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而治古文翻译
一、译文：昆山有一位叫归庄的，他有很多不和常情的言行。他家非常贫困，房门破到无法关闭，椅子烂到不可坐人，只好用蒿草绳将它们都捆绑牢固，因此在自家的匾额上书写“结绳而治”四个大字。又曾有一年除夕，他在自家的门上书写下“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的联句。因为他有很多像这样不合常情的言行，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归痴”。
二、原文：清 王应奎 《柳南随笔》
昆山归庄先生，狂士也。家贫甚，扉破至不可合，椅败至不可坐，则俱以纬萧缚之，遂书其匾曰“结绳而治”。然常与妻饮酒赋诗于其中。又除夕尝署其门云:“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其不经多此类,众人呼为“归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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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介
王应奎，号柳南，诸生，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约卒於乾隆二十四、五年（1759—1760）间，年近八十岁。许廷录在《王东溆诗集序》中称：“其平昔研讨典籍，探索经史，挹其华而摛其实”。工书法，初学颜真卿。亦善於山水画，不落近人窠臼。著作除了《柳南随笔》、《续笔》外，还有《柳南诗文钞》、《海虞诗苑》十八卷。
二、相关成语
结绳而治 [ jié shéng ér zhì ]
【解释】：原指上古没有文字，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治理天下。后也指社会清平，不用法律治国的空想。
【出自】：西周 周文王《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译文】：上古用结绳记事以治理天下，后世圣人，改以契刻文字
一、译文：昆山有一位叫归庄的，他有很多不和常情的言行。他家非常贫困，房门破到无法关闭，椅子烂到不可坐人，只好用蒿草绳将它们都捆绑牢固，因此在自家的匾额上书写“结绳而治”四个大字。又曾有一年除夕，他在自家的门上书写下“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的联句。因为他有很多像这样不合常情的言行，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归痴”。
结绳而治 【拼音】：jiéshéng ér zhì 【释义】：原指上古没有文字，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治理天下。后也指社会清平，不用法律治国的空想。 【出处】：《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示例】：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 【用法】：作谓语、宾语；指原始管理方法 【引用】： 昆山归庄先生,狂士①也。家贫甚,扉破至不可合,椅败至不可坐,则俱以纬萧②缚之,遂书其匾③曰“结绳而治”④。然常与妻饮酒赋诗于其中。又除夕尝署其门云:“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其不经⑤多此类,众人呼为“归痴”云。 (选自清·王应奎《柳南随笔》) 【注释】：①狂士:行为举止不合常情的人。②纬萧:用蒿草编成的绳子。③匾:此指门楣。④结绳而治:用绳子打结来记事。在文字产生前,相传古人用绳子打结来记事。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⑤不经:不合常情。 【翻译】：昆山有一位叫归庄的，是一位行为举止不合常情的人。他家非常贫困，房门破到无法关闭，椅子烂到不可坐人，只好用蒿草绳将它们都捆绑牢固，因此在自家的匾额上书写“结绳而治”四个大字。又曾有一年除夕，他在自家的门上书写下“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的联句。因为他有很多像这样不合常情的言行，大家都称他为“归痴”。
昆山有一位叫归庄的，是一位行为举止不合常情的人。他家非常贫困，房门破到无法关闭，椅子烂到不可坐人，只好用蒿草绳将它们都捆绑牢固，因此在自家的匾额上书写“结绳而治”四个大字。又曾有一年除夕，他在自家的门上书写下“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的联句。因为他有很多像这样不合常情的言行，大家都称他为“归痴”。
昆山的归庄先生是一位狂放之士。家里很穷，门破的关都关不上，椅子破的坐都不能坐，这家伙就随便用苇片草绳缠绑上对付，于是在自家的匾额上写上“结绳而治”。还有次除夕之夜的时候在他家的门上写了一副对联：“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因为很多这种荒诞不经的事，人们便叫他”归傻子“。
民国时期的文言文
举好找的例子：鲁迅的作品。下面的例子可从《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线阅读查到（如：http://www.dxrtvu.net/sztushu/sztu/%C2%B3%D1%B6%C8%AB%BC%AF/lxqj.htm）。
一九二六年写的《汉文学史纲要》用的是文言文，现录其第一篇开头的三小段：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濅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祗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复有巫觋，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狉獉，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吕不韦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1〕（《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郑玄则谓“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诗谱序》）〔2〕虽荒古无文，并难征信，而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固当以吕氏所言，为较近于事理者矣。
