亲当年作为恶霸地主遭到镇压，法场上是由彭细保操的刀——当时他是民兵。人家都不敢杀，只有他争着杀。
得到这一重要情况，王副县长对安排见面颇感为难。点名要面见仇人，莫非是要报仇？莫非是要算账？不会闹出什么事吧？头头们再一次开会研究。一位部长气呼呼地大拍桌子：“呸，姓余的也莫太毒了！他父亲也平反了，房产也发还了，还要怎么样？共产党如今请他住宾馆，吃宴席，对得起他了。他还想当他娘的还乡团，对贫下中农搞阶级报复呵？”另一位部长叹了口气说：“话不能那样讲，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有乱打错杀的现象，不对就是不对么。人家有情绪，也可以理解的。”县委书记只好从中调和：“我们欢迎余先生这样的爱国华侨来投资。不过见面的事最好还是免了。好了的疤子再去揭，刺激情绪，何必呢？”王副县长惦记着有关筹建果品罐头厂的谈判，忧心忡忡地说：“不见当然也可以。不过会不会闹得余先生不快？会不会影响他对政府的看法？”……这样说来说去，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议定：一方面由县统战部就当年的错杀向余先生正式道歉，另一方面不安排仇人见面，最好是把彭细保临时抓起来，理由是他打麻将赌博，违犯治安条例，拘留期间不能见外人。
打麻将几乎已是全民性活动，所以这个罪名对谁都用得上，是个制造临时人间蒸发的万能借口。
拍桌子的部长对这种处置还是不满，散会时扬起巴掌喊：“道他娘的歉？现在共产党讨好国民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你们看吧，以后有戏唱的！”
其他头头只当没听见。
王副县长依计行事，把有关建议转达给余先生，不料余先生断然拒绝。他对其他的事情都好说话，比如县里希望他投资果品罐头厂，这没问题；某部长托他安排自己的子弟到海外留学，那也容易。至于谁想来讨个打火机或讨双尼龙袜，更是小菜一碟，谁要谁就拿去。只有这次会见彭细保，他既已提出，就九头牛也拉不回。他夹着大雪茄的手指已经微微颤抖，只说了一句：
“他什么时候出来，我就等到什么时候。”
王副县长暗暗叫苦。
“他就算死了，我也要挖开坟来看一眼。”
这话说得更决绝。
没办法，县里头头们苦着脸又议了两次，只得狠狠心，同意他的要求。安排这次见面之前，副县长把彭细保接到县城，与他谈了一次话。不过后来副县长发现这次谈话完全多余。彭细保根本不记得自己杀人之事，也忘了余家少爷是谁，只说领导要他见谁他就见谁，甚至有一种兴冲冲的劲头，觉得自己的进城特别体面。他大热天呱嗒呱嗒踏一双套鞋，肩头开了花，头发结成块，浑身有股猪潲味，讲几句话就抹一把呼呼噜噜的鼻涕，东张西望，心不在焉。
副县长觉得这样也好，免了一点紧张。他让对方洗了个澡，还递给对方一支香烟，不知为何心生一丝酸酸的怜悯，似乎眼下不是带他去见客，差不多是狠心将他推出午门斩首。
副县长拍拍老民兵的肩，领着他来到招待所小楼门前。彭细保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气，额头上冒出密密汗珠，眼中透出莫名的恐惧。副县长再仔细看，发现他如同蒸熟以后又在冰箱里冷冻多时的肉制品，脸上聚一团青光。
“县长，我，我突然肚子痛……”
“只见一下就完了。”副县长知道眼下并非去刑场。
“痛得当不住了，我实在走不动……”
“活见鬼，到了门口又不去，你要让我失信？你怕我吃了饭没事做，陪着你好耍么？这是政治任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我给你作揖。实在对不起，我现在就要回去……”
副县长见他跑，气不打一处来，叫人冲上前去，不由分说地扭住他，简直是把他架进楼门，交给屋内的陌生眼光去发落。有一浪空调机的冷气迎面扑来，使彭细保打了个寒颤。前面有几张横蛮的真皮大沙发，因为式样古怪和庞大，吓得彭细保两腿哆嗦。一片猩红色的大地毯在窗外泼进来的强烈日照下，迸射出耀眼的反光，给屋内所有墙壁和天花板都染上了红光。翻腾的红潮甚至注入了室内所有人的瞳孔，个个都红着眼睛。
