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刘一止传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
刘一止字行简，湖州归安人。七岁时能做文，参加太学考试，有关部门想举荐他具备孝、悌、睦、渊、任、恤、忠、和等八行，刘一止说：“品行是士人应该具备的。”不就。中进士及第，任越州教授。参知政事李邴推荐他任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绍兴初年，召任馆职，他大略说“：事情不能成功的，患在于不做，不患其困难，圣人不怕多难，通过难而图谋事情。如果不去做，而等待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敌国自屈，盗贼自平，有这样的事吗？”高宗称赞他说得好。并且晓谕近臣认为他所言剀切符合治国之道，打算超擢使用，执政不乐，任命他为秘书省校书郎。主持两浙地区的省试，以科举考试刚刚改变，要得到精通时务的人，同列官员都恐怕没有这样的人。刘一止从中取出一份试卷说“：这位应该为第一名。”开启号码原来是张九成，众人皆叹服。
迁任监察御史。上奏说：“天下治道，众多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坏而有余，君子虽多道则孤，小人虽少而势力容易蔓延，如不加以觉察，那小人伺机而入就会败坏朝政了。”又说“：陛下怜悯固有的弊端没有铲除，颓废的朝纲没有振兴，民困财竭，因此设立机构讲求研究，但没有听说有所施行，并有似是而非的议论欺骗陛下，说什么‘这样将失去人心’。所谓失去人心，必定是由于刑罚过于严苛，赋役过多，好坏不公，赏罚不明，如果这些都不存在，那么所失去的不过是小人之心，有什么弊病呢。”
当时各种事情正处于草创时期，有关部门以吏所省记作为法度，官吏因此勾结为奸，刘一止说：“法令都在，官吏依然营私舞弊，况且一切听凭省记，想任官就引用任例，想夺官就引用夺例，任夺在他的嘴上，弊病能够胜数吗？请将省记之文刊定颁行，这样才能杜绝奸吏玩法受贿的弊端。”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才写成。
秦桧请求设立修政局，刘一止说：“宣王内修政事，不过修明外御敌人的政事而已。现在所修的，不过是簿书狱讼、官吏选降、土木营建等事务，不见得是当务之急。”又说：“人才进用太快，任官有的不经过铨选，朝廷官员只进不出，外任官员虽有特殊才能，不被召用，不是军事而起复，都是侥幸之门没有堵塞的原故。请选用近臣中通晓财利的，仿效刘晏之法，沿海设置官司以制国用，在乡村设义仓以防备水旱灾害。增加监司权限。”后来他的意见多被采用。
迁起居郎，上奏言事，高宗对他说：“你是由我亲自提拔的，从六察迁二史，祖宗时有几人？”刘一止拜谢说“：先朝只有张赝、李木兑两人。”并极力陈述堂吏宦官之害，执政扶植私党，没有忧国之心。次日被罢免，主管台州崇道观。
召任祠部郎、知袁州，改任浙东路提点刑狱，任秘书少监，复任起居郎，擢任中书舍人兼侍讲。莫将被赐出身任起居郎，刘一止奏：“莫将因上书赞同和议，突然自太府丞到从班，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我原是同他同时任命，希望将我同他一起罢免。”朝廷没有回答。
迁任给事中。有一人名徐伟达，曾经事奉张邦昌任郎官，这时被任知池州，刘一止说：“伟达既然出仕伪廷，今天又将一郡交给他，无以昭示天下。”孟忠厚请求担任郡守，刘一止说：“皇后亲属像孟忠厚这样学习文化的可以担任郡守，以后有援引此例的，又怎么能够拒绝呢？”汪伯彦知宣州入朝觐见，诏令因他是原元帅府旧人，特依照现任宰执给予俸禄，刘一止说：“汪伯彦误国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官职而俸禄等同执政，大概与他时不是待制而视同待制、不是两府而视同两府类似了。”高宗都因此废止。对显贵亲近的所有请求，即使是小事也争执不放。御史中丞廖刚对僚属说“：台官应当谏言的，都让刘君先说了。”
居此官百余天，上奏不断，当权者开始忌恨他，上奏：“刘一止同周葵推荐吕广问，迎合李光。”刘一止被罢免，提举江州太平观。进为敷文阁待制。御史中丞何若上奏：“刘一止朋附李光，傲慢蔑视皇上。”刘一止被落职，罢祠。过了八年，请求告老还乡，复职，退休。秦桧死后，召他到朝廷，刘一止以病不能拜谢，极力推辞，进为直学士，退休。去世时八十三岁。
刘一止淡泊寡欲，曾教诲他的儿子说“：我平生任官通达坎坷，听凭自然，不投机取巧，因此方寸之间自有乐地。”博学多才无所不通，做文不讲求纤刻，草拟制诰坦明有体，书诏一日数十都能按时办理，曾说：“训诰，是赏善罚恶之词，岂能过分溢美、怒邻骂坐而为呢？”他草拟的颜鲁公孙特命官制诰十分优美，高宗叹赏，亲自手书。诗词自成一家，吕本中、陈与义阅读后说：“词语不是从人间得来的。”著有类稿五十卷。
宋史徐元杰传文言文的全文翻译？
宋史徐元杰传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饶人。幼颖悟，诵书日数千言，每冥思精索。闻陈文蔚讲书铅山，实朱熹门人，往师之。后师事真德秀。绍定五年，进士及第。签书镇东军节判官厅公事。
嘉熙二年，召为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奏否泰、剥复之理，因及右辖久虚，非骨鲠耆艾，身足负荷斯世者，不可轻畀。又言皇子竑当置后及蚤立太子，乞蚤定大计。时谏官蒋岘方力排竑置后之说，遂力请外，不许，即谒告归，丐祠，章十二上。三年，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辞。差知安吉州，辞。召赴行在奏事，辞益坚。
淳祐元年，差知南剑州。会峡阳寇作，擒渠魁八人斩之。余释不问。父老或相语曰：「侯不来，我辈鱼肉矣。」郡有延平书院，率郡博士会诸生亲为讲说。民讼，率呼至以理化诲，多感悦而去。输苗听其自概，阖郡德之。丁母忧去官，众遮道跪留。既免丧，授侍左郎官。言敌国外患，乞以宗社为心。言钱塘驻跸，骄奢莫尚，宜抑文尚质。兼崇政殿说书，每入讲，必先期斋戒。尝进仁宗诏内降指挥许执奏及台谏察举故事为戒，语多切宫壶。拜将作监，进杨雄《大匠箴》，陈古节俭。时天久不雨，转对，极论《洪范》天人感应之理及古今遇灾修省之实，辞益忠恳。
