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长孺东游文言文翻译？
识张幼于惠泉诗后
袁宏道
余友麻城丘长孺，东游吴会，载惠山泉三十坛之团风（在湖北黄冈）．长孺先归，命仆辈担回。仆辈恶其重也，随倾于江。至倒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长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诸好事尝水。诸好事如期皆来，团坐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瓷瓯，盛少许，递相议，然后饮之。嗅玩经时，始细嚼咽下，喉中汩汩有声。乃相视而叹曰：“美哉水也！非长孺高兴，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皆叹羡不置而去。半月后，诸仆相争，互发其私事。长孺大恚，逐其仆。诸好事之饮水者，闻之愧叹而已。
又余弟小修，向亦东询，载惠山、中冷泉各二尊归，以红笺书泉名记之。经月余抵家，笺字俱磨灭。余诘弟曰：“孰为惠山？孰为中冷？”弟不能辨。尝之，亦复不能辨。相顾大笑。
然惠山实胜中冷，何况倒灌河水？自余吏吴来，尝水既多，已能辨之矣。偶读幼于此册，因忆往事，不觉绝倒。此事政与东坡河阳美猪肉事相类，书之并博幼于一笑。
【翻译】：我的朋友麻城人叫丘长儒，向东游历吴会地区，用车装了30坛惠山泉水，到团风去，丘长儒先回去了，命奴婢们把水担回去，奴婢们讨厌水重，随即把水倒在江中，，到了倒灌河，才用山泉水把毯子装满，长儒不知道，还夸耀的很，第二天，就邀请承重好事者品尝，众好事者到时间都来了，围坐在书斋中，十分高兴的样子，丘长儒拿出坛子瓷碗，盛了一点水，一个接着一个传着评议，然后喝下，好事者闻着把玩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喝下，喉咙中发出咕咕的声响，于是，相互看了看，赞叹说“谁真好啊！，如不是长儒兴致高雅，我们这些人，那有机会喝到这个水呀？”都赞叹羡慕陆续走了，半个月后，那些奴仆发生纷争，互相揭发原来隐瞒的事，丘长儒听后十分愤怒，赶走了仆人，那些喝过水的好事者，只得惭愧慨叹罢了。
有，我的弟弟小修，先前也曾东游，也带回惠山，中冷泉水两坛，用红色的便笺做了标记，一个多月到家后，便笺上的字都磨灭了，我问弟弟："那是惠山，哪是中冷？"弟弟也分辨不清，尝尝水味道，坏事不能分辨，只得相对大笑
然而，惠山泉水实际上要比中冷泉水好，何况倒灌河的水？，自从我在吴地做官以来，唱过的水很多了，已经能辨别了，偶然读这个册子，于是想起往事，不觉得笑到要跌倒。这事正好与苏东坡关于河阳好猪肉的笑话相似，记下来供幼儿一笑
游惠山寺记全文翻译
1、《游慧山寺记》 作者：陆羽。
2、全文翻译
慧山,古华山也.顾欢《吴地记》云：华山在吴城西北一百里.释宝唱《名僧传》云：沙门僧显,宋元徽中过江,住京师弥陀寺,后入吴,憩华山精舍.华山上有方池,池中生千叶莲花,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记》所谓吴西神山是也.山东峰当周秦间大产铅锡,至汉兴,锡方殚,故创无锡县,属会稽.后汉有樵客山下得铭云：“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有锡沴,天下弊.无锡乂,天下济.”自光武至孝顺之世,锡果竭.顺帝更为锡县,属吴郡.故东山谓之锡山,此则锡山之岑嵚也.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之名权创其地,又以此山为历山,以拟帝舜所耕者,其山有九陇,俗谓之“九陇山”,或云“九龙”者,言山陇之形,若苍虬缥螭之合沓然.“斗龙”者,相传云：隋大业末,山上有龙斗六十日,因名之.凡联峰沓嶂之中,有柯山、华陂、古洞阳观,秦始皇坞.柯山者,吴子仲雍五世孙柯相所治也.华陂者,齐孝子华宝所筑也.古洞阳观,下有洞穴,潜通包山.其观以梁天监年置,隋大业年废.秦始皇坞,村墅之异名.昔始皇东巡会稽,望气者以金陵、太湖之间有天子气,故掘而厌之.梁大同中,有青莲花育于此山,因以古华山精舍为慧山寺。
寺在无锡县西七里,宋司徒右长史湛茂之家此山下,故南平王铄有赠答之诗.江淹、刘孝标、周文信并游焉.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马亭,以备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罛甓,渊沦潺湲,濯漱移日.寺中有方池,一名千叶莲华池,一名纟卢塘,一名浣沼.岁集山姬野妇,缥纱涤缕,其渺皓之色,彼溪,镜湖不类也.池上有大同殿,以梁大同年置因名之.从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阁,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长洲,东泊江阴,北淹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苍苍渺渺,迫于轩户.阁西有黄公涧,昔楚考列王之时,封春早君王歇于吴之故墟,即此也.其祠宇享以醪酒,乐以鼓舞,禅流道伴,不胜滓噪,迁于山东南林墅之中。
夫江南山浅土薄,不自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余顷.此山又当太湖之西北隅,萦耸四十余里,唯中峰有丛篁灌木,余尽古石嵌崒而已.凡烟岚所集,发于萝薜,今石山横亘,浓翠可掬.昔周柱史伯阳谓之神山,岂虚言哉?伤其至灵,无当世之名；惜其至异,为讹俗所弃.无当世之名,以其栋宇不完也；为讹俗所弃,必其闻见不远也.且如吴西之虎丘、丹徒之鹤林、钱塘之天竺,以其台殿榭,崇崇业业,车舆荐至,是有喜名.不然,何以与引为俦列耶?叵以鹤林望江,天竺观海,虎丘平眺郡国以为雄,则曷若兹山绝顶,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开邃宇,飞檐眺槛,凌烟架日,则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为最也.此山亦犹人之秉至行,负淳德,无冠裳钟鼎,昌昌晔晔,为迩俗不有,宜矣.夫德行者,源也；冠裳钟鼎,流也.苟无其源,流将安发?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营立,为后之洪注云。
