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翻译
孔融十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洛阳。当时李元礼名气很大，是一个司隶校尉。到他家去的人，都是那些才智出众的人、有清高称誉的人以及自己的亲戚。孔融到了他家门前，对下边的人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通报了上去，一起坐下来。李元礼问：“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孔融回答说：“过去我的祖先仲尼（指孔子，即孔丘，字仲尼）和你祖先伯阳（指老子，即李耳，又称老聃，字伯阳）有师徒之称，所以我和您是世世代代友好往来都是亲戚关系。”李元礼和他的那些宾客没有一个不对他的话感到惊奇的。太中大夫陈韪后来才到，别人就把孔融说的话告诉给他听，陈韪说：“小的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很有才华。”孔融听后说：“我猜想您小的时候一定很聪明吧。” 陈韪就非常尴尬。
孔融十岁时,跟着父亲去洛阳.当时李元礼名气很大,官任司隶校尉,登门拜访的,都是英俊的青年人才和声望贤明的人,还有李元礼的亲戚这些人才能被放进去.孔融到门口,对看门的任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然后孔融就进去了,坐到了李元礼面前.李元礼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孔融回答道:[我的祖先孔子和您的祖先老子(李耳)有师徒关系(孔子曾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这样来说我和你是世交.]李元礼和其他宾客没有一个不感到惊奇的.过了一会儿,太中大夫陈韪到了,有人把孔融说的话告诉他,陈韪说:[小时侯杰出的人,长大后不一定杰出.]孔融说:[我猜您小时侯肯定很聪明.]陈韪非常局促窘迫。
1、（李元礼和其他宾客）没有一个人不对他感到惊奇的。
2、 君、仆、或者(父、君亲、先君、先人等)在下年事已高，此题不会，只好胡蒙啊，误人子弟啊！
3、大：成年，长大 语1=话语，说过的话 语2=告诉
4、一方面反映了孔融的聪明机智，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孔融比较会讽刺挖苦别人，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恃才傲物，盛气凌人。
参考资料
孔融(153～208)，字文举，建安七子之一，东汉文学家，鲁国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长，自己取小梨，因而名垂千古。
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然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少府。在许昌，因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但因屡逆曹操，终为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是继蔡邕之后的文章宗师，亦擅诗歌。
谈孔融的作品，是离不开他的思想性格的。他的作品明显受到其思想性格的影响。整体来说，孔融作品受性格影响而形成了理直的“正气”、恃才傲物的“盛气”和旧式文人的“酸气”。本文主要通过孔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生活环境和生平而形成的性格特点来揭示其性格对其作品的影响，进而形成的上述“三气”，下面分述之。
一、孔融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理直“正气”。
1、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而儒学则一直是统治者所倡导的正统观念。它形成于2020多年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而儒家思想总体来说就是坚持亲亲、尊尊的原则，也就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礼治的核心就是——异，即贵贱、尊卑、长幼等都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君是君，臣是臣，父父，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等要严格区分，而德治就是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能感化，即心理改造，非法治能及。人治则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的发展，认为人都有同情心，应调动其同情心，属天命论范围。而孔融乃孔子二十世孙，更是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倡导者。所以，他的思想应该是深受儒学的熏陶，传统的“纲常”、“仁义”等思想根深蒂固。据《建安七子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载：“汉灵帝建宁元年（168），融十六岁，正值汉末党锢之祸。融兄孔褒的好友张俭，被宦官头子中常侍侯览所怨，诬俭为党人。俭亡命抵融家，孔褒外出，融收藏了张俭。后事泄，融与褒一并被捕入狱。兄弟二人争死，‘郡县疑不能决’，将案情呈上司处理，结果下诏判了孔褒的罪。孔融于是名声大振。”[1]在那个时代，象孔融这样的举动是非常难得的，也是社会所提倡的。所谓“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这是为人首先要遵循的，“孝弟仁者，其为仁之本与”孔老夫子都认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之根本。而为兄赴死，不正是“士见危致命” [3]的儒家道德的典范吗？