丞相史嵩之丁父忧，有诏起复，中外莫敢言，惟学校叩阍力争。元杰时适轮对，言：「臣前日晋侍经筵，亲承圣问以大臣史嵩之起复，臣奏陛下出命太轻，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尽陛下之礼，大臣自尽大臣之礼，玉音赐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观学校之书，使人感叹。且大臣读圣贤之书，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变，哀戚终事，礼制有常。臣窃料其何至于忽送死之大事，轻出以犯清议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论所以凛凛者，实以陛下为四海纲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纲常者也。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虽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是果何为而然？人心天理，谁实无之，兴言及此，非可使闻于邻国也。陛下乌得而不悔悟，大臣乌得而不坚忍？臣恳恳纳忠，何敢诋讦，特为陛下爱惜民彝，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疏出，朝野传诵，帝亦察其忠亮，每从容访天下事，以筵益申前议。未几，夜降御笔黜四不才台谏，起复之命遂寝。
元老旧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给事中、国子祭酒，权中书舍人。杜范入相，复延议军国事。为书无虑数十，所言皆朝廷大政，边鄙远虑。每裁书至宗社隐忧处，辄阁笔挥涕，书就随削稿，虽子弟无有知者。六月朔，轮当侍立，以暴疾谒告。特拜工部侍郎，随乞纳，诏转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
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谒左丞相范钟归，又折简察院刘应起，将以冀日奏事。是夕，俄热大作，诘朝不能造朝，夜烦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绅及三学诸生往吊，相顾骇泣。讣闻，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闻有疾，何死之遽耶？」亟遣中使问状，赙赠银绢二百计。已而太学诸生伏阙诉其为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倾君子者，不过使之自死于蛮烟瘴雨之乡，今蛮烟瘴雨不在领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奋发睿断，大明典刑。」于是三学诸生相继叩阍讼冤，台谏交疏论奏，监学官亦合辞闻于朝。二子直谅、直方乞以恤典充赏格。有旨付临安府逮医者孙志宁及常所给使鞫治。既又改理寺，诏殿中侍御史郑采董之，且募告者赏缗钱十万、官初品。大理寺正黄涛谓伏暑证，二子乞斩涛谢先臣。然狱迄无成，海内人士伤之，帝悼念不已，赐官田五百亩、缗钱五千给其家。赐谥忠愍。
（简译）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饶人。自幼聪颖，读书日数千言，每次冥思精搜索。听说陈江文蔚讲书铅山，实际上是朱熹门人，过去的老师。后师从真德秀。绍定五年，进士及第。签书镇柬军节度使判官厅公事。
嘉熙二年，征召为秘书省正字，迁任校书郎。奏好坏、剥复的理，通过和右辖久虚，不是刚直高龄，我可以承担这个世界的，不可轻易给。又说皇子赵应当设置后以及早立太子，请早定大计。当时谏官蒋岘方力排站在后面的说法，于是极力请求到外，不允许，就请假回家，丐祠，章十二上。三年，为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有病推辞。差知道安吉州，辞。召前往行在奏事，言辞更加坚定。
淳元年，差知南剑州。在峡阳寇作，活捉首领八人杀了他。我释放不追究。老人有时相互说：“诸侯不来，我们这些鱼和肉了。于是郡有延平书院，率领郡博士在学生亲自为他们讲说。民众诉讼，率叫到以理化教，多感高兴而去。输苗听他的自我概，全郡的。母丧离职，众人拦在路上跪着留。服丧完毕，授官侍左郎官。对敌对国家担心，请以国家为中心。说钱塘暂住，骄奢莫还，抑文尚质。兼崇政殿说书，每次进入研究，一定要事先斋戒。仁宗下诏曾经进内降指挥允许执奏及台谏官推举故事为戒，对很多切宫壶。任命将作监，进杨雄的《大匠箴言》，陈述古节俭。当时，天很久不下雨，转回答，深入探讨《洪范》天人感应的道理及古今遇到灾害反省的事实，言辞更加忠诚。
丞相史篙之父丧，有诏令起用，朝廷内外没有敢说，只有学校叩宫门力争。元杰时正好轮对，说：“我以前晋侍经筵，亲承圣问以大臣重新起用史篙之，我上奏陛下出命太轻，别人说不可能阻止抑制。陛下自己完全是陛下的礼仪，大臣自杀大臣的礼节，玉音赐给俞，我又如何容嘴巴。现在看学校的书，让人感叹。况且大臣读圣贤的书，敬畏天命，害怕别人说的话。家庭的变化，悲伤结束，礼制有常。我估计他何至于忽然送死的大事，轻出以侵犯清建议吗！前几天听庭出生命的改变，士论之所以凛凛的，实在是因为陛下为天下纲常的主，大我身任道德规范，扶翊纲常的原因。自从听说大臣有恢复的命令，虽然不知道他躲避到怎么样，凡是有父母之心的人不会失去声音泪水，这是真为什么会这样？人心天理，谁是没有的，说到这，不能让邻国知道啊。陛下怎么能不悔悟，大臣不能而不坚忍？我恳切效忠，怎么敢诋毁，特别是陛下爱惜百姓的法则，为大我爱惜名誉节操罢了。“疏出，朝野传诵，皇帝也察觉到他的忠诚，每次从容地询问天下大事，以席益重申以前的建议。不久，夜降御笔罢黜四不才台谏，恢复的命令就睡。
元老旧德依次召，元杰也兼右司郎官，任太常少卿，兼给事中、国子祭酒，代理中书舍人。杜范到相，再延商议军国大事。写至少几十，所说的话都是朝廷大政，边境远虑。每当裁决书到国家忧伤之处，就停笔流泪，书就随删改草稿，虽然你没有知道的人。六月初一，轮当侍立，因为突然生病请假。特授工部侍郎，随着请求纳，下诏转一官退休。夜里四更时。于是士兵。
先，元杰没死的一天，正在拜左丞相范钟回家，又写信察院刘应起，将以希望天奏事。这天晚上，不久热大作，第二天早上不能到朝廷，晚上麻烦越来越严重，指甲忽然裂开，以死。朝廷官员和三个学诸生去吊唁，相视惊哭。逝世的消息，皇帝害怕说：“徐元杰前天才侍立，不知道有病，怎么死的很快吗？？他急忙派使者询问情况，赐赠银绢二百计。不久，太学的学生直接告诉他是中毒，并且说：“过去我有倾君子的，不过让他自己死在蛮烟瘴雨之乡，现在蛮烟瘴雨不在领海，而在陛下的朝廷。望着奋发睿断，大明典刑。于是三学诸生相继叩宫门诉冤，台谏交疏上奏论，监学官也应该拒绝向朝廷报告。二儿子正直诚实、正直请求以抚恤充赏格。有圣旨给临安府到医生的孙子志宁和经常给使者追究。不久又改理寺，诏令殿中侍御史郑采董的，而且有人告发给络钱十万、官初品。大理寺正黄涛对伏热证，二儿子乞斩杀涛道歉在我。然而监狱一直没有成功，海内外人士的损伤，明帝追念不已，赐给官田五百亩、络钱五千给他的家。赐谧号忠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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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苏轼传全文翻译