到了世道衰败，作为人的子孙，都一心想褒美称扬他故去的亲人，而不再根据事理。所以即使是行为丑恶的人，都力求刻石立铭，用来向后代夸耀。撰写碑铭的人既然不能拒绝而不写，又因为他的子孙所请托的，倘若写上墓主丑恶的东西，就是不合人情，于是碑铭开始不真实了。后代要写碑铭的人，应当要观察所撰写的对象。倘若所托非人，就会记载得不公正和不正确，所写的碑铭也就不足以流地于当代并流传到后代。所以千百年来，朝迁的公卿大夫直到乡里的人士，无不撰有碑铭，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大概很少。它的原因不在别的，就是所托非人，记载得不公正和不正确的缘故。
既然这样，那么，谁是撰写碑铭而能尽到公正和正确的合适人选呢？不是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不能担负这一工作。大概有很高道德修养的人，他对于恶人，就不会接受为他写碑铭的请求，对于一般的普通人，他就能分辨清楚。而人们的行为品德，有的人心地善良，而表现出来的行为却不那么好；有的人内心奸邪，而外面表现得很善良；有的人善恶相差悬殊，而不容易如实地指出来；有的人实际表现要大于他的名声；有的人的名声要大于他的实际表现。如同用一个人，不是有很高道德修养的人，怎么能够辩别他而不受迷惑，评议他而不徇私情？能够不迷惑不徇私情，就达到公正而且正确了。倘若所写的人文辞不擅长，那么，在人世间还不能流传开来，于是又在于他的文章能加倍胜人了。所以说：不是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不能担负这一工作。难道不是这样吗？
游惠山记译文
游褒禅山记原文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於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於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游褒禅山记 译文
褒禅山也称为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就称此山为褒禅山。现在人们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和尚的墓舍。距离那禅院东边五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它在华山南面而这样命名。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剥蚀、损坏近乎磨灭，只有从勉强能认得出的地方还可以辨识出“花山”的字样。现在将“华”读为“华实”的“华”，大概是（因字同而产生的）读音上的错误。
由此向下的那个山洞平坦而空阔，有一股山泉从旁边涌出，在这里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叫做“前洞”。经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个洞穴，一派幽深的样子，进去便（感到）寒气逼人，打问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险的人也未能走到尽头——这是人们所说的“后洞”。我与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象越奇妙。有个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灭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来。我们走进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欢游险的人来，大概还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来此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内更深的地方，大概来到的游人就更少了。当（决定从洞内退出）时，我的体力还足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继续照明。我们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张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来，而未能极尽游洞的乐趣。
于是我有所感慨。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得益，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广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危险而又远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虽然）有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志气与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令人迷乱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支持，也不能到达。可是，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来说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这难道谁还能讥笑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收获。