2、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孔融也是受正统的“忠君”思想的支配。如《上书请准古王畿制》[4]：“臣闻先王分九圻，以远及近，……臣愚以为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役自近以宽远，繇华贡献，外薄四海，揆文奋武，各存典书。”孔融以雄辩之才上此奏文，乃以恢复周王朝旧制，京都千里之内，不把土地封给侯王为借口，来限制曹操势力的扩张。此正为“忠君”和“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十二》）的思想的重要表现，也即礼治的范畴。
再如《崇国防疏》[5]：“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效祭天地，拟仪社稷。……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群逆，主萃渊薮。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臣愚以为宜隐效祀之事，以崇国防。”孔融有感于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相勾结，特别是刘表独霸一方，其行为仿照天子，因此上疏指斥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但主张对刘表采取容忍态度以维护国体。此种思想，都是“君臣纲常”论的体现。应该说，孔融的此种做法是试图维护君臣纲常论的。若按君叫臣死臣得死的观点看，这只是一种中庸的做法，而采取中庸做法的更深刻原因是国家已无能力进行剿灭，而孔融本身又是一文人，战绩不佳，亦无能力肩负此任，故此，才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的消极观点。
3、孔融为官，常荐举贤良，诱益后进。
孔融对曹操也曾寄与希望。当曹操拥戴献帝，并把他从残破的洛阳接到许昌，还能把孔融等社会名流委以重任，加上在战场上屡打胜仗的重多事实，孔融此时认为曹操有可能也有能力辅佐献帝，匡扶汉室。因此，在建安初年一段时间内，孔融多次荐举人才，还在作品中充分肯定曹操的功绩。例如写于建安元年的《六言诗》[6]三首其二：“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其三：“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又《与王朗书》曰：“主上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孔融上述歌颂曹操的诗文，说明其正统思想根深蒂固，内心深处总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他的荐举贤良，也是围绕着这一思想而进行的。如：《上书荐谢该》、《上书荐赵台卿》、《荐祢衡疏》等，都是此种刚正性格的体现。
孔融一方面高才居傲，自以为当时豪杰皆不能及，另一方面也颇具知人之贤。他宽容好士，有能指出其缺点者，则背后便称道这个人的优点，若了解别人的优点而未举荐，则认为是自己的过错。这岂不是“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第七》）的儒家思想的写照吗？他荐举比他小20岁的祢衡，也是为了提携后进，广集人才，以备匡扶汉室之用。这充分体现了儒家之传统“正气”。
二、孔融的刚直认真性格反映在作品中体现出了他恃才傲物的“盛气”。“
1、孔融小时就很有名气，除“让梨”和救“张俭”外，还有一个故事，据《世说新语•言语第二》[7]载：“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李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李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这个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孔融的聪明机智，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孔融比较会讽刺挖苦别人，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恃才傲物，盛气凌人。
谈到“盛气”，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便指出“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 [8]如他看到盛孝章被困在孙权处，生命危在旦夕时，为了急于救这位名士，他写信给曹操，从交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来写，其言词恳切，激情极为强烈。“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淹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平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走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9]这就是《与曹公书论盛孝章》一文气盛的根本所在。此段文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心焦与情急碰撞出交友与惜贤之火花，论据充分而才气倍显，正所谓建安风骨是也。
2、孔融的气盛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性格所决定的，他恃才傲物，看不起别人，倚仗圣人之后的身份，认为别人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在他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凌人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恃才放旷。如《难曹公表制禁酒书》[10]中：“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地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他。”并且引述大量证据，说明酒之于人的好处。即“酒何负于治者哉？”。而且还强词夺理，借以显示其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如“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曹操越是禁酒，他越是：“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 [11]在他的思想中，反对曹操禁酒，其实是借题发挥，其主要用意在于他反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由于其性格的放荡不羁，所以作品中明显反映了他对曹操的嘲讽，其刚直不阿之态跃然纸上。孔融的性格特点是认真，而认真便趋于激烈，便会形成强烈的创作激情，故使上文反映出“气盛”之特点。