翻译：
苏轼字叫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时，就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 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
当时文章晦涩怪异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见到苏轼《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写的，便放在了第二名；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凭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服母丧。嘉祐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能识见都好，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就很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管理制诰之事。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
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重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到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
韩琦说：“记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
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适逢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了，要求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
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还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就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原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
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
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
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此文出自元朝·脱脱《宋史》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而这些史籍如今几乎全部佚失了，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加上在记载宋朝历史的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史料价值相当高。
史家普遍认为，《宋史》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却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
作者简介：
脱脱（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亦作脱脱帖木儿，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儿乞人 脱脱幼养于伯颜家，从浦江吴直方学。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脱脱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
当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权倾朝野，向为元顺帝所忌，脱脱恐受其累，与顺帝密谋逼退伯颜。至正一年（1341年）脱脱为相，大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至正三年（即1343年），脱脱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
至正四年（即1344年），脱脱因病辞职，到至正九年（即1349年）复出为相，发行新钞票“至正交钞”，并派贾鲁治理黄河，成绩斐然卓著，赢得水患灾民的民心，上赐号答剌罕（意谓：自在），被赞誉为“贤相”。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脱脱亲率大军镇压镇压徐州芝麻李红巾军起义，执意屠城，军事成就卓著，功封太师。
苏轼，字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去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口把书上知识传授他，听到古今成败的事件，马上能够说出其中要义。程氏读东汉人物《范滂传》，感慨而叹息，苏轼问母亲：“我如果做范滂，母亲会答应吗？”程氏说：“你能做到范滂，我难道就做不了范滂的母亲吗？”
等到弱冠，博通经史，写文章每天可以写数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著作。后来读《庄子》，感叹说道：“我以前也有一些观念，但总是表达不出来，现在看到这本书，觉得真是深入我心！”嘉佑二年，参加礼部的考试。当时文风崇尚诡谲不合正道，主考官欧阳修想拯救这种现象，看到了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大为惊喜，想要选为众人之冠（第一），但犹然怀疑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于是只排在第二。后来用《春秋对义》考试又得第一，参加殿试，中了乙科。后来以书信形式进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我应该避让一下，好让这个人出人头地。”听说的人开始都不相信，时间久了才最终信服。