根据副县长的安排，今天多了几个陪同人员，包括扮成服务员的便衣警察，以防意外事故。这阵仗也吓坏了彭细保，他看看这边的大个子，看看那边的大个子，双脚已在地上生了根，怎么也没法往前走。
“这就是余先生，彭细保，你也坐下……”副县长力图制造出缓和的气氛。
余先生眼睛一亮，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呼的一下从沙发里站起来，走上前来把来人端详，平时总是熄灭的雪茄已反常地点燃。
彭细保似乎被提醒了，嘿嘿一笑，缩了缩鼻子：“是余同志吧？好久不见了。你老人家还在农业局……”
显然是认错了人。副县长用手捅一捅他：“余先生这次从香港来……”
彭细保瞪大眼，领悟了这种纠正。“哎呀，到香港去了呀？我晓得，哪有不晓得之理？余同志是在香港农业局工作是不？上次村里要买尿素，我就说要他们去找余同志。余同志是最肯帮忙的人呵……”说着抹了一把鼻涕。
“你说什么呢！余先生是有名的爱国华侨和实业家，这次是回家乡来考察经济发展的。”副县长有点不耐烦，“你看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在他们说话之际，在其他陪同人员倒茶和递毛巾之际，余先生一直没有搭腔，但呼吸越来越急促，脸色越来越红亮，额上的青筋明显地暴突和蠕动，眼中两个锐利的光点发出刀尖在太阳下的那种闪光，差一点就要发出嗞嗞嗞的声音。他盯着自己朝思暮想的人，把对方缓缓地从头看到脚，缓缓地又从脚看到头，嗞嗞嗞的目光最后在对方喉结处驻留下来。这当然使副县长一惊：余先生父亲的脑袋，当年想必也是在那个部位与身躯分离的？当年的一件什么利器，也许就是在那里进入的？
余先生满意地点点头，干笑了一声，突然收笑，又再干笑了一声，有点神志错乱的疯傻模样。他快步移动，甚至有点手忙脚乱，换了一个角度，再换了一个角度，全神贯注打量着对方的颈根，目光突然变得柔软，变得幽静而清澈，波动着一种优美的节奏。似乎他眼下盯着的已不是一条颈根，而是一件心爱的古玩，一朵嫩弱的鲜花，如果目光不慎有失，投注得粗重一点，古玩就会破损，鲜花就会枯萎——而这样的罪过断断乎不可。
这条颈根是如此珍贵，他得让自己多年的思慕从目光中从容泻出，将目标小心翼翼地触抚，一分分地探索。
这种柔软的目光让王副县长不寒而栗。
“余先生，你坐下谈，坐下谈……”副县长有点不知所措。
富翁好像根本没听见。
“余先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时候都是形势，形势呀。很多事情是说不清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坐过牢吗？我们好多共产党员的家里，不也是妻离子散吗？哎哎，眼下都向前看吧。来，喝茶喝茶。”
余先生似乎从梦中被唤醒，定定神，抹了一下脸，丢掉了雪茄，回到了平时那种持重的神态。他对副县长点点头：“好了，谢谢长官。你守信，我也会守信的。罐头厂的项目我一定参与，但水源品质是件大事，今天我们去河里取个水样吧。”
不待副县长回答，他领先朝门外走去，只是在将要出门的那一瞬，又猛然回头朝彭细保的脸上甩去狠狠的一瞥。
这一瞥刺得彭细保浑身一震。他总算记起眼前是谁了，发出异样的大叫：“余二，你长得如何这样像你爹呵……”
余先生的脚步声已在门外远去，愣住了的陪同人员这才反应过来，也跟着一拥而出，把彭细保一个人丢在房间里。
“余二，当年……当年我也是没办法呀……”
十多天后，这位富翁从香港汇来巨款，派来专家，果品罐头厂立即破土动工。小城显得比往日更热闹了，有更多的汽车来来往往，扬起车后的尘浪，供两名疯子一边唱戏文一边投射石头或粪块。有人说，这些疯子现在也能唱香港流行歌了。
1987年5月
◇ 最初发表于1987年《钟山》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