我对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叹古代刻写的文献未能存留，后世讹传而无人弄清其真相的事，哪能说得完呢？这就是学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谨慎地援用资料的缘故。
同游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临川人王安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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祜字承吉，南阳人，来寓姑苏。乐高尚，称处士，骚情雅思，凡知己者悉当时英杰。然不业程文。元和、长庆间，深为令狐文公器许，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以诗三百首献于朝，辞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几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谨令缮录，诣光顺门进献，望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属元稹号有城府，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词藻上下，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若奖激太过，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寂寞而归，为诗自悼云：“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遂客淮南。杜牧为度支使，极相善待，有赠云：“何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祜苦吟，妻孥每唤之皆不应，曰：“吾方口吻生华，岂恤汝辈乎！”性爱山水，多游名寺，如杭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权，润之甘露、招隐，往往题咏唱绝。同时崔涯亦工诗，与祜齐名，颇自行放乐，或乘兴北里，每题诗倡肆，誉之则声价顿增，毁之则车马扫迹。涯尚义，有侠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尝共谒淮南李相，祜称“钓鳌客”，李怪之曰：“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以何为钩？”曰：“新月。”“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也。”绅壮之，厚赠而去。晚与白乐天日相聚宴谑，乐天讥以“足下新作‘忆柘枝’云：‘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乃一问头耳。”祜曰：“鄙薄之诮是也。明公‘长恨歌’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又非目连寻母邪？”一座大笑。“初过广陵”曰：“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大中中，
唐朝诗人张祜
张祜（约782—852年），字承吉。唐清河（今清河县）人。他一生中官场不利，屡遭挫折，所以，纵情山水，游玩酒肆。其诗闻名于世。张祜是自中唐进入晚唐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由于他一生沉沦下僚，除了他的诗作之外，其生平事迹很少有记载。因此，现在已无法知道他确切的生卒年月和详细的生平。据考证，张祜大约生于唐德宗建中三年 （782年），死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终年71岁。
张祜青少年时期是在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度过的。成年之后，主要的活动范围也是江淮吴楚之间。张祜早年即以诗出名。贞元十五年（799年），宣武节度使（留后）陆长源为乱军所杀并被煮成菜食之。时年18岁的张祜听到后就写下了《哭汴州陆大夫诗》，对乱军的暴行予以谴责，对陆大夫的死表示哀悼。这首诗流传一时。30岁前，张祜自恃有才，不求仕进，纵情声色，浪迹山水，流连于酒榭歌台，又喜行侠仗义，以侠客自命，豪放大方，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一天傍晚，来了个身材魁梧、腰横宝剑的武士求见张祜。他手里提着—个包袱，内藏一物，不断有血从中渗出。见到张祜之后，这位壮士恳切地说：“我有一个仇人，十年没有找到，今天终于找到了，我杀了他报了仇，心中很高兴。”他用手指了指包袱又接着说：“这是他的人头。”张祜即命摆酒接待这位壮士。壮土喝了几杯酒之后，又对张祜说：“离这里三里地，有一位义士，是我的恩人，我很想报答他。如果这件事办完了，我一辈子的心事就没有了。听人说张公您侠义，所以特来恳求支援我一些财物，我马上去拜谢恩人。此后，赴汤蹈火，为狗为鸡都随您张公指派。”张祜非常喜欢这位壮士，于是就如数筹措了钱物送给壮士。那位壮士高兴地对张祜说：“谢谢，我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事情了。办完事，我就回来。”他留下了自己的包袱，携带钱物而去。这一去，直到第二天黎明也没有回来。张祜想这个人头放在我这里总是不妥当，搞不好是要惹是非的，所以就命人把它埋掉。谁知打开一看，却是一个猪头，至此，张祜方才猛然醒悟。这次受骗，传为笑谈。张祜从此禁了“侠义”之举。