3、孔融的“气盛”不光反映在文上，他的《临终诗》[12]也可视为“使气以命诗”的产物。此诗仅十六句，包含着作者的满腔愤怒！“言多令事败”，他已意识到将被杀害，这个结果的产生是好发议论。为此，他感到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正直的人倒霉，而耍阴谋诡计和阿谀奉承的人反而吃得开。他感到众人谗言的可畏：“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尽管人言可畏和正直而好发议论的人倒霉，但他那圣后的做人准则是不可更改的——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从结末二句看：“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并无一点悔恨之意，这也正应了“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
4、正因为孔融跌荡放言的“气盛”才刚直以见杀。
东汉末，时局动荡不安，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不能成为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由于孔融耿介豪纵的性格，则其言行经常出格。如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甚至认为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13]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在当时汉提倡“以孝治天下”的背景下，我们多么佩服他的胆识。汉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打破了武帝以来儒家思想被神化的局面，随之出现了思想活跃的新形势。孔融在思想解放之际，表现的比一般文人更为大胆，这对他身为孔子二十世孙来说，更显得难能可贵。孔融的恃才傲物，口无遮拦还表现在《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和《与曹公书啁征乌桓》中。当曹操攻下邺城后，曹丕私纳袁绍子袁熙妻甄氏，孔融则用历史上无有之事“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来嘲讽当时所发生的事，使曹操无可奈何，啼笑皆非。又如曹操北征乌桓，孔融写道：“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氏不贡楉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这是讽刺曹操征乌桓乃是小题大做，其通脱与酸气并行，清峻与慷慨互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加上上述原因，终使曹操将其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三、孔融也有一般读书人的毛病——酸气。
孔融出身孔圣世家，从小就受儒家思潮影响，也具有一般旧文人的“酸气”。如《离合作郡姓名字诗》：[14] “渔火屈节，水潜匿方。与峕进止，出行施张。吕公矶钓。阖口渭旁。九城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将奋，羽仪未彰。虵龙之蛰，俾也可忘。玟璇隐耀，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此诗纯为文字游戏，用二十二句诗，拼凑成“鲁国孔融文举”六个字。无甚意义，只是想彰显其才。从中，我们可以闻到旧式文人的酸腐气息。
孔融有着读书人普遍存在的毛病，还表现在眼高手低，自以为才华盖世，想干些大事，但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干。所用的人也都是轻浮士人，只会饮酒做诗，高谈阔论，但干不了也不想干实际的事。这从孔融的几次败绩就可见其能力了。他虽然有很高的抱负，也看不起同僚们迎来送往的碌碌无为，可是他的干法更脱离实际。虽然在文化上有一些成果，但在经济上、军事上就不行了，以至后来无处安身。在政治上更混乱了，他看不出复杂问题的关键，也治不了狡猾的下级官吏，做事又没条理，有时放松管理，有时“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后汉书•本传》），这也为怀恨他的人提供了击败他的口实。
孔融虽具一般文人的酸气，但也酸的有个性。他的文章通脱、清峻。这在《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中，表现的比较明显，简直是口无遮拦，慷慨陈辞，极尽讥讽之能事。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指出：“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而这也正是他酸的个性。
孔融的文章总的来说都能深刻反映现实和人民的心声，而艺术形式健康有力，形式与内容、思想与艺术紧密结合，格调慷慨悲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建安风骨。它对于当时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和一代文风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对现在我们的文风也有启迪作用。
孔融维护传统君臣纲常礼制的信心与行为坚定而有力，为人正直而豪爽，那种为“正义”而不惧赴死的精神，正是国人的民族精神之魂的真实写照。