苏轼因为母亲去世服丧在家。嘉佑五年，调任为福昌主薄。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能学识兼备，推荐他入了秘阁。考试六论，之前做文章都不起草，所以文章大多不工整。苏轼做文章开始起草之后，文采意思都粲然可观。之后对答制策，考入三等，自宋朝以来，制策进入三等的，只有吴育与苏轼两人而已。
熙宁四年，适逢元宵节，皇帝下令压低价格为宫中购买花灯。苏轼上书说：“您哪里是自己喜欢看花灯呢？您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让皇太后高兴罢了。而老百姓却不可能全都明白您的用心，都认为您是为了满足眼睛观赏这样小的需要，夺取了他们吃饭穿衣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很小，但它的影响很大，希望您收回这个命令。”皇帝于是下诏停办这件事。当时王安石正在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面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做了杭州通判。
这时新的政令一天天下达，苏轼在杭州任上总是利用新法中对百姓有利的内容造福百姓，百姓们因此生活安定。调任密州。司农下令实施新法，不按时施行的人按违反国家制度判罪。轼对提举官说：“违反制度的判罚，如果是出自朝廷，谁敢不听从？如今命令出自司农，这是擅自制定律法。”提举官害怕地说：“请您先不要追究这件事。”不久，朝廷知道这个法令危害百姓利益，于是下令废除了它。
调任徐州。黄河在曹村附近决堤，在梁山泊泛滥，从南清河溢出，汇聚在徐州城下，水不断上涨不久就要泄进城里，城墙即将被冲毁，城里的富人争着逃出城去避难。苏轼说：“如果富人都出了城，民心一定会动摇，谁和我一起守城呢？只要有我在这里，就不会让决堤的水毁了城墙。” 于是将富民们赶回城中。苏轼到武卫营，把卒长叫出来说：“河水将要冲进城里，事情很紧迫了，即使是禁军也要暂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您尚且不逃避洪水，我们这些小人应该为您效力。”于是率领他的士兵拿着畚锸出营，修筑东南方向的长堤，堤坝从戏马台起，末尾与城墙相连。雨日夜不停，没有受损的城墙只有三版。苏轼天天住在城上，即使经过家门也不入，派官吏们分别在城墙各处守卫，最终保全了徐州城。又向朝廷要求调来服役的人，加高修筑旧城墙，修筑木制堤岸，用以防备洪水再来。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调任湖州，因为有一些不便于民的事情不敢明说，就写诗暗示，希望对国家有所帮助。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从他的诗中挑出一些词语，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说苏轼的诗是在诽谤朝廷，把他逮捕押赴台狱，想置他于死地。案件审问了很久也没有判决。神宗非常喜欢苏轼的才学，安排他担任黄州团练副使。苏轼与黄州的田父野老，一起生活在溪旁山间，在东坡修筑房舍，自号“东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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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迈(1184～1248)，南宋诗人。字实之，一作贯之。自号臞轩居士。今福建仙游县园庄镇（旧称慈孝里）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经历南外睦宗院教授、漳州通判等职。为人刚直敢言，刘克庄曾以"策好人争诵，名高士责全"诗句相赠。后来他由于应诏直言，被台官弹劾而降职。淳□中，主持邵武军事务，死后追封为司农少卿。
王迈有《臞轩集》16卷,1至11卷为文，12卷以后为诗词。共有文171篇，诗443首，词 5首。他的诗泼辣尖锐，酷似其人，表现出他"刚肠似石那能拗"（《西征□舟清州投宿》）的性格和"忧国怀家睫不交"（《离家》）的思想感情。诸如《元宵观灯》、《感叹时事》、《读渡江诸将传》、《观猎行》、《二月阅邸报》等诗，都很能代表他诗歌内容的特色。王迈的诗清朗俊伟，无论写景抒情或叙事议论都颇真切感人。如为人所传诵的《飞云楼》:"亭前一望水东流,更有雄楼在上头。燕子飞来春漠漠,鸱夷仙去水悠悠。神交故国三千里,目断中原四百州。日暮片云栖古树，昔人留与后人愁。"就眼前景物寄怀古伤今的情绪，耐人寻味。王迈很推尊杨万里的诗,谓"万首七言千绝句，九州四海一诚斋"(《山中读诚斋诗》),但自己的诗风却受江湖派影响较大。他主张"文亦有活法，先使意气张"，"学丰敷为文，如富出所藏",强调个人情操、修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认为诗人当有磊落的"襟期"（《别永福张景山》）。
宋史尹洙传文言文翻译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年轻时与哥哥尹源都以儒学出名。考取进士，调任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光泽知县。考试书判成绩优秀，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伊阳知县，有能干的名声。因为大臣的推荐，被召回朝考核，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正好范仲淹被贬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读诏谕，警诫各级官吏不要结党营帮。尹洙上奏说“：范仲淹素来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臣与他是师生兼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范仲淹的党羽。如今范仲淹因为结党营帮被治罪，臣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发怒，革了他馆阁校勘的职，再去任掌书记、唐州酒税监。
西北地区长期平安无事，尹洙做了《叙燕》、《息戍》两篇文章，认为战备不可松弛。
《叙燕》说：