元和十年（815年），张祜34岁了。虽然诗名很大，但在官场却没有什么前程，仅仅在徐州节度使李愿那里做僚幕。其后几年张祜四处游历，行踪不定。元和八年（813年），魏博（治今大名县）节度使田弘正以魏博六州的土地民籍自动归顺朝廷。这在当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张祜听到这消息后，十分高兴，他马上赶到魏博六州，去投奔田弘正，并写诗盛赞：“圣代倚龙骧，青油镇北方。国除心腹病，明咏股肱良”。歌颂田弘正这一正义之举带来了“吏改新朝局，民耕旧战场”的良好社会效果。（《投魏博田司空十二韵》）
元和十五年（820年），张祜游玩淮南，结识了一个叫崔莉的歌妓，后纳为妾，生了个儿子叫杞。当时，令狐楚在朝任宰相。他比较欣赏张祜，就嘱咐他带上诗作来长安，以便向皇帝推荐。就这样，张祜到了长安。令狐楚选辑了 300首诗献给宪宗皇帝，并上书推荐说：“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几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谨令缮录，谐光顺门进献，望宣付中书门下。”当时元稹也在朝中任宰相。宪宗就把他召来征求他的意见。元稹回答说：“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若奖激太过，恐变陛下风教。”意思是说张祜的诗过于艳丽，有碍社会风化，所以不能任用。事实上，元稹与令狐楚朋党之争，积怨较深。因此，令狐楚推荐张祜，元稹就予以阻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种情况下，张祜就成了朋党之争的牺牲品了。宪宗采纳了元稹的意见，对张祜置之不理了。张祜在长安住了三年，一无所获。这是张祜试图走上仕途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但张祜并没有灰心。他改变了求取功名的道路，想着从科举考试走上官场。根据唐代的制度，进入进士科考，需要地方官员的推举。张祜想了想，当时在地方官中文学名气最大的是杭州刺史白居易，自己也是小有名气的诗人，找到白居易大概可以得到有力推荐。因此，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春，张祜离开了长安，赶赴杭州，希望白居易能够把自己列为解元（地方第一名）推荐上去。可是，没想到白居易并没有把第一名给了他，却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原来，白居易和元稹是至交好友,元稹所阻挠的事,白居易自然不会帮忙。张祜投奔白居易，无疑是找错了对象。这次打击对张祜的刺激太大， 一气之下，张祜从此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后来，虽然还有一些达官贵人荐举，但张祜终以布衣处士的身份浪迹江湖，或游历山水。或做客僚幕，再也没有享受朝廷的俸禄。
大和八年（834年）。张祜53岁时，在淮南见到了当时著名的诗人杜牧。杜牧正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杜牧很热情地接待了张祜。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见面。由于互相推重，很快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后他们之间多有诗作来往。
大和九年（835年），张祜回到长安。这年秋天便发生了唐代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于是张祜离开长安返回江南。其后数年，张祜除偶尔出游之外,大部分时间寓居在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九月，杜牧被任为池洲（今安徽省贵池县）刺史，张祜自丹阳给他写了一首诗。其中道：“野人未必非毛遂，太守还须是孟尝。”（《江上旅泊呈杜员外》）杜牧接到这首诗后很高兴，热情地邀请张祜到池州相聚。张祜来到池州，恰逢九月九日重阳节。传统习俗有登高以避邪之说。于是，两位老友高高兴兴地共赴池州城南的齐山游玩并在齐山上刻下了杜牧、张祜的名字。游山之间,张祜写下了《奉和池州杜员外重阳齐山登高》 （“秋城高柳啼晚鸦” ）、《和池州杜员外题九峰楼》（“秋溪南岸菊霏霏”）等诗。杜牧也做诗送给张祜，诗中写道：“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对张祜的不平遭遇表示同情，并对白居易无故压制张祜予以讽刺。这次登山赋诗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件佳事。后来晚唐诗人皮日休议论此事时说：“祜在元白时，其誉不甚持重。杜牧之刺池州，祜且老矣，诗益高，名益重。然牧之少年所为，亦近于祜，为祜恨白，理亦有之。” （《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从史实来看，皮日休的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张祜在池州住了一年多。