孔融不光本身如此，就连他所推荐的人也如他一样狂放傲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他推荐的祢衡，此人读书很多，狂傲无比。孔融向曹操推荐祢衡，说他德才兼备：“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初涉文艺，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 [15]可是，祢衡初见曹操便轻狂无礼，把荀彧、荀攸、郭嘉、张辽、徐晃等文武百官大加贬低之词，甚至称作奴才，曹操能不恼火？曹操忍住怒火，让祢衡作帐下鼓吏，祢衡却裸体击鼓骂曹，曹操对祢衡十分痛恨，终于借刘表之手，刘表又借黄祖这个武夫之手杀害了祢衡。但曹操对孔融也很生气，怀疑孔融荐举祢衡的用心是侮辱自己。这就进一步加重了曹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
总之，孔融是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说他典型，是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共性。他的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他的悲剧命运，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悲剧不仅属于那个时代，也属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群体。
孔融是名门之后，享有家世的威望，这在注重门第，注重正统的古代社会里，是相当了不起的资本，孔融自己对此也是引以为豪的——正气；优越感和中国知识分子最足以自命不凡的卓越才华结合起来，构成了他性格中的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的一面——盛气；而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态——酸气，孔融也不例外。他才高气盛，对人生抱有幻想。而到了晚年，由于有志难申，加上他和曹操矛盾的激化，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明显体现在作品上。而每次性格波动，都有作品的体现。这种变化是无意识的，是人生不得志的必然。
在古代社会里，独裁专治是极其残酷的，统治阶级总希望臣民逆来顺受，而知识分子偏又不理会这一套。因为他们本身是一支较为进步的社会力量，因此比统治者更接近人民，更能同情人民，更能反映人民的苦难，因而也就想通过参与政治，实现自己广济苍生的抱负。这又是统治阶级最忌讳的。这样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命运的悲惨性。他在被曹操杀害之前发出的“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的无可奈何的悲叹，也就是必然的了。
文言文翻译在线;国必有慈孝廉耻之速，则可以死易生
您好！
。”《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
。”《尉缭子》说：“一个国家必须有慈孝廉耻的习尚，那就可以用牺牲去换得生存。”
注：
【原文】《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约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苴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刍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后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佖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土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壖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佖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佖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
【译文】《五代史·冯道传·论》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妙啊，管子的善于立论！礼义是治理人民的大法；廉耻，是为人立身的大节。大凡不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耻便什么都可以做。人到了这种地步，那便灾祸、失败、逆乱、死亡，也就都随之而来了；何况身为大臣而什么都拿，什么都做，那末天下哪有不乱，国家哪有不亡的呢？然而在这四者之间，耻尤其重要。因此孔子论及怎么才可以称为士，说道：“个人处世必须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耻，对可耻的事不感到羞耻，便是无耻了。”又说：“耻对于人关系大极了，那些搞阴谋诡计耍花样的人，是根本谈不上耻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一个人的不廉洁，乃至于违犯礼义，推究其原因都产生在无耻上。因此（国家领袖人物）士大夫的无耻，可谓国耻。
我考察自三代以下，社会和道德日益衰微，礼义被抛弃，廉耻被掼在一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是凛冽的冬寒中有不凋的松柏，风雨如晦中有警世的鸡鸣，那些昏暗的日子中，实在未尝没有独具卓识的清醒者啊！最近读到《颜氏家训》上有一段话说：“齐朝一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年已十七岁，颇能写点文件书牍什么的，教他讲鲜卑话，也学弹琵琶，使之稍为通晓一点，用这些技能侍候公卿大人，到处受到宠爱。’我当时低首不答。怪哉，此人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倘若通过这些本领能使自己做到卿相的地位，我也不愿你们这样干。”哎！颜之推不得已而出仕于乱世，尚且能说这样的话，还有《小宛》诗人的精神，那些卑劣地献媚于世俗的人，能不感到惭愧么？
罗仲素说：教化是朝廷急要的工作；廉耻是士人优良的节操，风俗是天下的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便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天下才有良风美俗。