战国时代，燕国最弱。两汉的叛将，占领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东汉末年公孙瓒那么强大的势力，最后仍被袁绍制服，唯独慕容氏乘石虎叛乱，才兼并了赵国。虽胜败的战术不同，但大概地论说强弱，燕地不如赵地。赵、魏统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挡。唐朝三大强盗连续作乱长达一百多年，但外敌不曾越过燕地侵犯赵、魏，可见燕地能独立应付外敌。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势力日益强大。显德时期(954～959)，虽收复了三关，但尚未全部收复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开始与并州联合，势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队防御。我军征伐蜀国和吴国，泰然不顾两河地区，这很明显是因为赵、魏两地足以制约它。并州的敌寇被扫平后，将全国精锐部队全部用来专门对付契丹，也不能夺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万之众驻扎在赵、魏一带，但到敌人撤退时却不敢抗击，世人多怪罪他们不出战。但我军负守城之责，有内顾之心，打起仗来不一定会胜，如果不胜的话就非常危险，所以干脆不出战未尝是错。
分析当时的弊病，在于兵力没有分开。设若将兵分为三路，在必争之地扎营，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敌人，设下圈套以等待敌人进入。边境堡垒向来坚固，派民众守住，使敌军顿驻在坚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机前后夹击，就没有不会打胜的了。大概我军兵力不分开会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敌人蓄足勇气来对待战争，我方便没有其他的抵抗阻击了；二是我军人多就会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统兵的将帅必须问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个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统率他们；四是倘若大军失败，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顾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给边疆，朝廷根本就会虚弱，小人就容易乱说；六是虽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守将，但又不无怀疑，于是再命显贵大臣监督，大军的进退都由两人商量决策，这样我军就不能灵机应变。如果我军兵力分散开来就能将弊端全部改掉，这就会有六大好处。
胜败是兵家常有的结果。倾尽国内的力量来攻击外国，一旦失败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苻坚的淝水之战、哥舒翰的潼关之战就是这样。可见制服敌人关键在智谋而不在人多。将赵、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卫，军队的力量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统帅一方，将领能够独立决断，那么即使一方军队失败，其他部队还在奋战，哪里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呢？所以军队虽在外失败而国内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好的失败。从前六国各自有地几千里，军队在秦国失败，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几百仗还没打到自己首都，这是对国家最坚固的守卫。陈胜、项梁率领关东民众，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因为他的势力是刚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广大来谋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如坚守自己千里国土，而利用刚形成的力量，侥幸一次战争的胜利，难道不令人疑惑吗？战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读书学习，说百世都不会再使用战争，不是极荒诞的人不会再谈起战争。然而战争果被废除则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战争，那么借鉴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记载了他们的胜败。
《息戍》说：
国家放弃朔方，西边军队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边境设亭障，派驻重兵守戍。虽有些外族部落屡次侵扰，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国家屯兵戍守的费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远从周朝就开始了，西汉的先零，东汉的烧当，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秃发，历代都侵犯我国，是国家的大患。各朝兴师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战争把中国拖累得疲惫不堪的，要以东汉一朝为最，当时费用常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汉孝安帝时期，羌人反叛达十四年，中国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永和(136～141)末年，又经历了七年对羌人的战争，费用达八十多亿。而到段纪明，一年用去五十四亿，才基本上将反叛的羌人剪灭干净。如今西北泾原、宁、秦凤、延四军的统帅，拥有守戍的兵卒十多万。一个兵每年的供给费用，不下二万，骑兵与杂兵，按中等计算，只总计供给费用，赏赐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万计算，每年费用为二十亿。自灵武停战撤兵以来，共计费用六百多亿，是以前朝代的几倍了。和平时期的屯兵守卫，尚且还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报，西北的守军也一天都不能撤去，这十万军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时候。