大中三年（849年），张祜南游嘉兴，听到新科进士高璩讲，武宗病重，宫中孟才人特为武宗唱张祜的宫词“何满子”，结果气绝肠断。张祜为此特地写了《孟才人叹》诗：“偶因歌态咏娇嚬，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这年冬天，张义潮率众收复沙州(今甘肃天水、酒泉一带)，归顺朝廷。至大中五年（851年），张义潮又相继收复了河陇（今新疆东部及甘肃西部）等十一州。大中六年 （852年）张祜做《喜闻收复河陇》一诗。这首诗是张祜诗作中能确定年代的最后一首诗，也就是这一年，张祜卒于丹阳。张祜生前非常喜欢丹阳这个地方，曾做过这样一首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张祜一生诗名卓著，但却没能踏上仕途。他纵情诗酒，上交公侯，下交市井，身后没有什么财产，结果一旦故去，妻子儿女生活贫苦。这件事引起唐末诗人的关注。陆龟蒙曾去他的故居看望；皮日休、颜萱等人都有诗记载表示哀怜。
张祜生活的年代正是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高潮的时期。在散文方面，他非常推崇韩愈，认为韩愈的文章超拔流俗，识见敏锐；在诗歌创作方面，他特别倾心于李白，曾专门创作了一首《梦李白》（“我爱李峨嵋，梦寻寻不见”）诗，其语言、格式风格都具有李白诗作的神韵和气息。张祜的作品涉及国家大事的也不少，且能够较公正地反映史实。请看他的名作《入潼关》：
都城三百里，雄险此回环。
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
秦皇曾虎视，汉祖昔龙颜。
何处枭凶辈，干戈自不闲。
应当讲，张祜的政治态度是正确而鲜明的。他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维护中央集权，反对割据势力。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研读兵书，和人谈论军事，想要沙场建功，可惜成为泡影。但是他的爱国之心还是没有变的。诗人借出入潼关险地，以诗表达自己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割据势力的政治情怀，以那些违抗朝廷、干戈不闲的割据军阀称之为“枭凶辈”。
虽然张祜自身青云路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十年狂是酒，一世癖缘诗”，但张祜为人正直，所交的人物大都是当时的正派之士，所谴责的是专权谄臣和割据藩镇。所以，后人赞美他说：“贤俊人士及高名者，多与这（指张祜）游。”并以“竹柏之贞”、“孔翠之鲜” 、“琴馨之韵”比喻张祜的为人和品格风度。张祜性格耿介，行事狂放，生活清贫，读他的诗就不难看出他生活的困难。他的住处“僻巷新苔遍，空庭弱柳垂”；他的住房“屋砖悬晰蜴，虫网碍蜻蜒”，但是他的精神生活是充实向上的。他在诗中自述：“俗人无语招，病客少经过。种竹怜茎少，移花喜日多。唯精左氏传，不养右军鹅。幸尔同诗酒，春风奈我何!”（以上均摘自张祜的《闲居作五首》）这样的生活也就使张祜和市井之徒也多有来往，互相嘲谑。张祜在《寓言》诗中说道：“大贾倾十万，一名终不书；小人苟片善，言下辄纪渠。不然少年场，百万看一樗。过此任老圃，笑歌立倚锄，道门演空言，未必死录除。”这首诗可以综括张祜作诗为文的基本态度。诗人所鄙弃的，就是腰缠万贯的富贾大绅，也不能给其只言片语；而即使是市井小人物，只要有“片善”，也要“言下辄纪”之。如果因此而清贫困苦也在所不辞，其性格品德由此可见一斑。据《云溪友议》记载，张祜因入仕不成而被酒徒朱和冲做诗嘲笑：“白在东郊元已薨，兰台风阁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张祜，牛屎堆边说我能。”张祜没有文人的架子，不玩弄文字游戏，所以他的作品没有僻字僻典，无诡怪陆离之状，纯熟工整，流转自然。张祜的诗作比较突出的是五、七绝官体和五律怀古及长篇古风，富有盛唐余韵，没有当时已然开始流行的纤靡纤巧习气。反映了一些社会的侧面，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如《宫词》：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当时就传遍了京城上下，大江南北。如前所言，唐武宗的孟才人，就是唱这首宫词，气竟肠断。杜牧读到这首诗很欣赏，写诗赞道：“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韵语阳秋》）后人沈德潜评价道：“张祜《宫词》……亦称绝调。”（《说诗
游惠山寺记全文翻译
到了世道衰败，作为人的子孙，都一心想褒美称扬他故去的亲人，而不再根据事理。所以即使是行为丑恶的人，都力求刻石立铭，用来向后代夸耀。撰写碑铭的人既然不能拒绝而不写，又因为他的子孙所请托的，倘若写上墓主丑恶的东西，就是不合人情，于是碑铭开始不真实了。后代要写碑铭的人，应当要观察所撰写的对象。倘若所托非人，就会记载得不公正和不正确，所写的碑铭也就不足以流地于当代并流传到后代。所以千百年来，朝迁的公卿大夫直到乡里的人士，无不撰有碑铭，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大概很少。它的原因不在别的，就是所托非人，记载得不公正和不正确的缘故。
既然这样，那么，谁是撰写碑铭而能尽到公正和正确的合适人选呢？不是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不能担负这一工作。大概有很高道德修养的人，他对于恶人，就不会接受为他写碑铭的请求，对于一般的普通人，他就能分辨清楚。而人们的行为品德，有的人心地善良，而表现出来的行为却不那么好；有的人内心奸邪，而外面表现得很善良；有的人善恶相差悬殊，而不容易如实地指出来；有的人实际表现要大于他的名声；有的人的名声要大于他的实际表现。如同用一个人，不是有很高道德修养的人，怎么能够辩别他而不受迷惑，评议他而不徇私情？能够不迷惑不徇私情，就达到公正而且正确了。倘若所写的人文辞不擅长，那么，在人世间还不能流传开来，于是又在于他的文章能加倍胜人了。所以说：不是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不能担负这一工作。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