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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中直言文言文翻译

文言文翻译:初,张咏在成都,闻准入相,谓其僚属曰:“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及准出陕,咏适自成都

出自——《宋史·寇准传》

起初,张咏在成都做官,听说寇准做了宰相,就对自己的同僚下属说:“寇准是少见的人才,可惜他知识学问不够啊。”等到寇准出使到陕西的时候,恰好张咏从成都被罢官回来,寇准隆重设宴,准备酒食款待张咏。张咏将要离开的时候,寇准把他一直送到郊外,寇准问他:“您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吗?”张咏慢慢地说:“《霍光传》不能不去看啊。”寇准没有领会到他的意思,回去以后拿出《霍光传》来看,看到里面有“不学无术”这句话的时候,才明白过来。笑着说:“这是张先生在教导我啊。”

人物品质:

1、寇准具有宽容大度、谦虚谨慎、不耻下问、有自知之明 等品质。

2、寇准宽厚

3、张咏足智多谋,敢于指出别人的缺点与不足,说话注意方式,不会正面指出其不妥之处,语气委婉得体。

文章道理:

我们要坦然面对并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发现他人错误时也要及时并委婉的提醒。

译文:起先,张咏在成都,听说寇准当宰相,对自己的僚属说: “寇公是奇才,可惜学问权术不够。”等到寇准出使陕州,张咏恰好从成都罢职 回来,寇准尊敬地供给帐幕,热情款待。张咏将离去,寇准送到郊外,问他说:“您有什么教我的?”张咏缓缓地说:“《霍光传》不可不读。” 寇准没明白他的意思,回来取书读之,读到“不 学无术”时,笑着说:“这是张公说我。”

直言敢谏的文言文翻译

直言诤友

吴大司马吕岱卒,年九十六。始岱亲近吴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赐巾鞲与共言论,后遂荐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贷,岱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徐德元,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与何过!”谈者美之。

译文:

吴国大司马吕岱去世,终年九十六岁,起初,吕岱亲近吴郡人徐原,徐原慷慨大方而有才志,吕岱知道他能够取得成就,就赐与他巾帻、单衣等庶人穿戴的礼服,并与他一起交谈,后来就推荐提拔他,官至侍御史。徐原性情忠厚豪放,喜好直言,吕岱有时出现失误,徐原就直言进谏争辩,又公然在众人之中议论;有人告诉了吕岱,吕岱感叹地说:“这是我所以看重徐原的原因。”徐原死时,吕岱哭得十分哀痛,说:“徐原啊,我的好友,如今你不幸而去,我又从何处听人指出我的错误?”谈论的人十分赞美这件事。

直言敢谏

【原文】

魏徵状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徵神色不移,上亦为霁威。尝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徵来,匿怀中,徵奏事不已,鹞竟死怀中。(节选自《资治通鉴·唐纪》)

【译文】魏徵的形体容貌不超过中等人,然而有魄力与谋略,善于使皇上改变主意,往往冒犯(皇上的)脸色而竭力规劝。有时碰上皇上发怒,魏徵神态脸色不变,皇上也因此收敛了威势。他曾经对皇上说:“有人说皇上要到南山(去游乐),宫外都盛装完毕,可最终不出发,什么原因呢?”皇上笑着说:“开始确有这心意,(但是)怕你批评,所以中途停止了。”皇上曾经得到一只极好的鹞鹰,自己放在手臂上(欣赏),远远地看见魏徵进来,(便把鹞鹰)藏在胸怀中,魏徵(故意)不停地禀报事情,鹞鹰最终死在皇上的怀中。

摘自《百度知道》

文言文《任座直言》翻译

任座直言

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①,克之②;以封其子击③。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④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⑤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选自《资治通鉴·周纪一》)

【注释】

①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名叫魏斯。中山:中山国,战国时小国。

②克之:攻占它(指中山国)。

③击:魏击,魏文侯之子,后继承为君,即魏武侯。

④趋:指快走。这里是任座见主子盛怒,只得惶恐走出。

⑤向者:先前,刚才。

⑥反:同“返”,返回。

译文:

魏文侯派遣乐羊攻打中山国,攻战了中山国(后),(就)把中山国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都说:“您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说:“国君您取得了中山国,不把它封赏给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怎么能说仁德君主?”魏文侯勃然大怒,任座快步离开。魏文侯接着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你凭什么知道?”回答说:“微臣我听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先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的君主。”魏文侯很高兴,派遣翟璜去宣召任座回来,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奉为上客

从魏文侯由“怒”到“悦”这件事,悟出的道理魏文侯“怒”是因为任座的直言进谏,由此可见,国君往往不愿听逆耳之言;文侯“悦”在于翟璜讲究了一点说话的技巧,由此可见,要取得好的进言效果,必须讲究言辞的技巧。

任 座 直 言

【翻译】

①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名叫魏斯。中山:中山国,战国时小国。

②克之:攻占它(指中山国)。

③击:魏击,魏文侯之子,后继承为君,即魏武侯。

④趋:指快走。这里是任座见主子盛怒,只得惶恐走出。

⑤向者:先前,刚才。

⑥反:同“返”,返回。

译文:

魏文侯派遣乐羊攻打中山国,攻战了中山国(后),(就)把中山国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都说:“您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说:“国君您取得了中山国,不把它封赏给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怎么能说仁德君主?”魏文侯勃然大怒,任座快步离开。魏文侯接着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你凭什么知道?”回答说:“微臣我听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先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的君主。”魏文侯很高兴,派遣翟璜去宣召任座回来,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奉为上客

从魏文侯由“怒”到“悦”这件事,悟出的道理魏文侯“怒”是因为任座的直言进谏,由此可见,国君往往不愿听逆耳之言;文侯“悦”在于翟璜讲究了一点说话的技巧,由此可见,要取得好的进言效果,必须讲究言辞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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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乂,字德源,祖籍是常州义兴,是迁家到河南的。祖父名环,开元年间任弘文馆学士。父名将明,天宝末年,被任命为河中使府。安禄山造反,蒋将明以计策辅佐他的主帅,保全并、潞等州。两京陷落,他被捉,因装疯得以幸免。虢王李巨招引他到幕府,担任侍御史(侍御史,官名),又提拔为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蒋乂天性敏锐,七岁时,见到庾信的《哀江南赋》,读了两遍就能背诵。外祖父吴兢任史官,蒋乂从小跟从外家(外家,泛指母亲和妻子的娘家)学习,得到外祖父的书,就博览强记。等到成年,他总括群书,有修史的才能,司徒杨绾格外称赞他。蒋将明在集贤殿时,恰逢兵祸兴起,图画书籍混杂错乱,就禀告宰相请求引荐蒋乂入书院,帮忙出力整理比对。宰相张镒也赞赏他,让他暂任集贤殿的小官。蒋乂编排整理一年多,各自分类,得到善本二万卷。两次升迁后为王屋县长官,充任太常礼院修撰一职。贞元九年,被提拔为右拾遗、史馆修撰。德宗看重这个职位,先在延英殿召见他,才任命他。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是记载中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新唐书》一共修了十七年,庆历四年,工部尚书宋祁主持修纂〈列传〉,至和元年(1054年),由欧阳修接续编修〈本纪〉、〈志〉、〈表〉。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全书告成。两人在七年内竟没见过面。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脩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脩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新唐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

编辑本段

修史经过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后来《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1044年)下诏重修。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脩、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这是允评。列传部分由宋祁负责编写。王鸣盛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

新唐书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

欧阳修

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编辑本段

缺失

《新唐书》修成之后,《旧唐书》便不再流传。据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载:“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但《旧唐书》较多保存唐代原始文献的面貌,而《新唐书》语多删节,徒增后世研究困扰,《直斋书录解题》则称“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如《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虽达到文字精湛,却失去许多珍贵史料,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每数帝共一赞,矫枉过正矣”;而《旧唐书》写得极为悲壮感人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在《新唐书》竟删得索然乏味。

欧阳脩与宋祁皆有排佛的偏见,故《新唐书》不见玄奘、一行等佛门之事迹,无以反映盛唐时期的佛教风采。韩通因反对陈桥兵变,《新唐书》无立传。韩愈曾为石洪作墓志,石洪官仅止于县尉,无奇伟之事迹,《新唐书》竟收此“谀墓之文”。《新唐书》虽列有《兵志》,却很空疏,例如《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不明,于史实亦不符。