然而言者，犹风波也，激荡既已，余踪杳然，独恃口耳之传，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诗人感物，发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随讫。倘将记言行，存事功，则专凭言语，大惧遗忘，故古者尝结绳而治，而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之法，今不能知；书契者，相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下系辞》） “神农氏复重之为六十四爻。”〔3〕（司马贞《补史记》）颇似为文字所由始。其文今具存于《易》〔4〕），积画成象，短长错综，变易有穷，与后之文字不相系属。故许慎复以为“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说文解字序》）。
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
《呐喊》中一九一八年四月写《狂人日记》前的小序，用的是浅易文言文：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⑵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且介亭杂文》中的《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后为靖华之父作教泽碑文一篇成。”）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卢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君子自强，永无意必〔2〕。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秋，年届七十，含和守素，笃行如初。门人敬仰，同心立表，冀彰潜德，亦报师恩云尔。铭曰：
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海涛外薄，黄神徙倚〔3〕，巧黠因时，鷃枪鹊起〔4〕，然犹飘风〔5〕，终朝而已。卓哉先生，遗荣崇实，开拓新流，恢弘文术，诲人不俺，惟精惟一〔6〕。介立或有，恒久则难，敷教翊化，实邦之翰，敢契贞石，以励后昆。
会稽后学鲁迅谨撰。
《古籍序跋集》中的文字多用文言文，如写于一九一三年十月的《＜嵇康集＞跋》
《嵇康集》跋〔1〕
右《嵇康蒙》十卷，从明吴宽丛书堂钞本〔2〕写出。原钞颇多讹舛，经二三旧
校〔3〕，已可罶读。校者一用墨笔，补阙及改字最多。然删易任心，每每涂去佳字。
旧跋谓出吴匏庵手，殆不然矣。二以朱校，一校新，颇谨慎不苟。第所是正，反据
俗本。今于原字校佳及义得两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
从校人，可惋惜也。细审此本，似与黄省曾〔4〕所刻同出一祖。惟黄刻帅意妄改，
此本遂得稍稍胜之。
然经朱墨校后，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遗佳字，尚复不少。中散
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树人镫下记。
以上只是举数例。
另外，写于辛亥革命前的一九〇七年的《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文化偏至论》当然用的是文言文，后收入杂文集《坟》中。
别人的当然也很多，举一例赋体的毛泽东《祭母文》（写于1919年10月8日 ）
祭母文
作者: 毛泽东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遭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皑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捆忧，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什么时候就不写文言文
文言文是相对白话而言的：
“文言和白话，实物是古已有之，名称却是近几十年来才流行的。”两者都是书面语，不同是“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张中行《文言与白话》）可见，同口语的亲疏远近是文言和白话最大的区别。
但事实上，文言同口语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只不过是所谓的口语标准不同而已。因为文言文是建立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口语则是以唐宋以来的北方话为基础的，今天大家使用的白话文，即现代汉语普通话书面语，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在汉语发展的最初阶段，言文是合一的，我们现在觉得那些深奥莫测的古文典籍其实就是当时的白话著作。比如让人感到“佶屈聱牙”的《尚书》，其中的“诰体”大多便是当时记录下来的口语，《汉书•艺文志》说：“《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号令”就是“告示”， “其言立具”则说明是没有经过润色文饰、立刻写成的告示。再比如《诗经》，我们知道其中的“风”多为民歌，这也可以肯定有不少是口头直接创作的。而另一部《论语》，则更是孔子的一部语录，与口语的关系自不待言。
由于历史的变迁，书面文字原地不动，而人们日常交际的口语却必然要发生变化，所以大约从六朝起文言文便与口语有了明显的脱离迹象。可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语音的差异并不妨碍人们阅读上的理解，所以言文不一致不是什么迫在眉捷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同时也因为先秦两汉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写的，而这部分作品又是汉文化的源头，所以后世历朝历代的文人们就自觉地坚持了一种仿古文创作，这等于是人为地加剧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并最终形成了汉语长期的言文不一致。而恰恰是这种貌似背离了语言发展规律的创作行为，却造就了汉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绝的奇迹，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表达了汉文人在文化态度上的绝对自信。