国家用高利润来召募商人买进粟米，倾尽四方的物资，但无水漕的运输，靠人力拉运来的粮食物资，也不过能供应边陲几个郡的守军罢了。年成并不常是丰收的，而国家对边防军的供给是经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匮缺。倘若外敌乘我国饥荒，我国必须接济军队，而这些军粮给饷应当由关中地区提供，这样我们还没交战西部边陲就已困难危急了，这不值得考虑吗？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当今为计，不如征募壮年百姓当兵，依照唐代设置州府，就会大大减少军队数量。而今日边境地区虽有乡兵制度，但只在极边远的几个郡施行，那里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备外敌。估计京兆西北的几个郡，大郡户籍可能有十多万户，按中等家庭出半个人当兵计算，应可得到六七万兵卒。征收他们各种实物赋税而不要改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如赋名叫帛赋的就不改收五谷，畜养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杂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护为荣幸，会乐意登记户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推举有武艺者做什长、队正，盛秋时候按时检阅，经常演习就像敌人来了一样。用关内、河东的优秀士兵教练他们，全部撤消京师的禁卫军，严格选择守将，分开他们所统领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让他们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就不会使军权太大，而让他们有专制独立的决策权就会使将帅们更加勉励奋战，加强守备，熟悉形势，储备的粮食多，教练的士兵精锐，使外敌无机可乘，不战而惧。《兵志》所说的“不靠他们不来，靠我有了准备”，这便是国家取胜的方法吧？
尹洙又写了《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与上两篇合成《杂议》共计九篇奏上给朝廷。
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用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是由葛怀敏征辟，但更被韩琦赏识。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用夏竦做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任副职，仍用尹洙做经略判官。尹洙几次上疏论述战争，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的大臣商议边疆大事，并讲求本朝开宝(968～976)以前用兵作战的历史经验，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来加强对边疆的谋划。又请求裁并国内的栅亭堡垒，招募士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卖爵的令文。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的计策，夏竦提出了两条计策，命韩琦同尹洙上京奏给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进攻的计策，任命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赴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见。回到庆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尹洙因此派出庆州部将刘政的精锐部队几千人，赶赴镇戎军救援，还未到，敌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弹劾尹洙擅自发兵，尹洙被降职做濠州通判。当时舆论说任福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傅督战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诫任福，叫他保持镇定，不要冒险轻进。尹洙因为耿傅是一个文官，没有军事责任而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人冤枉，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
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级为直集贤院。他上奏说：
“汉文帝是个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贾谊议论当时的事情形势，还说可为此恸哭。汉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威严，但徐乐、严安还用陈胜灭秦国、六大臣篡夺晋王主权作为他的告诫。这两个皇帝不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强盗兴起。有人告诉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处治；有人说现在已将造反的人驱逐逮捕尽了，不必担忧，秦二世才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都起来叛乱，他周边亲近的大臣都隐瞒盗贼的数目，不将实情报告给他，有说盗贼很多的人，都受到诘难。这两位皇帝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庙社稷没几年就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国家的政治，与汉文帝时期比如何？在军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与汉武帝相比如何？