《新唐书》大量采用笔记、小说,形成不少错误,《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批评《新唐书》“拾取小说私记,则皆附著无弃”,“徒繁无补”。王观国《学林》卷五“霓裳羽衣曲”亦云:“盖《国史补》虽唐人小说,然其记事多不实,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缀入诸列传,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误类如此也。”

编辑本段

史料价值

新唐书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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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评价

后人多批评欧阳脩撰《新唐书》“着意文字而忽略考证”(近代学者王欣夫语),作者正统思想尤为强烈。《新唐书》共计转录韩愈文16篇,在《藩镇·吴元济传》中全文载录韩愈的《平淮西碑》,《新唐书·韩愈传》“赞曰”,宋祁还说:“其道盖自比孟轲”,“可谓笃道君子”,肯定其功业与孟子“齐而力倍之”,“仰之如泰山、北斗”,这样的过誉,显得肉麻兮兮。

《新唐书》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十分反感,动不动辄以“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恶毒之语呼之。故《新唐书》不可取代《旧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多用《旧唐书》,朱熹的《通鉴纲目》重“春秋书法”,多用《新唐书》。由于《新唐书》存在不少问题,在颁行不久,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共举出该书四百六十条错误。在找出《新唐书》差错的同时,亦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

史家黄永年指出:“他(宋祁)用这种文体把《旧唐书》里原有的诏令、奏议以及记叙文字乱改一气。例如柴绍传有‘隋将桑显和来战,绍引军缭其背’,这‘缭其背’是什么意思呢?查对《旧唐书》,原来写的是‘绍引军直掩其背’。因宋祁嫌它不够古,所以硬用这个‘缭’字来替换‘直掩’,‘缭’是绕的意思,用在这里确实很奇,同时又很涩,因为使人读到这里就得打住,无法念下去。再如《旧唐书》的玄宗废太子瑛传有‘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几句话。……宋祁却改成‘九龄罢,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妃果德之’。这个‘揠’字本是拔的意思,宋祁用在这里当‘助长’‘迎合’来讲,确实够奇,不对照《旧唐书》谁又能看懂呢……”

文言文翻译

1、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这句话引自《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东晋丞相王导的名言,那时候由于西晋王室暗弱,内斗不休,致使胡人乘隙而入,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晋朝只得偏居江南,大臣们都视之为耻辱,每每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议论起丢失河山,败退江南的尴尬,都痛哭流涕,但是王导却非常气愤,对他们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意思是说:“眼下正是大家齐心合力辅佐王室,恢复中原故土的时候,怎么能只会聚在一起学那个楚国囚徒钟仪的样子哭泣呢?”

这里的“楚囚”有一个典故,特指春秋时楚国人钟仪,他在一次楚国攻打郑国的战争中被俘虏,后又被郑国转送到了自己的老大晋国那里。在晋国的两年囚犯生涯中,钟仪始终身着楚国的传统衣冠,终日因思念故乡而流泪。后来有一次晋景公无意中见到了他,对这个被俘期间仍穿着故国衣饰的囚犯产生了兴趣,就叫他过来闲聊,聊天的过程中晋景公被钟仪的执着和才华深深打动,就把他释放回了楚国。

2、不可以直言,则过无道闻,而善无自至矣

出自《吕氏春秋·壅塞》,前面一句话是“亡国之主,不可以直言”,这句话意思是说,亡国君主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能接受别人的直言相谏,不接受直言相谏则国君就无法明白自己的过失,而且也无法得到好的治国方略。(“自”是“从”的意思)

3、以宋之强,齐之弱,恶能如此

同样出自《吕氏春秋·壅塞》,有一次齐国攻打宋国,宋国国君派人去打探消息,探子回报说“齐寇近矣,国人恐矣。”就是说,齐国军队逼近了,我们的人惊慌失措,大臣们为了讨好国君,一致认为探子说谎,都说:以宋之强,齐之弱,恶能如此!”意思是说,我们宋国如此强大,齐国那么弱小,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探子口中国人惊恐的情形)。宋国国君就把探子杀了。

4、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

出自《吕氏春秋》,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刚正耿直、敢于直言的正人君子,谁能不阿谀奉承自己的主公呢?