古人治军的原则，没有不以廉耻为本的。《吴子》说：“凡是统治国家和管理军队，必须教军民知道守礼，勉励他们守义，这是为了使之有耻。当人有了耻，从大处讲就能战攻，从小处讲就能退守了。”《尉缭子》说：“一个国家必须有慈孝廉耻的习尚，那就可以用牺牲去换得生存。”而太公望对答武王则说：“有三种将士能打胜仗，一是知礼的将士，二是有勇力的将士，三是能克制贪欲的将士。因为有礼，所以列朝治军者和粗野的武夫，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行事；难道还有欺凌平民、抢劫牛马，而对百姓实行残暴手段的么？”《后汉书》上记载：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羌族的首领感激他的恩德，送上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长又赠送他金环八枚，张奂一起收了下来，随即召唤属下的主簿在羌族众人的面前，以酒酹地道：‘即使送我的马多得像羊群那样，我也不让它们进马厩；即使送我的金子多得如粟米，我也不放进我的口袋。’把金和马全部退还。羌人的性格重视财物而尊重清廉的官吏，以前的八个都尉，大都贪财爱货，为羌人所怨恨，直到张奂正直廉洁，威望教化才得到了发扬。”唉！自古以来，边疆局势的败坏，岂有不从贪求财货开始的么！我对辽东的事件不能无感。
杜子美诗道：“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有一种刻本作“廉耻将”。诗人本来的意思，未必想到这点，但我读《唐书》，讲到王佖做武灵节度使时，以前吐蕃人想造乌兰桥，每次在河边岸上事先堆积木材，都被节度使派人暗暗地运走木材，投入河流，桥始终没有造成。吐蕃人了解到王佖贪而无谋，先重重地贿赂了他，然后加紧赶工造成了桥，并且筑了小城防守。从此以后朔方防御侵掠的战事就没完没了，至今还成为边患，都是由于王佖的贪财引起的。所以贪财的人作将帅便边关到夜间也洞开着无人防守。懂得这个道理，即使是郢书燕说式的穿凿附会，或许也可以治国吧
文言文翻译 ！！
寇准，字平仲，原籍是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他少年时候就气质英伟，性格豪迈，读书精通《春秋》三传。在他十九岁的时候就中举要考进士。后来考上进士，被授予大理评事的官职，累积升迁到了“殿中丞，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等官职。 淳化二年春，大旱，宋太宗赵光义找来身边的大臣问时政得失，大家都以天数为借口打皇帝的马虎眼。寇准回答说：“根据《洪范》的说法应是天人感应，大旱的原因，是因为刑法有不平的地方。”宋太宗很生气，起身离开去了另外的房间。过了一会儿，皇帝召他问为什么不公平，他说：“请皇上召两个人前来，我就说出官宦的执法犯法和营私舞弊的地方。”皇帝发诏书召来二人后，寇准就说了：“祖吉、王淮同时违反法律受了贿，吉赃受贿少但是判了死刑；王淮因为是参政(副丞相)王沔的弟弟，贪污受贿上千万，只不过得了个杖刑，而且还官复原职，难道这事公平吗？”宋太宗转过去问王沔，王沔马上叩头认错，于是责备了王沔(降了官)，而褒奖寇淮(升了官而且给予了更多的任用)。很快让寇准做了左谏议大夫，第二年，皇帝任命他为参知政事(丞相)。
宋太宗在位有些时年的时候，冯拯等人上疏要求策立太子，皇帝很生气，打骂了一顿后把他们降到了岭南去做官，朝廷上下就没有人敢提及这类事了。（有一次，寇准被人陷害，他和张逊在太宗面前激烈争吵，相互揭短，使得太宗龙颜大怒。当下撤了张逊的职，也把寇准贬到青州当知州。）寇准刚被皇帝从青州召回到身边重新任职，进到皇宫见到皇帝，寇准说：“因为陛下是在为全天下选储君啊，不可以用后宫妇人、朝廷宦官的意见；也不可以听信近臣的；只有陛下你自己亲自选择出来的才能让江山社稷继续兴旺下去。”皇帝后来册立襄王为皇太子。
宋真宗即位后，想让准为宰相，但是有担心他性格太刚直很难一个人单独担任。景德元年，把士安升迁为参知政事，寇准当时是集贤殿大学士，官位是副丞相，在士安(丞相)之下，寇准在当副丞相的时候，用人不以等级官衔高低，同朝为官的很多人对他这样很不满。后来，又罢免了一些官员，同朝的大臣因为这个人事变动为原因拿以往的规矩成例去见皇帝说寇准不依规矩成例办事。他说：“当宰相的就是应该任用贤能罢免一些无能的官员不，如果都用惯例，那只需要一个官就够用了。”王钦若很嫉恨他。有一次在上朝后，寇准先退下了，王钦若就告诉皇帝：“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有政治社稷的功劳吗？”皇帝回答：“是的。”王钦若又说：“澶渊那件事，陛下不认为很不好，反而说寇准有功，为什么呢？”皇帝愕然，问：“为什么？”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一书上都认为是不好的。澶渊这件事的处理，其实就是是城下之盟。把万乘之贵的皇上你去当城下之盟来处理，有多大的不好啊！”皇帝愀然，心情一下就不好了。
宋真宗得了风疾之类的病，刘太后在背后干预朝政，寇准见到了皇帝，说：“皇太子大家都对他有很大的希望，希望陛下考虑一下，为了大宋江山，传位给太子，选择贤良的大臣为太子辅佐。”皇帝同意了。寇准秘密命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昭表，请太子出来监国证，而且想让翰林学士杨亿辅政。不久计谋被泄漏，寇准被刘太后集团罢免了很多官职，只让他当了太子太傅，后来封他为莱国公。乾兴元年，再次被贬官出任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 在雷州过了几年，就逝世了，衡州之命乃至，后来把他的灵柩送回葬在西京。老百姓很多都为了祭奠他，在祭奠他的路上哭泣，在他的墓碑附近，折断竹子清理出空地，挂上纸钱作为悼念，又过了几个月去看，他的墓碑旁的枯竹都长出了新的竹笋。大家为这个事觉得是上天的回音，后来给他立了宗庙，每年都祭拜他。
