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我的文学观
文学是诉诸语言的自由情感的审美存在形式。文学情感不是现实情感，而是处于无限时空中的自由情感，这种情感转化为审美形式，便是文学。因此，文学离不开三项基本要素：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心灵是第一要素，一切好作品都必须切入心灵。文学批评离不开两大标准：精神内涵与审美形式。杰出的作品必定具有精神内涵的深度、广度与高度。把精神内涵狭窄化为政治内涵，把精神内涵的尺度狭窄化为政治尺度，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是二十世纪我国文学历程中的一大精神教训。文学事业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功利的事业，但它具有广义的功利内涵。换句话说，文学不追求具体的、短暂的功利，但天然地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延续、提升的“功利”，还需强调的是，文学虽涉及功利，但它不追求功利，只审视功利，即审视人类功利活动在何处迷失，它构成怎样的人性困境与生存困境。
诗的立场天然地就是非实践的，是反思的，是审视的。它站在现世的功利活动的另一面，它关注着这个世界，但并不参与这个世界；它要反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种种事业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类的种种奋斗、争夺、忙碌到头来离当初的希望到底有多远？它要审视人间的种种苦难、不幸和悲剧是不是源于我们本性深处的贪婪和邪恶？很显然，文学不是站在一个现世的立场看世界的。所谓现世的立场就是理性和计算的立场，理性地设立一个功利性的目标，周密安排必要的计划，并诉诸行动把它实现。文学站在现世立场的另一面，以良知观照人类的现世功利性活动，提示被现实围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文学的立场是超越的，所谓超越就是对现世功利性的超越。
我一再说，文学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头脑的事业。这不是说，文学创作不必动脑筋，而是说，文学艺术与科学不同，它不是像科学那种靠逻辑靠推理去抵达自己的目标，而是靠想象、靠直觉、靠感悟去抵达目标。文学之法，乃是“无法之法”，即“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天马行空而不失为艺术。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天理也。这一命题强调文学的特征在于情趣，而不在于理念，是对诗的准确界说。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文学完全与思想。其实经典文学作品中总有大思想也总有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深刻认知，但这些思想与认知又总是像盐或糖化入水中，无痕而有意味。它不诉诸概念，而是诉诸形象、意象和情感。西方的大文学家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都是思想家，只是他们的思想全是心灵化、情感化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化作生命血液的思想，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种逻辑化、体系化的思想不同。我国最伟大的文学经典极品《红楼梦》，也是一部伟大的“心学”。《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史湘云、薛宝钗、妙玉、晴雯、鸳鸯、芳官等，个个都是如诗如画如同女神的诗意生命，可惜只是“梦中人”。她们的诗词都出自曹雪芹之笔，那些“闺阁女子”并非真的会写《葬花吟》的诗人。贾府里的那个大观园，恐怕也只是曹雪芹的“梦中园”。这个国度“一国两治”，有充分的写作自由、结社自由、诗人们有诗的竞赛而无人的嫉妬和争名夺利等世俗机能。大观园寓意极深，它暗示文学发生的最初原因和文学存在的理由：写作只是生命快乐与心灵诉说的需求，并非“经国之大业”，更不是谋杀功名、财富、权力的器具。大观园诗人合众国里，林黛玉最为杰出，她所以能成为首席诗人，是因为她最孤独，最纯粹，对于心灵的苦痛体验最深。作家的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经历、感觉、表述能力。主观之诗人经历浅些，但也不能凭空而“诗”。大观园里的作品，均见证了人性和见证了人的生存环境，甚至也见证了历史，其诗情有伤感，有欢乐，有怨恨，有讽喻，但没有一家以批判社会和干预生活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其批判意味全化入诗情中。
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热烈地拥抱社会是非的作家，但他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者只高度评价《红楼梦》，而对晚清的谴责小说却评价不高。他认为谴责小说最根本的弱点是“溢美”和“溢恶”。鲁迅评说得极有见地。曹雪芹出身贵族豪门，肯定热知当时的宫廷内幕和上层政治斗争状况，但他没有把《红楼梦》写成社会批判小说和政治通俗小说，而是写成一部“人书”，一部呈现人性和人的生存环境的书。文学以人性为基调，自然就穿越时代之维而进入时间之维。曹雪芹家道中落，内心充满孤独，一定也有许多不平不满，但他如果因此而用自己的作品去“干预生活”，在文本中注入“倾向性”，那就没有伟大的《红楼梦》。曹雪芹有关怀，有大慈悲心，但这些关怀不是创作出发点，而是作品派生出来的结果。受曹雪芹的启迪，我又重温萨特存在主义的着名命题，即“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我借用这一命题对文学作出如下解释：文学首先应当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然后再考虑文学艺术可能派生的意味。我作此解释当然具有历史针对性。上世纪我国的左翼作家和许多忧国忧民的作家们，往往采取相反的命题，即先有一个大意义的动机，如为革命而写作，为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而写作，然而，先验动机却带来主题先行和普通的概念化失败现象。从八十年代开始，近三十年来，我的所言所论，都在呼唤“还我本来”，即文学应返回文学的初衷，返回文学最初的基本立足点和文学最初存在的理由。这一理由，不是政治理由，不是道德理由，不是功利理由，而是心灵理由，情感理由，审美理由，生命需求理由，见证人性和生存环境的理由。
明年农历九月七日，我就年满七十岁了。回想人生，觉得可引为庆幸的是自己总是生活在文学中。生活在文学中，意味着生活在真实的人性中，又意味着生活在梦中。梦中有审美理想，有对美的信仰。从事文学，使我在“现实主体”中又多了一个“艺术主体”。现实没有自由，但梦中有自由。所谓幸福，乃是瞬间对自由的体验。千万年来，人类布满浩劫灾难而神经不会断裂，人类中的生命个体充满艰辛困苦而不想自杀便是因为人生中拥有瞬间的自由体验。近几年我受大乘佛学与禅宗的影响，更喜欢讲自性，自性因缘而生，更具流动性。文学必须从一切他性中解脱出来，才有自由。为了守持文学的自性，我正在努力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让自己沉浸于其中。对于这一行为，我称之为“重构象牙之塔”。在美国的落基山下，在象牙之塔之中，我已“面壁”多年。我相信，唯有跳出“政治”、“市场”等格局，充当“局外人”、“异乡人”、“槛外人”，唯有进入面壁的沉浸状态，才能进入深邃的精神深渊。唯有在那里，我才能与曹雪芹等伟大灵魂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