我国的根本是仁义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爱民，诚然是秦、隋的万万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盗贼的形势。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来，边塞苦于频繁的骚扰，内地疲于远距离输送军粮。军队长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终会有人乘军队疲累时起来作乱。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这个时候，陛下应当夙夜不停地担忧警惕，以便防备事变和堵塞祸源。陛下向臣下请教咨询边疆的事，又能容纳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劳宽大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陛下。然而没听说您为社稷宗庙担忧，为国家危亡恐惧，这就是贱臣感到愤慨和愁闷不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命令经常更改，恩宠太滥，赏赐也没有节制。对这三点，应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动，并非有难以改变的情势。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势就会日益变坏。臣说陛下不为社稷宗庙担忧、不为国家危亡恐惧，就是因为这个。
“命令，是君主用来取得下属信任的东西。从前在民间，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会肃敬地看阅；如今则不是这样，而是互相私下议论，以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轻视。命令被轻视，那朝廷就没人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人进献忠心的谋划，陛下开始很听信；后又有一人阻扰，便改变了主意。忠心说话的人认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终，便很怀疑、否定自己的计谋，以为它没有益处，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坏处。
“爵禄的赏赐，是陛下所拥有的权柄。近来外戚、大臣以及读书士子，有人利用谒见的机会来谋求皇上的恩泽，这种从宫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禄恩泽叫作‘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落时，有时母后专制，有时后妃把持朝政，建树恩惠私植党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严的权柄来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内臣，应当与大臣们正式讨论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袭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们顺从这种现象，就会败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又会阻塞陛下仁德的声音。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声音，则又使威严的权柄被上级大臣轻视。而且公正不阿地为国尽力，是朝廷对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挠他们，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难啊。这就是恩宠太滥的弊病。
“赐予，是国家用来奖励功臣的手段。近年来，对妃嫔、伶官、太医之类，赐予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国库中的金银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积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爱惜，如今所存无几了。离宫廷遥远的人，诚然不会知道国库丰盈或匮缺的数量，只看到向民间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国库的储蓄不丰厚。臣也知道自从派军队守卫西疆，国家开支费用逐渐增加，国库的积蓄，未必都被赐予占用，然而下层民众不能一家一户地被晓谕，他们只会看着陛下的行为处事而被感召行动罢了。往年听说边疆将领王王圭，因奋力打仗被赏赐黄金，民众就无不高兴服从；有时看见唱戏跳舞的人得到的赏赐太丰厚，就往往会愤恨叹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这就是赐予不加节制的弊病。
“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谀奉承而不讲这些，一直拖到今日。当今不独四方外国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败但陛下不能觉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内部，再去改正外面边疆。然后忠心的计谋就会逐渐被进献，纲纪渐渐树立，国家费用逐渐充足，战士的心就会逐渐奋起。边境的祸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厌恶听忠言所以灭亡的教训，从远古学习汉代君主不忌讳讲国家危亡因此维持统治的经验，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让民众改变当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极了。”
宋仁宗赞许而采纳了他的意见。