附原文：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也。父相，晋开运中，应辟为魏王府记室参军。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年少者往往罢去。或教准增年，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邪？”后中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每期会赋役，未尝辄出符移，唯具乡里姓名揭县门，百姓莫敢后期。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会诏百官言事，而准极陈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问时政得失，众以天数对。准对曰：“《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顷之，召准问所以不平状，准曰：“愿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诏召二府入，准乃言曰：“顷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赇，吉赃少乃伏诛；淮以参政沔之弟，盗主守财至千万，止杖，仍复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问沔，沔顿首谢，于是切责沔，而知淮为可用矣。即拜准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准与知院张逊数争事上前。他日，与温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马呼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逊雅相善，逊嗾上其事。准引仲舒为证，逊令宾独奏，其辞颇厉，且互斥其短。帝怒，谪逊，准亦罢知青州。
帝顾准厚，既行，念之，常不乐。语左右曰：“寇准在青州乐乎？”对曰：“准得善藩，当不苦也”数日，辄复问。左右揣帝意且复召用准，因对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纵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参知政事。
自唐末，蕃户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秦州，驱之渭北，立堡栅以限其往来。太宗览奏不怿，曰：“古羌戎尚杂处伊、洛，彼蕃夷易动难安，一有调发，将重困吾关中矣。”准言：“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疆埸之臣邀功以稔祸，深可戒也。”帝因命准使渭北，安抚族帐，而徙仲舒凤翔。
至道元年，加给事中。时太宗在位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贰，帝怒，斥之岭南，中外无敢言者。准初自青州召还，入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庙见还，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语后嫔，宫中皆前贺。复出，延准饮，极醉而罢。
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进秩。准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彭惟节位素居冯拯下，拯转虞部员外郎，惟节转屯田员外郎，章奏列衔，惟节犹处其下。准怒，堂帖戒拯毋乱朝制。拯愤极，陈准擅权，又条上岭南官吏除拜不平数事。广东转运使康戬亦言：吕端、张洎、李昌龄皆准所引，端德之，洎能曲奉准，而昌龄畏忄耎，不敢与准抗，故得以任胸臆，乱经制。太宗怒，准适祀太庙摄事，召责端等。端曰：“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因再拜请罪。及准入对，帝语及冯拯事，自辩。帝曰：“若廷辩，失执政体。”准犹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帝益不悦，因叹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罢准知邓州。
真宗即位，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三年，朝京师，行次阌乡，又徙凤翔府。帝幸大名，诏赴行在所，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六年，迁兵部，为三司使。时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真宗命准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简始适中。
帝久欲相准，患其刚直难独任。景德元年，以毕士安参知政事，逾月，并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准以集贤殿大学士位士安下。是时，契丹内寇，纵游骑掠深、祁间，小不利辄引去，徜徉无斗意。准曰：“是狃我也。请练师命将，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书一夕凡五至，准不发，饮笑自如。明日，同列以闻，帝大骇，以问准。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尔。”因请帝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难之，欲还内，准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帝乃议亲征，召群臣问方略。
既而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帝问准，准心知二人谋，乃阳若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遂请帝幸澶州。