当然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符合人们口语交际习惯的口语作品，从《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开始，到敦煌变文、唐宋语录、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一路下来，应该说每朝每代都曾产生过数量不少的白话作品，但它终究未能撼动文言文的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只能散落在民间。
这一切，直至晚清才发生了逆转。其时外强凌辱，国运多舛，国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产生了动摇，这是一个前提的条件，也是汉文化日后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国人破天荒地把传统推上了被告席，历数其罪过，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于是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可以说是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河。对于这样的情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本来每个时代对历史的反思都是一种正常反应，也是传统文化发展进步所必需要走的一步。但把国家衰败的责任推卸在传统身上，却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历史态度，然后再把这一罪过连坐到文言文，就更是荒唐之举了。可是由于面临着可能出现的亡国险境，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让国人最难接受的行为，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被斥为反动思想不得彰显，而代表爱国的激进主义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于是到了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被推到极至。当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是从改良文学的角度入物，其主旨却是倡导白话文，并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他后来还专门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就是来论证这个观点的。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用"三大主义"来呼应胡适的"八条主张"。这一前一后，可以说是真正拉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体革命的帷幕，中国大地从此便没有了一个安静的时刻。 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
可是当我们回首再重温这段历史时，却不难发现正是那些在白话文运动中的挥拳呐喊的领军人物们，其实恰恰是文言文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对文言应用的熟稔程度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熟识程度，都不是普通人可比的。他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出点瑕疵显然不是件难事，同时他们身上的文言文功底也并未因为自己否定文言文的行为而消失贻尽，这反而使他们应用起白话文来更易如反掌。可是在白话文运动中，文言文的受益者们对文言文的种种好处非但只字不提，反而贬之为“桐城妖孽，文选谬种”，文言文就像瘟疫一般，让人唯恐避之不及。而这些人却把自己装扮成尝百草的神农氏，在体验过文言的苦楚后，便告诫世人文言的毒负作用如何之大，完全体现了一种大无畏精神，如鲁迅便有“青年人不要读古书”之说。可是血气方刚世事未谙的年轻人又有多大的辨别能力，千万句苦口婆心的归劝怎么也抵不过一声“振臂高呼”的爱国口号，于是这种批判文言文的运动便有了“天下景从”之势。
值得一提的是，恰恰因为这批人的存在，反而使得新文化运动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并未出现文化真空的现象，大家仍旧可以看到一大批学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及作家。面对此情此景，真不知是该暗自庆幸，还是无奈向隅。
二
汉字经历了与文言文不尽相同的命运：有过同样辉煌的过去，比如它同文言文一道创造了中华文明数千年不灭的奇迹；也有过同样不幸的经历，比如在二十世纪尽管逃过了被诛的厄运，却也遭受了刖、劓等酷刑，成了一种残疾文字。可是汉字毕竟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书写符号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与标志，它的遭境是每一个在汉文化下成长的人所不能回避的。
在中国远古还没有文字的时候，采取的是“结绳而治”的方法，大约是按照“事大，大结其绳；可小，小结其绳”和“结之多少，随物众寡”的原则来处理日常事务，但这种方法还是显得繁琐而不易辨识。后来有一位叫仓颉的人，据说是“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异也”而引发灵感，“初造书契”，由此可见，依类象形就是最初造字的原则。也就是说，在汉字初创之时，字的结构造形首先是同字所指的意义联系在一起，而非字的读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便于“目治”。尽管后来汉字也出现了“依声托物”的假借字和音义结合的形声字，但它并未像世界其他文字一样走上表音的道路，而是坚持了表意的功能。这个特性使得汉字成为世上唯一留存下来的古文字，也成为唯一可以脱离口语而存在的文字，即同一个汉字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发音（如方言），但意思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