应当共同合力效忠朝廷,最终光复祖国,怎么可以相对哭泣如同亡国奴一样!

(君王)不能够接受臣子的直谏就没有办法听到真实的情况,而贤人就不会来归顺 (他).

以 宋国的强大,齐兵的虚弱,怎么可能这样?

除了正直之士还有谁不奉迎君主?

文言文在线翻译,急!!!

在线翻译,一般是指在线翻译工具,如百度翻译,阿里翻译1688或Google翻译等。这类翻译工具的作用是利用计算机程序将一种自然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自然语言。其原理是依托海量的互联网数据资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数百万篇文档中查找各种模式,以求解最佳翻译。在线翻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制约机译质量提高的瓶颈依然存在。就已有的成就来看,译文质量离终极目标仍相׏p>

后面应该还有一句:

”……,而左右近习阴有干预矣。愿遵遗命,信 老成,政无大小,悉咨内阁,庶事无壅蔽,权不假窃。”

翻译如下:

刘蒨字惟馨,是涪州人士(注:就是今天重庆的涪陵区一代)。明弘治十二年考中进士,就任户科给事中(注:该官职负责弹劾不法官员,相当于今天的检察院)。

他在任期间,先是弹劾户部尚书掞钟纵容儿子收受贿赂,接着又弹劾外戚庆云侯、寿宁侯(应该是皇后张氏的兄弟张鹤龄)的家人牟取商利,破坏朝廷的盐务法(注:明代盐属于国家战略物资,由政府专门经营,私人不得贩卖),后来,他又弹劾时任吏部文选郎的张彩(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秘书)滥用朝廷选拔人才的法度(即文中的“铨政”,指朝廷选拔官吏的相关制度)。因此在当时赢得了直言敢谏的名声。

明武宗朱厚照登基后,不到几个月时间,就改变了他父亲孝宗朱祐樘的执政纲领。刘蒨因此上了一份奏章,劝谏皇帝说:“先帝病重快不久人世时,曾招内阁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到床前,将陛下您托付给他们。如今先帝的棺椁尚未安葬,圣明的声音还不时萦绕,但是陛下的施政政策却开始有所改变,朝廷的公信力有失灵的迹象。张瑜和刘文泰妄进药物,导致先帝驾崩,但却没有立即诛杀他们,反而让他们为自己辩解开脱。中官刘郎在河南胡作非为,应该查问惩办,但仅仅把他调到了蓟州了事。户部上书请求裁掉多余的官吏,兵部上书请求取消传奉官(即不通过正常的官吏选拔途径,而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吏),但是这些奏折都没有回应。先帝特意留下刘健等大臣辅佐陛下,但是陛下近来批阅奏章处理政事,大多数是考虑人情而违背了法度,出于私心而违反了公义,内阁大臣无法参与朝政,而陛下身边的内侍(主要是指太监)却私下里干涉政事。我恳请陛下,遵照先帝的遗命,相信老成持重的大臣,政事不论大小,都应该向内阁咨询,什么事情都不要蒙蔽大臣们,把权柄给了那些窃国小人。“

另外,楼主可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几个人物:

文中的孝宗,指的是明孝宗朱祐樘,他幼年可谓命运坎坷,他的父亲是明宪宗朱见深,此人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姐弟恋“,对比他年长19岁的妃子万贞儿情有独钟,然而万妃是个有心计的女人,后宫大权一把抓,打击小三儿不手软,朱见深偶有拈花惹草之举,她立马实施灭种,导致宪宗长期无子。但是有一个太监张敏却挺身而出,保护了宪宗唯一的独苗,也就是朱祐樘,这段历史后来被人穿越到了宋朝,成了大名鼎鼎的”狸猫换太子“的原型。朱祐樘算是一位明君,在位时任用贤臣,崇尚节俭,所以他的时代也称”弘治中兴“。

朱祐樘任用的贤臣中,最著名的就是本文提到的刘健、李东阳、谢迁,当时人称”刘公谋、李公断、谢公独侃侃“,也就是说,刘健长于谋略,李东阳行事雷厉风行,谢迁口才出众。三人都是治世的名臣。