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众请驻跸以觇军势。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且王超领劲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继隆、石保吉分大阵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进？”众议毕惧，准力争之，不决。出遇高琼于屏间，谓曰：“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立庭下，准厉声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即仰奏曰：“寇准言是。”准曰：“机不可失，宜趣驾。”琼即麾卫士进辇，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帝尽以军事委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敌数千骑乘胜薄城下，诏士卒迎击，斩获大半，乃引去。上还行宫，留准居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相持十余日，其统军挞览出督战。时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挞览额，挞览死，乃密奉书请盟。准不从，而使者来请益坚，帝将许之。准欲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许之。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准召利用至幄，语曰：“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至军，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河北罢兵，准之力也。
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二年，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由是帝顾准浸衰。明年，罢为刑部尚书、知陕州，遂用王旦为相。帝谓旦曰：“寇准多许人官，以为己恩。俟行，当深戒之。”从封泰山，迁户部尚书、知天雄军。祀汾阴，命提举贝、德、博、洺、滨、棣巡检捉贼公事，迁兵部尚书，入判都省。幸亳州，权东京留守，为枢密院使、同平章事。
林特为三司使，以河北岁输绢阙，督之甚急。而准素恶特，颇助转运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时尝进河北绢五万而三司不纳，以至阙供，请劾主吏以下。然京师岁费绢百万，准所助才五万。帝不悦，谓王旦曰：“准刚忿如昔。”旦曰：“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准乃为己任，此其短也。”未几，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兴军。
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须令准上之。”准从上其书，中外皆以为非。遂拜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
三年，祀南郊，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预政于内，准请间曰：“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帝然之。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辅政。已而谋泄，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时怀政反侧不自安，且忧得罪，乃谋杀大臣，请罢皇后预政，奉帝为太上皇，而传位太子，复相准。客省使杨崇勋等以告丁谓，谓微服夜乘犊车诣曹利用计事，明日以闻。乃诛怀政，降准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帝初不知也，他日，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莫敢对。帝崩时亦信惟准与李迪可托，其见重如此。
乾兴元年，再贬雷州司户参军。初，丁谓出准门至参政，事准甚谨。尝会食中书，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及准贬未几，谓亦南窜，道雷州，准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谓欲见准，准拒绝之。闻家僮谋欲报仇者，乃杜门使纵博，毋得出，伺谓行远，乃罢。
天圣元年，徙衡州司马。初，太宗尝得通天犀，命工为二带，一以赐准。及是，准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数日，沐浴，具朝服束带，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设卧具，就榻而卒。
初，张咏在成都，闻准入相，谓其僚属曰：“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及准出陕，咏适自成都罢还，准严供帐，大为具待。咏将去，准送之郊，问曰：“何以教准？”咏徐曰：“《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准莫谕其意，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
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
在雷州逾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归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县人皆设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纸钱，逾月视之，枯竹尽生笋。众因为立庙，岁时享之。无子，以从子随为嗣。准殁后十一年，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曰忠愍。皇佑四年，诏翰林学士孙抃撰神道碑，帝为篆其首曰“旌忠”。
翻译文言文
原文不太全，我把其他部分的译文也给你补上吧！
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还没有学完秦青的技艺，就以为学尽了，于是就告辞回家。秦青没有劝阻他，在城外大道旁给他饯行，秦青打着拍节，高唱悲歌。歌声振动了林木，那音响止住了行云。薛谭于是向秦青道歉，要求回来继续学习。从此以后，他一辈子也不敢再说要回家。
秦国的青意对他的朋友说：“从前韩国的娥到东边的齐国去，没有粮食了，经过雍门（齐国的城门）时，在那卖
唱乞讨食物。虽然她走了但是还有余音绕着（那雍门的）中梁，三日不停（消失），旁边的人还以为她人没有走呢。住
客栈时，客栈的人侮辱她。韩国的娥因此放声哀哭，整个里弄的老小都因此而悲伤愁苦，互相垂泪相对，三天都不吃饭。
（里弄的人）赶紧去把追她（回来）。娥回来后，又放声歌唱。整个里弄的老小欢喜跳跃拍手舞蹈，不能克制自己，全