尹洙改任太常丞、泾州知州。以右司谏、渭州知州身份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正遇上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遣刘沪、董士廉营建水洛城，以连通秦、渭一带的援兵。尹洙认为以前我军屡次被敌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这样不行，于是上奏请停建。当时郑戬已解除四路都总管职务，却上奏请求让刘沪仍旧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往代替他的职务，刘沪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将刘沪、董士廉逮捕交给官吏治罪。郑戬不断上奏请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终将尹洙调到庆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调任晋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书控告尹洙，皇帝下诏派御史刘前往审讯，没有发现其他罪错。但尹洙因为手下将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塞将官，从京城借高利贷作路费来上任，没有钱还债。尹洙爱惜他是个有用的人才，担心他会因犯法而撤职调走，曾借公费为他还债，结果又被认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贬官，降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认为是刘的奏文害了他。调任均州酒税监官，感染疾病，沿着送公文的路到南阳访求医生，后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嘉(1056～1063)年间，宰相韩琦为尹洙讲话，于是朝廷追认恢复他的旧官，并将他的儿子尹构录用做官。
尹洙为人内刚外和，博学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经过五代，文风柔弱。到宋初，柳开开始做古文，尹洙与穆修再发展这一文风。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从赵元昊叛乱，尹洙无时不在军队中，所以对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学说，阐述作战防守的胜败，全面论述了当时边疆战争的利与害。他又想训练当地民兵代替守军，以减少边疆军费，作为抵御外敌的长期政策，但都来不及实施，赵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调离并且被治罪
石奢传文言文翻译
翻译：
石奢，是楚昭王的国相，他为人刚强正直廉洁公正，既不阿谀逢迎，也不胆小避事。一次出行属县，恰逢途中有凶手杀人，他追捕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归来便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告诉昭王说：“杀人凶犯，是为臣的父亲。若以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这是不孝。
若废弃法度纵容犯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该当死罪。”昭王说：“你追捕凶犯而没抓获，不该论罪伏法，你还是去治理国事吧。”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父亲，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您赦免我的罪责，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则是为臣的职责。”于是石奢不听从楚王的命令，刎颈而死。
西汉·司马迁《史记·石奢传》原文：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本文节选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石奢传》，《循吏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
五人中，四位国相一位法官，都是居高权重的社稷之臣。其中，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作者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写出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也道出了作者倾心向往的理想的吏治蓝图。
司马迁为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作，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它代表了古代散文最高的成就。
司马迁之所以“忍辱求生”，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心血来创作《史记》是深受：源远流长的“世典周史”的光荣世系；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大汉强盛帝国的历史背景；李陵之祸的株连而遭受宫刑；聪明好学的先天条件；博览群书、漫游交往的自身行为等诸多外、内因条件影响的缘故。也正因此，《史记》创作自然而然成了司马迁的历史使命，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对应的翻译:
石奢，是楚昭王的国相，他为人刚强正直廉洁公正，既不阿谀逢迎，也不胆小避事。一次出行属县，恰逢途中有凶手杀人，他追捕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归来便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告诉昭王说：“杀人凶犯，是我的父亲。若以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这是不孝；若废弃法度纵容犯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该当死罪。”昭王说：“你追捕凶犯而没抓获，不该论罪伏法，你还是去治理国事吧。”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父亲，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您赦免我的罪责，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则是为臣的职责。”于是石奢不听从楚王的命令，自杀而死。