朱祐樘死后,朱厚照继承皇位,但他的施政策略开始有所改变,面对父亲一朝的老臣,朱厚照显然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和个人威信,所以感觉处处受制,这时候以刘瑾为首的内廷太监,渐渐成了朱厚照信任和倚重的政治力量,进而开始把持朝政,独揽大权,一直到朱厚照后期,刘瑾等太监势力才被铲除,然而后来的太监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冯保、魏忠贤等一代名阉,当然,这是后话了。

刘蒨,字惟馨,涪州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的职务。他弹劾户部尚书掞钟放纵自己的儿子受贿,论述外戚庆云侯和寿宁侯家人侵害掠夺商人的利益,破坏鹾法实施,又批评文选郎张彩扰乱官员选拔、考核的工作,所以名声很正直。

武宗登基后,还没有几个月,就开始慢慢更改孝宗推行的政策。刘蒨上疏谏言说:「先帝快过世的时候,将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召集到榻前,将陛下托付给他们。现在先帝的棺材还未落葬,德音仿佛还在,可是政策事务很多都出现问题,朝廷的号令没有人信从。张瑜、刘文泰举荐方药不慎重,导致先帝逝世,没有马上杀了他们,还容许他们奏辩。中官(太监)刘郎贻害河南,应该予以处理,但仅仅调往蓟州。户部上奏说要淘汰冗员,兵部上奏说要革除传奉官,这些奏疏都不了了之。先帝留下刘健等人辅佐陛下,但近日陛下批答章奏,以恩惠侵害法律,以私情妨碍公事,这都是因为阁臣没有参与而知道内情。

《易经》中说,“遯(遁的古字,音遁)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实在是太大了。”它又说了,不为王侯们谋事,要坚持使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品质和修养。这就是为什么尧能够胜任所担任的职务,颖阳的许由那样不屈不挠,所以能成就他高洁的品质!叔齐和伯夷的品质很高啊,所以成就了他们如竹一般有气节。自从他们这些人降临人世以后,那些人品德的贤人也就越来越多了,使人们成为贤才的道路没有改变,而能认识自己品德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有的人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起来以万全自己的志向,有的人像薛方那样避开现实以顾全天下大义,有的人像逢萌那样使自己静下来以除去心中的躁动,有的人像四皓那样远离危险的场合以保全自己一线生机,有的人像申徒狄、鲍焦那样用灰烬涂在自己脸上来把自己弄脏的,也有的人像梁鸿、严光那样嫌弃世物的肮脏来证明自己清白的。

然而看那些真正甘心在田间劳作,在海上漂泊的,难道他们是真的想和那些鱼儿鸟儿,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吗?只不过是他们性情所至罢了。所以那些受了羞辱的宾客,多次的贬黜都没有磨刀不误砍柴工朝廷,那些跳海自杀的,既使用千乘这样的大礼,也不能使他们的气节改变,倘若他们很轻易地就改变了自己的决定,那是什么名也成就不了的。他们虽然炫卖得有像一点沽名钓誉的人,但是他们也能从尘嚣之中脱变出来,也能从活在广大的闹市之外,和那些花言巧语的追名逐利的人还是不同的!荀子都说了:“意志坚定了,那富贵就娈得轻了,道义重了,那名利就轻了”。

大汉朝中道衰落,被王莽篡位了,文化人都心心里都义愤。这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官帽都撕裂了,大家携手弃官不做了的,数都数不完啊!杨雄说:“鸿高飞在天上,虽有能使用弓来猎杀的,也不应该使阴招来害它。”

汉光武帝那么礼貌的对人,招纳他唯恐他不来。旌帛和蒲车鲁申公,悄悄地藏在岩石中间看他。就好像若薛方、

逢萌招纳他们,他们又不肯出去做官,也像严光、周党、王霸去了却不能屈服。我的肩骨才刚刚长起来,有志向,有仁心,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推举逸民那么心都归附了吗”!肃宗也礼貌地地对待郑均,也起用了高凤,终于成就了他们的气节。从那以后,皇上的品质稍微弱了些,又有邪侫把持朝政,有拳拳之心的耿介,不愿和他们同朝,以致于愤怒得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最后离开朝廷,后来又听说他头都不回的离开,这大概就是其中的原由吧。

你自己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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