忘了刚刚的悲伤了。（里弄的人）于是给了她很多钱财打发她走。所以雍门那的人，至今还善于唱歌表演，那是效仿娥留下的歌唱（技艺）啊。”
薛谭向秦青学习粤讴（一种戏曲），想要学完秦青的技艺，自以为学完了，就告辞回家。秦青不想让他走，在郊外践行，悲伤地唱着歌，声音震响了林子，震动得好像月亮也停下了。薛谭道歉，希望重新收他，一生耶不敢再提其告辞。
呵呵，没见过的文言文。。。我上GOOGLE查了一点知识。
列子简介
作者列子,名寇,又名御寇(又称“圄寇”“圉寇”),相传是战国前期的道家,郑国人,与郑缪公同时。
相传战国时郑人列御寇所作。原书已亡佚，现在流传的本子是东晋张注的。这部分的内容丰富复杂，有消极无为、个人享乐的观点，也有包含朴素唯物论和辨证的观点。书中保存了不少先秦时代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愚公移山》、《歧路亡羊》、《人有亡者》、《杞人忧天》、《齐人攫金》等
薛谭学讴
【原文】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行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射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译文】
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还没有学完秦青的技艺，就以为学尽了，于是就告辞回家。秦青没有劝阻他，在城外大道旁给他饯行，秦青打着拍节，高唱悲歌。歌声振动了林木，那音响止住了行云。薛谭于是向秦青道歉，要求回来继续学习。从此以后，他一辈子也不敢再说要回家。
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还没有学尽秦青的技艺，就自己说已经学完了，于是告辞回去。秦青没有阻止他，在郊外的大路上设宴送行；（秦青）击打着乐器，悲壮地歌唱起来，那歌声使路边的树林都振动了，使空中的飞云也停住了。薛谭（听了后）便（向秦青）道歉并要求能返回（继续跟秦青学习唱歌），（从此）一辈子不再说回去的事了。
御寇末也，辅政本也，公不可行的翻译
以病去官，丁母忧。惠帝末，起为襄城太守。时襄城屡经寇难，摅绥怀振理，旬月克复。永嘉二年，高密王简镇襄阳，以摅为征南司马。其年留人王卣等聚众寇掠城邑。简遣参军崔旷讨之。今摅督护旷。旷，奸凶人也。谲摅前战，期为后继。既而不至，摅独与卣战于郦县，军败死之。故吏及百姓并奔丧会葬，号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翻译下面文言文
陈夷行，字周道，颍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宝历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员外郎，皆分务东都。太和三年，入为起居郎、史馆修撰，预修《宪宗实录》。四年献上，转司封员外郎。五年，迁吏部郎中。四月，召充翰林学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读，诏五日一度入长生院侍太子讲经。上召对，面赐绯衣牙笏，迁谏议大夫、知制诰，余职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诰、学士侍讲如故。
开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杨嗣复、李珏继入辅政。夷行介特，素恶其所为，每上前议政，语侵嗣复，遂至往复。性不能堪，上表称足疾辞位；不许，诏中使就第宣劳。七月，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史孝章为邠宁节度使，皆嗣复拟议。因延英对，上问夷行曰：“昨除二镇，当否？”夷行对曰：“但出自圣心即当。”杨嗣复曰：“若出自圣心当，即人情皆惬。如事或过当，臣下安得无言？”帝曰：“诚如此，朕固无私也。”夷行曰：“自三数年来，奸臣窃权，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钅尊柄。”嗣复曰：“齐桓用管仲于雠虏，岂有太阿之虑乎？”上不悦。
仙韶院乐官尉迟璋授王府率，右拾遗窦洵直当衙论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郑覃曰：“此小事，何足当衙论列！王府率是六品杂官，谓之清秩，与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复曰：“尝闻洵直幽，今当衙论一乐官，幽则有之，亦不足怪。”夷行曰：“谏官当衙，只合论宰相得失，不合论乐官。然业已陈论，须与处置。今后乐人每七八年与转一官，不然，则加手力课三数人。”帝曰：“别与一官。”乃授光州长史，赐洵直绢百疋。夷行寻转门下侍郎。
上紫宸议政，因曰：“天宝中政事，实不甚佳。当时姚、宋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罢。”珏因言：“人君明哲，终始尤难。玄宗尝云：‘自即位已来，未尝杀一不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权与人。”嗣复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龄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尝失道？臣以为用房、魏多时不为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夷行之言，皆指嗣复专权。
文宗用郭薳为坊州刺史，右拾遗，宋邧论列，以为不可。既而薳坐赃。帝谓宰相曰：“宋邧论事可嘉，邧授官来几时？”嗣复曰：“去年。”因曰：“谏官论事，陛下但记其姓名，稍加优奖。如不当，亦须令知。”夷行曰：“谏官论事，是其本职。若论一事即加一官，则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时，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议论太过，恩礼渐薄。寻罢知政事，守吏部尚书。
四年九月，检校礼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华召入，复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文言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