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我的骄傲
我在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中评价李泽厚是“中国大陆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并说我一直把他视为师长。没想到，我的这一评价竞引起几位从大陆出来的朋友的嘲讽与攻击，并说我未免太贬低了自己。
听到这一攻击，我的第一感觉，是觉得这些攻击者和我的心灵距离确实太远了。此时我不想再次评价李泽厚和给这种评价作阐释，但我要说，我把李泽厚当作“师长”，不是我的谦虚，而是我的骄傲，不是我的自我贬抑，而是我的自我肯定。不用说李泽厚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是一些普通的作家诗人，只要我能从他们的文字中得益，我也把他们视为老师。不耻相师，在少年时代我就懂得这一道理。我记得出生於智利的大诗人聂鲁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把所有的诗人都称作我的老师，这不是我的谦虚，恰恰是我的骄傲，因为要不是我熟读了在我们国土上以及在诗歌的所有领域写下的这一切佳作，哪里会有我今天的一切。”这是他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在演讲中说的话，这句话在我心中共呜得很久，而且使我知道他为甚麽会成为伟大的诗人。知道一个伟大的诗人在知识面前总有一种永恒的谦卑，并且把这种谦卑视为骄傲。
聂鲁达，不论是他的诗歌散文还是演讲都充满智慧的灵性，如果要揭开他心灵的秘密，上述的这一句话恐怕是一把钥匙。他的这一白白，说明他不仅善於吸收外域智慧的活水，而且善於吸收自己国土上智慧的活水，这一活水就在他的身边，就像故乡村庄里的江流。这恐怕是他在母亲的乳汁哺育之後，最重要的第二乳汁。智利是个小国家，而聂鲁达却从自己的祖国诗人那里吸收了许多养份，而且为此而骄傲。而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有那么多杰出的兄弟，有那么多摧残不死的卓越心灵，我能把这些杰出的兄弟与心灵视为师长，决不是耻辱。我昨天为此而骄傲，今天仍然为此而骄傲。
聂鲁达把善於学习的谦卑视为骄傲，这是值得他自豪的。他有一种诗人纯洁的眼睛，使他能淘汰掉世俗眼睛中的杂质如嫉妒、狭隘、偏见等等，而以博大的情怀面对一切智慧的创造。他拥有一颗大海般的可以容纳各种江河的胸襟，拥有懂得尊重卓越人物的品格，他知道这一点不容易，所以他为自己骄傲。
因为聂鲁达的谦卑，我想起自己人生中的一种奇特感觉，这就是在诗人与学者中，我更喜欢诗人，更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我生活在学院里很久，但也接触许多诗人。接触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着名学者，总觉得他们身上有一股寒气，像是冰人，不是真的人。这也许是他们对世界看得太透，反而悲观，从头到脚便生了寒气。这是一些有学问的人，还有一些是属於并无太多学问和建树却偏摆架子，刻意把自己抬高以期人们仰视的，也有一股寒气，但因为刻意，所以寒气就变成酸气。但真正的诗人都没有寒气与寒酸气，倒有许多热气与孩子气，至死都有一股孩子般的天真，我倒喜欢这种诗人，和他相处不会太累。聂鲁达就是这种人，我在美国特别喜欢的保罗·安格尔，也是这种人。
我敬重李泽厚并和他成为朋友，是觉得他并不高寒，至少对我是亲切的。在中国，他的学识大大高於那些满身冷气的人，处於中国大陆的人文科学的屋顶，但架子却没有他们大，心态也很年青。我嗜好读各种书籍，但在当代大陆学界，我真的找不到第二个能像他那样独创一套学术命题和学术系统的人。两种人化自然和两种本体存在，西体中用，儒道互补，审美方程，历史积淀说，主体性实践哲学，情本体，实用理性，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的区分等等，每一个命题都属於李泽厚，又切实影响中国，然而他明明处於高处却不高寒，因为不高寒，所以他关怀民瘼，拥抱社会，也不得不为救救孩子而走上街头，完全放下架子，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难道只配被批判的命运而不值得我和一些朋友理性地肯定他的学术实迹与讴歌他的不寒冷的小提琴吗？
《告别革命》出版後，虽遭到不少人身攻击，但也有热烈支持的。年已七十五高龄的邹谠教授，身体病弱，却在大暑天中，写了那一封万言书信给我们，其热情实在动人。他是高我们一辈的老学者，又早巳名满天下和桃李满天下，却如此谦卑，这种学术品格很值得深思，并值得我认真学习。想到邹谠教授的谦卑态度，我更觉得自己的谦卑是应该的。前几天，我收到高行健兄的信说：“看了《告别革命》，中国当代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书来，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也算得其自在而快乐。”高行健是剧作家和小说家，但也是诗人，有天真在，所以想到的不是你高我低，而是存在的意义。真的，我们这一代人被革命名义下的种种荒谬行为耗尽了生命而能在最後喊一声“告别革命”，也算是意识到自己应当活得像样些，在精神土地上是应当站立起来了。李泽厚敢於喊出，我也能跟着呐喊，实在也是我的骄傲。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